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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昔日论中国历史分期，认为：“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1]诚如斯言，自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与西方列强遭遇，中国被卷入了由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构建的世界体系当中，这一过程并非温情脉脉的文化交流，中国自身的一套政治制度、思想学说、价值体系遭受亘古未有的全盘性冲击，中国被迫在惊涛骇浪的历史环境下努力救亡图存，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在此背景下，何谓中国?中国传统的正当性基础何在?中国的制度如何变革?中国在此一世界体系里如何自处?凡此种种，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要议题。而在梁启超看来，当世人物最能体会此变局者，非乃师康有为莫属。他相信：“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2]
百余年来论述康有为生平思想者甚夥。或赞其鼓吹变法之先，或诋其立志保皇之顽，或称颂其追求禹域富强之宏愿，或阐微其重诂西京大义之孤诣。犹有进者，正如康氏自称继承董、何遗业，重拾今文经学统，今世一二有心之士，虽生于红旗下，却别具怀抱，另辟蹊径，以康子教外别传自任，扬其帜，明其道，长素昔日唇焦舌敝而止诸空言者，希图于今日一一践行。与之相对，则将康有为(包括许多思考近代中国道路的思想家)左右采获构建自己思想体系之艰辛历程，去政治化的解构为一种近乎“想象”与“制作”的“国族论述”，一面坐享全球化果实，一面十分隐晦的以史论为政论，套用一二西洋理论，煞有介事的书写前人如何由于固执传统，故未能抛下前见，拥抱新知，导致对新事物的理解与感知时常体现矛盾与错愕，以此呈现“国族建构”的荒诞与徒劳。总之，长素身后，歧见迭出，知人论世，岂为易乎?
在《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以下简称《万国竞争》)一书里，希望在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康有为在清末民初对世界图景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未来的探索。同时以史为鉴，“我们或许可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更为全面把握一个国际体系内部主要矛盾的重要性。”[3]欲达此境，窃以为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全面把握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与康有为本人思想的变迁之迹;二是将近代西方从长期以来静止的普世图景(或历史终点)转化为一个自身也处于兴衰起伏的历史过程。前者能更为入乎其内的理解分析康有为言说行事的心路与思路，后者能摆脱巧于包装，带有特定政治诉求的西方中心论，将中国作为一个能动的历史主体，而非被动的他者来与西方并列讨论。就此而言，在笔者看来，本书对更为深入的理解近代中国与世界极有助益，提供了许多引人深思的视角。
[1]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集第1627页。
[2]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姜义华、张荣华主编：《康有为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集第423页。
[3] 章永乐：《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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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竞争》一书首先论述19世纪的国际格局。指出，当时居于主流的国际体系，乃1814年奥、普、英、俄四国同盟击败拿破仑后，欧洲各王朝在奥相美特涅的主持下，于奥都维也纳召开会议，重划欧洲政治版图之结果，实现英、俄、奥、普法五强共治，此即“维也纳体系”。其特征为民族国家建设与帝国主义膨胀同步展开，欧洲列强纷纷整军经武，增进国力，内部同质，海外殖民，制造横贯宇内的新帝国。此外，在殖民帝国建立的过程里，以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文明”为放诸四海的标准评判世界各邦，满足条件者视为同道，否则便被看做低于西方列强的野蛮群体，不能共享西方的法律体系，有待于西方文明的担当者们前去教化开导，因此，被殖民、被开化为“落后地区”的必然命运。指出：“一旦将国际体系纳入情境(context)，我们可以对思想家展开思考的背景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进程，观察信息不充分的当事人如何对这个体系做出观察和回应，进而描述和反思他们‘看’世界的方式。”[1]
康有为正是在这样的全球历史背景下登上时代舞台。戊戌前后，康有为鼓吹变法改制的同时，苦心思考如何让中国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得以保全、自立。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学术源流时强调：“纵横家之‘权事制宜’，‘受命不受辞’，此其长也。”[2]康氏坐言起行，盱衡时势，在国际问题上，也扮演了一回“纵横家”之角色。他利用均势之理，希望分化列强，防止其在瓜分中国问题上步调一致。犹有进者，他力倡中、美、英、日成为“合邦”，抵抗俄国;戊戌之后，效申包胥秦廷之哭，怂恿日本出兵解救光绪，挽回变法败局。庚子之变，面对东北被俄国侵吞之危，康有为甚至建议八国联军中的其余七国共治东北，以夷制夷。如此这般，既体现出他对国际情势有初步了解，又显示这种了解，片面而不深刻。
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康有为周游列国，更为全面的认知世界图景，更为系统的思考中国问题。在其中，他对德国青睐有加，视威廉二世为一代英主，认为德国的立国之道，有许多方面值得身处“国竞”时代的中国学习，特别是制度严肃整齐、物质蒸蒸日上、军备威武雄壮、教育普及甚广。他甚至将德国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视为全球日后臻于“大同”之境的前奏或预演，即在以强国为主导的全球政府下，将各个国家整合起来，这一方案，看似光明，实则势利，否定了弱小国家存在与生存的动力，这实与19世纪帝国主义逻辑相似，异曲同工。且征诸史实，德国统一的过程，绝非温情脉脉的联合，而是充满了血腥与权谋，威廉二世继承脾斯麦之遗产，处事乖张，胸无城府，最终导致德国在一战中一败涂地，第二帝国寿终正寝。由此可见，康有为的以德为师，一厢情愿多于客观分析。[3]
