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
奴隶主给奴隶一点吃的，换取奴隶们劳动的全部产品。农奴被迫以徭役的形式向封建主提供无偿劳动，封建主就取得无偿劳动的产品。资本家用低于工人所产生的新价值的工资，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在这些不同的形式下，总是有产阶级取得社会剩余产品，取得生产者剩余劳动的产品。
织布师傅安东尼·惹利同尼古拉斯·科尔内利斯于1634年在列日所订的合同公然规定：科尔内利斯得“他劳动生产的一半，另一半归师傅所得。”[1]
工人在老板的工厂里用劳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价值。劳动到某一时间，他创造了恰好相等于他所得工资的新价值。如果他在这时候停止劳动，他就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但老板不愿意这样。他要经营的不是善举，而是买卖。他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保证工人生活。他购买劳动力和购买其他商品一样，是为了实现使用价值(2)。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正在于它能创造剩余价值，它在生产工资等值的必要劳动以外，还能提供剩余劳动。要老板雇用他，工人必须在比生产工资等值所需时间更长的时间内从事劳动。这样，他创造这了新的价值，却并不因此而多得任何工资。他创造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是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之间的差别。
资本家的目的是积累资本，是使剩余价值资本化。货币流通的性质本身就含有这种目的。工业资本比高利贷资本和商品资本还要贪婪得多地追求资本积累。它生产是为了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出售，在这种市场上，买卖双方是互不相识的，竞争规律占着统治的地位。市场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向可能的买主提供产品。在竞争制度下，每一工厂主都想夺取尽可能广泛的市场。但要能成功，必须降低价格。只有一个办法能降低售价而不危及利润：降低成本，降低商品价值，缩短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同一时间内生产更多的商品。
十九世纪德国一家水泥厂的年度报告中自豪地说：“去年尽管由于竞争而大大削低了水泥价格，但我们只花了几个月时间就扩建了工厂，使经营水泥的利润达到预期的水平。这一经验更使我们决心以增加我们的生产量来弥补可以想见的不断跌价。”
为了增加生产，就得发展工具，使生产过程合理化，改善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这一切都要求增加资本。但是归根结底，只有增加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才能增加资本。在竞争的鞭策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生产方式：其主要目的在于无限制地增加生产，在于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资本化而不断地积累资本。
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和古代有产阶级追求使用价值和奢侈品不一样。只有有限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非生产性地消耗于资本家的生活享用。资本家追求的是需要加以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是积累资本：
“这是一种贪婪的、一切为了价值的制度，这种制度所崇拜的生活是掠夺为了积聚、而积聚又为了更好地掠夺(3)。”
这种追求没有什么不合理和神秘之处。古代有产阶级占有的社会剩余价值，其主要形式是使用价值;只要以这种特殊的剥削形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存在一天，有产阶级就可以掠夺一天。只有自然灾害、战争及社会革命才能殃及有产阶级。为此，他们大量储备财富以防天灾。资本在历史上初次出现的主要形式——高利贷资本和商品资本，——其特点也是寻求稳定和安全。中世纪资产阶级购置产业时，要求不管货币和价格如何涨跌，保证收入始终稳定，这一点也是很有意义的(4)。在历史上，货币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典型是守财奴，他们萦绕脑际的也同样是这个安全问题。他们害怕的，不是资本的利润率，而是资本的存在。
