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帝国主义——全球化的生产、超级剥削和资本主义危机》
：John Smith
翻译：激流网志愿者
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目录：
1. 商品全球化The Global Commodity
2. 生产全球化：外包Outsourcing, or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3. 外包关系的两种形式The Two Forms of the Outsourcing Relationship
4.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为主力Southern Labor, Peripheral No Longer
5.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工资趋势 Global Wage Trends in the Neoliberal Era
6. 购买力的异常和生产力的悖论 The Purchasing Power Anomaly and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7. 套利全球劳动力：全球化生产的主要驱动力 Global Labor Arbitrage: The Key Driver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8. 帝国主义和劳动价值论 Imperialism and the Law of Value
9. GDP幻象 The GDP Illusion
10. 条条道路通危机 All Roads Lead into the Crisis
1.商品全球化
2013年4月24日,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北部工业区萨瓦尔镇，一栋八层建筑物倒塌。这栋楼里有数个服装厂、一家银行和一些商店。事故导致1133名服装工人死亡，2500人受伤, 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伤事故之一2。 制衣厂所属的巨头公司只想把自己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他们拒绝改善工人低廉的工资、恶劣的生活，拒绝对危险的工作条件负任何责任。而他们的产品却完全依赖这些工人的劳动。此举令服装工人倍感悲痛、愤怒, 他们对正义的要求获得了世界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声援。更令人愤慨的是, 就在出事前一天, 墙体上已经发现了裂缝, 检查人员疏散了人员, 并建议关闭整栋大楼。第二天早上, 一家银行和一楼的商店听从了这个建议, 但数以千计的服装工人却被勒令回去工作, 否则将面临解雇。当非法安装在顶层的发电机启动时, 大楼倒塌。国际工会联合会工业秘书长，于尔基·雷纳(Jyrki Raina)称它为 "大规模工业屠杀"。
4·24孟加拉塌楼事故 图片来源见水印
制衣工人们悲惨的遭遇和现实的困境像冲击波一样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全国各地数百万的制衣工人走上街头表达抗议，这场灾难立即成为了头条新闻。同时作为消费者的制衣工人没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却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拉纳大厦的倒塌就像一束强烈的x光，照亮了全球经济的内部结构，揭示了一个被刻意忽视的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它的良好运转取决于对生产消费品和中间投入品的这些低工资国家的工人的极端剥削。 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孟加拉国的贫困问题上，即使在2013年11月加薪77%之后，世界上任何主要出口国的最低工资水平都是如此。就在五个月前，Tazreen时装公司的一场火灾夺去了112名工人的生命，他们被困在门窗紧闭，窗户还被铁栏封死的厂房中，工作到深夜。政府对工会进行暴力镇压，工会活动人士经常被列入黑名单、被殴打、并被任意逮捕。此外，孟加拉国的工厂主、政客和警察局长也互相勾结，没有一个服装制造业工厂主因违反卫生和安全法而被定罪3。服装行业是“买方驱动商品链的典型例子……全球买家决定要生产什么，在哪里、由谁、以什么价格生产。”4因此，孟加拉国的服装工业成为资本主义政府在南方国家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战略的缩影。正如英国工会联盟(British Trades Union Congress)秘书长弗朗西斯•奥格雷迪(Frances o’Grady)在回应拉纳大厦倒塌事故时说的那样：“这一惊人的生命损失证明，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工作条件比孟加拉更差了。”5
不能维持温饱的工资，可能吞噬生命的工厂，散发着恶臭的贫民窟，这种以孟加拉国为典型代表的生存环境是数以亿计南方国家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有了这种残酷的剥削才能维持剩余价值的存在从而获得利润，并喂养了那些过度消费的帝国主义国家。孟加拉国还处于资本主义对劳动和自然的残酷剥削而导致的“气候变化”这样一个灾难性后果中，更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孟加拉国大部分地区地势低洼，随着海平面上升和季风的活跃性增强，农田正越来越多地被海水淹没，海岸线向城市逼近的速度越来越快。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人口在过去20年翻了一番，现在已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城市之一，每年的人口增长超过60万。6对淡水的过度开采使达卡的含水层日益枯竭，更糟糕的是它们正处于海水污染的威胁中。更严重的问题是，达卡处于地震多发带，地震学家警告说7.5级的地震会将整个达卡变为废墟，8万幢建筑将会遭受和拉纳大厦同样的结局。预估的破坏程度如此严重，因为达卡多沼泽，在混乱和盲目向高扩张的大多数建筑物采用了和拉纳大厦一样的建筑标准，结果就像拉纳大厦那样‘豆腐渣’7。在计算孟加拉国的GDP时，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不良后果都没有算在内，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并且由工人、农民以及自然环境来承担。他们付出代价，但是谁获利?在孟加拉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他们又获益多少?而这个过程给帝国主义带来多少资本积累呢?
许多评论家将发生灾难的塔兹琳(Tazreen)时装公司和拉纳大厦与欧美一个世纪以前众所周知的灾难做类比，认为通过民众对近期悲剧事件的持续发声，可以迫使孟加拉的服装厂主们规范自己的行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艾米•卡兹明(Amy Kazmin)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在全球范围内，工业灾难已被证明是推动变革的有效催化剂。纽约1911年的三角内衣厂火灾，由于消防出口被锁死，导致146名制衣工人(大部分是女性)死亡。此次事件促进了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Garment Workers’Union)的发展，该工会成功地为工厂工人争取了更好、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在另一家孟加拉工厂发生火灾5个月后，拉纳大厦(Rana Plaza)发生火灾，造成112人死亡，也会促进类似的变革。”8
毫无疑问，拉纳大厦的灾难将刺激孟加拉服装业工会化的斗争。但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忘记了两件事。服装厂主们对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LGWU)的反抗的反应是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南部的非工会地区，甚至从美国转移到像孟加拉这样的国家。如今，仅有2%的服装是在美国生产的。彼得·卡斯特(Peter Custers)还指出了艾米•卡兹明(Amy Kazmin)所表达的天真自由主义观点的另一个弱点：“必须看到19世纪英国工业和当代孟加拉国工业的结构差异。当代孟加拉国的服装厂主处在国际分包链的底端，这个关系链从孟加拉的生产工厂，通过中间商，最后到北方国家的零售贸易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剥削廉价劳动力，服装产业已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并已成为当地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看似孟加拉国的工厂主抽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实际上剩余价值的大头都被北方国家的企业获取了，当地企业只得到了少量份额的剩余价值。”9
拉纳大厦的倒塌不仅暴露了孟加拉国工人遭受的残酷剥削，也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北方资本和南方劳动之间的关系。服装业是第一个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国家的工业部门，但权力和利润仍然牢牢地掌控在帝国主义国家的企业手中。这种现实与新自由主义的辩护人所吹嘘的截然不同。很少有知情的观察人士会质疑英美那些从剥削孟加拉国服装工人获利的主要零售商，比如Primark(美国的J.C.Penney)，沃尔玛，M&S。为什么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服装生产外包给低工资国家呢?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还有其他受益者：作为这些零售商房东的商业资本家，无数的公司为他们提供广告，安全和其他服务;政府也会对他们的利润和员工工资征税，并在每笔交易中收取增值税。然而，贸易和金融数据却显示：美国、欧洲和日本公司的利润或政府税收没有一分钱来自制造商品的大量劳动。生产成本之上的巨大利润，在英国和其他消费这些商品的国家中表现为“增值”，其恶劣结果是每件服装对消费国GDP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它的生产国。10只有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没问题!
