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祖国70周年华诞，社会各界开始了各种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读书会、快闪庆祝活动。借此机会，我又重读了一遍金冲及先生在1948年前后的日记《第二条战线——论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再一次被那段“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岁月打动。
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金冲及先生的这部日记，为我们近距离的审视解放战争中的学生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本文即以此日记为中心，佐之以其他相关材料，刻画1948年前后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种种面向。
一、上海：学生运动开展的重要场域
解放前夜，民众生活有多困难?有太多的史料，告诉了我们问题的答案——
1948年4月，生活在南京的叶圣陶借由一点生活中的见闻发出了如此的感慨：“丁士秋来看二官。她在医院为护士，据云病人颇有在院谋自杀者，为护士提心吊胆之事。自杀原因都为经济。社会穷困至此，能不悲叹。”同样，一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张渝民观察到，从抗战胜利初期开始，由于经济凋敝，物价飞涨，上海各大中小学“分别向学生增收第二期的学费”，“金额较第一期增长达4倍以上，相当于沦陷时期的7倍”。
如此高昂的学费使得诸多家境清寒的学生家庭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春节前后，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等组织联合举办义卖活动以救助贫困学生。上海各校的中共地下党员也利用这次机会，积极动员身边的同学参加义卖活动，在义卖当天有上千名学生走上街头。然而，国民党政府认为此次上千名学生参与的义卖活动并不合法，“明令禁止，并抓走在街头义卖助学章的70名学生。三青团造谣说，义卖助学章的钱是给新四军当军费的，威胁参加义卖活动的学生，致使那次助学运动遭受挫折”。从张先生的这些叙述，颇能感知到当时学生活动规模之大。这一方面揭示了青年学子的无奈、不满，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共地下党员在高校中的渗透力与动员力。
到了1946年初，学费又再度上涨，据时人回忆其数额“较上学期第二期收费又猛涨数倍，大大超过一般职工的负担能力，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清寒学生群体，其中严重困难的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情形着实触目惊心。
在此背景之下，中共指示要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同保卫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两相并重也成为了地下党员工作的重点所在。当时的上海市学委决定吸取之前活动失败的教训，再度开展助学运动并成立助学机构。经过宣传与酝酿，“两万多名学生走上街头义卖助学章，结果大大超过5000万元预定目标，达到8389万元，共计帮助四千余名学生解决了困难”。这次助学运动取得了成功，但国民政府却依然以不合法的名义，希望学校可以开除某些参加助学活动的学生。
得知这一情况后，上海市学委立即组织后援会和家长联合会向社会发出呼吁，期望争取到舆论的支持。《大公报》、《文汇报》等当时沪上知名的刊物成为了学委书写心声的重要平台。基层学校学生的抗议、各种社会组织与官方的论辩也使得当时学生运动的政治斗争的色彩渐趋强烈。而面对声势日广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非但不正视、检讨，反而视其为洪水猛兽。在蒋介石眼里，“最近发生之学生运动，实已越出国民道德与国家法律所许可之范围，显系‘共产党’直接间接所指使。如长此放任，不但学风败坏，法纪荡然，势必使作育青年之教育机关，成为毁法乱纪之策源地，国家何贵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随后，1947年5月18日，国民政府在临时国务会议中颁布了《“戡乱”时期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活动、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等活动。
金冲及等进步学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革命活动的。
二、社会变化与人生追求的形塑
据金冲及先生回忆，自1947年5、6月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达到高潮后，国民政府对复旦的学生运动进行了压制。学生自治会被强行封闭，部分同学也被逮捕囚禁。学生运动一时间在高压之下趋于沉寂。然而到了12月份情况却发生了转变：“12月下旬的严冬时刻，上海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冻死的难民，惨不忍睹，同济大学首先发起劝募寒衣运动。复旦地下党抓住劝募寒衣和不久后的抗议九龙城事件这些合法运动，发动并团结校内大多数同学，冲破原来沉寂的空气，打开一个活跃的新局面;在积极的知识分子中，又建立核心组织，举办各种读书会和社团，提高大家的认识，形成行动中的骨干力量和广泛网络，使运动能广泛持久地开展下去。”
当时学生活动的开展与社会形势有着密切的结合，而地下党组织则对于学生运动发挥着重要的酝酿、催化与组织作用。透过日记的一些更细化的描述，我们则可以具体看到地下党组织的运作模式，同时还可以观察到以金冲及为代表的复旦青年学生如何在激变的时代中转变观念，砥砺自我，形成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在日记里他说：“由南车站路沿车站东路往东到海潮路折回一带调查。那里的难民真太苦了，他们怎么住?就在地上挖了一个洞，上面用两根竹子撑起几张席子，爬进去头会碰到顶，里面一无长物，睡在泥上，至多铺些稻草，年轻的人出去讨饭，女人把一件衣服都没有的小孩拥在胸前。这种样子，真难怪前几天每天会冻死一两百人啊。……他们起初不明白我们的来意，后来明白了，就立刻将我们围起来。‘老板，给我再写一双鞋子’、‘老板，你看看我这个裤子’。有的絮絮地告诉我们，他们原来是皖北、豫东一带的居民，因为旱灾之后继以黄泛不能过活而逃出来的。一双双哀求的眼睛，我看见了就打寒战。可是我们募捐的东西太少了，又不敢放胆地写领物券，只有硬着心肠一家一家地发过去。唉，我们的力量真是太微小了，真是‘安得寒衣千万件，尽济天下无告民’。”
