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8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分子，在德国慕尼黑策划了一场蹩脚的政变。
在一年前(1922年10月28日)，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头目贝尼托·墨索里尼发起了“进军罗马”行动，并在几天后就被意大利国王任命为政府总理。墨索里尼的行动，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是相当拙劣的。意大利国防军完全有能力击溃墨氏的乌合之众，却放任其从意大利北部行军到了首都罗马。
从意大利北部到德国南部，也就几百公里的路程。希特勒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效仿墨索里尼，首先拿下慕尼黑，继而控制巴伐利亚邦，再发起进军柏林的行动。而且，在希特勒看来，他还拥有墨索里尼所没有的一个王牌，那就是德国民众眼中的战争英雄：一战时期的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冯·鲁登道夫，成为了希特勒夺权行动的合伙人。
另一个有利条件在于，德国在一战结束后，不仅被剥离了大片领土，被剥夺所有海外殖民地，而且还要支付巨额战败赔偿。德国战后的经济陷入长期混乱，通货膨胀更是导致整个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都陷入赤贫化，法国、比利时等国还在1923年入侵德国鲁尔工业区。这些都使得德国民众对于现状抱有强烈的愤懑。希特勒正是因此得以组建了自己的指挥团队和暴动力量。
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被并入德国后，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增长红利。但在一战战败以后，巴伐利亚持续动荡，政治分化尤其严重。在当地，右翼极端势力和左翼激进组织的对峙相当严重，中间地带变得越来越狭窄。巴伐利亚的政客还在谋求重归独立。
迅速流产的啤酒馆政变
啤酒馆政变是一场闹剧。希特勒在1923年11月8日的演说，与他日后掌握大权的很多次演讲一样，都充斥着意淫、自吹、罔顾事实、肆意构陷。巴伐利亚邦的政府成员和军方首脑都被希特勒的行动队扣留了。希特勒吹嘘已经推翻了巴伐利亚乃至整个德国的官方，但这并不是事实。实际上，11月8日当晚，巴伐利亚邦和慕尼黑市两级警方都开始集结力量准备粉碎在他们看来，纯属一群疯人和病人运作的荒唐政变。
希特勒的行动队在11月9日凌晨开始洗劫慕尼黑市各处，尤其是他们认定应该对德国战败和战后不利局面负责的犹太人的产业。以一种自己粉饰的高尚意图为借口，趁机席卷钱财，并力图保持混乱，这种所谓的起义、革命在几十年、近百年后依然在世界各地出现。
希特勒毫无疑问轻信了被他扣留的巴伐利亚邦官员对于响应政变所作出的承诺。巴伐利亚邦的一干政客对于现状十分不满，但意图采取的行动方式是让巴伐利亚走向独立，而非让一个老迈的功勋将领和一个看上去精神不正常的前艺术家领导一批暴徒来改变整个德国。这些政客以虚假承诺获得了希特勒的信任，随后获释，便马上抵达平叛指挥场所。这些政客的判断其实没有问题，希特勒即便能够控制慕尼黑乃至巴伐利亚，但他的所谓革命口号是废除《凡尔赛条约》并不再履行赔款等条约义务，这势必会招致法国等一战协约国的干涉。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会士、国际拿破仑学会会士大卫·金在其所著的《审判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和纳粹德国的崛起》一书中谈到了啤酒馆政变在当时引发的国际反响。总的来说，除了纳粹小报，欧美国家的主流媒体都并不看好这场政变。
因为巴伐利亚邦当局加大了对政变一方的压力，希特勒走投无路，干脆让自己的支持者与对方硬刚。11月9日上午，在慕尼黑街头，希特勒的暴徒被巴伐利亚警方粉碎，共造成20人丧生。希特勒和他的党羽本打算逃到奥地利，却没有躲过警方的追捕。
包括德国各级媒体在内，欧美国家的媒体断定由冒险家希特勒自编自导，并亲自参加演出的拙劣闹剧已经谢幕。当时，一些人认定希特勒会被处以重罪，即便不被处决也要坐上至少十年的牢。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冒险家的政治生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巴伐利亚当局和法院让希特勒“起死回生”
1924年2月26日，对鲁登道夫和希特勒等政变策划人、组织者的审判举行。这场审判的主审法官是吉奥格·奈特哈特，一个以反对民主、共产主义、自由著称，在思想观念上与希特勒等人颇有相似之处的老式德国人。
我们都知道，希特勒是这场审判的大赢家，他尽管被判有罪，量刑却很轻(5年徒刑)，而且实际服刑只有9个月。更关键的是，这次严重扭曲的审判，其实根本没有起到惩戒叛乱、政变的任何作用，反而为希特勒提供其梦寐以求的展示其极度偏执的政治主张的平台。
《审判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和纳粹德国的崛起》书中谈到了希特勒如何在审判开始阶段，巧妙的隐蔽了不利于其政治形象的个人背景信息，比如希特勒在没有进行兵役登记的情况下离开奥地利，面临被追捕的风险;又如，希特勒在战时志愿入伍，但实际上担当的是通讯兵，根本不是其个人包装的前线作战，当然，希特勒本人确实战时被弹片集中过大腿，被中了毒气。
希特勒的巧妙包装，让法官以及公诉人以外的在场其他人，对于他这样一个战时老兵抱有巨大同情;而希特勒本人诉说的个人痛苦，并与德意志民族感到的痛苦，被高明的混合了起来，再得出对犹太政治团体的声讨，这就让在场者至少部分的接受了他的这种推论。希特勒的这些诉说，在其他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持续的，但在当时的审判中，却被同为国家主义者的奈特哈特法官所许可。对此，当时的柏林共产主义报纸《红旗报》点评说，希特勒等人是“种族主义捕鼠人”，“为了吸引容易上当的大众，散布‘绝望与惶惑’的意识形态。”
有意思的是，对希特勒等人的审判，还促成了政变中被劫持的巴伐利亚政客意图寻求独立的阴谋，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公众视线。审判甚至直接滑入了对魏玛共和国进行批判的轨道之中——既然魏玛共和国建立在一个非法、不义的基础上，又怎么能判决试图推翻它的人有罪呢——在审判进入尾声的阶段，希特勒已经恢复了自己的雄辩气势。
尽管被裁决五年徒刑，但希特勒事实上是以度假者的身份居住在舒适的兰茨贝格监狱的。经历了审判，希特勒的形象已经从小丑转变为受难的伟人，所以，不仅囚犯们敬仰他，而且监狱以外的社会名流赶着来拜会他。
希特勒在1924年开始写作那本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他有完好的打字机，典狱长送给他许多纸张，每写完一章，他会将内容朗读给其他囚犯和狱卒听。这本书在次年出版，20年间成为了20世纪最为畅销的政治类著作。
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在总共服刑1年1个月就获释出狱。这个在政变中造成了四名警察死亡，非法关押政府部长、议会议员，迫害合法犹太居民，打劫印钞厂，煽动暴乱的犯罪分子，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宽待。正如当时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左派媒体所警告的那样，这势必鼓励更多的保守右翼以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名义发动叛乱。
从希特勒的拙劣政变，再到法庭上的炸裂式演出，希特勒借助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的报纸媒体，将自己的极端政治观念进行了集中化的展示，塑造出了一个类似于圣雄的形象。这与当时魏玛共和国的各级政客的做派确实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审判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和纳粹德国的崛起》书中在后记中谈到了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细节：希特勒在审判中的高光表现，吸引了一个刚刚拿到德语文学博士学位的人，那就是约瑟夫·戈培尔。两个人的合作就此开启，并一起在1945年的柏林地堡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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