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兴起的日本文化热使得“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类论著在读书界颇具人气，火热的读书市场催生了一批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做玄虚化、抽象化处理。以迎合读者对日心理幻想和阅读期待的作品，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和思想景观。本文以日本作家立野信之和高建子对于在京日本人不雅举止的记录与批评为例，成为我们反思“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的契机。同时它昭示我们：“国民性”绝非“古已有之”且恒久不变之特性，而是历史性建构起来的产物，不可对其做僵化不易的理解，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乃至国际关系因素等都对其有着不可小觑的制约和形塑功能。
本文原刊于2017年12月23日《解放日报》第006版.
“帝国”的颜面
1941年4月，高山书院出版了日本作家立野信之(1903—1971)的中国观察记《黄土地带》。在序言中，立野毫不掩饰(毋宁说有意标榜)自己作为“国民作家”的写作立场，他表示，“本书是我在北京生活的两年里、信马由缰地遍览北支及蒙疆各地的见闻集成”，“我本非社会政策家，亦非支那通，不过是一介作家而已。(中略)硬要出版此书，是出于一个国民作家对以‘战争’的形式在支那、或支那大陆展开的日本之命运难以抑制的激情。”为“追讨八路军”而第二次来华的立野信之，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机缘是武汉会战时期的“中支从军”。那次从军体验让其深刻地认识到，“支那已非单纯的敌对国支那，事到如今已是退无可退的日本之命运所系。”由此不难窥见，立野所着意展现出的并非冷静、超脱的漫游者面相，而是一个偏狭“爱国者”的姿态。
这本见闻录在论域上涵盖了对中国的政情观察、文明批评以及战时国际关系局势之论说。虽然全书未见对日军在华暴行的直接揭批，但临近结末处，在“北京与天津”一章，立野专设“厌恶日本人”一节，自揭家丑，对在京日本人不甚检点的行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仍令人颇感意外。此节开篇处，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来到北京——不，不仅是北京，日本人来到支那大陆，听说必定会‘厌恶日本人’。”作为论据的是友人的一番牢骚：
试站在东单牌楼——那是日本人聚居之处，看看乘着洋车而过的日本人，就会知道那里居然有如此之多穿着恶俗、穷酸、贼眉鼠眼、如同小偷一般的日本人。……再看看梳着岛田髻的姐姐们，她们头上的发油散发着腐臭的气息，举止就似家鸭一般。我总会不觉间叹息，这都是日本人吗?因此，我主张……一、没有两万元以上存款者不许来支那，二、男人身高五尺二寸、女人身高五尺以上，容貌和风采上都不会给他人带来不快观感者……如此规定的话，日本人来到支那就不会做些不体面的勾当，看了走在路上的日本人，才会给人以日本人是绝不劣于西洋人的优秀人种之感，让人发自内心地敬服日本人。
显然，在战时语境下，来华日本人的容貌被赋予了政治意涵，个体的体面关乎到日本帝国的“颜面”，“丧权辱国”还是“扬我国威”，兹事体大。在“友人”眼里，异国的帝都只宜对日本的“高富帅(美)”敞开怀抱。对此主张，立野以亲身经历表示赞同：
如果看到了东单牌楼附近坐着洋车的日本人，你常会不禁叹息：这是日本人吗?像家鸭一样的女人，提着嗓门嚷着“你的”“我的”“快快的”等非支那语的支那语——在支那人说来，那是日本人式的支那语——在洋车上像青蛙般张着大腿的、贫弱的日本人那傲慢的架势，真不是让人欣赏的风景。很遗憾，不论体格、服装还是行仪，日本人比支那人还要贫弱。
与中国年轻女子舒展匀称、端丽可人的健美身姿相较，“来到北京的日本女人之疲弱”形貌让立野感到不成体统：“臂短腿短，刚愎自负地走路的样子，只会让人意志消沉。日本的年轻姑娘基本都穿西装——接客的女人多数穿和服或中国服饰——由于还远未能适应穿着西装的感觉，因此坐在洋车上多是一副邋遢的样子。”有鉴于此，日本宪兵队和领事馆警察对在京日本男女的着装和坐洋车的行仪提出了郑重的要求，诸如“妇女不可着浴衣赤脚出门，不可不穿袜子出门等等，男人亦不可浴衣赤足，不可在洋车上吸烟，走路不许大声唱歌等等。”
