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柳青特别重视通过塑造个性化的人物来描写社会冲突和思想艺术冲突。本文以《创业史》里梁生宝和徐改霞的爱情故事为范例，简要分析了柳青在塑造新人形象时对他们心理世界和精神状态的刻画，人物的个性、情感、思想和行动都结合在细节里，使得他们的爱情结局既令人惋惜又令人叹服。
专栏编者按：1962年8月召开的“大连会议”将赵树理誉为写农村生活的“圣手”。参加这次会议的康濯甚至说：“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农村题材作品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作家都难以匹敌。”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来自陕西的胡采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的作家)脑子里太多的是生活里原来的东西，消极的东西，而没有跳出来。一定要跳出来，改造，选择。因此我觉得(有的作品)把生活看得太实了，浪漫主义少了些。《实干家潘永福》是很朴素的，但老赵我还是觉得太实了些，甚至《套不住的手》，五百年前农民也是如此。今天的劳动人民有什么新的精神面貌，揭示得不够。”正如洪子诚老师指出的那样，胡采的看法确实体现了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陕西作家的文学观。这次座谈会发生的争论，可以看作当代“人民文艺”内部不同取向之间的冲突。[1]
具体而言，胡采强调的是，“总要以集体、国家的观点教育人民，就是让农民发家致富，也要指出具体道路，要与社会主义思想挂钩。看问题，也不应是从自己亲身感受的角度看，应看得宽广些，这些，对生活的评价就会全面些”。这种希望文学“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并能发挥“教育人民”的作用，的确是一种不同于赵树理更接近柳青的“标准”。就像柳青曾经举过的那个作家“深入生活”归于失败的例子，一个好的青年作家到生产队里当社员，三五年以后变成了五好社员，不过却写不出好的作品。对这种现象，他认为：“如果他能够把这种精神坚持到底，总结经验，改变方式方法，他比那些脱离生活的作家更有可能获得成就。但是现在，他成为了一个好社员，暂时还没有成为一个好作家。这位同志把自己对象化了，却没有按照工作的要求保持住自己的独特性。”[2]因此，当我们说某位作家“贴近生活”时，并不意味着将他的创作降格为“等于生活”，而是希望他依然保持与“生活”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距离”，正是这一“距离”的存在才使得他的作品能够对“生活”有所反思。这种“距离感”也是柳青作为作家“深入生活”的典范，所要反复重申的是：“作家要在感情上变成自己所描写的一切人，包括英雄、滑头、阴谋家和坏蛋，但是作家不能在实际上变成任何人，相反的，每个作家必须保持他的独立性。”[1]不过，这里的“作家的独立性”，并非源自“文学的自律性”原则，而是以“深入生活”作为不可或缺的前提。按照朱羽的说法，柳青所谓“独立性”，绝非“延安整风”之前以及“双百”时期知识分子那种搁置“党性”的“批判”精神，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距离”“分化”与“教养”。柳青对之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补充必须在此提及：“永远保持一个普通人的感觉。”(朱羽：《柳青的“抵抗”》)
如此看来，柳青不仅以他的创作，更以他的生活突破了“文学”与“政治”、“艺术”与“生活”的二元对立，用一种悖论性的方式呈现出思考的高度与难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返”曾经被低估、漠视甚至遗忘了的“柳青遗产”，而这组笔谈可以说是“重返柳青”初步却重要的尝试，希望能够引起更多朋友的关注。
(文/罗岗)
注释：
[1]洪子诚：《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2]柳青：《美学笔记》，见《柳青文集(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798页。
