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 》导言 ：什么是数字时代的劳动？
姚建华博士主编的系列丛书“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已经出版到第三卷。第一卷的主题是《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教授在撰写的导言中，追溯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起源的阶段，也即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早期阶段，通过把工作流程拆分为越来越细的阶段，技术已经与市场、商业结盟。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指出，生产过程会产生劳动权力的等级结构，对工人劳动节奏和效率的监控正是资本主义“异化”的来源。因此，数码机器的出现正是资本追求积累和利润这一逻辑的后果，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为了解决其结构性危机的后果，由此，全球发达资本主义从传统的制造业转向信息业和服务业，数字媒体在此过程中成为核心驱动力。它导致了两个方面的世界性变革，一是为了应对七十年代以来的西方经济滞胀，以推销商品为目的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兴起，配合着全球市场的大规模拓展。从中国的视角去看，中美建交也正是在这一关键性的历史节点上，这一现象是意味深长的，——我们习惯的是从中国内部的视角理解改革开放，也许欠缺的正是从这一视角，即从世界经济危机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二，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工厂组织和劳动方式，数字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劳动方式。数字技术在传统制造和服务业中生发出新的劳工剥削现象，大量的外包、非正规就业等，使得传统的劳资关系发生变革，以及建立在传统工会基础上的西方劳工运动面临组织层面上的危机。这一点尤其挑战了西方左翼的思想和理论的根基，如何重新面对这一逐渐成为主流的劳工现象?默多克教授在导言的最后提出了这一严峻问题：这些新的传播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功地将存在于数字价值链不同环节和面对不同情况的劳工联合起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其实都不乐观。
《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
原作名: Digital Labour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Industries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17-4-1
第二卷的主题是《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理查德·麦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在导言中回顾了从20世纪后期开始，在新世纪不断加速的劳动不均衡过程。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特别是乡村的劳动力被卷入到工业生产的领域，同时也是机器不断代替劳动者的过程。所谓产业的升级换代，同时也意味着劳动不断转型。媒介产业是其中的关键，是因为全球信息供应链在产业升级换代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它伴随着劳动过程不断网络化：首先是非西方的劳动力市场开始链接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过程中;第二是媒体文化生产者与全球劳动力的网络化分享了共同的命运，知识和文化生产的劳工化， 这已经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劳工的界定，也意味着劳工的普遍化过程突破了体力和脑力的界限。但关注媒介产业的意义并不仅在此，更因为媒介产业是地方性知识、差异空间的文化生产方式。那么。文化生产者的劳工化与零工化，与文化生产方式的改变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知识劳工工作场所的零散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传统劳工组织的衰退。自由职业和弹性就业的文化工群体无论是在家里，或者是咖啡馆，或别的什么社会场所，其工作时间无法得到传统制造业或福特时代工作场所/办公场所与工作/办公时间合一的工资制度的保证，大量的无酬劳动和无薪劳工群体出现，也意味着传统的劳工运动所诉求的按时间制定的最低工资(小时/月)，以及建诸其上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失效。而这一悖论尤其体现在传统左翼女权主义所关注的妇女与家务劳动的关系上，当女权主义者批判家务劳动无薪化的不平等，推动家务劳动薪酬化的同事，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薪资体系侵入最隐秘的私人领域。当家务劳动完全暴露或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女性的解放很可能不过是家政劳动市场化的开启，即性别平等的诉求最终却以阶级的不平等为代价。当妇女解放还在为争取同工同酬而努力奋斗的同时，资本主义薪酬制度体系本身已经处于变革与瓦解的过程中，这是全球范围内女性主义面临的挑战。这并不意味着争取同工同酬对女权主义不重要，而毋宁说就此目标而言已经远远不够了。
第二点，二十世纪80年代随着后福特时代的到来，同时伴随着媒介组织形式与全球劳动分工的剧烈震荡和重组。麦克斯韦尔教授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兴起对媒体公共服务功能的质疑和否决，这直接导致了新闻生产的市场化转型，伴随着娱乐业的不断扩张以及新闻的娱乐化，西方新闻业的内部危机也在不断恶化，新闻业的数字劳动与新闻业生态的恶质化现象同步出现，这直接为新闻业最终屈从于互联网平台霸权铺平了道路。由于苏东的垮台以及西方福利国家本身的经济危机，不再有可资替代的抵抗性意识形态足以与私有化过程抗衡，由此，私有化过程以迅猛的方式被推进。今天，我们就处于这一激进推进过程的“奇点”时刻。
我挪用“奇点”这个时髦词，来指代这一劳动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现象，即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重合，生产与消费、工作与闲暇之间边界消失了。这就是第三卷关注的主题《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传统制造业的工人阶级正在从历史的舞台中退场，“新工人”群体出现，——即便在今天的中国，关于新工人的讨论也已经层出不穷。对于新工人群体而言，非正规就业、弹性工作时间、计件工资形态、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等等作为这一群体的共性，依然可以沿用既有的社会和阶级的分析框架。但是面对社交网络和平台霸权的崛起，以及由此而触目惊心的产消合一和玩工的数字劳动现象，批判传播理论的分析却容易陷入一种罗生门式的表述，或过于复杂而沦入话语纠缠的陷阱。事实上，新工人群体同时属于数字劳工群体这一判断本身并不需要论证，困难的是如何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受众理论框架中来解释这一现状。受众劳动理论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聚讼纷纭的理论深水区。本卷文集第一章的三篇论文聚焦这一领域。
《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17-9
