·顾 诚 先 生·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毛泽东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进行专政和镇压，被剥削阶级被迫起义进行反抗并推翻剥削阶级的历史。不管是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还是从被剥削阶级投降过来的、新的剥削阶级分子，也就是历史上的剥削阶级集体，为了巩固和强化自身的统治，他们用文字对剥削阶级的发展和统治进行记录、评述。在评述的时候，剥削阶级不得不对被剥削阶级也进行一定程度的记录与评述，并且对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专政和镇压的血腥作为进行百般的掩盖和美化，对被剥削阶级的正当诉求和英勇反抗进行百般的歪曲和丑化，这些文字后来就成为了所谓的官方历史。由于官史的记录者和审核者都身处剥削阶级，这显然只能被称作为剥削阶级的历史，并不能代表两个阶级共同的历史，是残缺的历史。
170年前，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是无产阶级觉醒、走向成熟的开始。后来，他们在进行广泛社会革命的同时，注意到了残缺的历史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现状与未来。于是从导师马克思开始，历史唯物主义被广泛地运用到了被剥削阶级的历史研究中，从而产生了大量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历史研究成果。诸如中国历史的分期、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等重要的历史内容，得到了被剥削阶级乃至全社会的重新发掘研究和认识，让历史逐渐显现出她的真正容貌。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以下简称《农战史》)和《南明史》就是这类作品中的杰出代表。顾诚就好比被剥削阶级的代理律师，《农战史》和《南明史》就好比顾诚为被剥削阶级起草的起诉状，顾诚在这起诉状中彻底揭露了剥削阶级犯下的累累血债，并列举大量确凿证据推翻了剥削阶级官方历史的歪曲事实和错误审判的卑鄙做法，还原了历史真相，为被剥削阶级的造反思想和作为伸张了正义，为正在遭受剥削与压迫的广大读者提供了可靠的历史经验教训与借鉴，是宝贵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明珠与财富。
《农战史》和《南明史》的主要内容
《农战史》和《南明史》记录的历史时段是从明末农民起义(1627年陕西农民首建义旗)到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被摧毁，其间共37年。两书各自成书，是因为该时段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标志就在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被吴三桂和满清贵族所击败后一蹶不振直至阵亡于九宫山，全国最大的农民政权随之土崩瓦解，随着满洲贵族入关并推行民族征服政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转化为了满洲贵族和汉族的民族矛盾。《农战史》主要记叙了明末农民起义反抗和推翻明王朝，是阶级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南明史》主要记叙的是农民阶级和汉族地主阶级在明朝宗室的旗帜下既斗争又联合，从斗争走向联合抗击满清贵族推行民族压迫制服政策，最后失败的事实。两本书合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著作，记录的是明朝的灭亡与清朝建立的历史。
·《南明史》·
·《明末农民战争史》·
顾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凭借一丝不苟的责任感和毫不动摇的惊人毅力，积10余年之功，独立完成了该时段历史事实的材料收集、整理、考证等研究工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该时段历史的研究工作，形成120余万字(《农战史》40万字，《南明史80万字》)著作。无论是著作本身，还是顾诚的研究、著书过程，都堪称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丰碑。
顾诚为完成这两本书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在《南明史》的代自序《我与明史》中写到“我在探讨明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除了细读清初几部有关‘流寇’的专著外，还广泛查阅了当时任职官员的文集、相关记载、档案和地方志，仅以地方志为例，凡事起义军到过的府、州、县志就查了1000多部。”除了翻阅所有史料，还要对重要史料进行摘录、校对、再次与原文进行比对，有的内容还要从其他史籍中寻找印证。有的地方志在北京查阅不到，顾诚还想办法多次到南京图书馆进行查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顾诚为写成这部著作，所记录下的史料就应该在1000万字以上，说是呕心沥血也不足为过。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顾诚的《农战史》和《南明史》就像齐天大圣手中斩妖除魔的金箍棒，对史学界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与纠正，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观点：
● 一、充分肯定明末农民起义的正当性和正确性，推翻了郭沫若等人将大顺政权的败亡归于脱离群众、蜕化变质，并依据客观史料对大顺政权败亡加以重新总结。
● 二、尊重各个势力的力量对比，“不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而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记叙南明史。
● 三、“强调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彪悍的满洲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
大 顺 军 失 败 的 原 因
大顺军是一支维护农民阶级利益，打击地主阶级利益的农民起义军队，推行的是对农民“三年免征”的革命政策。这样彻底的革命政策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为了解决军饷问题，大顺军势必辅以对地主阶级进行追赃助饷的策略，把国家财政负担从贫苦农民身上转加给官僚地主。为了让农民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军队在政治上翻身，不少罪大恶极的地主阶级头子还被大顺军枭首示众，有力打击了衣冠禽兽们的嚣张气焰，“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大顺军失败后，汉族的地主阶级出于对大顺军刻骨的阶级仇恨(如江西绅士曾益在1644年(明亡当年)写的《讨贼檄》：“掠我资，夺我产。”)，加之满洲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实属一丘之貉，这些反动派用手中的权柄和笔墨，对大顺军进行了百般的污蔑，暂时地完成了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历史审判!
