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时报出版的新书《万物的价值：经济体系的革命时代，重新定义市场、价值、生产者与获利者》的序文〈关于财富创造的种种故事〉，获出版社授权刊登。】
《万物的价值》。(时报出版提供)
从1975到2017年间，美国的实质国内生产毛额(GDP)、也就是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经济规模──大致从5.49兆美元成长到将近三倍的17.29兆美元。在此期间，生产力成长了大约60%。但从1979年以来，绝大多数美国劳工的实质时薪基本上停滞不前，甚至不进反退。换句话说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一小撮菁英撷取了几乎经济成长的所有果实。这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力比起其他社会成员要大上很多的关系吗?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主张谁会说故事，谁就能统治世界。他最伟大的作品《理想国》(The Republic)在某个程度上是一本指南，一本告诉人该如何教育理想国领袖──「保护者」(the Guardian)──的指南。而我的这本书，质疑的是关于那些老生常谈、现代资本主义中的财富创造者;质疑的是哪些经济活动具有生产力，哪些不具有生产力;这本书既在质疑价值创造从何而来的故事，也在质疑这些故事是如何发挥其影响力，让少数人得以以价值创造之名，萃取不成比例的经济价值到自己手里。
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故事背景或许不同──主角有的是金融业、有的是大药厂，有的是科技业巨擘──但他们自我介绍的台词都如出一辙：我在经济体里是格外有生产力的成员，我从事的活动可以创造财富，我勇于承担高风险、所以我值得比单纯受益于活动外溢效应者获得更高的所得。但万一到了最后，这些说法被证明了只是故事而非事实呢?万一这些话术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合理化财富与所得分配不均，只是为了让少数人能说服政府与社会他们应该大口吃肉，其他人只能喝汤吃渣呢?
2009年，洛伊德.布兰克范(Lloyd Blankfein)以高盛执行长的身分宣称「高盛人放眼全球是最具生产力的一群」。但就在前一年，高盛才在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中难辞其咎且责任重大，美国纳税人必须皱着眉头掏出1,250亿美元来为其纾困。有鉴于这家投资银行不到一年之前的惨烈与拙劣表现，布兰克范还能把这种鬼话说得脸不红气不喘。在2007年11月与2009年12月之间，高盛一共资遣了3千名员工，获利也一落千丈。高盛与若干同业遭到了罚款，但罚款金额相较于日后的获利，实在很难说是有多高：高盛被罚了5.5亿美元、摩根(J. P. Morgan)被罚了2.97亿美元。而高盛后来的获利，有一部分正来自于他们──与其他投资银行跟避险基金一起──厚颜无耻地做空那些他们一手创造出来，而且还闹出这么大乱子的各种投资产品。
虽然不少舆论呼吁要对造成危机的银行施加惩戒，但最终并无银行家遭到关押，相关改革也几乎没有影响到银行持续靠投机获利：在2009与2016年间，高盛以2,500亿美元的营收净额，达成了630亿美元的净利。光是2009年，高盛就创下了134亿美元的获利。虽然美国政府拿纳税钱拯救了银行体系，他们却没有胆子去要求银行为自己的高风险行径付出一笔费用。能够把钱拿回来，对银行来说真的是令人开心的事情。
金融危机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要是将布兰克范的大言不惭回推到半个世纪前，就不是那么常见了。在1960年代之前，金融业并未广泛被认为是经济体中「具有生产力」的一员。金融业此时的重要性，被认为是在于转移既有的财富，而非创造新的价值。事实上，当时经济学学者坚信金融业扮演的只纯粹是辅助的角色，以至他们甚至没有把包括收受存款与放出贷款在内的大部分银行业务，列入经济商品与服务价值的计算里。当时金融业只能以「中间投入」(intermediate input)的身分，悄悄计算入国内生产毛额(GDP)里，代表银行在当年只是各产业中的配角与助手，真正的价值创造者另有其人。
到了大约1970年前后，事情开始有了变化。国民会计──用统计学来呈现出经济体规模、组成与走向的工具──开始将金融业纳入GDP的计算，让金融业也开始对经济体中的商品与劳务总值有所贡献。伴随会计上的这种改变，金融监理的自由化也与其他发展一起让管制变松，由此银行能借多少钱出去、能收多高的利率，还有能卖的金融产品有哪些，都变得较有空间发挥。集合起来，这些变动会从根本上左右金融业的行为模式，并提升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金融业不再是个老成持重的行业，反而变为优秀人才想一跃翻身的龙门。事实上在1989年柏林围墙推倒之后，东欧部分的顶尖人才就跑到了华尔街工作。金融业自此壮大，自信也不可与过往同日而语。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透过游说来增进自身的利益，并对外宣称金融业是财富创造中不可或缺的一块。
