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今晚来到这里，感谢汪晖慷慨的介绍。我被要求简单讲讲两本书的基本背景，一本是关于《新的旧世界》(The New Old World)，一本是《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这两本书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两本书里，我试图将两种平时相互分离的对于当代政治的书写方式结合起来：一方面是研究国家之间关系的海量国际关系学文献，另一方面是聚焦于国别研究的政治科学，我的探索是将这两种不同的路径结合起来。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
《新的旧世界》
就欧盟的情况而言，我们要探讨的并不是纯粹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欧盟自身是一个准国家(quasi-state)，是一个有着超国家(super-state)制度的邦联。《新的旧世界》一半的篇幅是用来探讨欧盟制度的本质，另一半篇幅用来细致探讨在五十年代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德国、法国与意大利三个国家，它们构成了欧盟的核心。我也探讨了土耳其，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完成这本书之后，我试图采用同样的路径，进一步拓宽我的视野，于是我接下来致力的计划，其理念就是探讨欧洲之外的主要大国，它的结构大致如下：我将从美国以及对其不可或缺的中东盟友以色列开始，然后讨论俄罗斯、中国、巴西与印度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历史，但同时也要插入一个统一的理论结构，探讨当今的国际体系的形态。所以，我的基本想法是将国别研究与对国际体系的考察结合起来。但如果我要将这个计划写成一本书的话，它将会长得让人不可忍受。所以我就先写了一本关于印度的书，接下来是现在的这本，并不是全面覆盖美国的国内政治，而是仅仅聚焦于它的外交政策。我会在未来将其他材料整合起来。
下面，我不想讨论其他国家，而仅仅把欧盟和美国放在一起作一些探讨。对这两个分布在大西洋两岸的案例而言，最近的一个共同的历史转折点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对大西洋两岸的两个资本阵营都造成了沉重打击，它给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带来的震撼，到今天还没有被克服。在这两个案例中，金融危机的起源都是类似的，那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巨额的虚拟资本(fictive capital)——巨额的公司、私人与和国家债务的积聚。但是两个案例之间存在两个重要的差异：
第一个差异是，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我在此并不想展开讨论民族国家的本质，对今晚的讨论来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民族国家，是韦伯所说的“命运共同体”，就是它的成员拥有某种类似的身份认同以及某种被给定的命运。但欧盟并没有这样共同命运的假定。这就导致了以下不同的效应：尽管美国只有一半选民愿意投票，但他们仍有可能改变政府，因此美国的统治者们无法承受完全忽视被统治者状况的结果，他们至少要对社会中状况恶化的人群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而在欧盟，情况则完全不同。每个统治精英只是对自己国家的选民负责，并不对其他国家的选民及其命运负责。欧盟的顶层机构，比如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法院等，被有意地设计为与民主选举的压力相隔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这方面的理论家，他很清楚地预见到，并明确要求欧洲联邦不受自下而上的民主需求的影响，哈耶克认为这恰恰是它厉害的地方，因为民主压力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上的干预。因此，欧盟的情势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统治精英只对本国负责，不对外国负责;另一方面，欧盟顶层的超国家机构被设计成不对欧盟民众整体负责。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欧盟成员国在各个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新世纪以来，德国获得了压倒性的经济权力，进而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权力来摆布其他国家，就欧盟的政策而言，“德国世纪”已经是一个现实。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第二个差异是，2008年以来，欧盟不仅仅受到共同的金融危机的打击，其情况因其管理单一货币不当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而进一步恶化。单一的尺码并不适合所有人。单一货币本来就是按照德国的口味设计出来的，不适合其他国家，至少南欧国家因此受到巨大损害。危机发生之后，德国几乎是独断了南欧国家如希腊、葡萄牙乃至意大利的经济政策。这是欧洲的情况。在美国，不仅仅是有一种比欧元更正常的国家货币，而且这种货币是拥有巨大特权的、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储备货币。美国可以从全球借入资本来覆盖它自身的贸易赤字，同时很少会对自己造成损害。同时，它可以不断印钱，然后花掉，从而让自己摆脱经济危机，同时又不会受到将其视为资本安全港的金融市场的惩罚。2008年之后，美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使自己摆脱了衰退的泥潭;欧盟这边因为恐惧金融市场的报复，不敢采取同样的政策，欧盟自认为是一个更弱的经济体，于是他们决定采取的必要手段，是削减公共支出，向民众强加财政紧缩政策，而这进一步又恶化了经济状况。到最后，量化宽松在欧洲也变成不可避免的政策。先是日本步美国后尘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接下来欧盟也很勉强地采取了类似政策。但是，跟在美国一样，量化宽松并不是应对经济危机的长期解决之道。概括起来，危机的根源是，债务的积累阻却了从60-70年代以来不断下滑的增长，而解决方案是增加更多的债务，更多的虚拟资本，而结果是泡沫变得更大，极其宽松的金融政策并没有带来强劲的增长。