而在后人评价大顺军的时候，许多人都只注意和借重这些反攻倒算的“历史史料”，没有对其加以甄别和比对，丝毫不重视被剥削阶级的历史，轻率地维持了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原判：刚刚推翻明王朝、朝气蓬勃的大顺军在短短的二十二天里便“急剧”腐化得不能打仗！
顾诚通过查证历史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大顺军的失败进行分析，发现：大顺军腐化的标准，应该是革命政策的转变——即对农民取消“三年免征”类似的轻徭薄赋的革命政策，或者停止对地主阶级的追赃助饷，改为保护地主阶级的土地、佃租和免税等特权，完成农民起义军领导力量向地主阶级统治力量的转变。
按照这个标准去检索大顺军在北京的二十二天，我们找不到任何的腐化迹象!
我们也必须承认，虽然大顺军曾经是封建时代的一支健康力量，但它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迟早会被地主阶级所篡夺，大顺军也迟早会完成真正腐化的转变，背叛自己曾经所属的阶级，向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投降，成为自己曾经打倒的阶级!
·李自成·
但是，在攻取北京的途中，以及在北京的二十二天里，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没有背叛农民阶级，始终没有向地主阶级投降过!从地主们记录的大顺军的“罪行”来看，大顺军在攻占北京，接收了大量明朝的官僚和将领后，依旧“在北京和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如罹汤火，人人自危，造成了树敌过多的局面。”也正是这一点，导致大顺军失去了所谓的“民心”：不过是明朝的降官降将们想投靠大顺军，以求保护自身利益而不得罢了!
农民从来都不比官僚地主们傻，当时的大顺军对时局非常清楚，他们深知自己与地主阶级是明确的敌对关系，所以李自成将攻取北京的军队分散到各个军事要地，用于监视各地的反动地主武装力量，以防生变。正是由于革命政策的延续，分散了大顺军主力的兵力，所以大顺军在接管山海关时没有派出精兵强将，给吴三桂反叛创造了客观条件。同时，也由于革命政策的延续，让吴三桂重新审视大顺军，逐渐走向大顺军的敌对面。其他已经投降的官僚地主和吴三桂一样，都对大顺军的革命政策不满，只是明朝灭亡后，暂时缺乏力量与大顺军抗衡，一旦时机到来，他们会和吴三桂一样反叛大顺军。
那么大顺军的另一个敌人——满洲贵族呢?多尔衮认为明亡后，“成败之判，在此一举”，率领满洲军队空国而来。在赢得山海关战役，攻占北京后，立即宣布：“只要归顺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凡属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
顾诚在此处评：“完全是一派全面复辟的景象。”
可以想见的，不仅仅是复辟，随着满洲贵族和吴三桂军队率领的“还乡团”抵达广大的大顺军政权地区，无数农民将重新陷于汉族反动地主的剥削压迫中，另外还将额外承受满洲贵族的剥削压迫，而这些血泪的历史，在剥削阶级的官方历史中能找到一个字吗!