除了经济数据以外，所有的数据和经验都体现了Primark、沃尔玛和其他西方公司的利润对GDP做出的贡献，似乎这些商品的大部分销售价值，以及零售巨头所获得的所有利润，都源自消费国。但是，那些拿着微薄的工资、在恶劣环境中终日劳作、为这些公司生产产品的工人劳动，却没有显示在任何贸易、GDP和金融流动数据中。探索和解决这个难题是本书的中心任务。我们的第一步是研究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它们交织在孟加拉等低工资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贸易活动中，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购物商场里，有超过80%的服装由孟加拉制造。另外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商品”——iPhone和咖啡——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T恤
在《中国价格》一书中，托尼·诺菲尔德(Tony Norfield)讲述了一件在孟加拉制造、由瑞典零售商Hennes & Mauritz (H&M)在德国以4.95欧元出售的T恤的故事11。H&M以每件t恤1.35欧元的价格付给孟加拉国制造商，只占其最终售价的28%，其中还有40欧分是成本，包括从美国进口的400克棉花原料和运往汉堡每件衬衫6欧分的运费。剩下的0.95欧元由工厂主、工人、投入和服务供应商、还有孟加拉国政府共享，这一数额算入孟加拉国的GDP。其余的3.54欧元算入了消费国德国的GDP，细分如下：2.05欧元是德国运输商、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等的成本和利润(其中一些将通过各种税收返还给国家); H&M每件衬衫赚取60欧分利润;德国政府通过对售价征收19%的增值税获得79欧分;16欧分包括各种的“其它项目”。因此，用诺菲尔德的话来说，“售价的大部分流入德国的税收和众多的工人、高管、房东和企业。廉价T恤及其它众多进口商品的价格都是消费者负担得起的，并且是政府和富国人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诺菲尔德的观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那些自由主义者和所谓社会主义者正对这种观点避之唯恐不及。诚然，H&M的利润丰厚，但与政府从H&M及其服务供应商的工资和利润那里获得的增值税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在 2013年, 美国政府仅从孟加拉进口服装征收关税一项就超过了制造这些服装的工人的工资总额。众所周知，国家用这笔钱来进行海外战争、提供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 甚至以 “国际援助”的形式向穷国返还几分钱。 正如诺菲尔德说的, 孟加拉国的低工资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富裕国家可以有很多店员、 送货司机、经理和行政人员、会计师、 广告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广泛的福利支出。”12他直言不讳地指出: “看看无数与孟加拉一样低工资水平的国家的状况，明眼人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富国大众可以从资本对穷国工人的剥削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
在诺菲尔德的报道中，孟加拉工厂每天生产125,000件衬衫，其中一半出售给H&M，其余的则出售给其他西方零售商。 该工厂的一名工人每天工资为1.36欧元，工作时间为10-12小时，每小时生产250件T恤衫，每欧分工资相当于18件T恤衫。 她的工厂是孟加拉国5,000家服装工厂之一，这些工厂雇用4百万人，其中85%是女性。 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女性“机器操作员和装配工”的平均工资是男性员工的73%13。尽管服装厂女性数量较多，但孟加拉依然是世界上女性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10年，有33.9%的适龄女性就业，而在适龄男性中这一比例为79.2%。
如上所述，孟加拉的工厂工资是世界上最低的。英国议会委员会对拉纳大厦灾难后孟加拉服装业状况的调查报告称：“就比较优势而言，孟加拉唯一有价值的资产，是廉价劳动力和相对较低的单位成本”14。美国领先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对孟加拉国服装出口增长和美国零售商外包行为进行了广泛调查并撰写了深度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孟加拉“有竞争力的价格水平所产生的‘价格吸引力’，显然是所有首席采购官(CPOs—chief purchasing officers)选择在孟加拉采购的首要原因。”15令CPOs如此着迷的“价格”当然是劳动力的价格，但麦肯锡公司可不想惹恼其大客户，没有在报告中任何地方提到低工资问题。在拉纳大厦灾难之后的几个月里，孟加拉成衣制造业受到了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冲击，示威者要求提高工资(或支付欠薪)、成立工会以及进行有关健康和安全的立法。孟加拉政府的工厂主、高管们，像2006年、2010年以及2012年那样，用暴力镇压了工人的示威游行。除了在2010年中期罢工浪潮中成立的专门用于镇压服装业工人罢工的工业警察之外，政府还使用了常规警察，村里的民兵组织(Ansars)和“反恐”快速行动营。拉纳大厦灾难后，只有51名巡查人员被派往遍布全国的20万个车间和工厂(其中包括5000个服装部门)去执行关于健康和安全、最低年龄和最低工资的法律，这一人数与工业警察部队拥有的2900名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16
尽管如此，随着工人持续抗议和全世界对此的关注，2013年11月，政府承诺最低工资提高77%。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仍然远远低于工人要求提高170%最低工资的要求。这样的工资仍旧不够工人支付全家所需各种生活费用。根据亚洲最低工资联盟[Asia Floor Wage Alliance，一个由亚洲工会组织和一些激进组织如‘干净衣服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组成的联盟]的说法，新的基本工资仅仅是一个服装工人加上一个成年家属和两个孩子所需营养、住房和衣物费用的五分之一。172013年的工资上涨是自2010年以来的首次增长，但自2010年以后，通货膨胀使总体物价上涨了28%，食品和食用油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得更多。
低工资让高利润成为可能。 在这个例子中，“快速时装”T恤的利润率是152%。更昂贵的产品可以加价更多; 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盗版足球衫，“它们以5英镑成本在远东制造，80%销往英国，工厂加价50%后将它们送到运动服饰公司。运动服公司又加价100%，以14英镑左右的价格出售给零售商，零售商又加价至少150%，使标注的建议零售价高达至少35英镑，这比制造成本高出700%。”18另一位分析师估算，一件孟加拉生产的KP麦克莱恩牌(KP Maclane) POLO衫在美国标价175美元，是其生产成本的718%，而爱马仕(Hermes)的polo衫零售价为455美元，利润超过了1800%。19这些令人眼红的加价与留给孟加拉国供应商的微薄利润形成了对比。孟加拉有个服装厂主卢巴纳·汉克(Rubana Huq)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声称每件衬衫只赚12.5美分,其单位生产成本是6.62美元,只加价2%。20这个孟加拉厂主的声明并不客观公正，对他的话必须持怀疑态度,但对全球买家无情的价格欺骗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正如英国国会议员在一篇报道中承认的:“在买方主导的生产供应链中，利润率很低，对低价竞标 (undercutting )的担忧也很强烈。品牌的采购行动更加刺激了私下转包、过长的工作时间和未经授权的工厂扩建等对健康和安全的违规行为。”21
在2012年9月，卡拉奇一起烧死289名制衣工人的工厂火灾案件中，有个叫阿里·艾哈迈德(Ali Ahmad)的工厂老板谈到了跨国公司给供应商施加的压力：“供应商说自己遭受罢工、断电、当地黑手党收保护费……然而，美国的无情买家们可不在乎你遭遇什么，只在乎你能否按时完成订单。每次不能按时供货对我们都是一次打击，这意味着失去了利润，也意味着我们只要做该做的事情，那就是快速地完成我们的订单。这家工厂的老板可能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加班的。”22