真正的资本家，资本主义的企业经营者则不然。他们是在一个买卖双方各不相识的、不知是否成交的、也没有任何规定的市场上经营买卖，因此危险和不稳定笼罩着他们的企业。今天成功了，明天可能失败，这还不仅是由于竞争的原因，而是由于不受任何社会约束的生产本身。[2]这样的生产使资本主义企业具有不稳定的性质，并迫使资本家在经常威胁其整个企业的危险面前，不得不在个别的买卖中，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
地主、小商品生产者、地产购买者，由于他们收入可靠，认为这就有了足够的理由把他们的事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反之，资本主义利润的不稳定性使不断地扩展营业成为必要的了。而扩展营业回过头来依赖于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和取得利润。资本家及其中世纪祖先的形象就是这样的。乔治·爱斯比那曾杰出地描绘这种形象如下：
“付最少的工资，取得最大的利润;尽可能提高生产者的效率，尽可能少付他们工资，甚至还要尽可能的欺骗他们;由于只有资本家才能给小生产者以劳动，由于小生产者只能为资本家生产，因此，资本家就用这种办法把他们所能攫取的一切钱财都不择手段地吮吸到自己的口袋里，而本来这些钱财是应该归小生产者所有的。显然，这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主不断努力的目标，最大限度地有利于自己，极端的不利于他所雇用的人，正如一个蜘蛛居于蛛网中心一样。为了执行这种‘血汗’制度，可以不择手段，不问场合;善于利用一切;弄虚作假，撕毁合同，克扣工资;所谓买卖，那就是掏别人的腰包(6)。”
延长劳动日
追求剩余价值，就是在生产相等于生活资料价值的劳动之外，追求剩余劳动，追求不付工资的劳动。为了取得更多的剩余劳动，首先资本家能尽量延长劳动日而不增加工资。假定一个工人在五小时内生产相等于工资的价值，那么，延长劳动日到十至十二小时而不增加工资，每天的剩余劳动时间就是五至七小时，即达40%。这种增加剩余价值的方式叫做增加绝对剩余价值。
在以占有使用价值为生产的基本目标的任何社会里，无论对生产者和剥削者来说，不断地延长劳动日似乎毫无道理。需要和市场的局限性也使生产限于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内。古代奴隶制还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还在族长奴隶制的时候，奴隶的处境是相当可以过得去的，实质上和家族庄园里穷亲戚的处境相差无几。直到古代奴隶制成为为市场而生产的基础时，野蛮虐待奴隶，才普遍化了(7)。
中世纪时，公社的规章曾严格限制手工业者的劳动时间。除了禁止夜间劳动外，一般都规定宗教节日和每年一定时间内停止劳动。爱斯比那根据对阿尔土瓦小城市吉讷的城市法的研究，估计中世纪时每年劳动二百四十天(8)。十六世纪时，巴伐利亚采矿业每年有九十九到一百九十天假日(9)。许埃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许多假日计算在内，那么，采矿业每周平均劳动时间在十五世纪时是三十六小时(10)。
但是，资本主义企业一出现，就力求延长劳动日。早在十四世纪，英国就有一条法令禁止太短的劳动日。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文献里，充满对工人“闲散”的怨言，“如果工人能在四天内挣得一星期的口粮，其他三天他们就不去上工了”。资产阶级的大思想家都参加了这种埋怨的浪潮：斯宾诺萨的朋友——荷兰人让·德·维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埋怨“惰民”的科耳贝特，等等。松巴特引据当时这类的文献，写了满满七页(11)。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过重洋，进入新大陆的时候，起初也自然遭到劳动者的同样抵抗，他们反对延长劳动日。十七、十八世纪时，北美洲那些道德高尚、循规蹈矩的殖民者们的报纸上，吵吵嚷嚷地抱怨“工资太高……不合道理，违反正义”。《纽约周报》(New York Weekly)装糊涂说：“穷光蛋变成富翁了”。1769年，《马利兰报》(Maryland Gazette)抱怨说：“工人一天的工资可以大吃大喝三天(12)。”
“十七、十八世纪攻击英国工人奢侈、骄傲、懒惰，事实上和现在对非洲土著居民的攻击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13)。”
阿尔弗雷德·博内曾指出，西方观察家看到穷苦的阿拉伯人宁可当牧人一年挣一镑而不愿当工厂无产者每月挣六镑时，所表现出来的惊奇(14)。奥特雷·理查在罗得西亚的黑人中也看到有同样的情况：