相反，剥削阶级的官史中充满了对大顺军的污蔑，除了把官僚地主的心当做“民心”外，官史还说大顺军的将领和战士侵占百姓的利益，是骄奢的表现。后面这个说法其实和前面的偷换“民心”概念如出一辙，因为大顺军主要侵占的一直都是官僚地主的利益，不去侵占他们的利益，难道去侵占本就没有财产的广大贫雇农们吗?极少数的官僚地主、剥削阶级，能代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被剥削阶级吗?
事实是，山海关战役失败后，反叛大顺军的都是官僚地主，没有一起反叛是农民阶级发起的。顾诚对此是这样描述的：“明末清初，山西、畿南、山东、河南，到处狼烟滚滚，烽火遍地，反抗(明清)官府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更是数不胜数。”“在那样广阔的地区内，却没有出现过农民起来反抗大顺政权的事。”
如果大顺军真如官僚地主杜撰的“历史”所说，是腐化堕落、脱离群众，那么为什么在大顺军的广大统治范围内没有农民揭竿而起，推翻大顺军政权?是谁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他们的目的何在?
官僚地主作为剥削阶级，本来是不反对“以有道伐无道”的大顺军的，“有道”和“无道”的判别标准就在于：政权能否保护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明朝保护不了，地主阶级就寄希望于大顺军来保护，结果大顺军也没有及时予以保护，所以从官僚地主期盼中的“有道”变成了“无道”，只能转而投靠能保护他们的满洲贵族。官僚地主污蔑大顺军脱离群众、腐化堕落，难道不正是大顺军脱离了地主阶级，掠夺了他们的巨额财富，是偷偷地用地主阶级取代了人民群众的概念，给大顺军强加了本来就没有的罪名!镇压人民的人，人民的敌人，反而成了人民的代表，这难道不是历史中的阶级性吗?
归根结底，仍然是阶级的问题。大顺军维护了农民阶级的利益，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地主阶级要污蔑诽谤大顺军，而身处农民阶级立场的人，就一定会从历史事实中得出大顺军救民于水火的结论。
历史的真相是：大顺军在国家机器中吸收了大量的地主阶级分子，既没有及时转变政权领导力量的阶级立场，也没有及时地调整革命政策与策略，对满洲贵族力量的了解匮乏，以致于在关键战役中失去了主动权，后来又始终未能针对满清贵族入关调整革命政策，以致于遭到了满洲贵族和汉族反动地主的联合剿杀。
顾诚对此总结为：封建社会中的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即便是在狂飙骛起的革命高潮中，也不可能产生科学的思想武器，创造出有效的组织形式，用以镇压统治者的势力和保护自身利益。他们的胜利当中就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或者说隐藏着失败的因素。
打 破 农 民 的 局 限 性
如果把局限性庸俗地理解为静止的农民落后、僵化等唯心主义的观点，那么就不能正确理解农民。封建社会是私有制，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可以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而为了实现占有或者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他们就必须勤俭节约、吃苦耐劳，还要能挺过自然灾害、病痛的威胁。为了更快地完成生产资料的积累，他们还要善于经营，比如贩卖粮食、食盐等赚取差价，利用其他农民的经营不善，以其生产资料为抵押，放高利贷。这个过程就是地主的自然产生与农民的自然灭亡：虽然地主、农民的个体在发生变化，但是整个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相对固定的，也就是说地主永远都只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其中大地主可能只占百分之一二，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左右，现代社会称这个叫贫富两极分化，鲁迅称之为“吃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无时无处不在!农民对地主的反抗也无时无处不在!比如磨洋工、隐瞒自己的真实经济状况，乃至揭竿而起进行暴力革命，都是农民的反抗!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作为私有制中的所有者，只愿意均田，而不会想到共田。田，就是土地，实际上更包括房屋、牲畜、耕地工具等生产生活资料。农民只想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时候实现生产资料的再分配，必要的时候采取暴力的手段去实现这个目标，这就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成功后，由于私有制依然存在，其领导力量会逐渐被占有生产资料最多的群体所把持，他们亲身经历并见识了农民阶级的伟大力量，有的会吸取激发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少剥削的政策;有的则会不以为意、好大喜功，加重农民的负担，直到激起下一次的农民起义，封建历史概莫如此。
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坚定无产阶级专政，人类才可能走出治乱循环，建立起没有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真正平等、自由的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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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让被剥削压迫看不到希望的农民，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让曾经看似散沙、自私自利的他们积极参加革命，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进行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所以造成农民局限性的原因，不是农民这个职业，而是私有制的社会存在及巩固私有制的全部社会意识，是私有制塑造出了捍卫私有制的小生产农民，这才是小生产农民的局限。
是局限，就可以克服，克服的力量在联合生产。
《共产党宣言》的口号就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业时代，是从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来的，而只要改变所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管理地位，工厂就会成为联合生产的新基地。数千年来发展缓慢的中国农业具备西方工业时代先进生产方式的条件吗?中国的土地可以成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新战场吗?