那么，政治上的反应是什么呢?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汪晖于2004年提出的关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政治”时代的诊断，在金融危机之后是否仍然成立?我们所看到的回应金融危机的常见政治方式，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现在已经成了对美国与欧盟政治建制的诅咒，在主流环境中很少能看到对民粹主义的好话。对于这种保守主义的、非历史化的探讨民粹主义的路径，我推荐的解药是一篇斗志昂扬、文笔上佳的文章，它的是一位意大利理论家马可·德拉莫(Marco D'Eramo)，他在文章里回顾了针对“人民”概念之敌意的历史，以及其当代发展。
那么，我们该如何界定民粹主义的本质呢?基本上可以说，民粹主义的概念基于两种力量之间的对立，一边是人民，一边是精英或者西班牙民粹主义者所说的“La casta”(种姓)——有权和有钱的人。为西方所周知的是，民粹主义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阿根廷人理论化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历史上阿根廷就出过像40-50年代庇隆主义这样的民粹主义现象。阿根廷人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写了两本书，一本是《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Hegemony and the Socialist Strategy)，另一本是《论民粹主义理性》(On the Populist Reason)。对拉克劳而言，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阶级话语，而是基于在人民和精英之间的简单的二元区分。当然，他强调，这两个范畴都是一种抽象，但是可以被用于动员，抓住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势力的抽象话语。民粹主义话语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区别在于，民粹主义并不能提供你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提供的那种社会分析。注意我们现在正置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不能说毛泽东的阶级概念排除了人民概念，毛泽东并没有将这两个范畴对立起来，但民粹主义则将二者对立起来。
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2014)
民粹主义的关键意识形态特征是什么呢?从最基本的层面，简而言之，就是它内在构成中固有的政治模糊性，尤其是它对人民和精英的二元区分，就是十分模糊和抽象的，它可以被用于截然相反的政治目的。左派或右派都可以利用它。在历史上，最初始的民粹主义者，是列宁所批判过的俄国民粹党人，但他们当然是那段时间俄国左翼知识分子中的进步和激进势力。但在二十世纪，有许多著名的民粹主义运动都是右翼的。比如说，法国50年代的布热德运动(Poujadism)，[1]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例子。
那么，今天的民粹主义又如何呢?今天在欧盟与美国的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反叛，但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本身，而只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欧盟与美国这两个地方，反叛呈现出了两个维度：一方面，它是对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的反应，也就是说，它反对的是全球化的商品流动，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但另一方面，它也针对劳动的全球流动，即反对移民。对欧洲与美国的民粹主义者而言，工资增长的停滞，生活水平的下降——在美国自从70年代以来工资增长就停滞了，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则是近来的现象——可以归罪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怪罪其他国家生产了满足市场的商品，从而抢走了本国的工作机会，但也可以怪罪移民，他们从外国来，抢走了本国人的工作。这两个都是被怪罪的对象。
欧洲有着丰富多样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法国有国民阵线，在英国有一个规模更小、组织也更松散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那就是英国独立党，但它在英国脱欧公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德国，就是德国选择党(AfD);更早一些时候，在意大利有个起到先锋作用的右翼民粹主义组织——北方联盟。左派方面，在西班牙有著名的政党“我们能”(Podemos)，希腊的政府也是一个左翼民粹主义政权。但最有力也最显著的民粹主义运动是意大利的五星运动(Movimento Cinque Stelle)，它在政治上有点模糊，但我相信它的左翼属性更多一点，它可能是唯一有可能组建政府的政治力量。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现象，首先是茶党运动，其次是特朗普。左翼的民粹主义运动首先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它打出了“我们是99%”的旗帜，要对付1%，这其实是经典的民粹主义口号，根本不能描绘事实，但起到了很大的动员作用;然后是左翼总统候选人桑德斯。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民粹主义都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叛。
