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1月，《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修订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月23日，六位学者齐聚上海朵云书院·戏剧店，以“今天为什么需要读鲁迅”为主题，围绕着新修订的《鲁迅传》娓娓而谈，进行了一场读书会。
保马今日推送本场读书会实录。从“苦痛”到“痛苦”，从“逃离虚无”到“绝望抗战”，此版《鲁迅传》不仅深入细腻地刻划了鲁迅的心灵世界，其更易流转背后还隐匿着传记自身的思想变迁。这是一部双重的“心灵史”，身为“摆渡者”的直入传主鲁迅的本心，于探幽寻微中与之水乳交融，从而看到了鲁迅在“绝望的抗战”中对“广阔和高远的向往”。传记所呈现的鲁迅形象，也是20世纪中国的形象。鲁迅之于当代，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更是回应当代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今天为什么需要读鲁迅？——《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读书会
时间：
2021年1月23日晚上19：00
地点：朵云书院·戏剧店
参与者：雷启立 倪文尖 罗岗 倪伟 毛尖 周展安
一、围绕“苦痛/痛苦”展开的修订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
首先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今天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王晓明老师的代表作，北京三联刚刚推出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修订版。我们台上六人，虽然年龄看起来相差不多，其实已经三代人，倪文尖老师是我们的小师叔，跟王晓明老师是师兄弟，私下场合，老倪也特别愿意强调这一点，虽然当着王老师的面他不敢。展安是我们这里最小的，80后，我们多少有点看着他长大的意思。那么，先请最大牌的雷启立老师讲，本来今天是他主持，不过刚刚上台前，罗岗说，哪有大牌当主持的。启立现在是华师大的校长助理，平时我们也不太有机会看到他。不过，今天特意请他先讲，主要因为他写过一本书叫《周作人传》，曾经和王老师的《鲁迅传》一个系列，当年让我们很仰慕。
启立讲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是真事。二十年前吧，在深圳的一个书吧，服务员很热情，罗岗也就很热情，指着启立跟服务员介绍，你们书店有《周作人传》吗，这是。小姑娘很激动，直接对着雷启立叫了一声“周作人老师好”。
雷启立（华东师范大学）：
毛老师说的搭进搭出，有时候有点像真的，让我先讲真的。确实师兄弟几个里面我年龄最大，王老师出《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最早的时候我最早接手这个事，那个时候毛尖还小，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早是“三陈”，台湾业强出版公司的陈信元，复旦大学的陈思和老师，华东师大的陈子善，“三陈”策划组织了一套丛书，中华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同时陈思和先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世纪回眸·人物系列”其实就是人物传记丛书，责任编辑是陈征，后来当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长，非常资深、非常优秀的编辑。王老师的《鲁迅传》在这两套丛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非常感谢那些老师在自己出书的过程中也带着学生，我当时本科毕业，在一所小学校里面当职员，因为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在北京十月出版社出过了，上海文艺出的丛书里需要大陆有一本“周作人传”，所以让我写。
王老师的写作在1990年代末、20世纪初初期的两个时期里，有两个作品在现代文学界里面有非常大、非常实质性的、示范性意义。第一，《鲁迅传》以心态史的方式勾勒出来，在那么多传记、那么多鲁迅研究当中别具一格。第二，我跟倪伟老师讲到，2001年前后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时，写《一本杂志与一个社团》，在社团研究过程当中又开启另外一个范式、新的途径。所以我们怎么读“鲁迅”，怎么读这本书，有很多种角度读出新意。而且现在快30年了，历久弥新。后来他的鲁迅研究以及他对杂志和社团的研究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有特别的开拓性意义。
我就先讲这些。谢谢。
毛尖：
接下来我们请老倪讲。作为师叔，王老师应该第一时间和你切磋过。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
