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派为什么愤怒、哀痛、乖张？
文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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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录：
《纽约时报》的每一篇调查报道和社论，最后都会变成助推铁杆粉丝给特朗普打call的奏鸣曲。
这样一些人，在很长时间内，被华盛顿的政客遗忘，被纽约都会里的交易员和媒体专栏作家遗忘，被就业市场所排斥，最终已经沦落到要去美国南方基层的政府机构，忍受令人难堪的官僚主义，以申请一些可以饱腹的食品福利或者报销伤残支出费用的发票;已经沦落到要去福利机构申请晚餐和药品……这种情况下，自由派的精英告诫他们，移民、少数族裔需要插队。
长期以来，无论是美国媒体还是扮演着美国政治消息的“二道贩子”的包括日本、我国等其他一些国家的媒体和学界，在报道美国意识形态地域、阶层版图时，都将美国保守右翼描绘为以农场主、企业家及其他中产以上阶级为主的富裕白人群体。这些人在上述描绘中，富有而缺乏同理心，不愿为了公共福利而承担成本，竭尽所能来降低税负。按照一些专家和媒体的报道，美国的保守派人士因为“用不上”公立医院和学校以及社保，所以在相应的政治议程中扮演着坚决反对者的角色。
美国保守派究竟是些什么人？
上述描绘，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就已经引发过争议。因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不少人是来自所谓“铁锈地带”的中下阶层白人甚至赤贫阶层。虽然也有专家和媒体将之解释为特朗普是在竞选中宣称要报复墨西哥和中国，帮助穷人夺回就业权益，进而取悦了相关选民;但这并不足以解释支持他的选民同时也赞同他有关减税、缩减公共福利等意识形态特征显著的政策。
从2016年末，特朗普当选以及次年初正式履职以来，这3年多里，他在国际国内都引发了飓风式的抗议反对浪潮。但让观察家们感到啧啧称奇的是，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却没有下降，或者说，他的铁杆支持阵营没有散。这是怎么回事呢?在美国的报纸、电视、社交网络上，在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上，对于他的批评或者说已经不是批评，而是连篇累牍的抨击，已经日常化，而反对者对他的反感、反对和抵制，也在不断强化。如果只看美国的主流大报，你很可能觉得特朗普已经陷入了一个孤家寡人式的状态，比当年尼克松的处境还要糟，但事实似乎恰恰相反。
所以，很多人感到无法理解的是，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在支持特朗普，还有他那些看上去高度不靠谱的政策?他的支持者都是愚蠢的人吗?都没有人情味，不懂得怜悯有色族裔，不关心老年人的死活(老年福利、公共卫生)和小孩子的成长(公共教育投入)?
我们可以从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所著的《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一书中找到答案。与多数作家、媒体人相似，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在意识形态光谱中要被划为美国的“自由派”(民主党支持者，加强政府监管、提高富人税收、推动社会和文化的多元化、实现种族和性别平等政策的支持者)，但在这本书中保持了高度的冷静和尽可能的客观，以社会学家的严谨和专业出发，向读者展现了那些在意识形态光谱中被划为美国的“保守派”的人们究竟在想些什么，有怎样的思考方式，为何选择在政治问题上选取特定的立场和观点。
“同理心之墙”
说句题外话。其实在我国，社交网络时代所造成的群体极化现象也已经十分突出。不同观点立场的人们，总体上不愿意与对立观点立场的人保持社交联系，甲方认为乙方食古不化，盲目尊崇权威，是“蠢”的代名词;而乙方则认为甲方对于民族、国家、传统缺乏认同感，在重大问题上“带节奏”，是“坏”的代名词。而双方又都能找到证据，指斥对方阵营中的人造谣，并坚决捍卫本方阵营中被对方指控造谣的人有良心、有见识，值得点赞和追随——在这种情况下，事实情况如何，究竟是不是造谣，好像已经变得完全不重要。而两个阵营中的“10万+”文章也都很不少，但很少有人会做到平心静气的看完双方拥护者点赞的文章。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在《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这本书开篇也提到了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存在的“同理心之墙”。这指的是不同信仰、观点立场、成长环境、利益结构不同的人，往往各自与相同、相似的人抱团，而对不同者则采取漠不关心甚至严重排斥的态度，因此构成障碍。书指出，美国“一些人所谓的党派心现在超越种族，成为引发分裂和偏见的根源”。
书深入走访了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这是一个遭受了严重工业、矿业污染的州，经济落后、少女妈妈很多、离婚率很高、健康问题很严重，低体重婴儿很多，入学率很低，在美国50个州的社会发展排名中位居第49位。按照正常的理解，这个州的居民应当成为民主党的支持者，支持美国政府增加福利投入、加大环境治理，并采取更为有力的再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
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路易斯安那州却成为了美国共和党尤其是茶党、特朗普的基本盘。该州居民是些什么样的人?