根据全球服装业权威人士约翰•皮克尔斯(John Pickles)的说法，资本家们在成功地降低工资水平之后，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近年来，挤压劳动力成本的边际收益大幅减少。当工资水平低于生存成本，并且不能进一步下降时，采购方和供应商在价值链的其他领域(投入成本、交易成本、物流、协调成本、需求管理等)寻求利润。”23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大了供应商削减管理费用的压力，他们更加忽视健康和安全立法，强制加班，并将订单转包给更下一级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工作条件通常比一级供应商更差，或者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表的《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所述：“在采购方拥有很强定价权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品和服装业)往往工资水平较低……除此之外，降低成本的目的还常常导致各种职业安全和健康方面的严重违规行为。”24
但是，“采购巨头们”可以依靠一些所谓专家的论证来保护自己免受罪责。沙拉·拉博维茨(Sarah Labowitz)和多萝西·鲍曼·保利(Dorothée Baumann-Pauly)给纽约斯特恩商学院提交的一分重要研究报告称：“如果工厂所有者不能按时完成订单，他们将面临巨大的财务损失。”25他们说低工资和致命的工作环境是由于孟加拉国政府腐败，电力供应不稳定，人口过剩等等，决口不提跨国公司的各种苛刻规定。他们甚至连“客观性”的幌子都不要了，拉博维茨和鲍曼·保利在报告一开始就声明，他们的研究“是基于一种对更高标准的共同渴望......这种标准以服装部门极大地造福孟加拉人民和经济为前提……它使企业能够切实为社会的利益而工作。我们支持企业创造价值的目标，同时强调高标准的人权保障。”26这种的谄媚的口吻与对“孟加拉国政府缺乏政治决心，相应技术能力以及保护工人基本权利所需的资源。孟加拉国在所有善政衡量标准中，包括民事司法、监管执法和零腐败方面都处于或接近负数。”等严厉斥责形成鲜明对比。27
同样热衷于为大企业辩护的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 )教授，他被认为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但他为自己还未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感到恼火。28“既然工厂主是工厂的所有者，那么所有责任都该由工厂主和当地政府承担，而不是责备他们的客户，更别提我们这些国内外的消费者。”29对于如此“绝妙的”理论，确实欠他个什么‘奖’!
早在拉纳大厦灾难(Rana Plaza Disaster)之前，孟加拉国的工厂火灾和建筑倒塌事故就已成为非政府组织(NGO)、全产业联盟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Federations IndustriALL)和全球工会联合会(UNI Global Union)与西方服装巨头代表之间矛盾的焦点。在大楼倒塌后的两周内，各方宣布签署“孟加拉国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其核心内容是新成立一个由国际劳工组织督导的工厂检查部门。该部门委员会由三名国际工会代表和三名跨国公司代表组成。30在对美国和欧洲零售业巨头游说了几个月后，有超过40个有影响力的品牌支持该协议，GAP和沃尔玛(Walmart)除外。协议各方同意“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本协议所涵盖的每个工厂的初步检查在头两年内完成”，并承诺公布安全报告、整改情况和进行安全培训。供应厂商必须组成由政府官员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健康和安全委员会，工人代表由工会推选，没有工会的由“民主选举”选出。该协议据称“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只规定了对不能按时完成订单的供应商的处罚措施。整个计划将由西方的“品牌”资助，活动资金来源于每个品牌在该国的商业规模而确定的会费。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恶性竞争及其恶果——不能温饱的工资、“豆腐渣”的建筑物、恶劣的生活条件——根源在于服装巨头的漫天要价。那份协议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对于工厂老板们抱怨国际零售商对他们不断施压，要求他们降低成本、削减开支，协议第22条写到:“为了促使工厂遵守本协议的改进要求,参与协议的品牌和零售商将与各自的供应商进行商业谈判,确保协议要求的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和设立安全督察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没有任何人和任何行政管理机构负责执行和监督这一条款，它只能由一个不接受服装巨头的“商业条款”的工厂老板来执行，他还要决心绕开协议指导委员会并将零售巨头绳之以法。任何一方不服指导委员会的裁决，都可以提出司法仲裁。为了保护工厂主免于被取消订单的威胁，协议要求采购商维持现有合同两年。但法律条款并没有改变双方势力的极端不对称——供应商害怕被采购商们列入黑名单，这意味着工厂主们将不会把矛盾诉诸法律。该协议还有一条“商业条款”是：不为制衣工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作为缔约方的国际工会代表对此条款表示赞成。
易燃易倒远不是孟加拉国唯一的建筑安全问题。在拉纳大厦(Rana Plaza)灾难发生后的一年里，大多数伤亡事故都是由小规模火灾引发的踩踏事件造成，暴露出车间缺乏出口和应急楼梯的问题。31孟加拉国气候闷热，气温经常高达35摄氏度，湿度全年都很高，车间缺乏通风，染料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化学蒸汽不能消散，尽管这些都是不健康和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但不包括在《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规定的不良工作环境内。这一关键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在强迫超时加班的协议中也没有提及;供应商的工厂也被允许没有工会——尽管车间工会组织是预防危险的最重要防线。不过，杰基·拉纳(Jyrki Raina)称该协议是“历史性的”;国际工会联合会(UNI)的秘书长菲利普·詹宁斯(Philip Jennings)把它定义为一个“转折点”，称其标志着“全球供应链底端的竞争的终结”;同时，在全产业联盟(IndustriALL)和国际工会联合会(UNI)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代表们慷慨地将他们的跨国合作伙伴描述为“全球最先进的时尚品牌”。32
在拉纳大厦灾难之后，杰基·拉纳(Jyrki Raina)承诺要“利用全产业联盟(IndustriALL)在全球的力量为服装工人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让工人拥有加入工会的权利，拥有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但西欧和北美的工会把抗议活动组织外包给反血汗工厂活动家和慈善机构，并没有采取任何独立行动来动员其会员。北美的工会宣布于2013年6月加入“国际终止危险场所行动日”活动，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对此采取了任何行动。相反，他们积极与帝国主义政府和国际品牌合作。都隶属于全产业联盟(IndustriALL)的英国贸易工会联合会和北美钢铁工人联合会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在震撼欧美的拉纳大厦灾难之后，将“立即暂停孟加拉国在普遍优惠制下的市场准入”并“颁布法律……禁止进口在工作环境恶劣的工厂里生产的货物。”33