王老师当然首先是我的老师。本科时他给我们上过两次课，一是现代文学史课上，他来讲鲁迅专题。后来大三，给我们开了一门选修课，就是后来成书为《潜流与漩涡》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部分还是关于鲁迅。那时我还认真看了王老师这本《鲁迅传》的“底本”，就是当年发在《未定稿》杂志上的《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现在附录里改成“最痛苦”的了。晓明老师的课堂和这篇文章当时真是相当震撼。这和原来印象里的鲁迅形象差别很大。最大的差异在哪里?一是，鲁迅是一个可以有痛苦的人，而且这种痛苦是非常个人化的，和他早年的生活有关，也和他后来的际遇有关。二是，鲁迅的痛苦又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这么说吧，是鲁迅以其肉身、以自己体验到的痛苦恰恰把握到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一些侧面。
事实上，在80年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普遍地有一个对痛苦的咀嚼过程，甚至我们后来还不无批评之意地说，他们是对痛苦“有所迷恋”。但晓明老师写鲁迅用“痛苦”这个概念就用得特别到位，而且还有一个翻转，这就是鲁迅的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对他的绝望和虚无也是自我怀疑的，所以还是要“举起了投枪”，最终是“绝望的抗战”。这样一种对鲁迅基本形象的把握，王老师做得非常绝。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整个80年代的“鲁迅观”，是大家普遍的共识，但这本《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特别厉害的地方还在于，晓明老师不仅与传主鲁迅有很深刻的共情，他还有一种唤起读者来一起与鲁迅共情、与共情的能力。这是当年我作为读者深刻体验到的东西，到今天虽然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但是我相信，鲁迅和晓明老师的这本传记依然很有一种内在的、强悍的力量。
毛尖：
前面老倪已经提及新版的改编，刚刚我和罗岗现场校了一下，确实第二版收进去时候是“苦痛的灵魂”，新版改成了“痛苦的灵魂”，看来修订版改动还是挺大的，那么请罗岗老师谈谈新版的修订。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
王老师的传记现在一共四版，第一个是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的版本。第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版本，大陆的同学和老师看的比较多的应该是这个版本，因为业强的版本发行的比较少，现在很难找到，在台湾的旧书店也很难找到，这个书印的很少。这本书在台湾找不到。王老师自己也没有。
这两个版本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增加了鲁迅先生简单的年表。第二个版本是用鲁迅在厦门拍的在坟墓中的照片做封面，王老师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修订的。这个版本和第一个版本的区别，增加了在波士顿写的修订版的序。其他没有做更多的改正，除了写了一个比较长的序言，王老师把他那篇很有名的文章《鲁迅：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以及文尖说的，《潜流与漩涡》中 《双驾马车的倾覆》，等一组文章收录进去，这组文章作为附录有助于帮助读者理解鲁迅。
然后今天讲的正题，第三个版本，这是很特殊的版本，北京三联书店有一套丛书叫当代学术丛书，比较注重的是8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原创学术丛书，而且基本上都是再版，有出过的，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某种程度上成为经典，二三十年的考验。然后要收进当代学术丛书里面，最初就有钱钟书《七缀集》，可以看到这套书的书目，基本上都是80年代重要以来的学术著作。学者如果有能力可以做一些修订，所以当时出版社的冯金红老师希望王老师修订《鲁迅传》，就跟王老师作了沟通，王老师愿意做修订，这一版的修订比较大。王老师在三联版修订序言里说“这次是真修订”。“真修订”一是把很多表达修辞做了改动。而且王老师的改动还有特殊的地方，他不是像别人一样增加一些话或者是把一些话删掉，不是。其中有一些改动，把90年代最初写的话作为检讨的对象，所以90年代怎么写的，现在已经不这样看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修订。这样的修订方式不像是一般的说“增加什么话，改过什么话”，一般的修订不会去标明、自我引用，但是王老师有自我引用。
简单讲一下王老师的三次修订都有一个思想上的变化，刚才两位老师已经讲过，第一版的《鲁迅传》跟两个东西有关联：
第一，是王老师从他进入到鲁迅研究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介入，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从这个角度进入到鲁迅研究里。这个进入基本摆脱了通常熟悉的鲁迅跟中国革命的关系、鲁迅跟中国社会的关系，大家如果了解鲁迅研究的历史，就有一个所谓“镜子说”，王富仁老师说鲁迅是中国反封建革命思想的一面镜子，汪晖老师说不是一面镜子，围绕着镜子有很多的讨论，但是镜子一定要反映到外部社会的什么东西。但是王老师非常强调鲁迅的内在主体性，这个脉络和钱理群老师的《心灵的探索》是一个脉络，王老师是以这样的姿态进入到鲁迅研究。所以他的角度可以避开很多鲁迅研究史中可能是纠缠不清的话题，这就使得他的著作直入本心。
