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学期我开了一门拉美文学课程，最后一次课上，带同学们共读的书是乌拉圭著名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 1940-2015)写于1971年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以下简称《血管》)。课间有学生问我，为什么有的拉美文学史著作把加莱亚诺算作拉美文学“后爆炸”一代的作家，有的文学史著作却压根不提他?嗯，这是个好问题。他又说，《血管》有点儿“四不像”的感觉，他是在图书馆的经济类书架上找到这本书的。这一点并不让我意外(要是它出现在医学类书架上，我才真会感到意外)。我特意查了查，在我们南京大学，这本书除了被校图书馆收入外，还可见于商学院、政治系和历史系的图书室。藏书系统显示，在商学院图书室，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血管》已经处于“剔旧报废”状态了，或许在经济学的眼光里，作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血管》已经过时了，无用了。
尽管我们的藏书系统并不认为《血管》是一本文学著作，我还是提示同学们，可以把它当成一部非虚构写作的作品来读，看看新闻记者出身的加莱亚诺是如何以他特有的风格讲故事的。加莱亚诺写作的一个独到之处，就是挑战写作体裁本身，将小说、杂文、诗歌、新闻报道、历史记述混在一起。用文学理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做法;用他自己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第三世界作家对文学“正统”以及与文学“正统”紧密联系的权力制度发起的反抗。至于是否被收入拉美文学史，或许并不是加莱亚诺所在乎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阅读《血管》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读解拉美文学。
《血管》这部以拉丁美洲历史为主题的著作不是专门写给政治经济学专家读的，本人就不是专家;《血管》是面向大众的，为了说明观点，加莱亚诺采取了说故事的方式。单看目录，构成章节小标题的不是概念，而是画面，诸如：“可可种植园主用五十万雷伊斯的钞票点烟”、“啮噬智利的铜齿”、“拉普拉塔河上的英国战舰庆贺拉美独立”……加莱亚诺不是标题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章节内容同样是精彩的，充满画面感的。比如，讲到拉丁美洲的银矿资源被开发、被掠夺的历史，玻利维亚历史名城波托西的银矿是如何被发现的：
1545年，印第安人瓦尔帕在追捕一匹跑散的骆马时，被迫在这座山冈上过了一夜。为了不致冻死，他点燃一堆篝火取暖，火光照亮了耀眼的白色的矿脉，那是纯正的白银。西班牙人雪崩似的蜂拥而来。
历史就这样被加莱亚诺的文笔还原了现场，被赋予了生动的画面和戏剧性，印第安人的困苦生活、欧洲殖民者唯利是图的贪婪形象，寥寥数语就跃然纸上。像这样的有具体时间和具体空间、截取特定的历史场景并富有意味的小故事，后来发展为加莱亚诺的拿手好戏，一个个看似相互独立却又有内在联系的非虚构小故事串起《火的记忆》(三部曲)、《拥抱之书》《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等作品。作为一个擅长讲故事的文学大师，加莱亚诺深知运用视觉形象的重要性。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少时的理想和禀赋：
首先是形象，其次才是语言。一种状况，一种情绪，或是一种思想，如果我首先没有看见它们的形象，那么我是无法把它们传达出来的;为一种形象找到可以传达它的、与其光辉相称的词句，总是花费我好大气力。我认为，我是用写字的方式画画的，因为我缺乏绘画的才能。既然做不了画家，我只好当个作家了，这就好比你爱的女人不理会你，然后你娶了她的表妹。
事实上，加莱亚诺第一次发表作品，就是刊载在一份政治刊物上的漫画;在开始新闻写作之前，他先以其父姓“休斯”为笔名画了四年漫画。这样的经历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加莱亚诺讲起故事来是如此地“绘声绘色”，给人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
银矿的故事以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开始，然后是银矿带来的繁荣、殖民地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最后终于资源耗尽、银城衰落的悲惨结局。在《血管》中，不管是银矿、金矿，还是拉丁美洲土地上的其他宝藏，大体上是同一个故事套路，从令人狂喜的“发现”开始，到令人叹息的没落结束。这个“套路”，就是命运——资源的命运，人的命运，拉丁美洲大陆的命运。充分现代化的国家是不会遭受兴衰更替的循环的，它们只会越来越发达，沿着线性时间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而为别国的现代化掏空了自己的国家，则不得不一次次经历无情幻灭，走不出循环时间的怪圈。