书发现，投票反对政府服务的共和党、茶党支持者，还是会使用现有的政府服务。比如，有受访者的父母生活不能自理，又没有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就将父母申报为贫困人士，为的是获取医疗救助。还有受访者身体健全，却仍然参与了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另外，有人在狩猎季申请了失业救济。这些人的心态就是，既然有，干嘛不用?
但接受访谈的共和党、茶党支持者，也并没有美国主流媒体所渲染的那么冷漠、无知，更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书来自自由派的重要大本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受访者均未对此表达异议。
穷人反监管、反福利，这符合逻辑吗？
为什么共和党、茶党支持者中的穷人反对美国政府加强对大企业的监管以及环境监管?这些人并不是已经愚蠢到了不知道环境污染后果的地步，一个首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每个人应当对自己的生活选择负责，“河里的鱼都不安全”……所以吃的时候，“会取(掉)脂肪组织，还有鱼肉的深色部分。化学物质都留在鱼的脂肪部分和深色部分。”
其次，美国建国以来的监管实践表明，包括相对较严的监管时期，公共支出的效益其实并不理想。包括纽约在内，美国一些州和城市在上世纪晚期进入了一个政府财政十分窘迫甚至债务爆棚的阶段，而这又确实源自美国二战后开展的社会建设支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公众将财政负担、政府债务与政府权限联系起来，也是有理由的。但是，反对监管者没有意识到的是，虽然按照经济学家所称，如果公共监管不存在，私人企业为了长期经营，也会致力于环境改善，这一点却在路易斯安那州并不存在。以石化大企业为例，在不断推动去监管并降低税收负担以后，它们并没有切实增加环保经营标准以及相应的资源投入。
第三，石化等行业的企业、相关资本机构、智库、媒体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官方，可以说结成了一个“反智识联盟”，宣称气候变暖论是骗局，甚至推动废除美国政府体系中的环境保护局。这种荒诞不经的话语体系，长期以来对于民众认知造成了很大误导。
第四，经济学家们的思考方式影响了大众，也就是说，即便石油开采以及石化后期产业对于路易斯安那州确实造成了不可逆的环境损害，也会因此创造新商机、新的就业机会、资金和产品。人们在洁净的空气和饭碗之间选择了后者。但这其实是个愚弄百姓的说辞。因为石化产业无论上下游哪个产业链，而今都已经发展为对自动化、智能化技术依赖很重的产业，雇工少，且基本上不会从油矿、加工厂所在地招收低学历劳动力——这些低学历劳动力已经投票反对增加公共教育支出，意味着他们的孩子长大时，即便路易斯安那州届时还有石化产业，还没有发生“机器换人”，剩下的就业岗位也不会留出来。
第五，相比低福利，提高福利必然会使得美国对于墨西哥等国家的非法移民的吸引力增强，这在共和党、茶党支持者看来，是更不能接受的(哪怕降低福利会降低自己的生活保障水平)。这种心理是不是很怪异呢?倒也未必。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设计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最后通牒实验”。这个实验中，可以用来划分蛋糕，或者划分一笔钱，一方提出划分方案，如果另一方同意则实施划分，如果拒绝则两人都不能获得。如果人们都如经济学家所说，高度理性，那么哪怕提议者给其自己留下90%的份额，给我们10%的份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划算的。但在具体的实验中，如果提议者提议的份额划分过度自私，给对方的份额甚至低于25%，对方哪怕是不能分得好处，也要反过来报复提议者，让双方都一无所得。
从“最后通牒实验”的角度来看，美国共和党、茶党支持者在外来移民分享福利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哪怕因此让自己也得不到公民福利)，就不难理解了。