普遍优惠制(GSP)允许北美和欧洲对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货物免关税。美国的工会官员成功地要求本国政府撤销了孟加拉国免关税待遇，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于2013年6月27日在国会宣布，孟加拉国“应立即采取措施，以承担国际公认的工人权利”。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主席理查德·特拉姆卡(Richard Trumka)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并宣布：“暂停贸易优惠的决定向我们的贸易伙伴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容忍危险甚至致命的工作条件，缺乏基本工人权利尤其是结社自由权的国家，将有可能失去美国市场的优惠准入条件。”34
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有来自美国雇主和工会官员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只有不到1%的来自孟加拉的进口货物免关税。奥巴马取消对孟加拉的普惠制，最大的受益行业是烟草，其次是塑料袋、高尔夫设备和酒店陶器。2013年，美国政府从孟加拉进口的49亿美元服装那里征收到了8.095亿美元的关税，平均关税达16.5%。352013年11月之前，孟加拉成衣制造工业园400万名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是每年780美元，工资总额为31亿美元。36美国进口了孟加拉出口服装的22%，因此可以这样换算，31亿美元的22%约是6.9亿美元，即美国为生产这些服装的工人支付了6.9亿美元工资。换言之，美国政府2013年对从孟加拉进口服装征收的关税超过了制造这些服装的工人的工资总额。这一惩罚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在工会官员的要求下执行的，他们竟然声称自己关心孟加拉国工人的困境!
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会官员支持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遭到了孟加拉工会和劳工活动人士的强烈反对，它并未得到由包括孟加拉国工会成员在内的全产业联盟(IndustriALL)和国际工会联合会(UNI)的推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谴责推动惩罚性关税政策是“对全球贸易体系规则的严重威胁”，并补充说，不应以“劳工权利”的名义惩罚孟加拉国的雇主和工人，进口国“必须重新审视他们的零售和批发业的规则，因为全球利益链的问题正在于他们在剥削那些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贫穷国家的血汗工厂。”37
这些问题并不新鲜。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会官员和社会民主政治人士一直在努力保护他们的工人免受来自贫穷国家工人的“不公平竞争”，他们假装关心被压迫国家的人权。1990年代中期，由英国慈善机构在伦敦组织的一次名为‘反需求战’的理论研讨会上，孟加拉国非政府组织“发展替代政策研究”(Policy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的代表帕拉什·巴勒(Palash Baral)就揭露了他们的虚伪：“工人的‘劳动标准’和‘工人权利’的问题已经得不到关注，也没有人关心人权问题。他们喊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口号为发达国家统治阶级掩盖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了“社会倾销”的条件……然而，当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卖到他们的市场时，一些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工会提议通过制裁来“教化”我们。他们不责问世界银行，也不批评结构调整，也不试图了解跨国公司及其行为……如果一个人对劳动标准和工人权利真的严肃认真，那么就应该与孟加拉国的工人们携手合作。”38
iPhone
与不起眼的T恤相比，iPhone和笔记本电脑都是高科技产品。他们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性和标志性品牌地位，可以轻易地掩盖自身社会经济关系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特性。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发现最新的高科技产品与简单的服装有相同的基本关系。同样的问题无论是对你身上穿的T恤还是你口袋里的手机或任何其他生产过程全球化的商品都适用。T恤的问题同样可以问iPhone：在中国深圳的富士康科技集团组装戴尔笔记本和苹果iPhone的123万名工人，和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为西方市场生产廉价的中间投入品和消费品的其他低工资国家的工人，为戴尔、苹果以及其他西方知名企业的利润贡献了些什么?或者，为那些给大企业提供房屋，销售商品的服务企业的利润贡献了什么?等等。以上这些问题从GDP、贸易和金融流量统计数据，或者主流经济理论中都一点看不到。苹果公司并不拥有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那些制造和组装他们产品的生产设备，与国内其他跨国公司在外国直接投资不同，苹果并没有从他的“公平交易”供应商那里获得年度利润。就像T恤衫一样，对生产和贸易数据的标准解释假定，每个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从iPhone的最终销售价格上获得的利润与他们贡献的“附加值”相同。这些数据没有透露任何影响苹果及其各供应商分配利润的跨境利润流量或价值转移迹象，似乎苹果公司唯一源于中国的那部分利润是在该国销售其产品所产生的利润，就像在孟加拉国生产的T恤一样，最新的电子产品也是如此。事实是，来自中国和其他低收入国家工人的财富推动并维持了发达国家企业的利润和繁荣，这在经济数据和经济学家的脑子里是不存在的。
据“纽约时报”报道，包括苹果、戴尔、摩托罗拉和其他一些美国、欧洲、韩国、日本企业在内，全球消费电子产品的40%由台湾鸿海精密工业的主要子公司富士康集团组装。39富士康因其在深圳的14家规模庞大的工厂和2010年工人的“14连跳”而闻名，管理层通过在宿舍楼安装防护网来防止工人跳楼，此种蹩脚的尝试表现了他们的担忧。富士康在深圳的员工人数在那一年达到峰值，约为43万人，随后缩减规模，转而在中国其他地方建厂。大多数工人是年轻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居住权依赖于他们的就业，他们无法享受城市提供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也无法让家人与他们一起生活。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2013年，2.6亿工人被正式定义为农村居民，这就剥夺了他们在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里的合法权利和获得广泛福利的机会。40这就是户籍制度，中共政府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来控制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并为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创造了一支廉价的专属劳动力队伍。户口制度导致社会进一步分裂和不稳定，政府承诺进行改革，却拒绝废除该制度。
马蒂·哈特-兰德斯伯格(Marty Hart-Landsberg)引用了2012年“中国包括富士康(Foxconn)在内的10家生产苹果产品的工厂”的调查报告中的一段话：“低工资迫使工人接受长时间加班。大多数工厂只支付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大约200美元/月)作为基本工资，如此之低的工资使工人不得不靠加班来养活自己……大多数工厂的平均加班时间在每月100至130小时之间，在生产旺季，平均加班时间在每月150至180小时之间，远高于中国的法律限制。在大多数工厂，工人们通常每天工作11个小时，周末和假期也是如此。一般他们每个月只能休一天假，在高峰季节，可能会连续几个月不休息。”41
在哈特兰斯伯格引用的其中一项研究中，潘毅(Pun Ngai)和陈慧玲(Jenny Chan)收集了深圳富士康工人的证词来说明富士康的劳动制度是多么残酷，这是苹果公司超级利润和西方消费者能够消费最新的高科技设备的一部分隐性价格：“除了商店，每一个富士康车间和宿舍都设有保安检查站，每天24小时守卫。为了进入车间，工人必须通过多层电子大门和检查系统。我们的受访者多次表示，富士康的门禁制度让他们觉得在富士康工作完全失去了自由。在准备开始生产线工作时，管理层会问工人:‘你好吗?’工人们必须齐声高喊:‘好!很好!非常好!’这种军国主义的训练据说是为了让工人纪律严明……工人们还述说在产线上交谈受到的惩罚，工作节奏太快跟不上，在工作程序中犯了错误”。42