[3]刘可风：《柳青随笔录》，见《长安学术(第十一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从《柳青随笔录》再谈《创业史》里的爱情故事
文/何翔
由柳青先生的女儿刘可风编选的《柳青随笔录》，时间跨度从1958年到1964年， 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后半程。这些不拘一格的散论， 透出柳青在写作《创业史》第一部时，对文学创作自觉的、持续的思考。一百一十多条随笔里，大约四分之一是在讨论小说人物。柳青认为，作家应该以显微镜的方式，首先在具体的生活里观察、认识、熟悉和感受不同人物的生活习惯、职业特征、性格特点、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然后在创作里“扮演”各色人物，即从他们的主观视点出发，通过个性化的生活语言来模仿人物的语言、行动、思想和情感，甚至还要从他们的视角和口吻来叙述故事。《柳青随笔录》里这样写道：
作家在写作中最经常、最艰巨的是表现人的思想、言语和行动的细节描写。这是一种艺术创作工作。这部分工作最终地决定作品的质量，不仅因为它是最大量的工作，而且因为它是艺术的血肉，没有这部分工作，也就没有严格的艺术创作了。
简而言之，塑造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是柳青小说创作的重心，因为在文学作品中，社会冲突和政治思想的冲突必须“通过个性化的人物来进行的。如果作品没有写出个性化的人物，那么，政治思想的冲突，无论如何尖锐，都不能算是描写了冲突，只能说是说明了冲突”。
《创业史》里重要的人物大概就有十几位，矛盾冲突各式各样，至今仍在引发解读和争论。在第一部的结局里，梁三老汉和继子梁生宝之间“创集体大业还是创家庭小业”的矛盾基本化解了，老党员郭振山和灯塔合作社社长梁生宝的矛盾也暂时压制了下去，郭振山已经重新拿起了大喇叭，向村民们“讲政治”。同梁生宝真正走向某种“分庭抗礼”的，恰恰是离开蛤蟆滩、进城当工人的徐改霞。有研究者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两条路线出发，解释徐改霞进城以及她和梁生宝分开的必然性(即“先城市工业化、后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并举”这两条路线的紧张和冲突);也有人把徐改霞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一员，理由是她那细密复杂的心理活动不符合一个农村姑娘的形象。这两种解释都打着时代的烙印，各有其价值立场和判断。然而，如果我们能暂时离开认识论的框架，回到小说文本，回到《柳青随笔录》所提供的作家创作时的思想过程，看看他如何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思想和情感来塑造这两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或许能对徐改霞和梁生宝的爱情故事和生活道路获得更多的理解。
《创业史》第一部，徐改霞早于梁生宝出场，正如《红楼梦》里，林黛玉早于贾宝玉出场一样。梁生宝和贾宝玉都是在小说第五章才登场的，而此前四章登场的主要人物———例如梁三老汉、徐改霞、郭振山和高增福———他们明面儿上的活动和暗地里的心事，无论是理解还是不解、爱慕或者嫉妒，都和梁生宝相关， 这就给塑造人物形成了一种“欲扬先抑”的氛围。而徐改霞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是一个抗婚三年、刚刚解除了旧式婚约的漂亮农村姑娘，社会主义革命给她带来了人身解放和自由，她又作为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在县土改大会上发言。由此，徐改霞不仅可以重新选择婚姻对象，而且一下子就迈出了寡母那个小院落的束缚， 远近各乡各村的人都认识了这个落落大方、聪明、有志气的姑娘，这为她对“自由”的热烈向往埋下了伏笔。柳青曾这样评价过这个由万事谨慎的寡母带大的闺女：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旦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就再也关不住了。徐改霞和梁生宝两个人身上都有着“强烈的、现代的精神和激情”，这种精神和激情，在徐改霞身上表现为两个统一的方面：第一，占据她内心情感最高强度的是“社会主义”， 是“光荣就是一切”，她认为一个青年如果不为社会主义而学习和生活，简直就不是一个青年。第二，徐改霞对梁生宝的爱，不是旧式的对一个精明能干小伙子的爱，更不是因为他的外表，而是他那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精神，这完全符合她对理想爱情的定义：“为了一种崭新的愿望———两口子共同创造社会主义”。
