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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2000年初，当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总理朱镕基写信提出这句话的时候，“三农”这个字眼经过媒体传播，开始让久居在城市的人群知道了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城市廉价劳动力的农民，竟然面临着生存危机。
其实，“三农问题”第一次见诸理论界，是1987年前后。它的提出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尽管现在我们有幸看到，“三农”问题已经得到广泛共识，但当年“三农”问题的提出，是需要有超人的胆略和勇气的。温铁军教授是理论界第一个向僵化农业理论体系提出挑战的人，由于他的大胆质疑和不懈追求，一种新的理论出现了。
温铁军先生从事农村调研工作多年，著述颇丰。他在多年的调查研究中意识到，无论是通过革命，例如解放前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还是通过改良，例如“大包干”或“股份合作制”，农村最终形成的基本制度，必然要取决于我国这个人多地少、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某种“内生性变量”。换言之，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基本模式，既不可能是外生变量决定的，也不可能移植外国的，对于我国农村问题的认识，不能生搬硬套外来的理论。
早在1986年，当时中央和国务院的农业与农村经济政策的主管部门就讨论过，是否有必要在“大包干”全面推开之后。一些农村政策制定者，适时提出了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政策内容。那时，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有两个：
其一是由于1984年粮食大丰收形成“卖粮难”压力下进行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又在1985年接踵而至的粮食产量下降压力下进退两难，由此导致“第二步”农村改革内容产生分歧。
其二，农村政策部门经常以大包干所创造的农产品产量增长为自豪，忽视了包产到户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出的问题更多的现实。1986年，学界开展了在“国民经济成长新阶段”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如何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讨论，亦即“后包(后包产到户的简称)”问题的讨论(参见杜鹰、温铁军等主编《认识与实践的对话》一书中的“开篇”，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在这种背景下，曾经在我国农村改革中起重大推动作用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到1986年为止共发布了五个，此后则不再发布。
1987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系统阐述了今后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思路，强调了在全国有选择地建立涵盖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内容的“改革试验区”，有目的地进行分类指导、分区突破、弱化改革风险的政策性试验。这种把自然科学的对比试验方法应用于我国农村改革实践的做法，最初是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安徽阜阳地区蹲点调查时，于1986年搞起来的。参与“改革试验区”调查的专家队伍，由杜润生为主，以段应碧、周其仁、陈锡文、杜鹰、卢迈等为首的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组成。
实际上，“三农”问题早已经是关心中国建设发展的人们“重中之重”的话题了，许多人言必称“三农”，有人开玩笑地说，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谈“三农”，除了农民以外。 那么，究竟什么是“三农”问题，中国为什么有“三农”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决三农问题呢?
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居住在农村，主要从事农业，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为人们所了解和重视的基本国情，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人们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着手。但是，“三农”问题成为一个特定的理论研究对象，还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事情。
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以后，通过建立城乡二元体制，中国现代化开始走上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这一道路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农村(主要是农业)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基本的资金积累，而农村自身则基本置身于现代化建设之外。然而，由于人民公社制度只有利于城市以国家的名义索取农民，而农民长期无法摆脱贫困，更谈不上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市场有效需求的拉动。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进行农村体制改革，由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代替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农民的财产权利和身份自由，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而为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条件，实现了起始于8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飞。
但是，由于农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仍然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前提，实际上只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种实现形式，加上其自身的小生产的特性，大约从1985年起，中国农业再次出现徘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城市工业品市场出现萎缩，以致于城市建设和改革失去了市场的应有支撑。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依据中国的特有国情，把农村问题分析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分别进行研究，形成了“三农”问题理论框架。1991年11月29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第一次将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起来提出问题，表明中共中央汲收了这个理论框架。199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更加明确地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定的提法提出来了。自此以后，“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定的流行语，一个政治概念，也是学术概念。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由经济学家温铁军教授最早提出，自此渐渐被媒体和官方广泛引用;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2004年7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指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在随后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也强调了这一提法，至此，“三农”提法被决策层正式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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