不仅工作时长考验人类耐力的极限，工人们还被迫做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我们一分钟都不能停。 我们甚至比机器更快。’一位年轻女工补充说，‘戴着手套会减慢速度，我们每天都有巨大的工作量，戴着手套会影响效率……’在深圳龙华工厂的一条生产线上，一名工人说她的工作精确到秒数：‘我从生产线上取下主板，扫描标识，将其放入防静电袋中，贴上标签，然后把它放在产线上。每个步骤需要两秒钟。每十秒我就要完成五个步骤。’”
这些证词提醒我们，超低工资不是吸引渴求利润的西方公司转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唯一因素。 就像孟加拉服装业一样，吸引他们的还有工人的顺从、没有独立工会，比马、恩笔下的十九世纪中期英格兰工人更能忍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对此，查尔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和凯斯·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纽约时报的研究报告中找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名中国工厂的前高管称，就在新款iPhone临上市前几周，苹果突然重新设计了iPhone屏幕，这迫使中国工厂对生产线进行了全面改装。午夜时分，新屏幕坯材运抵工厂。8000名员工立即被工厂主管从集体宿舍叫醒，分给每人一块饼干和一杯茶，紧接着就开始了一波为期12小时的将屏幕装入斜框的工作，以上准备工作只花了半小时。在96个小时内，这家工厂每天生产超过1万部iPhone。43
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曾因不当言论广受诟病，起因是其在2012年1月参观台北动物园时说：“人类也是动物，我管理一百万只动物也很头痛”，随后他还向动物园长请教如何更好地管理“动物”。《希望中国时报》评论说：“郭的话再清楚不过了……在中国的这类超级工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许多员工应该会乐意被当成动物对待。”44
值得一提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是如何为他们所设计和提倡的政策所催生的残酷的劳动制度辩护的。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认为跨国公司给需要工作的工人提供了高于平均工资水平的工作机会,在这一前提下，他们的所为算不上剥削:“如果跨国公司的工人实际上获得的工资高于他们可选择的其他工作,那么，就算评论家们认为这样的工资很低……说跨国公司在剥削他们的雇佣工人还是很奇怪的!”45对他来说，指控跨国公司剥削似乎是荒谬的，因为无论一个国家普遍的工资水平如何，如果劳动力的价格由市场决定，那么这些工人的工资就是他们的价值，跨国公司支付稍微多一点的工资就不能被指责为剥削。这些工资是否能满足工人的最低生活需求，以及工人为了挣到那份工资而付出了多少血汗，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此外，“通过增加所在国的劳动力需求，跨国公司也极有可能全面提高工资，从而提高这些国家工人的收入。”46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4和第5章探讨的那样，没有任何地方，甚至是中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就业增长同步，这极大地限制了这些所谓的有益影响。
巴格瓦蒂以同样的傲慢驳斥了跨国公司应对贫穷国家存在的危险的工作环境和违反劳动法的情况负责的说法，他说：“跨国公司不可能违反当地的监管法规，因为这些法规要求通常很低。既然这些贫穷国家的法律并不苛刻，因此很难找到证据表明，违法行为以一种骇人听闻的方式发生……血汗工厂通常是小规模的作坊，而不是跨国公司。例如，如果向跨国公司提供零部件的分包商是小型企业，他们就有可能像当地企业家一样不时地违反法律。但是，既然问题在于所在国缺乏有效的执法，我们是否要求跨国公司对它们从这些国家购买的任何东西负责，哪怕这些东西不是跨国公司直接生产的?”47
联合国贸发会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被巴格瓦蒂如此轻率地驳斥的现实：买方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投资(Global Value Chains)通常倾向于降低采购成本……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和环境管理成本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一些供应商通过违反国内、国际劳工标准和人权法来降低劳动力成本。诸如强迫劳动、使用童工、不支付最低工资和非法加班等等做法是许多行业都面临的严峻挑战。除了降低工资的压力，降低成本的动力还往往导致对职业安全和健康的违规行为……价格下调的压力还是违反环境法规和行业标准的经济诱因，使致病污染物排放量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消极的社会和环境措施削减成本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趋势。48
巴格瓦蒂甚至用女权主义的观点来为他钟爱的跨国公司辩护，在拉纳大厦灾难之后，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站出来为该行业辩护的人之一。为了证明在服装工厂就业对“孟加拉国年轻女孩的解放效应”，他引用了一项关于发展中国家青春期女孩的研究：“在这些制衣厂工作的未婚女孩虽然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但她们也为自己拥有收入感到自豪，她们的着装标准比那些失业的同龄人要高，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除了成为孩子或妻子之外，还能发展出另一种身份……合法的创收工作还丰富了女孩们的青春期经历。给他们提供一定程度上的自主、自尊和摆脱传统性别工作的自由。”49
这至少可以说是肤浅的，片面的。他随意地否定了几十年来女权主义研究的结论:“现代工厂组织所奉行和积极推进的运作方式是对女性的一种文化规范，这有助于让雇主对以女性为主的员工的‘超级剥削’合法化。”50他也忘记了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雇用“未婚少女”是为了从对她们的压迫中获利，而不是把她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也是巴格瓦蒂自己说过的利己理论。在孟加拉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雇主和政客通常是同一类人，他们都热衷对妇女进行双重压迫，通过更低的工资，间接地在工人中制造性别歧视，他们则直接从这种双重压迫中获益。为此，他们利用一切手段对抗女性工厂就业带来的潜在解放因素，这些手段包括暴力习俗、羞辱、男性上司对女员工的性虐待，不执行产假和儿童保育的法律，以及用高大上的所谓“技能”来贬低妇女的劳动。51(and the use of definitions of “skill” to downgrade women’s labor. )更不用说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进攻了，在孟加拉，宗教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面目倡导蒙昧主义，旨在防止女工们被自己和他人视作工人而不是家庭主妇 ，防止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完全和平等的成员，而不是现在或未来丈夫的附属物。
甚至在孟加拉这样传统上女人被限制在家里的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涌入工厂工作，这一点我将在后面的一章中更详细地分析;妇女受到压迫以及无偿的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是一样的。
苹果的iPhone和其他相关产品是典型的全球商品，他们是五大洲工人辛勤劳动的果实。每一台手持设备都内含着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格雷格·林登(Greg Linden)、詹森·德德里克(Jason Dedrick)和肯尼斯·克莱默(Kenneth Kraemer)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苹果iPod的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他们进行了一项别人没有尝试过的研究。这些研究人员试图将iPod的设计、生产、运输和销售中直接涉及到的活劳动进行量化，并研究不同的工人群体所获得的差别巨大的工资。52