梁生宝的心事是在第五章时透露出来的。在去郭县买稻种的路上，他无心欣赏雨后秦岭的远峰和松坡，也不顾及饭馆儿里堂倌对他的节俭投来的鄙夷眼光，拿着组员们一分两分攒下来的钱到外乡买稻种，他踏实冷静、谋划得当。只有在晚上临睡前，当梁生宝想起蛤蟆滩的种种情形时，徐改霞的形象才出现在他眼前。而一旦这个特殊的形象来到了，他的思想和情感的空间就被这个形象久久地围绕和占据着。柳青写道：
当他想到改霞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固执地停留在这个正在考虑嫁给谁的大闺女身上了：改霞离他这样近，他在这砖脚地上闭起眼睛，就像她在身边一样。她朝着他笑，深情的眼睛扑闪扑闪瞟他，扰乱他的心思……
梁生宝也不仅仅是喜欢改霞的外表，而是更喜爱她“聪明、有志气和爱劳动”， 无论是农忙劳动、学习知识还是公众事务，“她的这种意志、精神和上进心，合乎生宝所从事的社会事业的要求!他觉得：他要是和改霞结亲，他们就变成了合股绳，力量更大了”。
这两个具有强烈的、现代的精神和激情的人物，内心都有着“理想的热火”，他们的相互爱慕源于共同的光荣与理想。然而，他们的恋爱故事却一波三折，既有郭振山从中挑拨、建议徐改霞进工厂而造成的误会，也有乡村风俗习惯的强大保守力量。例如，守寡一辈子的改霞妈妈，认为梁生宝和徐改霞谈工作是“胡骚情”， 勾引自己的闺女;而梁三老汉一见到徐改霞打扮得齐整漂亮，就暗地里骂她退了婚不嫁人，迟早要“做下没脸的事来”。直到小说第一部结束，我们也没有看到这种风俗习惯有所改变。甚至连冯有万———这个和徐改霞、梁生宝同龄的青年———对爱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生理性的欲望上。分完稻种以后，梁生宝只向冯有万袒露了自己的心事，他一边羡慕梁生宝的“艳福”，一边问：(你们)“搂抱来没?”“亲嘴来没?”(没有)，“那么男人同女人怎样相好呢?”思想和行动上都进步的民兵队长冯有万，在情感和感性的领域里仍是粗野的。由此可见，像梁生宝和徐改霞这样的恋爱故事，不仅在乡村还从未有过，当地人甚至很难找到恰当的词汇来描述。而柳青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并没有让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和乡村伦理习俗的羁绊直接地“决定”徐改霞和梁生宝的爱情悲剧，而是把这两个“强性子”人物的个性、习惯、思考，甚至由说话方式所造成的误会和冲突都细密地描绘出来，以此作为他们情感矛盾发展的内在动力。饱含情感的对话， 激烈绵密的心理活动，使人物形象立体地浮现出来，栩栩如生。
小说里正面描写徐改霞和梁生宝的私下会面只有两次，而且两次都是不欢而散。第一次，春日里的太阳下，黄堡镇外，满腹心事、寻寻觅觅的徐改霞终于遇上了来赶集的梁生宝，可是两个年轻人都不好意思直接开口提婚事。终于，徐改霞绕了一个弯，她告诉梁生宝，“西安新修起国棉三厂，我想进工厂去，你看怎样?” 她一边问，一边很满意自己的问题，认为梁生宝一定会留她，“她等待着生宝激烈地反对……她想着，只要生宝一反对，任谁鼓动，她也不去工厂了”。可是， 徐改霞的一句话没有等来她所期待的那句话，反而让梁生宝产生了误会：“‘好嘛。考工厂去，好嘛。’他客气地说着，一下变得和她疏远了，眼光里带着不谅解她的神情。”梁生宝以为，自己前些天曾经对冯有万表达过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那就是徐改霞读书识字以后，心思变了，想当城里人。
等徐改霞弄明白，鼓动自己去工厂只是郭振山的一项计谋，她就决心留下来，和梁生宝一起为互助组工作。她不顾寡母的反对，也不顾大家的目光，直接到互助组开会的地方去等梁生宝。夏夜的虫鸣里，两个人第二次私下见面了。这一次，徐改霞向梁生宝直接表白了自己的感情，“伟大而崇高的爱情把生宝的铁心疙瘩熔炼了!他感觉到陶醉、浑身舒坦和有生气”，这个时刻，连徐改霞脸上他曾经不喜欢的雪花膏味儿闻起来都是香的，他忍不住把相爱的姑娘搂在怀里。就在他想亲吻徐改霞的时候，突然想起草棚院里正要一起制订生产计划的穷哥们，于是他推开了徐改霞，对她说：“改霞，心放平稳一点吧。再甭慌慌溜溜哩……咱俩的事，等秋后我消停了再……好吗?改霞?就这样吧。”