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下半年对毛主席和红四军都是非常困难的，随着5月份刘安恭到宁都参加红四军工作，红四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特别是所谓的前委、军委分权，搞得整个红四军的情况变得乱七八糟。期间，毛主席的很多正确观点都遭到了错误的批判，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并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1929年6月22日，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会后，毛主席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除了在红四军“靠边站”，1929年下半年，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相当糟糕，基本处于休养状态。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收到开会通知的毛主席回信说“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可是，大会绝大多数代表都希望毛主席务必到会并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当时毛主席正发作疟疾，坐担架到会，但赶到时会已开完。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让他继续养病。
“不能够随便回来”七个字既可以理解为身体太过虚弱，折腾不起，同时或许还可以理解为如果还是那种“不死不活”的状态，那还不如不回。可是，事实证明，红四军离开毛主席是不行的。10月22日，陈毅派专人把九月来信送往上杭苏家坡给毛泽东，并附信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此后，11月18日，朱德、陈毅再次致信毛主席，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11月23日，红四军前委决定，促请毛主席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接他回红四军。
所谓祸福相倚，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几个月的“空窗期”给了毛主席充足的思考时间，尽管可能有委屈、有意见、有看法，可是，从大局出发，为大局着想，他必须“拨乱反正”为红军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毛主席深刻的历史使命感。随着毛主席重新回到红四军，为了让红四军尽快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经过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后，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在上杭古田召开了。
12月28日，29日召开的古田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红军（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同时，这个决议为整个党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也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今年是“古田会议”90周年，重温“古田会议”的背景和意义非常有必要。结合古田会议以及几年后的遵义会议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古田会议还是遵义会议其实都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说白了，就是当时的红军离开毛主席就不行，离开毛主席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就不行，这完全印证了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的著名论断：“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及其政策的正确，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条件。”
以上加粗文字摘自《毛泽东年谱》上册上卷第272-第291页
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学习一天有一天的好处，学习一时有一时的好处，学以致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就是对毛主席最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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