2006年，30GB的苹果iPod零售价为299美元，全部海外生产成本为144.40美元，剩下154.60美元是林登等人所称的毛利，占最终零售价的52%。它们被苹果公司、零售商和分销商瓜分，美国政府通过对销售、利润和工资的征税，也分了一杯羹。这52%全都被视为产生于美国国内的增值，贡献给了美国GDP。林登等人发现“在2006年，全球有约41000个工作岗位与生产iPod及其组件有关,其中约27000人在美国以外,14000人在美国国内。在美国境外的工作大多是低工资的制造业,而在美国境内的工作则均分成了高薪的工程师、经理以及低薪的零售和非专业人员。”53
在13920名美国工人中，只有30人是生产工人(平均年薪为47640美元)，7,789人是“零售业和其他非专业”工人(每年平均工资25580美元)，6101人是“专业”工人，即从事研究和开发工作的经理和工程师。后者占美国工资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平均每年收入为8.5万美元。与此同时，12250名中国生产工人每年获得1540美元的收入，即每周30美元，仅为美国零售工人平均工资的6%，美国生产工人工资的3.2%，美国专业工人工资的1.8%。54 在与ipod相关的生产活动中雇佣的美国与中国工人数量大体相同，但美国的工人工资总额为7.19亿美元，中国的工人工资总额仅为1900万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ADB)2010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给世人展示了苹果另一重要产品iPhone首次面市时的销量奇迹：“2007年，iPhone一代在美国震撼上市，销售约300万部。2008年为530万部，2009年为1130万部。”当时每部iPhone的总制造成本为178.96美元，零售价500美元，利润总额为64%，这些利润由苹果公司、北美供应商、分销商和美国政府之间共享，这些增值都产生在美国国内。亚行的研究重点是 iphone 生产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影响, 他们发现“大部分与iphone 相关的出口值和赤字都归因于从第三国进口零部件……中国工人在每部iPhone上只占有6.50 美元，大约是总制造成本的3.6%。”55因此，iPhone超过96%的出口值是由其他地方生产的再出口零部件组成的，这些部件都属于中国的出口，但没有一个算作中国的GDP。56没有详细调查这些毛利润是如何在苹果、服务供应商和美国政府之间分享的，但他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这些惊人的利润:“如果市场竞争激烈，预期的利润率会低得多……销售额激增和高利润率表明……苹果有着相对垄断的地位……这是苹果的利润最大化行为，而不是竞争促使苹果选择在中国组装所有的iphone。”57
于是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个假设：苹果将iPhone的组装工作搬到美国。他们认为美国的工资比中国高10倍，而这些假想中的美国工人也会像富士康工人一样拼命地工作。通过一番计算，他们得出：“如果iphone在美国组装，总装配成本将升至65美元，苹果的利润率仍为50%。”58最后，他们呼吁苹果公司拿出一些“企业社会责任”，“放弃一小部分利润，让低技能的美国工人参与进来”，让iPhone组装重回美国。研究人员并不认为苹果公司对只有微薄报酬的中国工人负有“企业社会责任”，如果苹果采纳亚行的建议，中国工人将面临裁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利润率是64%还是50%，都不仅仅是“苹果的利润”——苹果必须与服务供应商和美国政府分享这一利润。
iPhone一代是首款智能手机，因此苹果最初的加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其独特地位的反映。60随后，三星、HTC、诺基亚和其他制造商都推出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事实上，在2014年第一季度，苹果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5%，仅占三星的一半。一名业内分析师表示:“苹果在高端智能手机领域依然表现强劲，但由于缺乏低端智能机产品，它在拉美等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的销量下滑。”61然而，在第一代iPhone发布7年后，苹果公司依然维持着高利润率。据瑞银(UBS)研究人员2013年9月发表的报告显示，一个16 G的iPhone 5c的生产成本为156美元，16GiPhone5s的成本上升到213美元，它们的零售价分别为549美元和649美元，对应的毛利率为61%和67%。62尽管如此，据《金融时报》的莱克斯专栏称：“手机，甚至苹果手机，都在变得更加商品化。虽然苹果的销量在增长，但赚的钱却更少：每台iPhone的平均售价比上一季度低41美元，因为较便宜的老款机型占据了大部分新兴市场的份额。”63
尤其要比较一下苹果及其主要供应商的利润和销售额。截止2013年5月，鸿海集团销售额为1321亿美元，扣除1232000名员工每人 8685美元人工成本后盈利107亿美元;苹果销售额为1647亿美元，盈利417亿美元，相当于其72800名员工(其中47000名在美国)每人可以分到57.28万美元。2013年5月，鸿海的市值达到321亿美元;与此同时，苹果的市值为4166亿美元。64自2011年超越埃克森美孚以来，苹果一直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在那一年里，苹果的盈利增长足以抵消所有其他美国公司盈利的下降，从而为在雷曼破产后苦苦挣扎的美国经济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65在进一步提高股价的同时，截止2014年初，苹果已累积了高达1468亿美元的巨额现金储备，尽管在股票回购计划中向股东返还了数十亿美元，但这些现金没有用于生产。66
与此同时，在一项被称为“装配工困境与品牌财富悖论”的研究中，鸿海的利润和股价已经受到中国工资上涨的影响，面对日趋频繁的工人抗争以及日益繁重的合同要求，随着苹果和其他公司产品的日益精密化，组装产品所需的时间也大大增加。67虽然苹果的股价自2005年以来已经上涨了十倍多，但同期鸿海的股价却下跌了80%以上。英国《金融时报》在2011年8月报道称：“员工的平均工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三分之一，仅低于美国的2900美元。企业工资支出总额为2.72亿美元，几乎是毛利润的两倍……中国内地薪资不断上涨使全球最大电子设备制造商的综合营业利润率……从10年前的4 - 5%到现在的1 - 2%。”68
该公司正在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以减少对成本较高的深圳劳动力的依赖，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Robin Kwong报道的那样，“鸿海……正向中国内地转移产线，并加大了生产自动化的资金投入。因此，鸿海去年的利润率已经大幅缩水。”69据说，富士康2013年至少有40%的收入来自生产ipod和iPhone，它已将iPhone 5的产线搬到中国北方的郑州。郑州富士康拥有100条生产线，600名工人三班倒，昼夜不停，专门从事iPhone组装，每天生产超过500000部手机。70再加上数千名从事金属外壳和辅助设备生产的员工，共有30万名员工为满足苹果的iPhone订单而工作。苹果对鸿海的依赖是一个弱点也是收入和利润的来源;2014年4月的一份业内分析师报告称，苹果为减少对富士康的依赖，已将iPhone 6的部分生产订单外包给另一家台湾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和硕联合，为此和硕联合在上海附近建了一家巨型工厂。
工资大幅上涨、资本支出大量增加以及苹果无休止的成本削减压力，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最糟糕的是这个‘慢性病’，即鸿海和中国的出口市场在萎缩。Kwong总结道:“不难看出，在建设了大量内陆工厂之后，郭台铭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需求放缓。”71
咖啡