事实上，立野自身便有因酒后乘人力车时吸烟而被宪兵拦住制止而露怯的体验。那时，“我的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日本人在洋车上傲慢地吸着烟的架势，那不是一幅美好的图景。”而巧合的是，“在我从车上拦下的当儿，就有一个西洋人坐在洋车上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从我身旁经过。”
值得注意的是，在友人的警醒以及立野个人的经历中，都有个强大的潜在参照系——西洋人。在他们看来，劣于西洋人，是不可接受的。在中国土地上以西洋人为竞争对手和假想敌的潜意识固然是政治、战争层面日本与英美对立关系在日常生活的折射;同时这也是近代以降日本人面对西方人“人种”意义上深刻“劣等感”的表现。日本学者内海爱子的研究(《日本的种族主义、战争与战俘经历》)显示，
战争时期，设在陆军部的战俘管理办公室指示新闻媒体要定期对“白人战俘”题材进行报道。报纸和期刊定期地刊登有关他们劳动场面的照片。举个例子，1942 年11 月8 日东京版的《朝日新闻》(Asahi Shinbun)刊登的要闻如下：美军和英军战俘为战时日本作出贡献，蓝眼睛的劳工抬着米桶，带着感激之情，愉快地参加体力劳动。“蓝眼睛”这个词汇向读者们传达的是一个“Hakujin”(白种人)的原型形象。(中略) 美军和英军战俘在日本人的监督下努力劳动的景象提高了日本人的战斗意志。所期待的对“白人战俘”的视觉感受效果，能够加强日本公众对帝国军队无往不胜的信念。(中略) 让白人战俘在日本出现，也是为了驱除日本人的欧洲“崇拜”。
就如同底片与正照的关系，须以近乎荒诞的手段予以“驱除”，反而正印证了日本人面对欧洲人时的劣等感之深、欧美崇拜之剧。战争中后期，日本以“鬼畜美英”为对象的“争胜”不仅表现在政治、军事领域，更折射在思想文化领域。外表的虚假自信与内中的空虚卑怯之间深度的矛盾最终使得“近代的超克”论破而不立，一地鸡毛。
无独有偶，对战时在京日本人不雅举止的记录与批评还可征之于日本人高木健夫(1905-1981)的《北京百景》。1939 年7月，高木在北京创办了《东亚新报》(1939—1945)，并出任主笔。该报是“北支派遣军”解散了已有的现地日语报纸而组建的宣传报纸。高木署名“高建子”出版的文集《北京百景》之相关章节曾在《东亚新报》连载;成书出版之际，德光衣城在序言“必胜序曲”中称，本书是“以对祖国热烈的爱为基调”，描述的是北京从“古都蜕变为新都的步伐”。可见，这又是一位有激情的“爱国者”。在是书中，高建子以“北京通”的姿态对沦陷后的北京风土人情乃至北京日本人社会予以了全景式的介绍。有趣的是，在“张勋复辟”一节，追古思今、睹物思人之余，决意去追寻当时战争留下的子弹，却意外邂逅了一些令人不快之物：
我想即便是当时的战争，也是使用子弹的，便费了很大的气力遍寻子弹的踪迹，却只找到了奶糖和巧克力糖一类的日本糖纸屑。不，比这更恶劣的是，日本女人散步时留下的大量卫生纸像花一般散留在地上。只有日本人会使用花形的纸片，而这些纸片又散落在天坛内外，为日本女性面子计，真让人感到可悲。日东君子国的人们啊，拜托你们别忘了天坛里面就有“厕所”!古时的中国人认为天坛正是天谴降下的正宗之处。敬畏天谴吧!(中略)来吧，掏出四毛钱，到里面去解手吧。
在“醉汉胡同”一节，又抨击了“日本绅士”在北京傲慢粗暴对待人力车夫、随地大小便的行为，讽刺其为“北京的日本色”锦上添花;并呼吁“断然打倒”这些轻浮的“日本色”，“希望日本色要更清洁和高雅些”，“所谓的日本色，(中略)必须是对兴亚首都北京发挥精彩作用的‘文化之色’”。
同为“爱国者”，立野信之和高建子的记述中对部分来京(来华)日本人颇有些“怒其不争”的愤懑。事实上，前述诸种批判尽管稍显表层化，但亦为今人观察沦陷时期的北京日本人社会提供了弥足珍视的另类证言。战时意识形态影响下日本文化人中国观、战争观等学术讨论按下不表，我想，至少在文明高下论的层面，当公共意识缺乏、衣着不整、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等而今被外国评论家们视作中国游客独特“标签”的不雅行为出现在战时在京日本人身上时，跌破眼镜的恐怕不仅仅是中国读者。从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人的自我批判中摭取两个“段子”不仅是要博君一笑，我更期待这两则多少让你有些意外的“小菜”能成为我们反思“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的契机。
