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诞生了,在历经200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为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斗争风起云涌,无数革命先驱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与热血,共产主义学说的瑰丽花朵相继盛开在了俄国、中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里,世界各国人民为了反抗资本剥削与压迫的斗争,至今仍此起彼伏。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激流网特推出系列通俗化原著导读供大家学习。今天推出的是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恩格斯的导言)。这部著作写于1850年1月至11月。它最初的总标题为《从1848至1849年》,是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的专文。1895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单行本出版。恩格斯为之写了导言,并增添了第四章,即《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使这部书成为完整的著作。
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和指导了1848年至1849年欧洲革命运动。德国革命爆发时,马克思恩格斯正在巴黎,他们根据《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理结合德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即《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回到德国。6月1日他们创办了《新莱茵报》,这是宣传革命纲领、路线和策略的重要阵地。
1849年5月至7月,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各邦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制定革命行动计划,指示起义者必须建立政权,废除封建义务,发功农民参加革命斗争。恩格斯还奔赴战场,拿起武器,亲自参加和指挥普法尔茨和巴登的战斗。
马克思恩格斯因曾积极参加并领导德国的革命而遭到德国反动当局的迫害。1849年5月,马克思被迫离开德国,移居伦敦。这时各国的革命力量遭到残酷破坏,面对这种艰难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果敢精神,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获取新的力量,以迎接将来的斗争。
他们规定了这一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即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为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而斗争。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他们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作为宣传阵地。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而《法兰西阶级斗争》便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革命经验加以理论总结的典范。书中根据法国革命经验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历史必然性,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的术语,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而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注意了法国革命的经验。因为法国是近代历史上阶级斗争最典型的国家。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研究了法国的历史,而且还仔细考察了法国当时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把解剖法国作为他们学说的社会典型。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深刻地进行剖析,从而写出了他的光辉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
《法兰西阶级斗争》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初次以唯物史观来说明法国历史上这段重要时期,结果既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又以丰富的史实阐发了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阶级斗争和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理论。此外,在这方面使这部书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它提供了以唯物史观研究当前事变的典范。马克思由于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和具有对法国历史的渊博知识,在很难避免产生谬误的对于当前事变的研究中,得到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正确结论。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在总结法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综合考察当时法国社会“所有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一系列原理,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法兰西阶级斗争》是一部批判的、战斗的著作。书中对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论调作了深刻的批判,“对马克思以前的那一切喧闹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给了一个致命的打击”,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
文章主要内容
1、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
《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阴述自1848年至1851年间法国的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的观点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由于这条线索,才得以在当时复杂的事变中找出规律性,使各种事件的缘由、性质、发展脉络和成败转折的关键得到透彻的阐明。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是如何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的呢?
第一,马克思把法国的政治史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据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阶级斗争重心的转移划分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通过各阶段中各阶级的动态和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把1848年到1851年的法国历史划分成三个时期:二月时期(自1848年2月24日七月王朝被推翻至5月4日制宪议会开幕);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议会时期(自1848年5月4日至1849年5月28日立法议会开幕);宪制共和国时期或共和国建成时期或立法议会时期(自1849年5月28日至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这一分期,虽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才加以明确总结,但《法兰西阶级斗争》实际上已经依此叙述了,不过在时间上只叙述到1850年底。