答案是肯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就来自于私有制本身。由于两极分化严重，中国农民十分地贫穷，生产资料极度匮乏，特别是王朝末期，很多农民都失去了土地，大多数农民缺乏生产工具、牲畜，这就更需要对生产资料进行集中支配，以求发挥其最大生产力。比如十户农民，只有一头耕牛和少量的农具，他们不建立互助组织的话，耕牛和农具就只会被拥有者充分使用，其他农户就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农业产量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而且会扩大贫富差距。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了农业互助的形式，就有了联合的可能。一两年的互助，农民尝到了甜头，互助的范围就会扩大，有的农民会嘲笑、讥笑，但更多的农民会加入进来，联合的方式会更加深刻，从合作社到公社，公有制的基础和战场会逐渐巩固、扩大并升级。因为这种将一个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生产资料集中起来，按照集中的生产资料对劳动力分配劳动任务，既能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也能提高总的生产所得，同时也利于新技术、新机器的推广应用，进而促进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一旦生产资料和劳动实现了联合，那么可以促进生产力跨越发展的宏大基础设施工程也可以进行修建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投入到各项基础设施工程中去，更加巩固和加快现有生产力的发展，例如交通、水利等。当农业的基础打扎实后，剩余的劳动力必然会向工业转移，这需要与剩余劳动力规模相适应的规模市场支撑，有内需和外需。如前所述，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很大可以提升的空间，居住、教育、医疗、文艺、体育等等，都可以为急速扩张的工业提供庞大的市场。
所以，先进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落后生产力的观点是极为荒谬和错误的。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吗?先进的生产关系可以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而为了促进生产力飞速发展，也必须不断改进生产关系向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发展。
只有建立了广泛乃至全面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建立起广泛乃至全面的联合生产，人类才可能取得真正进步，彻底告别“吃人”的旧人间，如果只巩固和加强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只会导致两极分化，陷入不断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
即使大顺军没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做得好，但历史唯物主义者顾诚还是给予了李自成应得的，来自于被剥削阶级的崇高评价：
“李自成这位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牺牲了。他把一生献给了反对阶级压迫和满洲贵族民族征服的革命事业。在他领导下，受尽欺凌压榨的贫苦农民挺起了腰，抬起了头，向腐朽透顶的明王朝进行了勇猛的冲击，在广阔的土地上荡涤了官绅地主的污泥浊水，推翻了以朱由检为头子的明王朝。直到他牺牲时为止，他所领导的大顺军以大无畏的气概，独立地承担了抗清斗争的全部重任，为尔后二十年的抗清斗争揭开了序幕。以李自成为代表的明末起义农民们创建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光照史册，受到后世人们的景仰。”
谁 是 抗 清 的 主 力
正如地主阶级要掩盖和歪曲大顺军失败的真正原因一样，地主阶级在记录明末清初的抗清运动事实时，也进行了掩盖和歪曲：把本不是抗清主力的官僚地主说成是抗清主力，极力抹杀农民军在抗清运动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李自成败退北京，返回陕西后，满洲贵族派出西路军妄图沿山西陕北一线向南攻击消灭大顺军，南路军则负责南征偏安江南的朱姓弘光朝。由于大顺军积极向陕北集中兵力，并在怀庆之役中取得胜利，迫使满洲贵族命令南路军掉转方向，转为向西进攻潼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在这一年多期间，弘光朝未向北方清朝空虚的后方派遣一兵一卒收复失地，而是坐观大顺军孤军抵抗全部的满洲贵族和汉族投降军队，不仅目光短浅，更如顾诚所评：“朱由崧、马士英、史可法等弘光朝廷的决策人在清军主力西向，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兵力相当薄弱的时候，只是鼠目寸光地欣赏着清军代为讨平‘流寇’，自己却按兵不动，弃掷了进取山东、河北的良机。这不仅充分暴露了弘光朝廷仇视人民、认敌为友的反动本质，更重要的是给清廷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在大顺军被击溃以后，清军接着不费吹灰之力就摧毁了弘光朝。因为满洲贵族实行的“只要归顺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凡属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政策，是弘光朝绝大多数官僚地主所无法拒绝的诱惑：抗清，可能会人财两空；投降，人财两得。