首先是对互联网“无酬劳动”的理解。它指称的是不基于资本主义薪酬体系自觉自愿的上网行为，并且以此获得愉悦。它是无薪的，还是“非物质”的，也是剥削性的——问题是剥削性的逻辑究竟何在?批判理论的重点在于揭示这种剥削性，但是更重要的却是需要解释“剥削”与“自愿”的悖论关系究竟为何?事实上，现有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抵达这一点。从数字经济部分中划分出“礼物经济”部分，不足以解释市场经济部分中的“自愿”行为。因为，在今天的平台和社交媒体中，对之进行公共经济部分、市场经济部分和礼物经济部分的区分已经很困难了，它们都包含了，或主要都属于“非物质劳动”。也就是说，即便把劳动的概念扩大到“非物质”层面与“非雇佣关系”，劳动和剥削的关系也是晦暗的，并不自明。特拉诺瓦认为：
数字经济对“无酬劳动”的依赖体现了资本主义攫取价值而进行的基本的制度设计。因此，剥削“无酬劳动”的过程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相互构建和交织的复杂的历史的产物(尤其是在福特主义的危机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拯救了资本主义。
因此，她关注的是作为资本的互联网和作为反资本的互联网之间的张力。那么，无酬劳动究竟是属于资本的，还是属于反资本的?传统工会组织旨在争取提高最低限度薪酬的斗争该如何纳入这样的理论框架中?是互联网拯救了资本主义，还是互联网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军工复合体的衍生?无酬劳动体现在互联网的动力源泉究竟何在?这里面有更多问题需要理论的廓清。
在这个意义上，把数字无酬劳动与“受众劳动”结合在一起讨论，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路来看，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但即便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内部，关于受众劳动的概念也是最受争议的部分。尼克松在文章中把劳动过程划分为劳动、劳动客体与劳动工具三个要素，认为受众劳动的产品是“个体意识”，受众劳动过程是个体消费的过程，是消费性的生产过程，因为，文化消费是维系个体社会主体性的基本手段，因此需要“超越剩余价值理论”。媒介资本从受众劳动，而不是广告商中攫取价值。受众劳动的客体是文化(接近性)，它受到版权等媒介资本的威胁，并以此完成对受众劳动的剥削。受众劳动具有个体性，“意义生产作为受众劳动力的产物不能像人类劳动其他产物一样被异化”，但随着资本对传播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产品的控制，“个体性”被不断整合到资本流通和积累的过程中，将个人转化为文化消费者是受众劳动的基础，文化消费因此成为剥削性的活动。今天的数字媒体平台的利润的确是来源于受众劳动，但是受众劳动的产品不仅仅是非物质的“文化意义”，更是所谓“大数据”的生产者，它使得每一位受众都能够被精准画像而出售给广告商，广告依然是平台媒介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重要来源，因此当受众劳动的产品被限定在“个人意识”的时候，往往遮蔽了受众劳动与更广大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深刻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斯麦兹的经典阐述依然有着强劲的说明力，即受众作为广告商的劳动力是资本主义商品分配和消费的的保证。移动互联网时代目睹了这一趋势的强化，乃至极致，而不是相反。曼泽罗尔强调了斯麦兹对“意识产业”制度联合体阐述的意义，正是这一产业联合体一方面让受众“自愿”购买商品，同时为了支付消费的费用，又需要他们“自愿”地进入资本主义薪酬体系去打工，因此异化的不仅是劳动过程，也是“自我生产”的过程，它包括人类创造力的商品化，即自我商品化过程。移动互连网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成为薪资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物质表达”，并生产出区别于传统大众传媒受众的“产销者商品”，“闭合了信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循环”，实现了“产消合一”。
本卷的后续章节基本上是在延续上述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与剥削的特征做了更详尽的描述和分析，特别是对游戏产业中“玩工”投入大量社会和情感精力的过程。游戏玩工作为“无酬劳动”的极致，却要消耗大量的金钱、情感和时间，这一悖论也最为醒目。批判传播理论把重点放在对剥削的揭示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却在于如何揭示玩工的“自愿”。在笔者看来，“无酬劳动”的背后揭示的不仅仅是剥削，更是劳动者作为“人”的存在不断突围“市场”的过程。当资本主义媒体产业不断走向垄断而丧失回应社会民主的能力，被压抑的社会民主诉求就需要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口，互联网本身正是民主诉求突围与被围猎的过程和场域。数字媒体时代的发现或者说发明，就是资本积累的秘密在于“人”本身的资本化，即数据化，人自身的再生产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这既是新媒体崛起的政治背景，也是新媒体旋即沦为资本新征场的原因。资本需要靠不断地购买“民主”来活命，一如好莱坞电影中的吸血鬼，爱恨情仇皆系于此。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数字媒体时代至为关键。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数字媒体的利润来源——劳动价值论才能得其所在。劳动，唯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数字媒体时代其实更深刻地证明这一点。唯有把批判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立足点奠基于此，才能开启未来的希望。
最后，我把自己文稿《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传媒变革》的结尾部分略加改变，也作为本导言的结尾。虽然这一套丛书是以西方视角为展开，但是在今天网络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视角的介入不仅是重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如何构建一个比较的视野，正是此套丛书努力的方向和意义，它打开了而不是终结了数字时代我们临的理论、问题与挑战，需要全球范围内进步与批判的传播学者和实践者共同不懈努力。
马克思在论述法国革命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论述说：
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1]
革命总是在不断的死去中得以复活。今天，数字媒体时代的全球霸权正在占据世界历史舞台，前所未有的人类“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已经开启，它也预示着数字媒体作为不断扩大的全世界网民和“码农”的栖息地和劳动场所，其政治意义越来越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权、主体、族群、阶级和人民等等一系列塑造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政治力量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历史动力呈现，权力的动态拓扑图会更加扑朔迷离。然而，从来都没有救世主，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全靠我们自己——这依然是互联网时代世界历史的辩证法。
劳动死了，劳动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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