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在一个不太长的周期内就陷入了崩溃,纳粹在很短时间内就上台。美国历史学家、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谢里登·阿伦所著的《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一书证明,这种令人大跌眼镜的急剧变化,并不仅仅源自于希特勒等纳粹高层的阴谋操作,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共、军人集团、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等集团对于纳粹行动能力的低估。
就像是西班牙人当初轻而易举的击溃了看似宏大强盛的阿兹特克帝国,绝不仅仅是因为殖民者的领头者善于阴谋诡计,更多的是后者长期低效率的统治使得应对外敌冲击缺乏反击能力和应对自觉。奥斯曼帝国、清帝国晚期都以统治腐朽而著称,也不至于沦落到阿兹特克那样的悲剧境地。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右转”,以远超威廉二世的鲁莽而悍然左右出击,这不是一两个人或者说百十来人阴谋运作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这本书也清楚的指出,纳粹夺权、掌权,绝非侥幸。希特勒成功的通过纳粹党的各级组织灌输了一整套权力争夺的高超技巧和适应能力,这让当时本占据了执政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基层遭遇了持续的权力侵蚀和权威损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基层的德共组织曾长期、呆板的执行了第三国际有关挑战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地位的纲领政策,甚至与纳粹合作一起扮演权力挑战者。
《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这本书选取的观察对象(诺特海姆城镇),位于战前德国的中心位置,人口约一万人。这样的城镇在德国当时共有约1000个,政治立场和利益取向方面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乡村小资产阶级,虽然城镇居民不少人服务于大型企业或公职机关。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重要特征就是很难形成稳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正如书中所提到的那样,加入诺特海姆的纳粹冲锋队的居民,有一些人是从德共基层组织改投。
按理说,服务于大型企业、公职机关,拥有稳定收入、社交、生活方式的人们,应该在意识形态趋于保守而不是激进,应当成为魏玛共和国的柱石。问题在于,德国一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外交上的窘境,已经导致了民族主义议题很容易被操控用来指责当政者。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不稳定时期,右翼民粹主义者与左翼劳工组织成员的暴力冲突,又在导致矛盾的不断加大。书中还提到,大萧条虽然波及德国城镇的速度较慢,影响却非常深远,强化了基层小资产阶级人士仇外、仇恨犹太人、通过“军事主义和民族主义”抱团取暖的联系。
《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书中指出,纳粹党在希特勒草率发起的“啤酒馆政变”受挫以后,就转变了组织和宣传策略,尤其是很精准的捕捉到德国中产阶级在经济利益、民族尊严等多方面受损所滋生的不满情绪,将这种不满按照纳粹党的话术进行了重新定义。纳粹党的运作手法是尽可能多而频繁的在各地,包括诺特海姆这样的小城镇举行集会,以演讲的方式挑起群众狂热。这种运作手法很像是21世纪初以来各国明星的巡演。
通过高频度的巡回演讲,纳粹组织的各级头目得以让原本枯燥乏味的教条主义纲领,变得很接地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层系统为此也展开了激烈反击,但德国当时惨淡的经济状况,以及民族尊严方面丢尽颜面,都是事实所在,都可以被纳粹党用来攻击现状维持者。反过来,社会民主党以及日后的德共,虽然竭力论证纳粹很疯狂,要把德国人民带向一条不归路,却没有事实做基础,看上去更像是缺乏事实、也缺乏逻辑的诡辩。事实上,我们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辩论中,就可以很容易的发现,唐纳德·特朗普非常善于用类似的攻击方式,让现状维持者希拉里没有办法提出有力的自卫辩驳和反击。
而且,纳粹基层组织为了夺取地方治理权力(纳粹各级组织的上台,基本上都源自各级各地分别举行的、独立的选举,而这也意味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共全面丧失了民意基础),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步步紧逼的方式。就是一步步让纳粹话语方式、纳粹议题纳入德国国家和各级地方的政治议程,逐步将掌握权力的社会民主党人士推翻下台。相对应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共,其实都没能很好的团结当时深陷经济困境的德国工人阶级,既不能提供让德国工人看到解决生活困境和思想困惑的政策指引,也不能很好的解释德国这个国家在一战以后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所以在与纳粹的博弈中不断失去群众基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希特勒当时历次演讲中都会提及犹太资本家对于德意志民族的盘剥,但纳粹党的运作方式本身就非常商业化。“预付现金是地方小组能从大区得到每一样东西的规则,从成捆的印刷宣传品费用到演讲者的费用,甚至发给地方小组捐款的城镇人民的收据也不是免费的……大区向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索要印刷费用、邮寄费用,并且会严格核算售卖的效益。”但另一方面,为了降低开支,纳粹的基层组织都不会给参与者发送薪酬,除了打字员,其他人都是免费的志愿者。纳粹的集会也收取门票,有时还会根据经济形势和举办地点居民的贫富状况,灵活的采取门票打折或干脆免费入场的方式。这一切都非常类似于而今的粉丝们为自家“爱豆”应援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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