时至今日，事情已经不再只是金融业大或小的问题，也不再只是金融业成长如何超车非金融业(如工业)的问题，而是金融业对经济体中其他成员的行为会产生何种示范。要知道，非金融业里有很大一部分都已经出现了「金融化」的情况。金融操作与催生出的心态，弥漫在产业之间，于是企业经营者会选择把高比重的获利拿去实施库藏股，这可以炒高公司股票、股票选择权与高阶主管的身价，而不会把钱用于投资公司的长远未来。美其名说这叫价值创造，但事实往往相反，如同金融业内部的常态──价值萃取才是这种行为的本体。
金融业肥猫。(图片来源：coventrysocialists.com)
但这些关于价值创造的故事，不是只发生在金融业。2014年，大药厂吉利德(Gilead)把会危及性命的C型肝炎新药「夏奉宁」(Harvoni)订价在三个月的疗程要9万4,500美元。吉利德坚持说订价这么高，是因为此一疗法对医疗体系具备「价值」。曾任辉瑞大药厂研发主管的约翰.拉.玛提纳(John La Mattina)则说特殊药品(specialty drug)的高价之所以合理，是因其对病患跟社会整体有很大的助益。事实上，这等于把药价连动到若不治疗或只用次好的药进行治疗，该疾病会引发的社会成本。药业称这种作法是「价值基础订价法」(value-based pricing)。这套说法遭到了抨击，而批评者提出的反证是有个案研究显示，癌症药品的价格与其产生的助益之间，并无可观察到的相关性。在 www.drugabacus.org 上有一个互动式的计算机，可以在上头根据癌症药品的价值属性(患者寿命的延长、副作用等)建立起「正确的」药价;而以此计算出来的结果显示多数药品的合理价格，都远低于现行的市价。
但药价还是降不下来。药业的价值创造话术似乎成功抵销了批评。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医疗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有很大一块无关乎医疗行为本身。要理解这件事并不难，看病费用高昂就是因为有这样在萃取价值的药厂。
又或者可以来看看科技业的故事。以照顾创业与创新之名，资讯科技(IT)业者常透过游说来争取管制放松与优惠税率。随着「创新」崛起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新势力，矽谷成功塑造为以科技创新在创造财富的生力军，从 Google 到 Uber 到 Airbnb，是他们解放了「创造性的破坏」，而新世代的工作亦将由此而生。
这个版本的价值创造是很诱人的故事，由此决策者制定出各种非常可疑的税制，像是「租税优惠政策」(patent box)，只要产品中的投入要素具有专利，那卖这产品所赚取的获利就可以减税。理论上，此一设计的用意是要让智慧财产权的产生获得奖励，进而刺激创新;但这政策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专利本身就已经让人独占获利二十年之久，等于已经保证了高报酬。为政者努力的目标不该是让独占者赚更多，而应该是要让企业把获利拿出来再投资在研发等领域上。
科技业中许多所谓的价值创造者，像是 PayPal 的共同创办人彼得.提尔(Peter Thiel)，常炮轰政府阻碍财富创造。提尔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在加州发动「分离主义运动」(secessionist movement)，好让他认知的财富创造者可以尽可能独立于政府管制以外。当 Google 的执行长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面对 Google 如何处理公民数据资料的质疑时，他反问道：「难道你更希望由政府掌握这些数据吗?」这种立场滋养了一种现代版的老生常谈：民间企业等于好、政府等于坏。
但在以当代英雄自居的同时、在合理化他们突破天际的获利与成山的现金之时，苹果电脑与其他公司忽略了政府在新科技中扮演的先驱角色。苹果脸不红气不喘地宣称它们对社会的贡献不该透过缴税来实践，而是透过众人对他们精巧产品的肯定(与消费)。问题是，苹果的产品在令人叹为观止之余，其背后的智慧科技从何而来?网路、卫星定位系统、触控萤幕、SIRI，还有谷歌所使用的演算法──这一切的一切都始于公家机关的资金投入。这么一来，难道纳税人不该合情合理地在一系列无疑非常精美的3C产品以外，再多获得一些回馈吗?但光是我提出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我们需要澈底不一样的新论述来说明：是谁一开始创造了财富?谁又后来才跑来萃取价值?