所以绝大多数官僚和将领都选择了不抵抗、投降，而那些选择从容赴死的地主也只是为了博一个从一而终的“美名”罢了，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则选择了耻辱地活下去，积蓄力量准备下一阶段的抵抗，但这毕竟是汉族地主阶级中的少数分子。
弘光朝覆灭以后，南方的汉族地主逐渐和大顺军、大西军(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余部走向联合，这是由于南方的汉族地主除了海寇出身的郑芝龙家族之外，没有可战之兵了，只有借助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的军事力量维持政权，南明的政权都成了傀儡政权，大西军孙可望和郑成功两个实力派对南明政权的认知度都是基于自身实力的强大和南明政权的孱弱。即便是在这傀儡政权中，也充满了地主阶级内部为了争夺仅存利益的权力倾轧和消耗。
抗 清 运 动 的 失 败
满洲贵族颁布的招降政策成效显著，但是随着统治力量的扩张，满洲贵族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开始重新审视降臣降将，对他们的待遇进行削减，同时逐渐推行民族征服政策：在经济上“跑马圈地”，给予满族胜利者的优待;文化上推行剃发易服。三者都不同地打击、损害了汉族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利益，激起了他们的反抗，这些汉族官僚地主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斗争旗帜，包括南明朝廷和从清廷反正过来的官僚将领。
同时，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和郑成功部为了保存壮大自身力量，都选择了暂时归顺南明政权，南明政权没有实际的军事指挥权。具体体现在各部各自为战，从未有过跨地域的联合协同作战，例如李定国两次进兵广东，郑成功都只是虚应配合，没有实质的军事行动，导致收复广东的计划失败，使抗清运动从高潮走向低潮。原因就在于郑成功把闽粤两地看做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愿意李定国染指广东甚至福建。郑成功的这种军阀割据的思维，是明末各地势力所通具的。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维护自身的利益，从战友的手中抢夺胜利果实，抢不到就去破坏!说是盟友，其实与敌人又有什么区别!
鉴于此，顾诚总结到：“腐败透顶的明王朝自甲申(1644)以后，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立的能力，同气焰方张的清朝周旋了二十年，主要是靠曾被视作‘大逆不道’的‘流寇’和‘海贼’。没有这种大换血，朱明朝廷早就灰飞烟灭了。弘光在位一年期间奉行‘联虏平寇’方针，结果导致了自身的土崩瓦解，何况正是由于大顺军在山西、河南、陕西的抗清，拖住了清军主力，弘光朝廷才得以坐山观虎斗，偏安江左达一年之久。隆武朝廷肇建以后，由于民族矛盾上升改变了‘联虏平寇’政策，转而联合农民军余部共同抗清，但当国大臣对原农民军怀有极深的偏见，处处加以歧视和排斥，难以扭转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到永历后期，南明朝廷的‘嫡系’杂牌‘官军’死、降殆尽，原大西军余部肩负起抗清拥明的重任，取得了一系列彪炳史册的辉煌战果。永历朝廷凭借原大西军的支持才苟延残喘了若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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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明史》中，顾诚高度评价了坚决主张联合农民军抗清的堵胤锡和“两厥名王”、坚持抗清到底的名将李定国，肯定了孙可望经营云南贵州，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批评了孙可望、郑成功破坏联明抗清阵营力量的不当行为。对刘宗周、史可法、黄宗羲、何腾蛟、瞿式耜等封建官僚消极对待、破坏抗清运动的反动作为做了彻底的揭露与批判!同时还引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将清军屠城、抢掠等野蛮行径曝光，反映了满洲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反动透顶的丑恶面目，较高程度地还原了明末清初之际的历史风貌。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是治乱循环中乱世的基本特征，顾诚始终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对历史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描绘出了举重若轻、主次分明、条理清晰的历史脉络。特别是举出充足的史料证据，有力驳斥了反动派对农民起义的污蔑和诽谤，为农民起义的英雄们的历史丰碑擦去了一切脏水，焕发出了他们应有的光芒!