“要求那些习惯于在部落里每天劳动三到四小时的人，在大种植场或大工业企业里，在白人的监督下，劳动八到十小时(15)。”
但是，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大动荡，产生了离乡背井、没有工作的大量劳动力。只要利用这支劳动力就可对工资施加压力，把工资压到低于最低生活费。这样，资产阶级就可以在“反对惰民的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早在十八世纪，英国正常的劳动日是十三到十四小时(16)。英国棉纺厂里，每周劳动时间在1747年是七十五到八十小时，1797年是七十二小时，1804年是七十四到八十小时(17)。由于工资已压得如此之低，以致一天失业，就得挨一天饿，所以拿破仑似乎还比他的大臣波尔塔利斯慷慨一些，因为他拒绝了波尔塔利斯关于禁止星期天劳动的建议。“既然百姓天天要吃东西，就应允许(!)他们天天劳动(18)。”
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强度
但是，绝对剩余价值不能无限地增加。其自然的限度，首先是劳动者的体力限制。剥削劳动力是有利于资本的，但破坏劳动力则是不利的，因为劳动力是潜在剩余劳动的经常的源泉。超出一定的体力限度，工人的生产率很快就会跌到零。
另一方面，工人通过工会组织反抗。十九世纪中叶，就制定了第一个关于劳动日的规章，限定了最长的劳动时间。劳动日合法限度最初规定为十二小时，以后是十小时，最后到二十世纪是八小时，而许多国家规定为每周四十小时，虽然资产阶级每次都大喊大叫地说要破产了。[3]
于是资本家愈来愈转向另一种方式来增加剩余价值。与其延长劳动日，他们力求缩短生产工人工资等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假设一天劳动十小时，其中四小时必须用于生产工资等值。那末只要能把必要劳动时间从四小时缩短到两小时，剩余劳动就从六小时提高到八小时，这样获得的结果，和把劳动日从十小时延长到十二小时所获得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这就叫增加相对剩余价值。
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是依靠采用新机器、采用更合理的劳动方法、更细致的劳动分工、更完善的劳动组织，等等。[4]工业资本主义比过去所有的全部生产方式还要更激烈地改变了经济生活。下列数字清楚地说明了日用品价格下跌的情况：
一定数量的40支棉线
1779年值16先令
1784年只值10先令11便士
1799年只值7先令6便士
1812年只值2先令6便士
1830年只值1先令2.5便士(19)
美国大量采用机器比英国稍晚了一些。下列关于稍晚一些美国情况的表格，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20)
资本家用大大降低一切生活必需品价值的办法，来缩短一个劳动日里工人用于生产工资等值的那部分时间。再加上用便宜的东西代替较贵的东西，作为工人阶级的消费品——主要是用土豆代替面包——以及工人的饮食、住处和衣着普遍地越来越坏，这些都是对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有利的。
提高劳动强度也能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归根结底，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工人不得不在十小时劳动中耗费过去在十三或十四小时劳动中所耗费的精力。有各种不同的办法来提高劳动强度：加速劳动节奏、加速机器运转、增加看管机器的台数(例如纺织工场里看管织布机的台数)，等等。
劳动强度提高大大地为资本家增加相对剩余价值，那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近阶段的事。最近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劳动组织科学化”(泰勒制和伯多制[systèmes Taylor et Bedeaux ]计件劳动和计效率劳动;测时，等)。乔治·弗里德曼动人地描绘了法国两家汽车厂——里昂的贝利埃汽车厂和巴黎的雪铁龙汽车厂，所使用的方法：
“尽管贝利埃汽车厂有漂亮的厂房，为什么它被看作为囚徒的劳役场呢?因为该厂粗暴地实行泰勒式的合理化制度。把一个示范者、一个‘把式’所花的时间，当作标准，强加给广大操作工。正是这位‘把式’，手拿时计，规定每个操作工的生产‘定额’。他在每人身边似乎公正地计算着制造一个部件的必要时间。事实上，如果他认为工人的动作不够快，或不够正确，他就做一次示范，从而规定基本工资所要求达到的定额……除了这种技术上的监督之外，还有戴鸭舌帽的保卫人员在劳动纪律上进行监督。这些保卫人员老是在工厂里转来转去，他们竟至推开厕所的门，看看那些蹲着的人是不是正在抽烟，甚至在毫无火警危险的车间里也这样做。