近代以降，将日本人、日本文化予以本质化、均质化、绝对化为单一整体，宣扬其独特性、优越性的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在中国甚嚣尘上,信徒众多。不同时的期日本文化民族主义者、以及贩卖日本文化为生的各国“文化商人”们也迎合了这种认知心态，有意地提纯、渲染、鼓噪一个“不同”的日本以满足其所在国读者的猎奇心态，而有意掩饰了其与他国国民作为“人”的共通性。其中，尤以对露丝·本尼迪克特的经典著作《菊与刀》的迷信为最。旅日作家任饮冰曾撰文对此大加鞭挞，据他介绍，川岛武宜、和辻哲郎、柳田国男、土居健郎等日本思想界重镇都对本尼迪克特的“日本论”大为不满，他们认为该书缺乏历史层面的考察而偏重主观判断，将军方的想法误解为一般日本人的认识，将“罪”与“耻”断然割裂亦有失之武断之弊。而美国学者拉米斯更犀利地指出，《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给美国战争情报局提供的政策研究，因此带有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色彩，与其说这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不如说它是一篇政治论文，“本尼迪克特抽取的日本文化的特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实是被昭和军国主义时代强化和夸张的概念综合。”反过来说，离开了被日本官方文化宣传的洗脑以及相当夸张的概念整合，是难以写出在逻辑上看似密不透风的、高度体系化的“日本论”著作的。周作人曾在《“支那通”之不通》中批判道：“日本的‘支那通’见了一地方的情形，一个人的事件，便以为全支那都是如此，妄下论断，即使别无恶意，也已荒谬可笑，足以证明‘支那通’之多不通了。”对那些“日本通”们高深莫测的论述庶几可作如是观。“日本人论”之所以难以成立，是由于它必须建立在对无数日本人个体的深度调研、考察的基础之上，它不得不受制于日本内部因地域、性别、职业、阶层、代际差异诸种外部因素作用于不同个体而呈现出的多彩“光谱”。“日本人论”与“日本文化论”须是自下而上的小心论证，不应该是面对日本地图、自上而下的“上下其手”，不应是建立在个人有限的日本体验、日本观察之上的印象化、娱乐化批评，它不应只是“帮闲”的，而应是扎实深刻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美国思想界的多年前的反思与批判却并未被我国日本学界及时地吸纳，并有效内化为学术研究的思想资源，当遭遇棘手的学术、思想难题时，一些学者们(或曰日本文化资深“爱好者”)动辄祭出“文化差异”、“国民性差异”以对，通过玄言虚语制造出的模糊的异域“幻像”来解答。当代日本思想家小熊英二在其近著《改变社会》中指出，“无论哪一社会都有自己的特点。特点本身并不是坏事，但若视之为‘文化’或‘习俗’，就无法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进而视之为‘无法改变的命运’，放弃努力。或者要么引入西方的‘先进理论’全面否定本土，要么肯定本土而全面否定‘外来思想’，陷入毫无建树的无谓对立。”不妨明言，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恐怕泰半是出于对人物以及历史细节无知而导致的心虚敷衍。无论在异文化差异已远小于同一文化体系内部代际隔阂的全球化时代，如果还将此类神话奉为圭臬，笃信不疑，愚弄的只能是自己，读得越多，在“误解”日本的路上便走得越远。时至今日，对“日本国民性”神话有必要予以冷静的再认识和再评价。立野信之和高建子对普通日本人“闯入”中国后的种种龌龊丑行之批判至少已在无意间对这一神话进行了自我消解，它昭示我们：“国民性”绝非“古已有之”且恒久不变之特性，而是历史性建构起来的产物，不可对其做僵化不易的理解，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乃至国际关系因素等都对其有着不可小觑的制约和形塑功能，甚至常常是这些因素综合、倒逼出来的产物。我想，这种思维不仅对于理解日本国民性至关重要，对于我们反躬求诸己，重新理解那些以中国为靶心的“中国国民性批判”恐怕也是不可或缺的维度。
本文原刊于2017年12月23日《解放日报》第006版，原文标题为《在底片中看透“日本国民性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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