此外，他还记录到：“前几天在南市，人没有几个，有分发、有调查，居然还算能井井有条，今天全体总动员的到浦东去总分发，联络站在青年会小学，里里外外挤满了人。……宣传队到了，这倒有劲，一位女同学拿了扩声筒教小学生：‘十万块大票发出来呀……’一面唱一面解释，旁边司徒汉们将锣鼓家伙敲起来，热闹非凡。另一面，难民排队领衣时，农院的一位麻脸同学指着一幅很大的画着十万大票压死着一个老百姓的漫画，向他们演讲：‘穷人富人生下来是一样的人，为什么现在他们有许多东西可以吃而你们没有东西吃呢?就因为他们把你们的一份东西也吃了去了。’深入浅出，倒的确有道理。”
在书中，类似的记述还有很多。什么样的主义能够深入人心，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国家与民众的关键诉求。
三、道路抉择与心态表达
在金先生的日记里，可以看到，在基层高校中，党员与积极分子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他们需注意密切同其他同学的联系，并逐步帮助其他同学提高思想觉悟，进而引导这些同学加入到中共的队伍中来。早在皖南事变后，面对国民政府对于青年活动频繁镇压的事实，中共中央南方局号召进步青年们“勤学、勤业、勤交友”，由此保存力量，静待时机。
金冲及先生记述，他参加了两次中国共产党，是“党的两个不同系统几乎同时”来发展他加入党组织的。这一事例颇能体现当时地下党组织在高校中的运作实态。
关于两次入党的缘起，金先生如是写道：“我的两次入党都在1948年上半年，前后相隔大约一个月。第一次是四五月间，来发展我的是复旦大学史地系一年级的同班同学卓家纬，她是属于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系统的。第二次是五六月间，来发展我的是我在复旦附中读书时关系最密切的同学、当时在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学习的邱慎初，他是属于上海市委系统的。”
原先史地系便有一个秘密的学生核心小组，不断组织各种学生爱国运动。小组共七人，金冲及与卓家纬都在其中。另有几人都是党员，但分属于党的不同系统。1948年1月，金冲及因参加同济大学“一•二九”事件被学校记过，而至四月时，卓家纬便来发展他入党了。此后为了完成入党的相关流程，金冲及写下了一份自传叙述了个人经历与入党原因交于卓家纬。“自传交上去后不久，她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某一天(具体日子已记不清了)，会有人到你在江苏路的家里来，说他姓何，由他介绍而来，那就是来接关系的。”
而对于与这位何先生的会面，金冲及如是回忆：“到了那一天，果然有一位戴眼镜的男同志来了，大约比我大六七岁，说是姓何，是卓家纬要他来找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看来并不是复旦的同学……他先问问我的情况，然后说：以后他会定期到我家来的，现阶段主要是帮助我学习。”此后，金冲及便与老何接上了关系。然而，就在不久之后，好友邱慎初便又找到金冲及说要发展他入党。在听说金冲及已经入党后，邱慎初颇为吃惊。金冲及在日记中写道：“他大吃一惊，问我是谁介绍的?我说是卓家纬。隔了几天，他很紧张地来找我，说组织上查过了，党内没有这个人。……我一下子就慌了，急忙问他：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要紧，你再写一份自传交给我。这样，我又写了第二份自传。”
到六月初，金冲及得到了组织正式批准他入党的通知：“邱慎初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我入党了，会有人来同你接关系，暗号是送你一本书……到时候，有人按照暗号来宿舍里找到我。这次来的人我认识，是新闻系二年级的同学江浓，台湾人，我前几天刚见过。”而这些情况，老何并不知晓。“他仍过一段时间就到我家里来一次。那时，学校里正放暑假，同学们大多分散回家。他来，主要是给我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帮助我学习党的指示精神，并没有安排什么行动任务。这种关系保持了三个多月。我‘观察’来‘观察’去，始终没有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有一次，我憋不住了，在学习中直截了当地问他：托派是怎么一回事?他分析了一番，讲得也很正确。这下，我就更糊涂了。”
至八九月间，形势开始变得更为复杂。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在上海、天津等学生活动活跃的城市开始了大范围的逮捕行动。在复旦要逮捕的便有三十多人，金冲及也在其中。为了躲避通缉，他藏匿在外，直到上海解放才回到学校。之后，便遇到了曾经属于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的复旦新闻系同学程极明。从他那里得知了一些关于组织的情况：“他的组织关系是1949年初转到上海市委系统的。他问我：大逮捕后你到哪里去了?组织上(指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本来准备送你到解放区去，可是找不到你了。我把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况向他详细地说了一遍。他告诉我那是南京市委系统的，‘老何’的名字叫贺崇寅，也是他的联系人，现在正担任上海总工会的秘书处处长。并且还陪我去看了一次贺崇寅。以后，他又告诉我，卓家纬在建国后不久因病去世了。”
实际上，解放前在复旦大学至少有四五个党的不同系统，规模最大的是上海市委领导的复旦党总支。在解放的前夜，由于国统区形势复杂、处境险恶，在周恩来主持下的南方局决定采取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等措施维系党组织。由此，在一个单位内便会有不止一个系统，相互之间不产生联系。这样即使一个组织遭到破坏，另外的几个系统也能得以保全。这种情况只由较高层的负责人掌握，普通党员与基层组织的负责人是不知晓的。
以上便是笔者绎读金先生日记的一些片段。诸位读者如对此感兴趣，不妨找原作来一读。史料比起任何诠释性的语句，更能凸显那个年代里，一位向往光明与进步的青年，是如何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笔者坚信，前人的心路，一定能鼓舞更多年青一代，而忘记了历史，或者是按照某一种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来曲解历史，就是对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前辈最大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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