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革命者：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技术与政治》
（美）伊登·梅迪纳，熊节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据说历史总是在重复自己。即使是在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IT)这个飞速发展因而常常过于善忘的领域里，当我们回头望向一段数十年前发生在遥远的异国、又被战火所掩埋的历史，仍能从中窥见今日若干新技术、新思潮隐约的前世身影，令我们感叹不已。
这个故事开始于1970年的智利。时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智利人民用自己的选票，选择了他倡导的社会主义路线。执政之后，阿连德政府开始收购智利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将它们纳入国家控制。到1971年底，国家开发公司已经必须负责指导下属150多家企业，包括智利20家最大企业中的12家。国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一个笨重的、智利政府从未见过的怪兽，管理已经成为国有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同于普遍的印象，阿连德并不打算采用苏联式的、中央管控的计划经济手段来管理国有企业。他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他希望在提振工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保持智利的民主传统，尤其是鼓励基层工人参与工厂的政策制订和管理。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阿连德想要探索一条“智利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位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与集权管控计划经济之间的第三条路线。
1970年，阿连德竞选总统时的海报
这种对集体一致性和个体自主性的平衡，近年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案例。例如家电巨头海尔从2013年起推行“自营体”机制，将7万名员工自我组织成了2000多个自主经营体，最大的自主经营体数百人，最小的只有7人，如果一个员工在海尔内部找不到一个自营体能够接受他，海尔就会和他解除劳动合同。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每个小微(团队)都要变成一个个的小团体，所有相关人员都在这里头，负责开发某一个地方的市场，或某一个地区的市场。”然而海尔取得的成绩不仅仅是靠直面顾客与市场的小团队，更离不开背后为这些小团队提供支撑与指导的平台和战略大脑。
在不断的组织结构调整中，海尔发现三层结构既能体现足够的控制，又能够维持各个系统自身的活力。所以，在海尔的自主经营体结构中，有三个层次的自主经营体。一级经营体(又称一线经营体)直接面对顾客，为所负责的顾客群创造价值;二级经营体(又称平台经营体)为一线经营体提供资源和专业的服务支持，包括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市场营销、质量体系、战略管理等，它们是一级经营体的资源平台、流程平台、专业化服务平台;三级经营体(又称战略经营体)则主要负责制定战略方向，解决内部的协同和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同时为经营体配置资源，帮助一级经营体和平台经营体达成目标。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并非一味强调小团队自治，而是在努力兼顾集体的一致与个体的自主。
而海尔采用的三层结构，我们又能在40多年前的智利找到它的原型。为了有效管理快速增加的国有企业、达成智利特色社会主义目标，阿连德邀请英国控制论学家斯塔福·比尔来到智利，主持建设一套用于经济计划与管控的IT系统。这套系统有一个控制论的理论基础：可生存系统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比尔把一个“超复杂系统”分为五级，其中被类比为“感官”的一级系统负责感知和应对外界变化，被类比为“脊髓”和“小脑”的二级与三级系统负责一级系统彼此之间的通信、协调及信息上传下达，被类比为“前脑”和“大脑皮层”的四级与五级系统则负责长期计划与战略方向。不论从结构上、功能上、还是根本目的上，都可以把海尔的三层自营体结构视为可生存系统模型的简化版本。
或许张瑞敏也未尝想到，自己精心设计的企业架构，竟能在四十多年前的智利找到理论原型。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阿连德的大力支持下，比尔把这个理论模型变成了一个真实的IT系统。基于一台IBM 360大型主机和几百台电传打字机，在互联网的鼻祖ARPANET还只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实验性网络的年代，智利已经建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尽管其中只有一台真正的计算机。这个用于经济计划与管控的IT系统被命名为“Cybersyn”(国内曾译为“赛博协同”)。在Cybersyn系统的帮助下，新生的社会主义智利政府不仅有效地管理起了国有企业，而且通过即时的信息上传下达成功渡过了1972年全国性的企业主大罢工。智利不仅在40多年前建成了一个国家尺度的“大数据系统”，而且这个系统曾经切实地发挥过作用。
在1920至19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可行性的争论中，米塞斯和卡普兰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批评是国家尺度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行性。在当时的通信与计算技术的历史背景下，这一论断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二战后控制论、通信技术、计算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否能对“国家尺度的经济计算”这一难题发起冲击?应该看到，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盛和苏东剧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计划经济似乎已经被盖棺定论，自然无需再谈它的技术可行性。然而Cybersyn的这一页历史让我们看到，至少有一个国家曾经尝试用网络与计算机技术强化信息传递与处理能力，据此尝试挑战经济计算的可能性，而且这次尝试并非以失败告终。如果阿连德政府没有被皮诺切特的武装政变推翻，Cybersyn是否会给世界一个更大的惊喜?这不失为一种颇可玩味的历史想象。
然而Cybersyn毕竟是随着智利社会主义的尝试一道被掩埋在硝烟与瓦砾中了。直到40多年以后，马云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比较，再次把新技术背景下经济计算的可能性问题摆在了世人面前：“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一个国家[尺度下]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这时我们再回望40多年前的智利，Cybersyn的尝试就像一缕遥远的星光，早已在为后来者提示这个可能的方向。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当整个IT行业以硅谷马首是瞻，Cybersyn这个异类让我们看到硅谷之外、美国之外的另一段IT历史。作为一个参照系，Cybersyn的存在让我们能够提出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例如：科技与资本的逻辑必然重合吗?科技的发展必定以劳动者的牺牲作为代价吗?科技真的能做到中立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吗?短命的Cybersyn(正如被CIA密谋推翻的短命的智利社会主义政权)没能给出答案，但能让后来者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本身就是莫大的价值。
机缘巧合之下，科技史学家梅迪纳(Eden Medina)从故纸堆中耙梳到了Cybersyn项目的只鳞片爪。经过十年的挖掘，起初偶遇的两段话变成了一本介绍Cybersyn历史的专著：MIT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控制论革命者》(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同样是机缘巧合之下，我又在无意间听闻Cybersyn项目，继而接触到梅迪纳的著作，并决定将其翻译成中文(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我看来，Cybersyn是一个如此超现实、如此充满魅力的IT系统，任何人只要看它一眼都会被它勾起好奇心。希望我的译作能让更多学者和IT同行了解这个IT史上的异类，由此打开更广阔的思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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