在二月时期,以工人为骨干的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共和派联合进行了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当时各阶级之间的矛盾“还隐藏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的外壳下面”,但各阶级在斗争中的目的和态度迥然不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目的止于争取选举制度上的某种改革,要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以便与金融贵族分享政权,因而在斗争中妥协动摇,临危而退。工人群众则把推翻七月王朝视作推翻资本的统治。只是由于工人群众的坚决行动才取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并迫使资产阶级建立共和国。但是,资产阶级却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并进一步勾结金融贵族反对无产阶级。于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增长,终于导致3月17日和4月16日事件,马克思称这两次事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蕴蓄着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资产阶级共和派在这两次事件中曾经调集大军阴谋以暴力镇压工人运动,同时还施展了在人民群众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以致造谣中伤无产阶级的卑鄙伎俩,因而逐渐夺得了优势。结果在5月4日召开制宪议会之后建立起共和派的独占统治,于是结束了二月的“普遍联欢喜剧”。
在制宪议会时期,共和派的反革命进攻步步进逼,终于迫使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这次起义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英勇的工人群众在起义中面对着六倍于自己的优势敌军进行了坚持四天之久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但终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告失败。资产阶级伙同小资产阶级分子疯狂地镇压了起义,并在起义者的血泊上建立起“纯粹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专政”。至此,“正直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本质已经暴露无遗。然而,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共和派也经历了一个由胜而败的转折。共和派由于其阶级基础异常薄弱而不能长久制胜,其独占统治就很快由于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总统而被废除。
保皇派大资产阶级又改头换面重新执政,由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占优势的立法议会取代制宪议会而控制了政权。此后,共和派虽然对波拿巴和秩序党进行了几次斗争,但这只不过是失败后的挣扎而已。所以制宪议会时期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由得势到陷于失败的历史。
在立法议会时期,大资产阶级通过秩序党实行国会专政。此时阶级斗争的重心转移到了小资产阶舰民主派和秩序党之间。因为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派遭到失败后,就只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可以同大资产阶级较量了。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失败后,当大资产阶级意识到不再有一个敌对阶级的影子同他们对抗的时候,就开始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秩序党内部的两个集团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争吵不已,波拿巴则同秩序党进行角逐。但这种斗争丝毫不改变政权的阶级实质。秩序党的统治实质上是居于大资产阶级首脑地位的金融贵族的统治,而在波拿巴战胜立法议会后,金融贵族又公开掌权了。所以,立法议会时期的历史是小资产阶级失败而金融贵族得胜的历史。
上述过程经过了1848年6月无产阶级的失败和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的失败等几个急剧的转折,革命的阶级屡遭失败,一个比一个更反动的集团依次掌握政权。所以,马克思认为法国1848年的革命是沿着下降路线进行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以这一下降路线上几个重要标志作为各章的标题,来说明上述三个时期的历史。整个这一段历史“包合着各种矛盾情况的最复杂的混合”。但是,马克思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揭示得至今还无人超越过的那样周到”。
第二,把社会上的各个党派视为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表现。
法国当时的阶级斗争表现为变化多端的党派斗争。党派的繁多,阶级力量对比的迅速变化又使各党派经常重新组合,加以资产阶级极力以各种谎言掩盖阶级矛盾,这就使人不易看清各个党派的阶级实质。《法兰西阶级斗争》则揭穿了层层幕布,暴露了各党派的阶级实质。文中指出,七月王朝时期当权的奥尔良派是大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金融贵族的代表,而在复辟时期当权的正统派则是大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集团,即大地主的代表,在1848年6月起义后,这两个党派合流而成为秩序党。在二月革命后一度独占政权的共和派(又称国民报派,三色旗共和党,立法议会时期堕落成一个名为“宪法之友”的小派系)的阶级基础是中等工业资产阶级。曾经尾随共和派的民主派(又称改革报派,1849年后的“新山岳党”)则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尚未组成独立政党,它的各种革命组织当时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而冒名为工人阶级领袖的路易·勃朗等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第三,在各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中,在社会经济条件中探求各阶级的特性和阶级斗争结局的根源。
1848年革命时期法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特点是:金融事业、投机生意、高利贷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债的息金是投机生意的重要对象。资本主义的工业虽有快速的发展,但其发展水平仍比较低下,在国民经济中并不占据统治地位,而小生产(尤其在农业经济中)占有优势。这样的经济条件在二月革命中曾赋予工业资产阶级一定的革命性。然而当群众运动高涨时,他们却临危而退,竭力以改革避免革命,而当革命胜利后,他们从一开始起就背叛了工人阶级,转身去依附于金融贵族,成为反革命的力量。这样,它在此后同金融贵族的斗争中必然失去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的支持,注定要失败。
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后者的地位既然很弱小,前者也同样发展有限。工业无产阶级主要集中于几个工业中心,而在法国外省各地别“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因此,无产阶级在当时还未处于“全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枢”的地位,尚不能团结广大中间阶层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时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所以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往往抱着幻想跟随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前进,因此它在1848年革命中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中间地位的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为挽救自已的生存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也必然失败。
同上述各阶级不同,大资产阶级中的金融贵族集团的地位则相当稳固,它是资产阶级的靠山和首脑。它在革命时期虽然几经波折,但最终又重掌大权。这种现象的根源正在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中。