康有为周游列国之际，中国的革命与立宪之争也日趋激烈。康有为担心中国若行革命，鼓吹单一民族的民族主义，不但会导致列强干涉瓜分，而且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离心离德。他通过对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实地考察，认识到制度之良莠，应视能否真正克服国内离心力，促进国家整合而定。在他那里，君主立宪加上制定孔教，此乃中国最佳的振衰起微之道。之所以如此，并非康有为对西洋政法学说知之甚浅，恰恰相反，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下，维也纳体系式的君主政体乃时代主流，而法国大革命，则饱受19世纪的保守主义与历史主义者抨击，认为乃滥用理性的致乱之方。他与严复一样，正是因为对西方有深入了解，因此才青睐君主立宪，视革命为洪水猛兽。面对时代潮流，康有为的所见与不见之间，需仔细分疏。
最后，辛亥革命的成果，某种意义上宣告康有为政治主张的失败。但民国建立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乱象频仍，使康氏相信，他自己的那一套学说虽暂时挫败，但终将被证明实属正确。他在民初屡屡以中南美为例，证明共和制度会带来混乱，除去学理层面的论证，更有他自己在彼处经商失败的切身教训，故言之尤显深切著明。他认为，既然中国已选择共和，那么等而下之，就应当大力发展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国家创造实质统一的物质基础，这样庶几有朝一日，国人醒悟，重新欢迎君宪与孔教，那时中国便可真正走向富强。康有为以大儒自任，军阀割据，称霸一方，俨然季氏八佾舞于庭，但康有为对待彼辈，却仿佛孔子不弃公山不狃，希望地方军阀能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维也纳体系既给予了康有为了解世界格局的相关知识，又遮蔽了他与时俱进，思考何为新的政治实践主体的可能性。面对十月革命，康有为以乱党暴徒视之，但恰恰是在战争年代借鉴后者组织与动员形式的中共，完成了康有为渴望多年却未曾实现的愿望：整合国家、组织民众、捍卫主权、发展经济，最终走向独立自主、繁荣富强。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 章永乐：《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第13—14页。
[2] 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讲学记》，载姜义华、张荣华主编：《康有为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集第118页。
[3] 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以德为师”的，是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希望建设完善的工业体系，国防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甚至效仿法西斯主义，成立“蓝衣社”等特务组织，宣传领袖至上。参见(美)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德国与中华民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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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对中国的理解与对世界的认知，虽独树一帜，但并非毫无共性。中国古代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处理周边关系的法则，即儒家学说中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天下体系，在这其中，文教与礼仪的地位至为关键。长期以来，虽然具体实践上需要变通调整，但这一套思想学说却依然被大多数士人奉为圭臬。近代列强叩关而来，中国人面临的是另外一套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在这一认知过程中，有人深闭固拒，有人格义比附，还有人在深创剧痛之后尝试慢慢接受。
在《万国竞争》一书中，以郭嵩焘为例，说明近代中国士人如何默认西方的“文明等级论”。陆宝千在《清代思想史》一书当中认为，“循理”为郭嵩焘洋务思想的根本。郭氏与曾国藩、刘蓉、罗泽南等湘军将领一样，深受湖湘地区重视理学的风气影响，他认为应依理来面对洋人，“以道御之，以言折之”，本廓然大公之心，用圣人的忠恕之道来与之交涉。因此他反对视西洋为夷狄，努力去理解并欣赏后者的治国之道，希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西方列强亦能与中国平等相处，不要为难中国。[1]究其实，此乃数千年天下观所塑造的认知方式，是“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陆先生同时指出：
吾人今日视之，郭氏之洋务思想，正而不谲，持之以肆应于“无理性”之国际社会之中，实嫌不足。苟中国而富强，循理以处国交，固可以无恙;不幸而国势孱弱，则循理必流于玄谈。郭氏本人于烟台条约之交涉，即已技穷。于喀什噶尔、伊犁、琉球、越南诸案，判断不能无误，可为明证。此由郭氏个人之缺陷乎?抑儒家思想本身之不足乎?是则大可深思者也。[2]
反观今日，依然有视郭嵩焘为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官之典范者，更有所谓海外钜子，宣扬真有儒家背景的人不会敌视西方“普世价值”。但由郭嵩焘之例可见，并非儒家思想排距“普世价值”，而是“普世价值”背后的鼓吹者——近代西方列强，从不以忠恕之道对待中国，是“普世价值”要不断瓜分掠夺中国这一儒家学说的创生之地。而真正能在国际间践行儒家所宣扬的忠恕之道与讲信修睦理想的唯一条件，正如陆先生所言，是中国自身先要独立富强。否则，儒学只能是“普世价值”眼中的劣等之物，可以作为聊备一格的风月谈资，却决不能与之平起平坐、平等对话。