在加莱亚诺笔下，这些矿产地昔日的辉煌与他实地走访时看到的破落景象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在这些破落景象中，我们甚至能读出点魔幻的意味来，比如，在巴西曾经盛产黄金、后来走向不可避免的衰颓的地方，“传说中有根有据地说，在米纳斯吉拉斯的慈悲和仁慈圣母教堂里，那些死去的矿工仍然在寒冷的雨夜做弥撒。当教士回过身来，面向大殿伸出双手时，人们还能看到他脸上的骨头”。一本正儿八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可能不会写这些，然而这种亦真亦幻的传说有时候却要比枯燥冰冷的数据更具说服力，正如亚里士多德已经指出的，诗——虚构的艺术要比历史——非虚构的艺术更接近真实。繁华不再，空余废墟，这样的主题是在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说的是封建王朝不可逆转的由盛转衰的命运，而加莱亚诺故事中的这些鬼魂出没的没落城镇，则是作为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依附于单一资源的悲惨命运的象征。这些地方能让我们联想起胡安·鲁尔福的荒凉哀伤的卢维纳，马尔克斯的经历了大兴与大劫的马孔多，科塔萨尔的见证了家族兴衰最终被神秘力量完全占领的百年孤宅……在拉美文学中，这些没落的地方不仅是有美学意义的，也是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
这样的故事，读来是令人心情沉重的。在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在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规律中，坐拥丰富资源却总是缺席经济发展盛宴的拉丁美洲似乎永无出头之日。加莱亚诺一边讲故事，一边讲道理：资本主义一直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是维持宇宙稳定运转的铁律;拉丁美洲不幸从古至今一直是弱势的那一方，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是欧美强国发达的必然结果，后者越发达，前者就越不发达，“我们的失败总是意味着他人的胜利;我们的财富哺育着帝国和当地首领的繁荣，却总是给我们带来贫困”。丛林法则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中心与落后外围之间，也存在于拉丁美洲内部的大国与小国间，同样也存在于每一个拉美国家的内部。这样的稳定而僵化的权力结构，这样的压迫层层传递的不公正秩序，是令人窒息的。
同样的窒息感，我们可以在一些拉美文学“爆炸”经典之作，如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中读到：以暴力确立上下级关系、弱者的尊严被强者肆意践踏的野蛮社会，浓缩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中，军校的高墙、封闭的体制让人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血管》的理论背景，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依附论”。在依附论的视角下，资本主义体系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它由不断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国家和作为扩张对象的外围附属国家共同构成，后者依附于前者，不断向前者输送工业发展所需的血液，因此前者越富，则后者越穷;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是不可能摆脱不发达状况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的。翻阅《血管》一书的尾注和致谢页，我们可以找到好几位拉美本土的依附论理论家的名字：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塞尔索·富尔塔多、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血管》以生动的画面和平实的语言诠释了依附理论。拉丁美洲可能的出路在哪里?加莱亚诺的主张代表了依附论学派中比较激进的一派。《血管》的最后一段文字：“为了使拉丁美洲获得新生，每一个国家必须从推翻统治者开始。起义和变革的时代展现在眼前。有人相信命运在上帝的膝头，但事实上，命运如同激烈的挑战，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上。”他呼唤革命。
在当年的加莱亚诺看来，拉丁美洲要摆脱依附的命运，真正走向自由和繁荣，办法只有一个：武装革命。《血管》不仅是拉丁美洲的悲情故事，也是呼唤战斗的革命宣言。既然是宣言，那么把话说得激进一些，把事实讲得耸人听闻一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加莱亚诺曾数次在他的杂文中阐述他的文学理论，很朴素的道理，不会搬出西方哲学家晦涩难懂的句子来吓人，也不会玩弄故意制造和读者间距离的术语，而是直接面对活生生的现实：“拉美作家的命运，是与深刻的社会变革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被奴役的社会里，自由文学只能做两件事：揭露和寄托希望”。在西班牙语中，揭露自身(revelarse)和造反(rebelarse)是发音相同的两个词。揭露自身，也就是自我显现，意味着真正认识自己，从而真正获得自己的身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这也是正义革命的目的所在。加莱亚诺说过这么精彩的一句话：“我属于一块对自己尚未有所了解的土地。我写作是为了帮助它来揭露自己——揭露自己，奋起反叛(revelarse，rebelarse)——在找寻它的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自己，我和它一起迷失，我也迷失在这块土地之上。”