保守派居民为何那么愤怒和哀痛？
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舆论。但除了政治和经济的部分领域外，多数领域的舆论，定义者、塑造者都是媒体、学界以及政界的美国自由派。
作为中国人，在港、台、藏等许多问题上，我们很容易发现美方相对于中国的舆论强势地位。而在美国国内，即如路易斯安那州的保守派居民，也只能无奈的正视自己所属的政治派别，在舆论场中被妖魔化的遭际，并因此变得更加团结——我们可以理解为更加群体极化。
相声演员于谦有三大广为人知的爱好：抽烟、喝酒、烫头。他本人也说，抽烟抽得越狠，人设架得越稳。所以，美国自由派媒体和学者，以及美国以外的官方、发言人、学界和媒体对特朗普以及其他茶党身份的政治人物抨击得越厉害，特朗普这些人在基本盘里的人设，也就架得越稳。《纽约时报》的每一篇调查报道和社论，最后都会变成助推铁杆粉丝给特朗普打call的奏鸣曲。
美国保守派居民这些年的日子很不好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就不断推动制造业产能和就业岗位对外流动，并加速本国经济结构的金融化。这个过程无所谓对错，但所有的过程，包括美国的这个去制造业过程，以及同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有成效，就必然产生代价。保守派居民更多的居住在美国南方，有人情味，邻里关系好，喜欢通过自治组织而不是政府来解决争端问题;在20世纪40-60年代，文化水平不高的他们借助于美国经济景气时代，而获得了非常良好的就业机会。而在上世纪晚期，美国经济改由金融创新、科技创新拉动，这些都并不需要太多的人员就业，更不需要吸纳低学历、低技术人员就业。而美国保守派居民过去看不上的“低层次”就业岗位，比如石化产业中的清淤岗位(没有防护)，早就被非法越境的墨西哥移民，以及合法跨国打工的菲律宾等国的工人抢走了——前者吃得比后者多，干得比后者少，想拿的钱还更高，你觉得跨国公司会聘请谁?
这也可以顺带解释上世纪晚期以来，在美国尤其是美国南方，重归教会庇佑的人员比重不断增长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贫穷、资金缺乏的学校、与污染有关的疾病”，都不具备得到很好解决的希望。
但是，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主流媒体聚焦于种族问题，聚焦于政府监管与大公司的纠葛，聚焦于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聚焦于美国可能失去的霸权，聚焦于金融创新与风险，却很少或者说没有去注意被主流政界、媒体和学界轻蔑的视为失败者的保守派穷人。
《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书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虽然美国主流媒体长期致力于妖魔化茶党支持者，认为这些人就是翻版的种族斗争、阶级斗争狂热分子，但书“与路易斯安那州的茶党支持者聊天时，从未听到过暴政、统治机器、恐怖分子、扼杀者这样的字眼。”
这样一些人，在很长时间内，被华盛顿的政客遗忘，被纽约都会里的交易员和媒体专栏作家遗忘，被就业市场所排斥，最终已经沦落到要去美国南方基层的政府机构，忍受令人难堪的官僚主义，以申请一些可以饱腹的食品福利或者报销伤残支出费用的发票;已经沦落到要去福利机构申请晚餐和药品……这种情况下，自由派的精英告诫他们，移民、少数族裔需要插队。
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支持者越穷，就越不可能信任美国政府。保守派居民“将自由市场视为盟友，认为后者会帮助其对抗联邦政府和索取者组成的强大联盟”。特朗普之所以深得这些人的欢心，就是因为他定义了(虽然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定义了)“索取者”的范围(中国、欧洲、日本，墨西哥，还有“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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