第四,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说明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动力。无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本身就是消灭任何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法兰西阶级斗争》通过对各阶级的分析充分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争得了资产阶级的君主国,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他们又将为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但是,马克思在阐发不断革命的思想时强调,无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止于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以之为工具把阶级斗争一直进行到完全消灭阶级为止。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这些最重要的思想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都得到了具体的全面的论述。
2、内容梳理
《法兰西阶级斗争》由“恩格斯的导言”和“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和“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等四章构成。
(1)恩格斯的导言
“恩格斯的导言”是恩格斯一生所写的最后一篇重要政治论文,它对十九世纪末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作了精辟的论述,因此它是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主要阐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研究社会历史一定要从研究社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政治事件,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恩格斯指出,在分析当前发生的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最终的经济原因的,因为总不能在事件本身的进程中得到当时时期经济史的明确概念,只有在事件本身过去之后才能得到。因此,在分析当前的事件时,不得不把在事件以前形成的经济状况当作固定因素来使用。这种情况迫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各个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成是这些阶级和阶层的利益的代表者。马克思的天才正表现在这里,他很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从而写出了1848年至1850年法国革命的真正科学的历史。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时间问题。
当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准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时,马克思便认为两个阶级的伟大决战已经开始,以1848年革命为起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取得胜利。但是,历史发展证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要经过较长的时间,认为短期内一举成功,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恩格斯认为,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日期的估计是不对的。在1848年,“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1848年,资本主义生产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发展时期。这时尽管无产阶级在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等方面都与日俱增,但是在1848年时要以简单的突然袭击的方式来达到改造社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途径和手段问题。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经受了反对《非常法》斗争的锻炼,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公开活动后,在1897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二百多万张选票,五十七个议席。但是,这些胜利却使党的某些领导人产生了对议会斗争、合法斗争的幻想,机会主义滋长起来。
在新的形势下,工人阶级应当用什么手段来夺取政权?恩格斯在导言中,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利用普选权,采用新的牛争方式,给予了正确的评价。他认为,第一,在新的形势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尽量利用普选权和一切合法手段进行斗争,这种新的斗争手段具有重要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歧。但是必须防止迷恋合法斗争、幻想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倾向的滋长。第二,根据武器技术的发展情况,只要军队的多数没有转向社会民主党,武装起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街垒战的时代已经过去,少数自觉的人带领多数不自觉的群众进行突然袭击的革命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
恩格斯的这篇导言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在这时期的策略思想,其革命思想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必须和怎样为最后的决战作好准备。
(2)1848年的六月失败
本章主要是阐明自1848年二月革命至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这段时间的历史。在这一章中马克思着重阐明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巴黎二月革命的原因、性质和意义。
马克思根据他的唯物主义史观,从经济状况出发阐明了二月革命的原因。马克思指出,在欧洲发生的两个严重的经济事件(即1845年和1846年发生的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欠收,以及1847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法国,使法国的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导致大量工人失业)是加速法国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严重的经济危机加深了法国的阶级矛盾,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革命已成为不可避免了。1848年2月22日,巴黎人民拿起了武器,推翻了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人民起义取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认为,巴黎二月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资产阶级,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无产阶级,他们是二月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推动了革命的步步深入,影响了整个革命进程,丰富了革命内容。所以,二月革命要比1789年革命和1830年革命深刻得多。
马克思认为,二月革命是一次漂亮的革命。它是具有全欧影响的革命。从柏林到布达佩斯、从米兰到布加勒斯特,到处都掀起了波阑壮阔的革命运动和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二月革命得到了全欧洲进步人士的极大赞赏和拥护。
第二,临时政府及其政策。
