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当代深具影响力的史学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十字勋章获得者、莱比锡图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所著的《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一书，是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对西方当下危机(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抬头，保守右翼与自由左翼的尖锐对立，债务危机、英国脱欧引发的欧洲融合难题，难民问题对价值观造成的撕裂，等等)的深度评述。
历史总是充满着讽刺性的重复。但我们很容易忘记历史记录，总以为好些事情都是第一会发生的——既然是第一次发生，预言不准似乎就变得情有可原。但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比如2020年的新冠疫情，在美国令人惊愕的快速蔓延，让一个个此前判断美国有运行良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管理体制而会有效控制疫情的评论家们，被事实怼得尴尬万分。如果熟悉历史就知道，应对经济和军事上的突发挑战，美国在大国中的表现确实良好。但该国在防疫方面的记录就不那么良好了，1918年大流感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艾滋病，都曾出现极其严重的迟报、瞒报，导致疫病、疾病快速蔓延，美国的公共防疫体系陷入狼狈应对的境地，这似乎印证了那些宣称小政府才可靠的经济学家对公共部门低效运作的预言。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认为，讨论西方的困局，要从西方的准则说起。准则为真，却并不意味着准则被提出后就被普遍遵从。作为四卷本《西方通史》的，温克勒很清楚的下结论指出，“西方的准则从来都不是在描绘西方的现实。在第一批《人权宣言》的起草人中就有奴隶主，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其中之一……西方的历史，同时也暴露了与自己所持价值的冲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罪行账簿’上的主要部分。”
就只有特朗普背离了西方的准则吗？
当然，温克勒也认为，西方的历史上，离今天的时间越近，通过“自我纠错和建设性的自我批评来学习”，从而真正让准则得到(部分的)执行的情况就相对越好。但在《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这本书里，他显然是将唐纳德·特朗普上任以来的所为，认为是历史发展走向很大程度倒退和曲折的表现。
特朗普在2015年6月宣布参加次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此时人们早已知道特朗普是靠无所顾忌的办事方式来积累财富的”，而且他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在少数族裔、女权文化、美国贸易和政治伙伴方面的夸张言论。他在竞选时的那些话，之后都陆续不同程度的兑现，但在最初却被人们低估为竞选拉近选民的策略。
在特朗普陆续兑现他那些带有攻击性、缺乏最基本包容性的政治言论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批评是他罔顾历史。这其实并不完全正确。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潮流并非第一次出现。19世纪晚期的民粹潮流，主张严格移民准入，要求落实更多的直接民主，支持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国有化，还反对犹太人。而在20世纪30、60年代，美国也出现了种族主义类型的民粹潮流。这些民粹潮流走向式微，并不是因为其主张过于疯狂，让经济学家口中高度理性化的美国公众感到害怕，恰恰是其主导者放弃了极端化的主张，回归了政治主流——用支持者的话来说，就是背叛了拥趸。
所以，特朗普应该是很了解美国20世纪的政治史，他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赢得了许多感觉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被抛弃、利益严重受损的人的支持，而支持者就算是不完全赞同特朗普在其他方面的言论，也会觉得他比美国政坛的其他代表人物是更好的政治代言人物。而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到5月下旬的黑人殒命事件发生，履职3年多，在国际事务和外交问题上几乎全盘抛弃了最近几十年来美国政策立场的特朗普，却依然保持着很高的支持率，而美国民间对他本人持反对意见的选民，也主要倾向于反对他的国内政策。
这至少可以说明，美国在国际上长期推行的政策，如果说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精英想要捍卫的或者说想要体现美国在努力捍卫的西方准则，其实并不能代表美国的基层民意。特朗普的“大嘴巴”，其实就是美国民众尤其是社会中下层，包括有色族裔中下层居民对于国际问题的真实观念的“树洞”。一些知识分子所讴歌的古希腊、古罗马政治传统，以及英国大宪章和美国《人权宣言》光辉，浸润了欧美国家乃至社会底层的状况，其实多是出自臆想。
特朗普即便在2020年秋天得以连任，也总会有结束任期的一天。就算是他的女婿、女儿、儿子日后也出面竞选公职，也不代表着所谓的“特朗普王朝”会继续疯狂的持续着目前的政策方向。也就是说，美国依然有可能在未来回归西方政治观念和行为的主干路径，却无法杜绝未来再度出现特朗普式政治人物。
欧洲的困局：“建制派”的整体失败
应该说，“建制派”在民主体制下的困局，并不仅仅限于欧洲，也包括美国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的各自“建制派”，差别并不大，与各自党派的民粹派之间的差距反而更大。这也给了特朗普操控政策议程的巨大空间。
但在欧洲，“建制派”的失败，是最为明显的表现为难民问题上的失当。二战结束后，欧洲消弭仇恨和矛盾的重要基石在于人道主义，而这也是东西德结束分立走向统一的合法性理由，是西方价值的重要体现。所以，当欧洲追随的美国造成的中东和北非地区出现人道主义灾难，毗邻上述两地区的欧洲就不能装作视而不见，“建制派”民主政党必须站出来主导政治议程，德国、瑞典等国纷纷敞开怀抱接纳移民。
此举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诱发了道德风险，也就是许多完全不存在人道主义生存风险的战乱国家非战乱地区的居民，也加入到难民行列中来。毕竟，德国等国宣传的优待难民的政策，已经以讹传讹，对于仅处于温饱状态的中东和北非部分国家平民来说极具吸引力。接收这些移民，正如《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书中所说的，又在移民接收国和输出国同时造成了移民可以被无限度接收的错觉。
这样的情况下，欧洲的民粹主义终于冲破阻遏。欧盟已经具有部分的行政权，却不是各国内政事务的绝对主导者，但可以被各国的民粹势力列为最佳的“背锅”人选。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出现欧债危机，已经造成了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法国等富国，与所谓的“欧猪五国”之间在不同政治层面上的离心离德。
为了应对欧债危机带来的财政、贸易等方面的冲击，也为了刺激新技术发展，德国默克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但这又被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有意解读为以邻为壑，以维持德国长期以来凭借其在欧盟经济事务中的主导权获得的经济优势。德国被要求为欧盟的穷国提供更多的支持，这在经济学家看来是保持欧洲联合、融合的正确做法，还正在为大批量的难民买单，如此这些，在全球化冲击下同样面临利益受损的德国平民看来，就算是道德义务的体现，但在现实层面来看也做得太多了。
欧盟的主导者德国、法国，对于反复挑战欧洲价值、西方价值的俄罗斯和土耳其，也无法拿出有效、稳定的应对策略。依照道德法则，俄罗斯的很多所为，决定了它不可以作为欧洲的伙伴。但能源需要和安全稳定的需要，让欧盟不可能真正发起一场新冷战。土耳其在挑战欧洲价值方面的行动，要比俄罗斯做得还要过头，虽然遭遇了欧盟一定程度的压制，但特朗普当选后的许多举动，却给了土耳其更大的行动空间。而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波兰和匈牙利，在遵循欧盟规则或者说西方规则方面，得分要远远低于冷战结束后被发展加入欧盟的其他新成员，这也使得当初由美国界定的“新欧洲”本身也出现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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