关 于 “卖国” 与 “汉奸”
“汉奸”这个群体历来是一个耻辱的定义和角色，如官史记录的南宋秦桧、明朝洪承畴、吴三桂、中华民国汪精卫等大汉奸，长期受到官史的唾骂。其实，不管是南宋还是明末清初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汉奸数量都是极大的，而且汉奸主要是以官僚地主资本家为主，翻译官、向导之流只能算汉奸的走狗，而广大的普通群众只是良民，他们能提供的情报和资源远不如汉奸的多和大。汉奸问题常常与爱国联系在一起，要弄清楚汉奸的由来，就必须弄清楚爱国的问题。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爱国，首先要把国家的问题讲清楚。国家是私有制的产物，是有阶级性的，所以，国家的象征就是政府，政府是专政和镇压的机器，政府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这个国家的主人就是哪个阶级。所以，自有国家开始，国家内就被鲜明地划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且剥削阶级始终是极少数，被剥削阶级始终是绝大多数，政府也始终是保护极少数人的利益，打击损害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比如奴隶制国家的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封建国家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现代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卖国行为作为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出卖本国某个阶级利益的行为。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就能出现四种卖国行为：
● 一、本国剥削阶级出卖本国剥削阶级利益;
● 二、本国剥削阶级出卖本国被剥削阶级利益;
● 三、本国被剥削阶级出卖本国剥削阶级利益;
● 四、被剥削阶级出卖本国被剥削阶级利益这四种情况。我们检索历史，可以发现被剥削阶级出卖本国两个阶级利益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且影响也远不如剥削阶级的影响巨大。
重点是本国剥削阶级出卖本国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利益两种情况。被整个剥削阶级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诸如秦桧、洪承畴、吴三桂、汪精卫等大汉奸，其实就是因为在出卖本国被剥削阶级同时，也出卖了本国剥削阶级的利益。
而数量更为庞大，没有出卖本国剥削阶级利益的汉奸，一直都躲在大汉奸身后，继续向外国侵略者出卖着本国被剥削阶级的利益。
明清之际，当清军兵锋所指，南明官僚将领的绝大多数都望风而降，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哪怕牺牲广大农民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而这些剥削阶级，至今未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以致于人民对他们难以辨析，只懂得把斗争矛头对准极个别的大汉奸，而忽视了隐藏在身边、对自身命运影响更大、也更狡诈的汉奸们。
这两部分汉奸基本构成了不爱国的、整个剥削阶级。
没有谁能够掩盖剥削阶级卖国的行为与动机：因为剥削阶级只爱他们自己，只爱剩余价值，哪个政府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他们就投降哪个政府。所以剥削阶级从来就不在乎哪个政府执政：明末的汉族地主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向满洲贵族投降;清末的满洲贵族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向八国联军投降;汪精卫为了保住沦陷区官僚资本家的既得利益，向日本投降。
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所以国家之间、政府之间、各国的剥削阶级之间，早就实现了对被剥削阶级专政的联合，他们之间的斗争不过是因为分赃不均。
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就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家和资本，已经开始了联合，也就是说资本家、资产阶级没有国界，他们是手牵手地一起在全世界范围剥削劳动人民。所谓的爱国、贸易战不过是内部的矛盾，这矛盾和他们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所以，南明最反动的官僚地主始终把农民军视为比满洲贵族更重要的敌人，满清始终把太平天国视为比八国联军更重要的敌人，国民党始终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比日军更重要的敌人…原因就在于阶级二字。
在剥削阶级看来，农民军、红军对剥削阶级的专政，远比外族入侵对劳动人民犯下的罪行更加不能接受。外国侵略者入侵不过是要强行进入本国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本国剥削阶级完全可以和外国侵略者联手，共同剥削劳动人民，就像慈禧说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样，指的就是剥削阶级的联合。要打破这种剥削阶级的联合，只有实行被剥削阶级的联合，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联合。也就是说，与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进程所相适应的，必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进程，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历史发展趋势。