“在雪铁龙汽车厂里，办法更隐蔽一些。生产组之间是互相竞争的，他们争夺吊车、钻机、汽磨和小工具。但是穿着白罩衣的工长们，为了保持劳动速度，却变得执着、恳切而又诚挚。好像节约时间就是为他们个人效劳似的。尽管如此，他们却在那里不断地监视着生产组长，组长又监视着你。动作达到闻所未闻的速度，好像某些影片中的快镜头一样(21)。”
凡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工人全部劳动时间，其中每一分钟、每一动作都是由资本家如饥若渴地加以利用，这难道不是最清楚地说明了下列这一点吗?所谓利润，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不过是工人的无偿剩余劳动而已。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支付工人工资，不是以小时计算，而是以每十分钟(!)实际劳动计算的(22)。这一事实又证实了资本家如何渴求剩余劳动。
丹尼耳·倍尔很好地概括了工业资本主义所引起的时间概念的彻底革命：
“两种时间概念曾经是主导的：作为空间函数的时间和作为时限的时间。作为空间函数的时间是随地球运动而来的：一年，就是环绕太阳一圈;一天，就是地球自转一圈。时钟本身是圆的;钟上一小时的表达方式是一根直线在空间转了三百六十度。但是，正如哲学家、小说家——以及普通人——所知道的那样，时间本身是天真无邪的。各种不同的时间观的心理状态可以概括如下：有无聊的时刻，有活跃的时刻;有忧郁的时刻，有幸福的时刻;有的时间过得慢的叫人苦恼，有的时间过得快的叫人苦恼;有人们追怀的时间，也有人们预支的时间;——总之，时间的职能不是衡量空间，而是标志一个人的经历。”
实用的合理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较婉转的说法)对于作为时限的时间是不予理会的。对合理主义和对现代工业生活来说，时间和劳动只是“节拍器似的”有规律的节奏——像时钟那样有规律的节奏相联系着的。在现代工厂里，对生产劳动的刺激及其反应，劳动的节奏，都来自因使用机器而强使人产生的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特殊感觉;现代工厂根本上就是为这种气氛所笼罩着的地方。
从而，赫胥黎作出如下的断定，就不足为奇了：“现在，每个高效率的办公室，每座现代化的工厂，都是模范监狱，在这种监狱里，工人们受尽折磨，因为他们意识到自身也陷入到机械组织内了(23)”(黑体字是本书标出的)
乔·弗里德曼在他所著的《劳动的分裂》一书中，举一家英国工厂为例。在这家工厂里，许许多多工序缩短到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25)。[5]在福特汽车公司的里佛鲁日工厂里，流水作业带留给大部分工人的操作时间不到两分钟(26)。有些技术人员已开始怀疑这种“加快”是否有效(27)。
弗里德曼和倍尔所提到的现代工厂情景，也说明了劳动组织的等级制度。只要生产者自己还占有生产手段，就谈不到“车间警察”问题。严格节约原料是生产者本身利益所在。当家庭工业和包活普遍化时，包商的抱怨也越来越多了。据这些包商说，生产者糟蹋、浪费和偷窃交给他们的原料。这也是建立手工工场的主要原因之一。手工工场里，工人是在工场主经常监督下劳动的。
工场主原来只是资本的所有者，只是某一企业的主人(企业的目的是使资本获利)，现在成了精确的、有技术的生产过程的组织者，同时又是一大批需要监督的工人的指挥者。他不仅指挥资本，而且还指挥机器和人。
为了有效地指挥人，他不得不把劳动组织得更细致，不得不建立(介于厂主和工人之间的)中间等级，不得不把工人划分为小组，置于组长管辖之下，不得不使用工头和车间主任、技术员和工程师。除了企业内纯技术的劳动分工外，还发展和改进了一种指挥者和被指挥者之间的、按等级的社会劳动分工。[6]
注释：
[1]奴隶制的辩护士也不能不指出这种按天、按周、按月出卖劳动力和奴隶制度下的终身出卖劳动力之间的共同点。1742年，荷兰船长爱里沙·若纳斯写到：“只要一个人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得以保住，即使他终身为别人劳动，如工人每天为雇主、为师傅劳动，那也并不违背正义和道理(1)。”
[2]在许多国家中，资本主义前期的手工业，以至“包活”的初期，都有这类的规定。十五世纪中叶，在卡林西亚和叙利亚，“公爵弗雷德利克三世重新规定了铁业所应遵循的道路，他规定价格和税率，限定多少炼铁炉和每个商人能有多少铁，他还规定合同内容。”(5)
[3]应当把这种大喊大叫和经济学家赛尼奥尔的“高论”并列在一起，他说：“取消一小时劳动，就是取消利润。”
[4]劳动力生产的价值和维持这一劳动力所需的费用，二者之间的差别，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把劳动者集中在工厂里，采用越来越细致的劳动分工和劳动协作，哪怕不去改善劳动工具，也能提高生产率(生产)，并把增产的产品攫为己有。