我们将通过对第三个标志性的全球商品-----咖啡的讨论来结束本章。也许你手上就有一杯，拿好了，不要在你阅读这本书时将咖啡溅到你的T恤或智能手机上!咖啡在主要的国际贸易农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除了在夏威夷少量种植之外，没有一种咖啡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种植的。因此，它没有像棉花和糖那样受到扭曲贸易的农业补贴的影响。然而，世界上咖啡种植户的境况比其他初级商品生产者也好不到哪去。世界上大多数咖啡都是由小型家庭农场种植，在全球范围内为2500万咖啡农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两家美国和两家欧洲公司——莎莉(Sara Lee)和卡夫(Kraft)、雀巢(Nestlé)和宝洁(Procter & Gamble)——主导了全球咖啡贸易。
与其他全球商品一样，袋装咖啡或现磨咖啡的最终价格中被视为咖啡消费国附加值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稳步上升。根据国际咖啡组织(International Coffee Organization)的数据，在1975年至1989年期间，占全球咖啡进口总量三分之二以上的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其咖啡在世界市场上的加价平均为235%，在1990年至1999年期间为382%，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为429%。72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这些令人吃惊的数据大大低估了涨价的幅度和速度，因为它是基于所有进口咖啡都是以平价销售给消费者的假设，而占咖啡消费比重最大的是各种当地咖啡馆，那里的加成相当高。 咖啡师通常可以从一磅咖啡豆中提炼60杯浓咖啡，每杯约15美分，再加上15美分的牛奶，糖和一次性杯子，最终零售价3美元，此价格比其成分的成本高出900%。73
值得注意的是，咖啡在世界市场的价格虽然涨涨跌跌，但总体上仍保持了不断上涨的态势。 尽管有1962年签署的国际咖啡协议的作用，但在1975年至1989年期间还是呈现出生产过剩和世界价格下降的特点。该协议试图通过复杂的配额制度和缓冲库存的措施来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受咖啡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然而受反对干涉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咖啡消费大国在1989年撕毁了这项协议。1990至1999年期间，世界咖啡市场价格出现剧烈波动，持续走低，2002年跌至谷底，比1980年的价格水平低83%。在2002年，咖啡出口商共赚取了55亿美元，由出口公司、政府和约1.25亿咖啡农户及其家庭共享。 不算出口商和政府占有的部分，农户们每人每年只有44美元，远低于世界银行划分的“极端贫困”的标准——1.25美元/天。乐施会(Oxfam)报告说：“咖啡市场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剧烈的崩溃”，并倡议立即采取行动，以减轻对咖啡生产商和生产咖啡的国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认为这种情况被严重忽视了。74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咖啡价格从历史低点回升，到十年结束时价值翻了两番，同样在咖啡消费国，咖啡的涨价对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继续上升。到2010年，咖啡遇上了“大宗商品的大牛市”，这种超级周期受到中国和其他新兴消费体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主要帝国主义经济体以超低利率推动的投机性资金流动的支撑。从2002年到2010年，咖啡的市场价格翻了两番，在短短几个月里又翻了一番，在2011年3月达到了34年以来的最高点，但到2013年11月，由于投机者获利出逃，价格下跌了60%。由于全球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巴西遭遇史无前例的干旱，导致2014年前4个月全球市场价格上涨85%。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资本主义引发的气候变化已经对热带农业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些剧烈的变化对咖啡生产商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但它们为投机和牟取暴利的咖啡垄断企业和金融投机者创造了巨大的机会。
但是，以帝国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咖啡市场的真实人力成本不能仅靠统计数据来掌握。 1989年大国破坏国际咖啡协议，一个决定性的但却为人所忽视的作用即是给卢旺达带来了灭种之灾。这个贫穷的非洲国家的出口收入几乎完全依赖咖啡。随着世界咖啡市场价格的暴跌，卢旺达经济崩溃，饥荒、严重通货膨胀和政府垮台，卢旺达人民生活陷入绝境。当卢旺达政府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时，后者不出所料地以吝啬的贷款和野蛮的结构调整计划作为回应，这只会加剧卢旺达人民的痛苦和不安。75艾萨克·卡莫拉(Isaac Kamola)在《全球咖啡经济和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产生》一书中补充说：“这些经济压力使国有企业破产、医疗和教育服务崩溃、儿童营养不良激增、疟疾病例增加了21%。”76米歇尔·乔苏多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在《贫困的全球化》一书中评论说：“(IMF)对经济休克疗法可能给一个处于内战边缘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没有任何预见或担忧……这种人为对市场的操纵破坏了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加剧了失业，造成了普遍的饥荒和社会绝望。”77令人震惊的是，除了上述以及其他少数例外情况，在1994年西方媒体多数的报道以及有关此事件的学术文献中，导致卢旺达民不聊生的原因——国际咖啡协议的破坏和IMF实施的残酷紧缩政策——全都被忽略了。
咖啡还有一个与T恤和iPhone不同的重要方面:不像其他代工的商品，咖啡在消费国并不是作为已经包装好，贴上标签，准备出售的成品。就像干樱桃需要烘焙和研磨一样，在帝国主义国家零售的咖啡产生的附加值中有一部分属于咖啡馆咖啡师的生产劳动。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总体局面。与咖啡豆的种植相比，烘焙和研磨咖啡豆并不是劳动密集型的，这也是为什么主宰全球咖啡经济的帝国主义垄断企业没有将生产任务外包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确保垄断权力仍然集中在他们的手中，因为最丰厚的利润正在于对咖啡豆的深加工。不像在服装行业，零售商的丰厚利润在于出售成衣;也不像智能手机，苹果的丰厚利润来自专利技术以及品牌和零售。那些种植和采收咖啡的人收入不到其最终零售价的3%。78根据国际咖啡组织的报告，在2009年，咖啡的烘烤、营销和零售给9个最主要的咖啡进口国的GDP贡献了310亿美元，是所有种植和出口咖啡的咖啡生产国的两倍多，而且这还不包括咖啡馆和餐馆获得的增值。
就像经济学家和会计师所认为的，苹果公司的利润没有一分来自中国工人，H&M的最终赢利与遭受超级剥削的孟加拉工人毫无关系那样，所有星巴克和伦敦的尼禄咖啡的利润似乎都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市场营销，品牌推广和零售天才，没有一分钱能追溯到手工采摘新鲜咖啡果的贫穷咖啡农那里。在我们所有三种典型的全球商品中，毛利润，即生产成本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远远超过50%，不仅使发达国家企业获利，也使他们国家的GDP增长。79
压缩工资可以提高加成。联合国贸发会报告说：“服装，鞋类，纺织品，家具，杂项制造(包括玩具)和化学品的平均进口价格在二十年内平均每年下降1%以上(相对于美国的零售价格)，在1986 - 2006年期间为40%。”80
本章描述了三种全球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其中一些重要的悖论和异常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一系列不同的维度需要分别研究，才能将它们整合，形成一个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进化的最新阶段的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本书，并可以分解为七个主题，这些主题将按以下顺序进行处理：
