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易莲媛·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从现实层面来说，这是对当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的正常反应：当“历史终结”的应许之地成为梦幻泡影，过去的乌托邦实践是否潜藏着通向未来的道路?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默斯校区历史学教授Sigrid Schmalzer （ 舒喜乐 ）的近作《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2016）就是其中的探索之一。
本书的问题意识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从研究对象来说，是在“绿色革命”的对照之下，重新梳理“红色革命”毛泽东时代的“科学种田”运动;从理论反思来说，是由此探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质疑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权威”以及“农业应当如何发展”的主流观念。
所谓“绿色革命”，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威廉•高德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革命高潮期的1968年用来指称20世纪50、60年代，主要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支持，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农业生产技术改革活动。核心是培育和推广高产粮食作物，大面积地使用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加强灌溉与管理，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而达到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这一活动是美国冷战计划的一部分，在以高德为代表的官员看来，充足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发展中国家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防止了共产主义的“红色革命”的爆发，因而可以称为“绿色革命”。而在当时正处于“文革”的中国，对这个词有着高度的警惕性，认为是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府用来蒙蔽广大人民、使他们放弃革命斗争的工具。
然而，问题在于，这是否说明，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反对“绿色革命”或者农业现代化的新技术？认为，与通常的印象相反，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最激进的革命者也是热切地拥抱其中的科学与现代化——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与“绿色革命”类似的农业技术改良运动，希望通过机械化、良种选育、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等手段改进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来增加产量与提高生活水平。这一活动当然受到了苏联五十年代援助的影响，但同时，又与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二十世纪前半期在国外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方式非常相似——研究机构从地方的需求出发，并在地方进行试验以检测与推广新技术。
当然，社会主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美国推动的“绿色革命”在哲学内核上有很大的区别。因为“绿色革命”有着明显的技术专家治国的精英立场，而在中国，科学与政治、现代化与革命是不能分离的。中国之所以谴责“绿色革命”是因为它将科学与技术视为非政治的力量，而且“绿色革命”的推动者试图用这些力量来消灭社会革命。因此，中国从来没有使用“绿色革命”的说法，而是用“科学种田”。对中国的革命者来说，科学是与阶级斗争类似的“革命运动”，“绿色革命”中的农业技术必须与“红色革命”结合起来，成为社会革命的工具。因此，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以“三结合”的形式建立起大量的“科学实验小组”，其中包括有经验的“老农”，有革命热情的“知识青年”以及能够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的“地方干部”。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推翻科学精英和“走资派”的“技术治国”道路，即“政治挂帅”。在这个运动中，政治、社会与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比如，一个由年轻女孩组成的“三八科学小组”用猪粪施肥就可以被视为是“科学种田”。这不是因为技术是新的，也不是因为这种方法是“生态”的，而是因为这一做法推翻了那种“女性不适合从事农业劳动”的陈旧观念。可以说，在中国，“科学种田”不仅不是非政治的，而是激进的社会革命工具。
“科学种田”画报中的女性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科学种田”是如何将科学与政治相联系，本书的从参与者出发呈现了“科学种田”。在文本结构上，全书分为七个主要章节，其中，第一章主要讨论关于农业科学技术的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第二章和第三章讲述两个专家蒲蜇龙和袁隆平的故事，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主角分别为农民和地方干部，第六章和第七章则留给了“知识青年”。按照的说法，这是因为“科学种田”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样的安排可以更好地揭示身处不同位置的个体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尽管没有明言，这一安排却有着明显的“结构-行动者”框架，从的行文中也可以看到，每个章节关注的也是个体在现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如何运用自身的能动性处理结构性的矛盾。而正文第一章，探讨的就是本书两个最关键的结构性矛盾：从下到上的实验活动所总结的地方经验与国家从上到下推广的“模范”;大众科学与精英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即“土”与“洋”的问题。而国家的解决办法则是“土洋结合”与“三结合”。而后面六个章节，都是围绕着不同的“行动者”们如何处理地方经验与全国性的模仿、处理“土”与“洋”的问题而展开。