[5] “在研究时间时，劳动是以秒或五分之一秒来分的，而在研究动作时，竟至以百分之一秒或二百分之一秒来划分(24)”
[6]请读一读萨根特·弗洛伦斯教授所描绘的教会等级、军队等级和现代工厂组织之间惊人相似的情况(28)。文斯·帕卡尔以后也作了同样的比较(29)。
(1)爱里莎·若纳斯：《关于不触犯基督教自由观观念的奴隶制的国家政治学说——神权教义的研究论文》(Elisa Joannes:Staatkundig-godgeleerd onderzoek-schrift over de slavernij,als niet strijdig tegen de christelijke vrijheid)，1742年，来丁出版。见林重神父：《欧洲人贩卖和奴役刚果人》，第139页。
(2)让·伊埃诺：《十七世纪列日的劳动合同》(Jean Yiernaux:Contrats de travail liégeois du XVIIe siècle)，第42页。
(3)托内：《宗教和资本主义兴起》(Tawney: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第220页。
(4)爱斯比那：《资本主义的起源》，第2卷，第125页。
(5)费迪南·特莱美：《奥地利内地的早期资本主义》(Ferdinand Termel:Der Frühkapitalismus in Inner·sterreich)，第58——59页。
(6)爱斯比那：《资本主义的起源》，第1卷，第218——219页。
(7)克洛兹：《古希腊的劳动》，第104，223——251页。
(8)爱斯比那：《资本主义的起源》，第4卷，第263页。
(9)松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第37页。
(10)许埃：《矿工》(O.Hue:Der Bergarbeiter)，第1卷，第262——269页。
(11)松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第802——808页。
(12)杜尔夫曼：《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J.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第1卷，第45，117页。
(13)托内：《宗教和资本主义兴起》，第209页。
(14)阿耳弗雷德·博内：《中东的国家和经济》，第155——158页。
(15)奥特雷·理查：《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饮食》，第3页。
(16)库利希：《经济通史》第2卷，第186页。
(17)同上书，第464页。
(18)勒瓦塞：《法国产业工人阶级史》(E.Levasseur: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de I'industrie en France)，第1卷，第370页。
(19)乌歇：《英国工业史导论》，第310页。
(20)《美国十三次年报，劳动局》(13th Annual Report U.S.A.Commissionner of Labor)，第1卷，第24页及以下。
(21)弗里德曼：《人类劳动往何处去?》(G.Friedmann:Où va le travail humain·)，第64——65页。
(22)丹尼耳·倍尔：《劳动和不满情绪》(Daniel Bell:Work and its Dis-contents)，第7页。
(23)同上书，第2——3页。
(24)古恩，见：《法国劳动杂志》(J.Gouin,dans Revue francaise du travail)，1951年，1——2月号。
(25)弗里德曼：《劳动的分裂》(G.Friedmann:Le travail en miettes);第29页。
(26)丹尼耳·倍尔：《劳动和不满情绪》，第17页。
(27)弗里德曼：《劳动的分裂》，第80页。
(28)沙尔刚-弗罗伦斯：《英国逻辑和美国工业》(P.Sargant-Florence:The Logic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Industry)，第149——150页。
(29)文斯·帕尔卡：《追求高生活的人》(Vance Packard :Les Obsédés du Standing)，第39页
END
原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Ernest-Mandel/1962book/mandel-1962book-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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