如《百年孤独》所暗示的那样，拉丁美洲是一块被孤独症所诅咒的土地，这块土地上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肤色的人互相鄙视、互相不了解，各个人群对自己的历史和命运也不了解。为了完成《血管》这本书，加莱亚诺遍访拉丁美洲各个被遗忘的角落，力图写出一个被官方话语刻意掩盖了的流着血与泪的拉丁美洲，让终于认识到拉丁美洲被奴役的真相的人们能有所觉悟，进而采取改变不合理现实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加莱亚诺也履行了作家对人民的承诺——在他写作《血管》的年代，深受萨特的影响和古巴革命的鼓舞，在世界文坛崭露头角的那一批拉美青年作家是普遍相信写作有介入社会现实之用的，他们将文字创作与本土民众追求自由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后来的岁月中，《血管》在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并被左派人士奉为经典的同时，其观点也不断被质疑、被批评。普遍的一种批评意见是，《血管》将拉丁美洲的不发达主要归咎于来自外部的新旧殖民主义剥削，对拉丁美洲自身的批判力度不够。巴尔加斯·略萨曾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害的神话之一就是：穷国之所以穷是富国密谋的结果，是富国为了剥削穷国、让穷国维持不发达状况而有意策划的。”
略萨以秘鲁的经验为例，反对那种为了斩断“依附”关系而闭关自绝于国际市场体系的做法，更反对以解放穷苦人为名的暴力革命。在他看来，秘鲁政府在七八十年代推行的向内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使秘鲁遭受了灾难性的全面倒退;那些奉行极左思想的游击队不仅造成社会动荡，更是逼出了以暴制暴的独裁恶魔，使秘鲁社会进一步野蛮化。他认为，在新的时代，穷国只要肯向世界市场开放，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获得迅速发展，而造成拉丁美洲落后的罪魁祸首，不是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而是拉丁美洲的两大特产：军事独裁和革命暴力主义。
还有人或许是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启发，在文化心理上探寻拉丁美洲落后的根源，如坎特拉·卡罗马诺（Cantera Carlomagno）的《拉丁美洲被闭合的血管》（Las venas tapadas de América Latina，2007），该书认为，西班牙殖民者将他们的官僚主义、考迪罗主义、贵族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精神先天不足等等缺陷遗传给了拉美民族，这些东西成了直到今天还在束缚拉丁美洲发展的桎梏。该书的书名就是对《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戏仿，仿佛是要针锋相对地否定加莱亚诺的观点。
切开的血管，闭合的血管。在加莱亚诺看来，拉丁美洲向世界市场的开放是灾祸之源。在另一些人看来，拉丁美洲向世界市场紧闭大门才真正是灾祸之源。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一个发展滞后的国家究竟该选择开放还是封闭?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足以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尽管东亚的发展经验可以为质疑和批评《血管》的人提供例证，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也曾遭受殖民主义压迫，也曾经历《血管》所描述的种种资源灾难和生态破坏，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血管》一书中回响的那些令人难忘的警句，诸如“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是有普世意义的。人心的贪婪本质是很难被改变的，人类离文明的理想境界还差得太远，只要丛林法则依然强有力地存在，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对暴力压迫的抗争就依然是有意义的。
《血管》中文版首次面世是在2001年，今天由理想国译丛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其间中国已经经历了许许多多大的变化，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2001年，正在热议“入世”话题的中国读者初读《血管》的时候，或许会想到我们这个民族也遭受过类似的屈辱，是不是该对经济全球化保持警惕……今天呢?我虽没有像加莱亚诺那样的讲故事的才能，不过我还是想转述一个与《血管》有关的小故事，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这个故事是我在2018年1月北京大学的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上，听戴锦华老师在发言中说的：
2003年，戴老师去拉美某国开会，在巴黎机场转机，候机二十四个小时，碰到一个与她同一航班的中国渔业商人，聊了几句，这位同胞是去美丽富饶的拉丁美洲开拓业务的。他在机场待得无聊，便问戴老师借书看。戴老师带的一大堆书，他一本也看不进去，好歹倒是把《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看完了——比起那些满纸术语的学术专著，还是加莱亚诺的拉美故事更好看。看完后，他把书还给戴老师，感叹了这么一句：“我们去得太晚了!”
但愿这位中国商人的想法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国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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