1、全球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国家。T恤、iPhone和咖啡是全球化商品的典型代表。是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化生产网络的产物。第2章和第3章将重新审视这些典型商品所代表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和变化。第2章“外包或生产全球化”将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最重要的转变:生产过程的全球化。揭示它的原因、构成、特点、动态和驱动力:北方资本家对南方国家的低工资劳工的需求。第3章“外包关系的两种形式”，继续对全球外包进行研究，分析了三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两种形式外包关系之间的异同，包括“内部”形态和日益受青睐的与独立供应商的“平等合作”关系;世界贸易的特殊结构，世界各国的企业都在本国出口市场上相互竞争，但帝国主义国家和低工资国家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基本上不存在，他们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竞争;低工资国家制造业贸易份额的增长率与其全球制造业附加值份额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异。
2、劳动力市场环境是衡量产品和资本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第1章强调了劳动力市场、产品和金融市场环境对理解塑造全球政治经济力量的重要性。第四章“南方劳动力：不再次要”，考察了决定南方工人可以出售劳动力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特别关注低收入国家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以及对帝国主义和低工资国家之间劳动者自由流动的暴力镇压，认为这是工资差距巨大的根源。分析所谓发展的这些特征在制造非正式、灵活和不稳定的用工制度中的作用，本章最后研究了通过父权制、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交集而发现的另一个生产全球化的显著特征，突出表现在孟加拉国成衣制造业中：制造业的大量雇佣劳动力是妇女。
3、全球工资差异与趋同的神话。正如第1章揭示、第2、3章证实的那样——资本主义对超廉价劳动力的渴望，是全球生产转移的根本原因。第5章，“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球工资趋势”，以全球工资趋势为重点，着重讨论三个方面:国际工资差异、国内工资不平等加剧以及雇员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加速下降。一直以来，工资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都受到质疑，并且普遍缺乏低工资国家的数据。计算以本国货币支付的实际工资需要将其转换为“购买力平价”——-换算成美元——从而校正市场汇率的不足，以平衡“硬”和“软”货币的购买力。由于这一调整幅度较大，影响到所有工资、生活水平和其他方面的国际比较，因此将对此进行详细审查。
4、工资和生产力凸显了主流和非主流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悖论。第6章，“购买力异常和生产力悖论”，标志着从前5章的实证数据分析过渡到第7章至第9章的理论发展和批判。第6章从探究为何存在购买力异常开始，探讨本书的两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劳动生产率的国际差异(按常规定义和衡量)和对工人国际自由流动的限制。正如我们在第1章发现，并在第2章和第3章中进一步讨论的那样，主流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辩护人使用假设的劳动生产率国际差异来解释和证明全球工资差异。这种缺乏经验数据基础的理论引发了一系列悖论和荒谬现象，例如，孟加拉国服装工人的“生产力”只是将成品放在商店货架上的欧洲和北美工人的一小部分。尽管“工资反映生产力”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论点，但它从未受到非主流批评家和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严厉抨击。对那些声称解释了购买力异常的主流理论进行研究，找出了更多的悖论和荒谬。第六章的其余部分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未能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这两者正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础。要对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主流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就必然要用到马克思的这一理论。
5、工资差异与剥削率差异。我们对三种全球商品的分析所揭示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巨大的国际工资差异是推动和塑造全球生产转型的核心。第2-6章分析了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为第7章和第8章的理论概念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国际工资差异被视为国际剥削程度差异的表现和扭曲反映。第7章“全球劳动力套利:生产全球化的关键驱动因素”，主流经济学家试图理解工资驱动生产外包的重要性。但他们的解释只是纯粹描述性的，于是我们转向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发现除了极少数重要的例外以外，他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国际工资差异仅仅反映国际劳动分工的观点不是忽略就是接受。第7章的其余部分通过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相伴而来的“殖民地”问题的探讨，继续研究国际剥削率差异的问题。第8章“帝国主义与价值规律”，用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中阐释的价值理论来解释过去和现在的超级剥削现像。
6、帝国主义剥削是如何隐藏于对经济数据的常规解释之下的。第9章“GDP幻觉”解释了第1章全球商品中揭示的最引人注目的悖论之一：低工资国家生产的商品，主要或完全由帝国主义国家消费，这些商品对消费国GDP的贡献远远超过它们的生产国。这种错觉的根源在于一种谬论，它是主流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及其各类变体的核心：将商品生产中产生的价值与其销售所实现的价格相混。
7、全球经济危机的起源、性质和轨迹——为什么“金融危机”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本书的前九章分析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决定性转变，即外包和全球生产转移。第10章“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危机”，说明了为什么这种转变本身是对20世纪70年代系统性危机的回应，并为2007年系统性危机的再次出现埋下伏笔。与经济学家的惬意共识相反，本书最后一章指出，只把这种转变看作金融危机的形式，而不是资本主义核心矛盾爆发的必然结果，就不能理解全球经济危机的起源、性质和轨迹。当前危机是两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深刻的矛盾表现——在我们讨论之前必须意识到的，气候变化加剧只是对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一个委婉说法。数十年的经济萧条，经济发展被越来越多的战争和革命打断，这种状态已经不可避免了。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人类恢复一个世纪前俄国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要么沦为野蛮。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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