马克思说:“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这些党派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重要的职位都被资产阶级所窃取。所以,这个政府的资产阶级实质表现得十分明显。临时政府不容许无产阶级分享胜利果实,从而引起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2月25日,共产主义者拉斯拜尔率领工人代表团来到临时政府,强热要求成立共和国。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临时政府不得不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即法国历史上的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天真”地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工人所主张的社会共和国是从解决工人疾苦的角度提出来的。他们主张通过组织劳动、实现劳动权来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占有生产资料、消灭雇佣劳动,才能彻底地解决劳动权,因此他们没有提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要求。这样一来,他们所希望的共和国不是无产阶阶的社会共和国,而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它“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罢了”。资产阶级窃取了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后,一方面对无产阶级实行了狡猾的欺骗手段,另一方面则聚集力量,准备进攻无产阶级。他们建立了一支武装力量——别动队。这支别动队成了反对无产阶级的主要支柱。临时政府为了分化无产阶级。企图组织第二支无产者反对自己的武装。为此临时政府于2月25日颁布了开办国家工场的法令。国家工场实行军事编制,给工人们安排了单调笨重的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国家工场,“在这个响亮名称的后面不过是以二十三苏的工资雇用工人去做枯燥、单调和效率极低的土工罢了”。同时,资产阶级还利用国家工场来挑拨工农之间的关系。
第三,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原因、性质、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6月22日,巴黎官方报纸《总汇通报》刊载了政府解散国家工场的法令。这个法令公布之后,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无比愤怒。他们抗议解散国家工场,但是遭到政府的拒绝。无产阶级被逼得走投无路,“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做了回答——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斗争”。这次起义从6月22日至26日,共进行了五天,最后无产阶级失败了。马克思说:“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外,其基本原因无产阶级在当时还没有获得革命胜利的成熟条件。列宁说过,“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在1848年还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废除资本主义的程度。这时法国的生产力还未达到高度的发展,无产阶级发展的还不够成熟。“充分发展的现代形式的、登峰造极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还不是普遍现象”。此外,巴黎无产阶级没有以革命的理论和正确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无产阶级的孤立无援,也是六月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无产阶级的斗争史上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六月起义是世界近代史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伟大的决战,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尝试。“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
(3)1849年6月13日
本章主要阐述六月起义失败至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失败这一时期的历史,也是阐明法国革命沿着下降路线进行的历史。六月起义被镇压,巩固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卡芬雅克一上台,便立即取消了在二月革命中人民群众所争取的一切革命成果。他们取消了出版自由,审讯和镇压六月起义的参加者,迫害拒不缴纳四十五生丁附加税的农民。为了从法律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共和国派于1848年11月通过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马克思在分析这部宪法的实质时指出:“这个文件从头到尾是一大套掩饰极其奸诈意图的漂亮话。……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根据宪法,1848年12月10日,议会进行了总统选举。选举结果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总统。野心家路易·波拿巴巧妙地利用宪法规定总统的无限权力扼杀了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专政也随着十二月十日波拿巴的当选而告终结。
本章大体上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说明了六月起义失败后的阶级斗争形势。共和派的得胜导致制宪议会时期共和派的独占就治。
第二部分说明了共和派在制宪议会前半期(自六月起义后至1848年12月总统选举)的统治。制宪议会的种种反动措施既打击了无产阶级也损害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惊愕地认识到,它把工人击溃之后,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那些债权人的掌握中了。”于是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起而反抗共和派和大资产阶级。共和派则采取了迎合大资产阶级而牺牲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马克思所说,当共和派感党到自己立足稳固时,它马上就把过去的盟友小资产阶级抛弃,而慌忙跑去投靠大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在各阶级间就形成了一种仿佛势均力敌的局面:无产阶级的斗争暂时失败,共和派完全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大资产阶级在遭受二月革命的打击后刚刚抬头尚有所忌惮,广大农民憎恶共和派而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似乎代表了过去革命传统的某个人物身上。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就创造了一些条件使得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平庸人物在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马克思对12月10日事件的分析是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具体历史事件的典范,在这一章里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三部分阐述制宪议会后半期(共和国建成时期)的历史。这段时期贯穿着共和派的制宪议会同代表秩序党的巴罗内阁之间的斗争。其根源在于工业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利害矛盾。这两者在共和国建立和建成的两个阶段上势必处于不同的地位。工业资产阶级主张共和制,大资产阶级则拥护君主立宪制,前者在利用群众斗争建立共和之后必然暂时当权,然而一俟共和确立后它便失去群众基础,政权逐渐落入势力雄厚的大资产阶级之手。所以制宪议会后半期的历史以“1月29日事件”(制宪议会通过解散自身的提案),“3月21日事件”(制宪议会通过关于废止结社权的提案),“5月11日事件”(制宪议会默许了波拿巴政府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标志了共和派的彻底失败。
第四部分阐述立法议会开幕前后的阶级斗争形势和6月13日事件。立法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幕。此时阶级力量的对比有了新的变化,秩序党日益取得优势因而在立法议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联合组成新山岳党。在共和派失败后,新山岳党与秩序党之间的斗争便突出起来,结果导致6月13日事件(新山岳党维护宪法的和平示威运动)。这个事件既是小资产阶级失败的标志,也是大资产阶级胜利的标志。