第二确实跟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要重塑一个鲁迅的形象，而且重塑的鲁迅形象也跟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衰落或者边缘化有关，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小，由此1990年代初知识分子会有很强烈的精神上、思想上的挫败感。这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挫败感和重写文学史、重塑痛苦鲁迅的形象的要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1990年代鲁迅传最基本的出发点。
到了2000年王老师有一个重要的反思，和90年代初不一样，90年代末大家都知道王老师发起了人文精神的讨论，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转向。当时出版了一本书《刺丛里的求索》，一个核心的话题对现代化神话的反思，不要迷信西方式现代化，他有一篇文章叫《太阳消失了以后》，指原来有太阳，就是向西方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但现在这个太阳消失了。所以，王老师在2000年的修订版序言里不断强调说现代化的迷信被打破了以后应该怎么样，这是他的一个转变。
第三，到了2019年又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这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也是非常快的，但是王老师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重新提出了“绝望的抗战”，倪老师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个也是鲁迅赋予他当代意义很重要的变化，当然如果一会有机会时展安还会再讲。
我就说到这里。
毛尖：
谢谢罗老给了如此清晰的一个《鲁迅传》脉络，勾连了书里书外，时代氛围。我自己看修订版一个很大的感触是，王老师原来书里有不少感叹号，现在删去了很多，变成了句号。一个可能是年龄的关系，现在王老师已经比鲁迅走的时候还年长，获得了相对平视的眼光，很多地方就有了非常不同的表达，尤其结论部分改了不少。另外一方面，王老师自己在序里说的，随着对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的了解一点一点增加，那种觉得鲁迅在思想上也是横空出世的崇拜之心，是逐步消退了。他发现，鲁迅的眼光和思路，也其来有自，有着从龚自珍到章太炎一路的思想脉络。那么，请展安谈谈，你和王老师一起合编了《中国现代思想文选》，文选里的人和思想与鲁迅与王老师看鲁迅的关系。
周展安（上海大学）：
我聚焦这本书上谈一点。这次的修订版有一个特点，就是王老师在新书的序言和最后一章，都提到了晚清几代思想家和鲁迅的关系，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个修订意义比较重大，也是新书的一个看点，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理解，大概有几点。
第一，这提示着老师对于鲁迅评价的变化，这特别表现在修订版的最后一章。在《鲁迅传》中，也是在老师的整个研究中，鲁迅都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老师把鲁迅看得非常重。现在对前面几代思想家的提及，显示王老师有了一个将鲁迅“相对化”的视角。就是说老师再看鲁迅时有了一个更长的尺度，有了一个更大的格局，这是一点。
第二，老师这些年反复开了几轮的课，专门讲近代的思想人物，也就晚清近代的思想人物写过很多文章，比如说关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的阐释，章士钊的农国思想的阐释，以及提出“王韬严复难题”等等。老师现在这些方面还没有集结成书，我个人感觉这反映了老师这些年来在思想上的拓展。从这个角度上看，现在的修订版特意补充了晚清思想人物和鲁迅的关系，正可以视为是在为新的研究所做的准备。这样通过阅读这本书，就获得了对老师下一步研究的前提性理解。这对于贯通地理解王晓明老师的思想有很大帮助。
我先讲这两点。
二、“甚至你想想”：《鲁迅传》中的“我”
毛尖：
谢谢展安。前面启立讲到这本《鲁迅传》最初只有三本在大陆，我现在回想，当年我们跟着王老师读研究生，应该也是《鲁迅传》的第一批读者吧，当时看的是哪个版本，又是如何看这本《鲁迅传》的，倪伟能不能为我们回溯一下。
倪伟（复旦大学）：
应该是我们读硕士的时候。这书是在1993年底出版，我们拿到书应该是在1994年年初。
当时读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震动比较大。因为以前看到的各种《鲁迅传》都没有这样写的，就像文尖所说，在这本书里，王老师不仅和鲁迅共情，还带动读者跟他一起共情，所以这本书的感染力很强。王老师对鲁迅心灵世界的刻划是非常细腻而深刻的，把一颗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样的深度在此前也是没有达到过的。在读到这本书以前，我虽然也读过不少鲁迅在作品，但我从来没有想到鲁迅心灵世界竟是如此深广阔大，所以对我的触动非常大。这本书可以说是我读硕士阶段一本非常重要的启蒙书。