第二章中的蒲蜇龙对于今天的中国大众来说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但在文革时期，被视为是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的典型。他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农学院，博士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是国际知名的昆虫学家，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洋”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蒲蜇龙及其夫人回国，在20世纪50年代成功利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并在文革期间于四会的大沙开展水稻害虫综合防治试验，蒲蜇龙的研究小组中，基本都是地方干部和当地农民，是“三结合”的典型，而且蒲蜇龙从甘蔗、荔枝的虫害防治转向水稻害虫防治，也是受到大寨“以粮为纲”的影响，是将地方经验与全国模仿结合的典范。进一步说，蒲蜇龙的“以虫治虫”延续了20世纪上半年期美国昆虫学界的研究。但是杀虫剂和农药的普及，使得这一研究在美国反而没有中国兴盛，而且中国在50-70年代，对于“以虫治虫”的热情，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杀虫剂与农药的匮乏，而不是环保考虑，这也使得随着20世纪70年代现代农业技术的普及，杀虫剂滥用问题在中国严重起来。而在袁隆平的故事中，杂交水稻培育中最关键的一步“雄性不育株”的发现，也并非作为技术专家的袁隆平的个人成就，而是“四级农科网”及全国范围内“农业实验小组”集体的力量，依赖于被吸纳入其中的广大农民的寻找，可以说杂交水稻是非常典型的社会主义时期“大众科学”的产物。然而，文革结束之后，尽管袁隆平本人一再强调他的成就来自于集体的力量，有关袁隆平的叙事依然将他归为文革当中不被政治风潮所动的孤独的科学家。
与蒲蜇龙和袁隆平的故事类似，其他平凡的地方干部、老农与知识青年在科学种田运动中，也都需要平衡地方经验与国家模范、土与洋之间的冲突。然而，在这一部分当中，还有一对虽然没有这么重要，但是富有启发性的概念——“技能”（skilling）及“去技能化”（deskilling）。“技能”并非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实际上是生产技术，以及附着在这些生产技术上的生产关系及一切社会关系的反应。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民拥有丰富的“技能”，但是随着农业技术的现代化，农民面临着普遍的“去技能化”。比如在农药和杀虫剂唾手可得的时代，以往防止虫害的技术便失去了有效性，拥有这些技术的农民被“去技能化”，当现代育种技术普及、改良种子必须通过市场购买的时候，传统的育种技术也被“去技能化”，相应地，被“去技能化”的劳动者成为了可替代性极高的廉价劳动力，不仅对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下降，而且生存也严重依赖于大型种子公司。这实际上也从技术的社会性角度说明了转基因的真正问题。事实上，转基因的作物是否有害，是个很难确定的问题，而且从目前科学的角度，也实在找不到对人类的害处，而对转基因技术的反对，除了宗教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转基因作为一种复杂的技术，只能被大公司所拥有及垄断，小农在其面前毫无抵御能力，失去了大公司也无法生存。因此，对转基因技术的反对，实际上是对技术垄断的反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波动不应当被看作是科学与反科学之间的斗争，因为技术专家与政治上的激进派只是在对科学应当如何起作用这件事情上面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承认科学的价值。因此，“政治挂帅”并没有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批判绿色革命中的科学技术，也没有落在劳工和社会正义的议题上，事实上，激进的革命者和技术专家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后果。由此，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科学中不是政治太多，而是政治太少了。也是因为“科学种田”与“绿色革命”内在的一致性，今天中国农业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视为这种事实上将去政治化的“科学”与“现代化”作为重要价值的“科学种田”的遗留，作为对它的反思与继承，今天中国的乡建运动、“人民食物主权”运动也与国际上反思“绿色革命”及其后果的环保运动一脉相承。
当然，这种对毛泽东时代激进政治表面之下的发展主义或者技术精英导向的批评与揭示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就是与本书几乎同时的Miriam Gross的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2016)也认为20世纪的50年代的群众性血吸虫预防运动并没有有效降低血吸虫的发病率，反而是60-70年代随着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进入农村，技术精英路线与大众科学的结合才控制了血吸虫病的肆虐。然而，问题在于，仅仅在结构上指出技术精英与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更关键的，在某些历史时刻，为何这些结合能够成功，这可能是在今天更需要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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