这一章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例如,在揭露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质时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完满统治形式”,又如在分析俱乐部(当时多系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据点)的性质时,进一步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特别是在提到宪法中把原有的“劳动权”条款改变成“享受社会救济权”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关于社会经济改造的著名公式:“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马克思指由,除此而外如果想依靠资产阶级实现劳动权,那便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恩格斯在“导言”中曾提及这一区别于一切机会主义的公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一章的中心问题是对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特性的分析。自六月起义后在整个制宪议会存在期间都贯穿着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这一时期小资产阶叙的特性表现得异常突出。而6月13日事件更是小资产阶级的典型而纯粹的表现。所以马克思就以这一事件为本章的标题。
法国当时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由于无产阶级尚不成熟和小生产的地位而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月革命时,它是革命的动力,是共和派的附属物。在二月革命后,它又成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保镖”和镇压六月起义的帮凶。然而在六月起义后,它却成了共和派和大资产阶级的牺性品。马克思通过这一过程深刻地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以及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他指出,法国当时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使它在斗争中处于左右摇摆自相矛盾的状态。它想“把资产阶级的势力粉碎,同时却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是让它在远景中出现;把无产阶级拿来利用,但是不让它成为危险的东西。”所以它拥护共和派的“正直共和国”而反对无产阶级,并且在镇压六月起义中表现了它的狂热性。但是,它却认识不到,当它拥护共和国时,只不过是捍卫着一个理想的形式,而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正是大资产阶级即它的倩权人和敌人;当它反对无产阶级的时候,正是在反对自己的盟友和真正的群众支柱。小资产阶级既然失去了自己的支柱,加上本身的软弱性,因而在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然限于“纯粹理性的范围内”,以宪法条文为据在国会里进行空洞的论争和举行非暴力的和平的示威游行,结果当然是失败。
小资产阶级的出路究竟何在?这是马克思从小资产阶级的处境和经历中引申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三章里得到了回答。
(4)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
本章主要阐述了立法议会时期的历史。在这一章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6月13日事件的始末,秩序党击败山岳党之后的独裁统治,秩序党与波拿巴之间的斗争,以及这两派面对群众的反抗再度勾结并以废除普选权的反动措施报复了新山岳党的选举胜利。
1849年春,法国掀起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4月初,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盟发表了纲领,组成了新山岳派。它的纲领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纲领。1849年5月,立法议会举行选举时,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派联合形成了秩序党。在这次选举中,秩序党获胜,但成绩较大的是新山岳党。选举后,新山岳党在立法议会中就成了一支能与秩序党相抗衡的新力量。1849年5月28日,立法议会开幕。秩序党和新山岳党展开了激烈斗争,新山岳党人在议会中提出了弹幼秩序党的意见书,建议把总统和部长们提交法庭审判。议会断然拒绝了这个提案。新山岳党人在议会内遭到失败后,决定把斗争转移到议会之外,于6月13日组织群众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结果遭到秩序党反革命暴力的镇压,新山岳党人失败了。
新山岳党人被击溃后,秩序党更是大权独揽。他们对法国的民主力量进行彻底的摧残和压害,实行了一系列镇压人民的法令。这时,在法国变成了秩序党与波拿巴派共同统治的警察国家。随着法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秩序党和路易·波拿巴之间斗争尖锐起来。路易·波拿巴为了击败秩序党,他特别重视抓军队,控制军权。为此,于1851年1月撤换了秩序党人巴黎驻军司令尚加尔涅的职务,军权转移到波拿巴手中。
本章大体上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阐明立法议会第一时期(1849年5月28日至6月13日)的历史,讲述了6月13日事件的源由。这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斗争是秩序党与新山岳党的斗争。
第二部分阐明立法议会第二时期(6月13日至11月1日)即秩序党独裁时期的历史。秩序党在战胜了新山岳党之后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公开暴露出其保皇派的面目。
第三部分阐明立法议会第三时期(11月1日至1850年3月20日)的历史。当秩序党全权在握时,促使它团结的因素也就消失了,于是秩序党的内争及其与波拿巴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这种斗争的根源在于大资产阶级的两个不同阶层——金融贵族和大地主之间的利害矛盾。斗争结果,波拿巴获胜,金融贵族的奥普尔内阁代替了秩序党的巴罗内阁。此后金融贵族的愈益反动的统治激起了广大的中间阶层的反抗,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再度与无产阶级的代表团结起来,结果在3月10日立法议会的补缺选举中赢得了胜利。
第四部分阐明立法议会解体时期的历史(1850年3月10日以后)。秩序党与波拿巴面对着群众的反抗也再度勾结并以废止普选权的反动措施报复了新山岳党的选举胜利。马克思通过这样的线索阐明了6月13日事件的后果,即金融肯族统治的确立和人民群众反抗的增强。
这一章的中心问题是论述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同时结合这一中心问题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不间断的革命”等重要原理。
法国阶级斗争的史实为马克思的工农联盟思想提供了历史根据。在秩序党专政统治时期,法国农民的处境在苛税和暴政下日益恶化的事实表明:第一,“农民所受为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制和高利贷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一种符咒,它至今还使农民遭受资本支配”。第二,“奥普尔通令”“取蹄学校教育法”“取蹄自治局长法案”“军令”等等反动法案无不是针对农民阶级的。因此,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农民阶级的社会地位也同无产阶级一样得不到任何根本的改善。“只有资本的倾覆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终结它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就是说农民必须“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周围”。
但是,马克思进一步谈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与形形色色冒牌“社会主义”划清界线而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周围。因为其他一切“社会主义”,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抑或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都具备两个特点:一是“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即服从于自身狭隘的阶级利盆所要求的那个阶段,超过此阶段则反对革命。二是抹杀阶级斗争,或者直接为了粉饰资本主义而抹杀阶叙斗争;或者“幻想借一些细小伎俩和巨大伤感事件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斗争”。同这种“社会主义”根本对立,革命的社会主义“则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依赖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一切适应于这些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变革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5)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在这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说明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得胜的经济原因,经济繁荣是反动统治加强的动力;废除普选权是反动统治的标志;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准备与完成是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必然结果。