在这里我也可以说说我前后几次读这本书的感想。2001年这书再版的时候，我又读了一次，但这次读，坦率地说是稍稍感到有点不满足。2000年前后正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分化非常厉害的时刻，很多新问题、旧问题都暴露得很充分，有点像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在这种时代处境下重读《鲁迅传》，就感到书中对鲁迅思想当中丰富的面向揭示得还不够充分。这些丰富的思想面向和内容牵涉到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是不能被完全包容、收缩在个人生命体验或是心灵世界当中的。尤其是鲁迅生命最后时期的思想和写作，是不能简单地用虚无主义来概括的，甚至用“绝望的抗战”来概括，也还是觉得有所不足。
这次因为要准备这个活动，我又重读了一次，但遗憾的是还没能读到仔细修订过的新版，所以读的还是以前的版本。这次我的感受又有所不同。2001年重读的时候，可能因为受时代氛围的刺激，对王老师的这本书就不免要求苛刻了一点，觉得应该更多地处理一些更大的问题，而且感觉到个体心灵的角度有比较大的限制。现在我的想法有了改变，可能是觉得不应该要求一本传记做到面面俱到，即使是一个有限的角度进入，但只要达到足够的深度，就有其不易的价值。今天来看这本《鲁迅传》的重要性或许不在于给我们刻画了怎样一个鲁迅，虽然这个“鲁迅”刻画得很生动，很深刻，但我认为它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袒露了传记自身的主体性和精神心理状况。我们需要在90年代初期的社会历史情境当中来理解和把握这种主体精神状态。刚才罗岗提到王老师在当时有一种失败感，我也同意这个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传》就是王老师失败意识的一个产物。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及与之伴随的社会运动，后来遭到了巨大的挫败。在经过90年代初异常沉滞的两年后，1992年掀起了第二次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面貌和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巨大的转变过程中，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一种强烈的失败感，也为现状深感忧虑。王老师在这本书的初版里，一开始就提到民众的盲目和愚昧，这让人想到“五四”时代的那一套人们所熟悉的话语，它们仿佛又重新回来了。对现实和民众的这种判断，出自王老师自己的强烈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面对现实时不能不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愤激之情，它既来自对现实的不满，对多数民众的精神心灵状态的不满，同时也来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知识阶层的不满。
在初版的后记里，王老师说到自己写完这本书交稿后，曾有过一番自我检讨，觉得书里的愤激太多了，而这种愤激固然给人勇气和激情，但也会让人丧失体味人生的整体感和深邃感。所以他提醒自己必须抑制这种愤激，一边能真正有力地回应人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传记也可以看作是王老师对自己一个阶段的思想和经验进行整理的一次努力。在完成这本书后，我们看到他的想法以及学术工作都开始有所调整和改变。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本书在王老师的整个学术工作和写作生涯当中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转折点。他从80年代开始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到《所罗门的瓶子》和《潜流与漩涡》再到《鲁迅传》，这个阶段的写作相对来说是比较统一的，大体上都是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个案研究，探讨他们内心的各种纠结和精神障碍，通过文学分析抵达他们的内心世界，把握他们的内在的精神结构。这种分析当然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 王老师所进行的自我探询、自我分析的一部分。
熟悉王老师的文字的人，都知道他的文章或者书里常常有第一人称“我”出现，我们写论文通常都是隐身在文字后面的，不会或是很少以第一人称“我”直接出现，但王老师的文章中第一人称“我”始终是在场的，不仅有第一人称“我”，还有第二人称“你”。在我看来，无论是“我”还是“你”，其实都是同一个主体，也就是王老师在文章中、书中创造出来的一个主体形象。这个主体当然不能直接等同于王老师本人，它充其量只能是说带有王老师自我的某些面向而已。比如说《鲁迅传》里的叙述主体给人感觉是一个很愤激的人，深刻到片面的地步。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王老师为人很温和，至少从表面上看是没那么愤激的。所以，这个在书里通过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出现的主体，我认为可以看作是王老师在文字的世界中制造出来的另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带有他自身思想性格当中某些方面，通过制造出这样一个和自我多少有点分离的、被对象化的主体形象，他在进入研究对象的内在精神世界探幽寻微的同时，也在围绕着一些相似或相近的精神困扰，展开深度的自我分析。这种写作策略在《鲁迅传》这里达到了一个顶点，而这之后他的写作有所转变。从对象和内容上说，是从作家个人的精神世界转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分析和文化分析，90年代后期他对“现代化”的迷思等新意识形态的分析，以及后来的转向文化研究，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学术工作的转向。在写作方式和文风上，我认为也有变化，总的来说是内倾性减弱了，那种情感强烈的主观性因素少了，而多了一些冷静和通透。