并且，在关于价值创造的种种故事里，政府这块拼图位于何处呢?要是各行各业中真有这么多价值创造者，必然的结论就像光谱两端──与走路像在小跑步的金融家、大药厂与创业宅男等遥遥相望的，只能是政府里那些无能的米虫官僚。按照这种逻辑，若民间企业是把创新带到世上的迅猛猎豹，那政府就是慢吞吞在拖死狗又挡路的乌龟;或者换一种比喻，政府就像是从卡夫卡小说里走出来那种讳莫如深、被公文掩埋的复杂官僚体系，既笨重又缺乏效率。政府被赋予吸血鬼的形象，只会强逼劳苦大众用血汗钱缴税来养活自己。这样的故事永远只有同一个结论：我们需要让市场变大，让政府变小。政府机器就是要追求轻薄短小，追求让效率提高。
在上述从金融到制药再到IT产业的例子，政府都使尽浑身解数对理论上能创造价值的优秀人才与企业招手。政府拿着「轻税简政」的肥肉在他们眼前晃啊晃，因为据说官僚作风会阻碍财富创造的能量。媒体会铺天盖地地去吹捧财富创造者的本事，政客会将他们捧上天，而在普罗大众的眼里，他们是值得崇拜的偶像与值得效法的典范。但是谁决定价值是他们所创造的?又怎么定义「价值创造」、「价值萃取」，甚至是「价值毁灭」?
我们为何会这么不经大脑的接受这种正邪二元论的说法?公部门创造出的价值该如何衡量?为什么公部门老被视为是低效率版本的私部门?万一这些故事都是空穴来风呢?万一这些都是我们被洗脑太久的结果呢?我们有什么新的故事可以取而代之?
柏拉图认为故事的力量可以形塑人格、文化与行为模式。「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监督故事的生成，然后从中挑选适合的，并排除其他。我们应该要说服母亲与保母，由她们说给孩子听被选中的故事，藉此塑造他们的心灵与人格，而非他们的体格。按照这种标准，我们现行的大部分故事都要重新选过。」
柏拉图厌恶所有素行不良的神只与他们的神话，而本书要讲的是一个现代版的神话、一个关于经济体中价值创造的神话。这个神话的诞生，我认为，正是大量价值遭到萃取的主因，也是少数人吸干了社会财富而成为暴发户的主要原因。
这本书的任务，是要改变这种现状，是要重新为价值的论辩注入生气，因为价值议题曾经占据经济思潮的中心，我认为也应该要继续。若价值取决于价格──理论上由供需两股力量制定出来的价格──那么只要一样经济活动有成交价，就代表它创造出了价值。由此钱赚得多，就代表你一定是个价值创造者。我会认为「价值」一词在现代经济学中的用法，让价值萃取的活动得以更轻易地伪装成价值创造。而在这样的过程里，租金(非劳动所得)就会跟获利(劳动所得)混为一谈，贫富差距就会扩大，实体经济中的投资就会减少。此外，若我们无法区别价值创造与价值萃取，自然就无法「赏善罚恶」。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出更多更创新的智慧型成长，乃至于更普及、更永续，那我们就需要对价值有更深入的理解，并带领我们走下去。
此一课题不会是抽象辩论，而是会在社会、政治与经济上都深远影响每一个人。我们对价值的探讨，会左右大公司到一般消费者，也就是每一名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此行为模式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运作，影响我们如何测量经济表现。这就是哲学家所谓的「述行」(performativity，或译「展演」)：陈述即行动──我们如何说，会影响如何做，进而决定脑中的理论。这是一种「自我实现预言」的概念。
王尔德(Oscar Wilde)曾经著名性地捕捉到价值问题的精髓，他表示有一种人知道每一样东西的价格，但却答不出任何一样东西的价值，这种人就代表所谓的自私自利。王尔德说的没错──确实，经济学常被认为是一门相信人皆自私的科学。但正因为如此，改变经济体系才需要将价值带回思想的核心──我们必须振作起来，争辩价值一词的意义，让这场论战的火苗不熄。我们不能坐视寥寥一个故事去影响我们认为谁有生产力、谁又没有生产力。这些故事从何而来?代表谁的利益?若我们不能定义价值的意义，那我们就无法保证自己能生产出价值，也无法公平地分配价值，更无法维系经济成长的稳定。对于价值两字的理解，关乎到所有我们对于经济「该如何发展」跟「如何转型」的各种关键对话。只有厘清价值的定义，经济学才能从一个相信人性本恶的科学，蜕变成带给人希望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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