“占领华尔街”运动
下一个问题是，左右派之间的力量对比究竟如何呢?在欧洲，一般现象是，右翼民粹主义更强一些。二者都诉诸工人阶级，诉诸普通人和穷人。为什么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通常会更强一些呢?因为右翼对于两个问题的回答更简单，也更清晰：第一是统一货币，这是自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来欧洲新自由主义支配的基本工具;第二是移民。右翼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简单，我们不要统一货币，不要欧盟;我们要停止接受移民。左翼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比较模糊和犹豫不决。没有左翼敢说，我们要废除统一货币。他们可能说，让我们设计出更好的统一货币，让我们在技术上解决既存问题，在未来将有更多的希望。街头的普通民众无法理解这种提议的技术细节，因此这种主张很难取悦于选民。在移民问题上，左翼政党天然地不喜欢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但他们对移民问题有答案吗?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总是非常模糊的：我们需要移民，但不是所有的移民，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普通民众很难理解这种模棱两可的立场。在这两个问题上，右翼的回答立场鲜明，因此具有选举优势。
而在民粹主义反对的新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力量对比又是如何呢?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形势仍然有利于新自由主义，差不多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为什么?决定欧盟政治的因素是恐惧，在美国则更复杂一些，但不会特别复杂。在这两个地方，大多数人都憎恶现状，他们不喜欢他们过去十五到二十年的状况，更不喜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但这种现状却通过选举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了承认，新自由主义政党一次又一次地当选。原因就在于，人们恐惧，如果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之外的其他路线，金融市场会发出警告，并作出无情的报复，情况会变得更糟糕、更悲惨。这正是希腊案例中的逻辑，即便希腊政府举办了一场公投，百分之六十人反对德国与布鲁塞尔强加的方案，但一周之后，这个举办公投的政府，却执行了他们所反对的方案，很少人抗议。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恐惧比仇恨更为强大。
但是，你也许会觉得，仅仅靠对移民的恐慌就能够推动右翼民粹主义上台是不可能的，因为与经济政策相比，大规模移民仍旧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因此，对移民的恐慌无法超越对经济崩盘的恐慌。而经济崩盘也是新自由主义拒绝承认的问题。
德国反移民示威游行
未来又将如何呢?经济危机在美国和英国仍然严重。政治精英们仍然经常被选上。精英阶层很清楚，民众对他们的憎恶与不信任与日俱增。因此，他们也异常紧张。所以，我最后想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民粹主义之后，是否还有什么新的政治?民粹主义是否穷尽了我们的政治视野?我们可以将目光转向两个新的现象。首先，年轻一代人的迅速激进化。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给桑德斯投票。桑德斯本人并不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政治领袖。在希拉里(安德森用克林顿夫人来指称希拉里——编者注)获得民主党候选人资格之后，桑德斯迅速向她投降。这让桑德斯的支持者们大失所望。这些年轻人抱着一个对未来美国总统代表的既有政治秩序彻底不信任的态度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在英国，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无能的(ineffectual)领导人科尔宾当选为工党领导人。这让人们感到非常意外。科尔宾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在这场第一次由每个工党党员直选领导人的选举中(equality vote)，科尔宾大获全胜。不仅如此，工党几乎所有的议员都对这个领导人表示不信任。他们觉得科尔宾过于理想主义，太过左倾，且毫无能力。因此，工党发起了第二次选举。在第二次选举中，科尔宾不仅仅获得了更大的多数票，还令工党这个垂死的政党几乎在一夜间变成了欧洲最大的政党。工党现在有50万党员，而18个月前，这个党的党员数还只是5万。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此，也许当下一次经济衰退到来时，会有一种更好的、重新政治化的政治出现。我们希望如此。
【本文是佩里·安德森教授于2016年10月26日晚在清华大学明理楼圆桌讨论会上的发言，收入《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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