维也纳体系随着一战的结束而寿终正寝。美国在一战当中乘势崛起，二战后更成为世界两大霸主之一，19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地位更是无人撼动。与康有为深受维也纳体系影响一样，美国及其治国之道也深为影响着新文化运动以来名望扶摇直上的胡适。胡适在哲学层面服膺他所理解的富于美国特色的杜威思想，在政治主张上称赞美式民主白璧无瑕。二战结束后，冷战风云笼罩全球，当时美国决定经济上扶持日本，保留日本的天皇体制，这一行为，引起了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的警惕。国际法专家周鲠生撰写《历史要重演吗?》一文，警告国人提防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可胡适却就此致信周氏，强调“因为根本不许德日两国重行武装，所以西方国家决不要扶持德日两国来抵制苏联……我可以武断的说，武装德日是英美法与澳洲加拿大诸国的人民绝对不肯允许的。”同时他声称：
德国民族有七千多万人，日本民族也有七千多万人。谁也不能毁灭这一万五六千万人。可是谁也不能长期掏腰包来养活他们。所以西方民主国家不能不考虑如何替他们保留一部分的工业生产力，使他们可以靠生产来养活他们自己。这不是过分的宽大。为了根本消灭将来循环报复，为了根本维持比较久远的和平，这种政策是不能避免的。[3]
从日后的冷战格局之演进来看，胡适的这番看法可以说是异常天真。自从短暂的认可苏联之后，长期以来，胡适对苏联充满警惕与批评，认为苏联时刻都在处心积虑的发动侵略战争，搅乱全球和平。但以胡适学识之高，涉世之深，为何从不把这种对苏联的“深刻分析”，拿来同样思考一下美国的全球战略呢?特别是1950年代，表面上鼓吹自由民主的美国，却在台湾扶持威权统治的蒋介石政权，并且长期豢养海外台独团体，从不明确否认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凡此种种，就笔者所阅史料，也未见胡适有何反思。这其中的玄妙，或许是理解某些现代中国文化人心态史的一个绝好切入点。就此而言，摆脱既有的国际权力格局，思考未来新的可能性，不但行不易，知亦难矣!
[1] 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广文书局2006年版，第373—395页。
[2] 陆宝千：《清代思想史》，第412页。
[3] 胡适：《致周鲠生》，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下册第1038、10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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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及康有为，不得不一并讨论一下他最主要的论敌章太炎。当康有为周游列国思考列强的富国强兵之道时，章太炎正一面全盘性的阐释中国传统，一面广泛阅读东西典籍，开始反思由近代西方所形塑的现代性诸面向。与康有为服膺近代文明论不同，章太炎对这套理论背后的权力本质洞若观火。他指出：
今之言文明者，非以道义为准，而以虚荣为准。持斯名以挟制人心，然人亦靡然从之者。盖文明即时尚之异名，崇拜文明，即趋时之别语。[1]
后来在《齐物论释》里，章太炎又进一步论证：
志存兼并者，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若云使彼野人，获与文化，斯则文野不齐之见，为桀跖之嚆矢明矣……今之伐国取邑者，所在皆是。[2]
这些看法，无疑是对西方列强文明论的突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章太炎开始思考新的国际关系可能性。1907年，章太炎与张继、刘师培等人在日本发起“亚洲和亲会”，旨在联合亚洲各个被帝国主义侵略或干涉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规定凡入会者的义务为“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同时强调会员应“互相爱睦”，以期“感情益厚，相知益亲。”[3]可见，较之康有为，章太炎似乎更清楚的看到了未来国际关系变化的契机，即全球性反帝运动的兴起。在《万国竞争》一书里，展望未来，强调“如果中国只是捡起美国扔在地上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旗帜，继续老霸主过去的实践，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感召力都是非常可疑的。”[4]对此笔者亦深以为然。在今天全球局势发生深刻巨变的时刻，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需要从新的角度进行梳理，挖掘其中宝贵的思想资源。就此而言，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一身兼及中国传统与中国革命两种内涵，后来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实践，也与清末章太炎等第一代本土革命家“亚洲和亲”的理想一脉相承。诚如所言，象征着维也纳体系的康有为时代已成为历史，中国何时能重拾如今已渐渐被人遗弃的旗帜，顺着前人已取得的成就，继续去探索并实践一条构建更美好未来的道路呢?
前人思考的终点，正是我们今天再思考的起点。
[1] 章太炎：《复仇是非论》，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册第281页。
[2] 章太炎：《齐物论释》，载《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46、47页。
[3]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上册第141页。
[4] 章永乐：《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第200页。
王锐，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特别是章太炎的生平与思想。近期关注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历史论述、20世纪中国革命的本土源流、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
本文原刊于张志铭主编，田雷、章永乐执行主编：《师大法学(第4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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