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一直有文、白两个传统，用以区分士大夫和民众的文化。士大夫也要说白话，只是这话“上不得台面”。直到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这种状态才得以改变。身体的遭遇与此十分相似：每个人都有身体，人们用身体感知、斗争、写诗、歌唱、缠绵和别离;但他们不在哲学、伦理、美学、诗学这些高雅的精神生活中给身体以合适的位置，忘记了思维同样由身体所承载。《身体诗学》(王晓华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版)试图以身体为主体重构诗学。
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在人工智能语境下，身体的边界正在发生改变。人类生命很可能会逐渐向“碳基+硅基”的方向转变，诗学因此无法再忽视或压制身体的存在。同样，在生态危机重压下，人的异化与复归问题值得关注。只有重新唤醒人对于荒野、自然的感知，才能将人从这种异化中拯救出来。而这离不开重估、重构身体的主体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它既为身体在文学、艺术、批评中的主体性正名，也为人类艺术的下一阶段发展开启序幕。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没有长大的小孩说‘我是肉体，也是灵魂。’可醒悟者、有识者却说‘我纯是肉体，除此无他’。”又说：“肉体是一个大理智，一个具备某种意义的复合体。”灵魂与肉体的二分，是人用以把握自身存在的一种本能、原始的范式。这种思维大致可以归结为：灵魂高于肉体又寄住于其内;灵魂犯错，被惩戒的是实有的肉体。身体成功，欣悦的是它的灵魂。身体因其欲望、排泄等的“非灵魂”性，被宗教、哲学、伦理话语所摒弃。然而，艺术却无法忽视身体，因为身体一定程度上就是艺术的本体。在绘画、摄影、雕塑等造型艺术中，身体是最直接的描摹对象;在电影那里，身体和动作是推动情节的关键;在音乐演奏、歌唱、舞蹈等艺术中，创作和欣赏的身体都必须亲身出席。那么，在诗歌这种语言艺术中，情况是否也是如此?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诗歌同样是身体的艺术，身体则是诗性的源泉。这也正是全书立论的第一块基石。
首先，诗歌诞生于身体的活动。通过援引自然科学、认知理论、AI工程的研究成果，试图证明一系列原初命题：人就是感性的、能思的、劳作的身体;身体是生活的承担者，也是诗性的源泉;诗歌的构思、写作、传播都是身体性活动。正因为如此，人们阅读诗歌时会感同身受：当诗歌中的俄狄浦斯王刺瞎自己的双眼之际，观众似乎也感到了疼痛。这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投射。
其次，该书从诗意建构的空间维度，也即诗性产生的场景意义上分析了身体的主体性价值。家宅、道路、大地与天空等空间概念在此被重新审视。身体是一个三维的实体，家宅是其延展，同时还是生发想象力的原点。道路则是人的身体和目的远去的中介，是“起点和中途，过程与目标，生长与衰落”。至于大地和天空，更是文学家喜欢使用的意象：“大地—身体总是结对出现，形成相互指称的意象。”典型例子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万物之祖盖亚，正是丰腴多产的大地母亲的隐喻。
最后，认为应该从生态诗学的角度正视身体的“有机物”属性。科技时代以前的历史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人类自我神化的历史。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于身体的认知逐渐进入微观世界。文艺复兴以后，身体在被神学的黑袍遮蔽多时之后，再次从古希腊的废墟中被发掘出来，在绘画、戏剧中出现。而生态诗学与身体诗学间的互通关系正如人类与动植物之间的有机关联一样。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是与动植物相似的有机体，就必然要走向与自然、天地混融的生态诗学之中。当我们把视角定位为生态诗学，身心二分的关系就可以得到修正，由此，生态诗歌和生态艺术天然地是大地的、自然的、身体的。也正是从生态诗学的角度，身体第一次完全获得了它的主体地位，将身心合二为一。
正视身体，就是正视我们当下的存在本身。也只有正视我们自己，才可能在生态危机与人工智能的双重挑战中，寻获前行的路径。这条路可能布满荆棘，但仍然是值得尝试的，因为它很可能是理论的“返乡之路”。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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