所以，不讲阶级的国家与爱，是不存在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前提下，无产阶级要坚决地反对卖国行为。因为任何人的卖国行为，都会直接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在资产阶级或者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内，无产阶级要彻底揭露剥削阶级“爱国”和“卖国”行为的实质，要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剥削阶级联合压迫无产阶级的实质，讲清楚人民、地域概念的国家和政府之间的区别，不要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当成应当去爱的国，严格区分爱国和爱政府，无产阶级不要去爱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更不要沦为资产阶级争夺利益的炮灰。
我们可以预见，将来一定会再现许多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爱国”、“卖国”闹剧，无产阶级只需要冷静清醒地看待，巧妙地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纷争，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在资产阶级斗争的夹缝中发展壮大自己，积极地为两个阶级最后的决战做好充足的准备，就一定能够再次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历 史 的 价 值
顾诚在120万余字中，没有一句废话，没有引用一条没有用处的史料，所引史料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反复比对印证的，每条史料都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在具有如此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中，顾诚没有在书中采用过专业术语，始终贯穿著作都是平实明快、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叙述手法，即便是没有史学基础的人读来，也不会有任何障碍，让无产者为无产者的高歌猛进而拍手称快，为无产者的失败伤心不已，为反动派的野蛮腐朽怒发冲冠，对无产者和胜利者的失败、胜利原因认真总结。而这些，都会使顾诚与《农战史》、《南明史》一道，成为不朽。
顾诚自己也承认自己的个人能力有限。《农战史》和《南明史》中也难免会存在不足和缺陷，顾诚的观点和结论也不都是完全正确，比如某些民族主义的观点也值得批判，但那毕竟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不足，只要批判得正确，顾诚也肯定乐于接受和改正。作为读者的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顾诚的作品中汲取我们所缺乏和急需的思想精华，学习他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研究和分析历史，达到正确认清历史，让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能够更有经验。
回顾历史，剥削阶级认为历史是由奴隶主、地主创造，他们撰写的官史主角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创造。因为所有的财富都是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剥削阶级不过是依靠暴力和非暴力的手段，将财富据为己有，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制造者，他们穷奢极欲、反动透顶，怎么谈得上推动历史进步?
拿明末清初来说，明朝的腐败、农民的水生火热都是地主阶级的荒淫无度、残酷剥削造成的，对此只有极个别的地主有所反省，作为整个地主阶级，没有丝毫的警醒，不可逆转地不断堕落下去。而在这样黑暗的时刻，是劳动人民中最为杰出的英雄人物如高迎祥、李自成等首建义旗，公然打出了武装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正义旗帜!在劳动人民先锋队的带领下，曾经一盘散沙、“麻木”、“愚昧”的农民凝聚成了一条不可阻挡的洪流，他们把曾经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官僚地主和他们的头子皇帝老儿一脚打翻在地，建立起了保护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军政权，打开地主阶级囤积起来的巨大粮仓，把粮食分给最需要的饥民，把成千上万顷的良田分给无立锥之地的贫雇农，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安身立命，给了他们重新活下去的出路和希望。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这难道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所共同创造的?