梁生宝的一句话，也没有找到他想要的那句话，反而让徐改霞的自尊心受了伤。她哭肿了眼睛、辗转难眠，终于再次作出了进工厂的决定，不等秋后跟梁生宝说一句“交底底的话”，就离开了蛤蟆滩。擦干失恋的眼泪、自尊心很强的徐改霞和擦着插秧的汗水、同样自尊心很强的梁生宝，这两个“强性子人”所作出的决定和他们在县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能聊到一起、想到一起的个性，是符合的。他们的相爱，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志同道合的爱情，是为了一种崭新的愿望——“两口子共同创造社会主义。”在广袤农村大地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给了梁生宝和徐改霞交谈和了解彼此的机会，让他们有了爱情的萌芽;然而，也恰恰是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理想，以及如何具体实现这一理想的分歧，又让他们的爱情故事走向了一个令人感叹的结局。
共产党员的身份、互助组组长的责任感，让梁生宝为了党的荣誉和工作压抑、克制着个人情感。而刚刚从旧婚约和寡母的束缚里挣脱出来的徐改霞，也不愿意即刻当一个围着“锅台、井台、碾台、磨台”转的“庄稼院好媳妇”。50年代中期， 参加工业建设在乡村已经变成一种时尚，一般的农村姑娘考工厂是因为向往城市生活，为了改善吃、穿、住、用等物质条件，但是徐改霞却并不是这样。除了无产阶级的光荣身份以外，柳青还为徐改霞向往工厂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感性的解释，“她从画报上看到过郝建秀的形象，她就希望做一个那样的女工。新中国给郝建秀那么可怜的女孩子，开辟了英雄的道路，改霞从她的事迹受到了鼓舞”。当参加工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与对梁生宝的爱慕直接冲突时，在仅有的两次私下会面中，徐改霞都想给对方“交底”。可是，当一句关键的话没有找到下一句相应的话时，就使得一段关系失去了继续维系的力量。柳青对他们两次私下会面的细致描写，不仅把人物的个性、情感、思想和行动都结合在了细节里，而且也把徐改霞和梁生宝分手的内在必然性揭示了出来。
对于梁生宝的后悔， 叙述者善意地嘲讽他给感情设限实在太拘谨、完全没有恋爱经验：
被事业心迷了心窍的小伙子啊!我们承认：你处理父子关系，处理和王瞎子一家人的关系，处理和郭振山的关系，处理白占魁的问题，都是相当出色的!但你处理和改霞的关系，却实在不高明。你为什么要划定恋爱的期限呢?为什么要在秋后空闲的时候，摆开恋爱的架势，限期完成呢?看来，你在这个问题上相当拘谨，不够洒脱，没有一点成功的经验哩。
而对徐改霞带着不舍却坚定的心情离开蛤蟆滩，叙述者则点出徐改霞是一个具有新的社会意识的女性：
性格软弱的闺女，由于优柔寡断，常常在就要搂抱的时刻，还是若即若离、躲躲闪闪，最后终于被意志坚强的小伙子摔开，而懊悔终身。性格刚强的闺女，她们的自尊心简直撞不得，常常嫌自己倾心爱慕的小伙子对自己不够热烈，担心婚后不美满，竟至搂抱以后，来个出乎自己意料的转折，而永无反悔!我们的改霞属于后一种闺女。新的社会意识，使大部分闺女向这样的性格发展。任男人摆布，把男人的搂抱亲吻看做赏赐的女性，是越来越少了。人们对这个恋爱故事不成功的结局惋惜，还是不惋惜，这要看你们的恋爱观怎样。
1959年，作家柳青对女性自由意志的尊重、对“现代人”婚恋观的理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毫不过时。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代表人物，梁生宝和徐改霞在思想上认同、情感上相恋，最后却分道扬镳，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必然性， 固然可以从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角度去阐释。但对于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用文字刻画他们的心灵世界，让这两个新人的形象和故事长久地留存在读者的脑海里和心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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