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来自文艺批评)：
在关于20世纪诸多特定十年的故事之间，70年代绝少作为一个特定的“十年”、清晰的“时代”获得讨论与指认。然而之于20世纪的中国，70年代确乎包含着一次全新的开启，并且在当下逐渐显现了其丰富的历史内涵。文艺批评今日推送戴锦华老师为“向度批评家丛书”所作序言。“向度批评家丛书”们均“生于七十年代”，或曰“七十年代人”。他们的个人与学术生命并非始终为大时代、大事件裹挟并标识;但较之他们的后来者，他们的学术仍与社会事件千丝万缕、藕断丝连。丛书们成长、求学与治学的年代，个人主义仍是在中国社会无根飘荡的神话或曰幽灵，但他们亦生长于理想主义、集体主义消散的历史时刻。因此，他们的学术与思想间或显影出某种游移、某种不“纯粹”，某种多重意义上的与历史、现实纠葛、牵连和间隔，这也正是令他们的学术、思想各具特色与活力的原因。
“向度批评家”丛书序言
戴锦华
▲ “向度批评家”丛书目录
若为这套丛书的寻找其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前前后后、参差错落地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样的共同，似乎明确将他们标识为一个代际，尽管他们诸人诸面，学术理路与个性迥异、鲜明。
对代际与断代的痴迷，似乎是20世纪中国的遗赠。一边是赶超逻辑内部的对“新”、“开端”的无限饥渴与索取，于是永远在终结抵达之前宣告开端，永远在接续未临之际尝试断代;一边则是震荡起伏、波谲云诡的社会激变，确乎在不同年龄段的人们之间，制造着难于通约、共情的生命经验、历史体认与知识系谱。
在关于20世纪诸多特定十年的故事之间，70年代绝少作为一个特定的“十年”、清晰的“时代”获得讨论与指认。尽管在这十年间横亘着一个不容无视的重要年份：1976。或许正是这个重要的年份 “腰斩”了“70年代”，将其分隔在两个时代、“新、旧”之间。今天，当20世纪渐行渐远，被诸多世纪叙述所借重且略过的“70年代”，却开始渐次显现出其丰富的历史意味。这不仅由于它跨越并覆盖了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终结与开启，更由于它于不期然间显露了充斥在20世纪叙事之间的断代说或代际说的暧昧与症候。
70年代之于中国确乎包含着一次全新的开启，但这开启却大大先于标识开端的年代。这一十年的揭幕时分，中美破冰、冷战破局，阵营间的思想与价值对峙开始碎裂紛落;国家文化产业与生产重新重启并再布局。在我们今日的回溯或曰后见之明的视域中，尤为重要且清晰的是1973年：停滞了七年之久的文化机构复苏、恢复生产，事实上启动并准备了未来八十年代“文艺复兴”的主要“硬件设施”;50-60年代国家翻译过程与六七十年代两度“内参书”的规模刊行已然分娩了其孕育的“逆子”：星罗棋布与全国的各类“读书会”，“朦胧诗”的知名篇章已在书写或写就;再度鼓励原创的、各类国家与地方的“工农兵写作班”培养并赋权了将于七十年代末端登场的政治文化“改宗者”……在我个人的思想视域中，“短20世纪”至此已然终结。20世纪，这个为十九世纪的“世纪末”侵吞了第一个十年的“世纪”，至此已开始为一个曰“后冷战”的世界时段截去了20余年的“末端”。
相对于日历上的70年代，“终结”的降临亦远在终结宣告之后。这不仅是指1976年之后的若干众声喧哗且黯哑失语的年份，亦是指历史戛然断裂之处绵长而浓重的拖尾：似于无声处炸裂的“伤痕文学”遍布着工农兵文艺的胎记，影坛“第四代”的登场无疑是对六十年代苏联“解冻”电影的迟来应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延伸到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思想与文化论争与实践，正是文化政治对政治文化的重新铭写。一场彼此交错、重叠，迅猛又迟滞展开的终结与开端。
然而，对于丛书们而言，再度勾勒或标识“七十年代”，并非旨在直接定义或图绘他们的历史属性或时代特质。如果它却确乎构成了一个“代际”：“生于七十年代”，或“七十年代人”，那么，他们也正是与“世纪儿”或“时代之子”的命名和指认渐行渐远的“一代”。他们与20世纪此前诸代不似，他们的个人与学术生命并非始终为大时代、大事件裹挟并标识;但较之他们的后来者，他们的学术仍与社会事件千丝万缕、藕断丝连。如果一定将他们作为某种“代际”来描述，他们出生在一个为社会政治史切开的十年，成长于中国社会内部转轨的年代，登场于冷战终结的世界震荡之中。但他们共同的学术状态却并非未死方生或水土不服。相反，作为中国大学教育国际化、机构化的参与者与成就者，他们是20世纪中国第一批相对完备的大学人文教育的产物——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彼时全新的学位体制中的博士，在结束了连续十年上的大学求学生涯而后于大学执教。也许正是始自他们，学院、学人，不再是某种修辞性的表述，而是成了某种真切、清晰的社会事实、特殊空间与社会角色。至此，“学人”不再是与“知识分子”几乎重叠的概念和自我想象，而是成一组彼此区隔又充满张力的社会功能角色状态。换言之，与他们的思考、写作紧密相连的首先不是政治史、社会史的冲击，而是学术史的脉络与思想史的谱系。而较之于他们的后来者，他们尽管学术路径各异，却分享着某种间或迟疑迷惑却不能自已的社会关注与诉求。也许与他们的生命经验相关、也许我们相关，他们的另一重不能自已则是朝向近代、现代与当代的中国史，一份因当下的社会关注而生的回眸凝视。这同样令他们在全球性的、关于20世纪的遗忘术里显现了异色。较之我们，他们国际学术视野不再是得自书本、充满偶然性的断篇残简，而是生命中与身体性的就学、访问、旅行与交流中习得，因此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模板与参数。丛书们成长、求学与治学的年代，个人主义仍是在中国社会无根飘荡的神话或曰幽灵，尽管后者正悄然在消费主义和独生子女一代的土壤与空气中降临;但他们亦生长于理想主义、集体主义消散的历史时刻。因此，他们的学术与思想间或显影出某种游移、某种不“纯粹”，某种多重意义上的与历史、现实纠葛、牵连和间隔。如果说，这正是昔日初登场的“八十年代人”声称“不与七十年代人交朋友”的理由，那么这也正是令他们的学术、思想各具特色与活力的原因。
承丛书的与发起者复生与桂梅的盛意，我追随师长洪子诚教授“充当了”丛书的主编之一。若说丛书编纂的初衷，旨在某种同代、同好、同门——也许更重要的是同立场的晚辈学人的际会，那么，经由一再的延宕、中断、变迁之后，动议之初的“后辈”学人们已各自扬名立万。际会、举荐之味已无，丛书多少成了学术历史档案的一隅。他们是21世纪人文思想与学术的启动者，也是间或高度自觉、间或不甚情愿的20世纪历史遗产的承接人。我，我们认同并寄望于他们。于我，难于治愈的“世纪病”之一，是耻于真情告白，耻于自居人师。不错，我曾在洪子诚老师的课堂上受教，我也曾教过丛书中的多数，不敢自居或奢望“薪火相传”，惟愿学院不封闭，思想、学术能参与守望并创造未来。
2020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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