一切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对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壮举深恶痛绝，并对其泼尽了脏水，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所以剥削阶级的统治时期里，社会总是处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的，所谓的“治世”通常是由于剥削阶级在刚刚过去的“乱世”中见识了劳动人民的巨大力量，才迫于压力不得不咬紧牙关，向劳动人民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剥削地位，而不是真的愿意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就连这一点少数的、微小的让步和妥协，也是出于劳动人民施加的压力，而不是剥削阶级的自愿，难道还能说历史不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那么他的命运就是反抗——要么消极地反抗，要么激烈的反抗，后者必然是历史的主流，此外没有第三条路走。因此，无产阶级的特质也必然是战斗，是理性的愤怒，无产阶级的历史应当是充满战斗性的，并且应该得到重新的评价。
正如鲁迅在《艺术论》中写到：
“无产阶级便开始来唱自己们的战斗之歌。一面将蕴蓄着充满一种生气的信念的东西，日见其多地住进那里面去。
……
又，在以毫不宽容的严峻，时或以同情之泪，来描写穷人们的生活，以无产者底热情，赤裸裸地来叙述在资本主义底工场的保护之下的自己和自己的腐烂了的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智识者之间，也还有堤堰存在。”
这是先觉者用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引导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文艺创作是与革命斗争发展所相适应的。比如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不朽的文艺作品，激励了无数的无产阶级战士向着反动阶级发起了视死如归、排山倒海的冲锋!激励了无数的无产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短时间内彻底变了模样，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
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告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进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革命的同时，也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革命，否则社会主义革命就很难得到巩固。这其中就包含了书写和研究无产阶级的历史，为历史上的无产阶级进行正名，让历史不再残缺!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样的正名其实仅仅是还原历史的事实真相，与剥削阶级反动派的掩盖歪曲污蔑诽谤被剥削阶级的卑劣做法有着天壤之别!这样的正名也不仅仅是为了还历史，还无产阶级一个公道，更是为将来的斗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展社会科学，提高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斗争水平，使必将发生的革命少走一段弯路，这也是顾诚《农战史》和《南明史》的光芒所在!
最后，我谨以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缅怀历史上反抗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与同志们共勉：
“首揭义旗的发难者死去了，但是发难者以自己的生命之火燃起了革命的火焰，这火焰引发着周围的一切可燃物，光照着革命的道路。世界冰封得太久了，突然崩裂的雪峰坍倒在刚刚燃烧的火焰上，初发的火焰被压下去了，但是它没有全部熄灭，狂风涌来，烟火再起，终于燃成了燎原之势。
仅在章邯击败陈胜的第二个年头，煊赫一时的秦王朝就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燃成了灰烬。虽然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限制，胜利的农民未能寻得合乎他们理想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还是摆脱了秦王朝极端残暴的反动统治。
以陈胜为首的反秦大起义，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时间最早的一次大规模人民起义。陈胜起义以后的一百三十六年，欧洲爆发了反对罗马帝国的斯巴达克斯奴隶大起义，这两次人民起义像两支永不熄灭的火炬，分别矗立在亚、欧大陆的土地上。反动派看见了它就心惊胆战，革命派则从中吸取着宝贵的斗争经验。马克思对斯巴达克斯及其领导的奴隶大起义作过崇高的评价。毛泽东对陈胜及其领导的大起义也给过很高的赞誉。
一切反动、腐朽的势力都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切反动、腐朽的势力在面临人民决死斗争的时候，都是要向革命力量进行最后挣扎的。革命力量要打败反动势力，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从来就是弯弯曲曲的，没有陈胜的战死，就没有秦二世的灭亡。历史车轮前进的时候，一个轮子压着反动派的尸骨，另一个轮子也压着革命者的遗体。没有革命先行者的流血牺牲，就没有历史进步的累累果实。“犯天下之险以首事者，未有不失败者也”，但是一切有宏大抱负的革命志士，为了铲除反革命的残暴统治，是不畏流血牺牲的。应该总结革命经验，讲究革命策略，尽量以较小的牺牲，取得较大的成果。但是革命的人民绝不会被反动派的屠刀吓倒，前赴后继，一往无前，不甘屈服于黑暗统治的顽强斗争精神，正是陈胜以来中国人民光辉的革命传统。
人民的历史应当歌颂一切为正义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他们是“铁胆天宫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他们应当受到人民的永恒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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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7年读到王景兴老师的《纪念顾诚先生：被皇汉误读的历史学家》，称顾诚的《农战史》和《南明史》为不朽的良史，觉得评价很高，加之自己对这段历史不够了解，故于去年年底至今年3月，于上下班轻轨途中仔细阅读了两本书，感慨收获颇多，遂记成此文，谨与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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