从1849—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对于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指出1849年和1850年达到的工业繁荣,乃是法国反动统治加强的动力。这时法国的真正统治者是金融贵族集团和工业巨头。他们凭借着经济的实力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了反革命的军事独裁,把国家的军事警察官僚机构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得出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他指出,英法等国的经济繁荣表明当时的生产方式还有发展的余地,革命不会当生产力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迅速发展的时候发生,“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国家的军事瞥察官僚机构的发展,秩序党和路易·波拿巴深感普选权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们非常害怕普选权会影响1852年的共和国总统选举和立法议会的选举,于是便取消了普选权,剥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选举权力。
当路易·波拿巴在各方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便决定发动政变。于1851年12月1日深夜进行。路易·波拿巴调集了七万多军队,占据了巴黎的重要据点,逮捕了秩序党的领导人和共和派的著名活动家。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
后来,恩格斯在本书的《导言》中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和他关于普选权的论断。恩格斯为了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而强调了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但他同时也强调,资产阶级的普选制不会给无产阶级提供“更多的东西”,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的斗争只不过是革命决战前的准备而已。
现实意义: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法兰西阶级斗争》贯彻着最坚决和最彻底的革命精种。书中以热情奔放的语言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阐述了“革命死了,革命万岁!”“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不间断的革命”的思想,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革命的观点和态度。所以,可以说《法兰西阶级斗争》是一首革命的赞歌。
《法兰西阶级斗争》所贯彻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现在对于革命的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上。马克思结合1848年法国革命的史实说明,革命虽遭失败,但其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却是不朽的。1848年的法国革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尚不能摆脱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当时无产阶级跟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抱着与资产阶级并肩求得解放的种种幻想、概念和方案而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继承了1793年的山岳党的衣钵,农民徒劳地想保守着先前的革命果实而寄托希望于拿破仑身上。但是革命时期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打破了这个局面。革命的进程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反动面目,使小资产阶级特别是长期处于保守状态的农民阶级倾向于无产阶级;打破了无产阶级的幻想,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可见,只有革命斗争的实践才能使旧革命传统的残余归于破产,并为未来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
《法兰西阶级斗争》的革命精神,还表现在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上。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不可战胜的,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绝不会陷于灭亡,一次革命失败了,新的革命必将随之而来。他写道:“资产阶级的统治……由于眼前经常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而决不调和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不免要立刻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恐怖政治。”这种恐怖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危机又必然引起新的革命。然而,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艰苦曲折的过程中发展的,这种发展“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的和坚强的反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在和这个敌人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党。”这样的党,即马克思主义的党,便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法兰西阶级斗争》的革命精神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不间断革命的思想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内把阶级斗争坚持进行到阶级完全消灭为止。这一思想,表明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上述的革命精神使《法兰西阶级斗争》具有了极大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最后,应当指出,《法兰西阶级斗争》在分析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思想,这一思想已不符合后来的历史条件。此外,书中对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的估计偏高,因而对于再次革命来临的日期的判断也偏早。恩格斯在《导言》中曾提及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并说这是本书唯一值得修改的地方(在本书第四章里已经做了修改)。
但是,即使在这类“错误”中,仍然充满着坚决的革命精神而截然区别于机会主义者对革命所持的指责和诋毁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说:“……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
列宁的这句话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的革命精神。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的豪言壮语。
我们则要高呼: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情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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