总的来说，这次重读《鲁迅传》，让我感到这本书在他的整个学术工作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标志了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起点。
毛尖：
前面倪伟讲的特别好，指出了王老师写作中，“我”和“你”的分身，包括王老师的学术转向。记得当年读王老师文章，我们经常互相调侃，说“你想”“你想想”“你甚至再想想”，最初是老倪爱这么说，后来就传播很广。反正，王老师书中确实有特别多的“你想想”时刻，老倪对这王老师的这个话语好像是有一套分析的，既是共情，也是跳开。老倪你来说。
倪文尖：
王老师的文章很有魅力，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很多学院外的朋友们说的。确实，晓明老师文本里的一个重要语法，应该是这五个字，“甚至你想想”。往往到了要害处、吃紧处，到了某种理论和逻辑的极限，王老师诉诸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力量。他会询唤起读者，动用他们自己的人生阅历和人生经验来感同身受鲁迅所处的情境、所遭遇的困境。当然也甚至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传记的情感与态度，因为王老师写《鲁迅传》时，在很多时候或者说在某些时刻，他自己仿佛就是鲁迅。他有这样一个能力。
毛尖：
有时候他也会变成鲁迅笔下的人物。
三、“思想”的“另一种形态”：从“逃离虚无”到“绝望抗战”
毛尖：
谢谢老倪，老倪分析的王老师的“你”很重要。前面罗岗和倪伟都讲到了王老师这些年的转向，不同阶段不同状态，比如有些时段王老师也会很虚无，《鲁迅传》会隔这么久才修订也是王老师心理状态的反应。据我所知期间就有很多出版社想再版《鲁迅传》，老师都拒绝了。今天，《鲁迅传》能重出，不管是修订还是增订，不管书本身还弥漫着多么深的绝望，重版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让我们看到王老师的一个新动向，似乎他终于又愿意借着鲁迅出来和读者对话。这本书真的在市面上绝迹太久，孔网上的旧书已经卖得很贵，现在学生手中流传的大都是复印本。所以，这次修订版的出版，不仅是市场需求，学界需要，也是王老师自己的需要，这里可能有一个“再出发”，从虚无到抗争，新版最后的“绝望的抗争”，很动人，请罗岗谈谈好吗，你比较熟悉王老师的路径。
罗岗：
昨天毛尖跟我说王老师有没有讲过鲁迅，我说王老师没有给我们讲过鲁迅的课，给本科生讲过。但因为王老师在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其实就是一个鲁迅专家，大家都很关注他对鲁迅的看法。我个人以前经常去王老师那里聊天，他就指点我——王老师很少会说让你看什么书——但是他唯独一次跟我讲“你应该看王得后先生的《两地书研究》”，他讲鲁迅的特别重视“两地书”研究，因为以前我们都没有看到“两地书”原信，看到的只是发表出来的“两地书”，“两地书”原信看不到，那是收在鲁博的，王得后先生的“两地书研究”，将“两地书”原信和正式出版的“两地书”进行比较，由此可以看到两个版本不一样，特别是鲁迅出版“两地书”时的改动。王老师希望进入到鲁迅的内心世界，进入鲁迅的内心世界最重要的通道不只是是作品，作品毕竟隔了一层，更重要的恐怕是书信和日记。从鲁迅给他爱的女人写的信，应该可以看出不少东西来。王老师说过只有许广平是可以跟鲁迅对话的，她不仅仅是一个仰慕者，后来他说许广平很可惜的，如果许广平不跟鲁迅结婚的话，她的成就会很高。仅仅是一个仰慕者不可能说那些对鲁迅的思想有深刻理解的话，许广平的信里有很多把鲁迅想说的话引出来，可以作为鲁迅思想的一个“对手”。所以，王老师很重视“两地书”及其修改。透过“两地书”及其修改，王老师的发现了鲁迅的“虚无”。我怕自己的印象出错误，核对了这三版鲁迅传的内容，第九章是“从悲观到虚无”，这一章的结尾讲到恰恰是“两地书”及其修改：难怪鲁迅1932年印行《两地书》的时候，会那样修改他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信中对自己思想矛盾的表述，将那“个人的无治主义”，改为“个人主义”。经过20年代下半叶的几度波折，他显然是看清了，自己并不能成为绥惠略夫，从自己的悲观和绝望中生长出来的，并非是与黑暗同归于尽的复仇意志，而多半是顾自己随便玩玩的虚无情感。王老师在整本书强调的是鲁迅一方面被这个虚无所吸引，但是另外一方面想逃离这个虚无，他解释说鲁迅后来的左转，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是试图从虚无中逃离，因为虚无像黑洞一样把人吸引进去，谁都不愿意被虚无所占领，他想逃离，又没有办法逃离。所以刚才毛尖老师接受采访时讲到，“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和我有关”，王老师对这句话的解读，也是把它看作鲁迅试图从虚无中逃离出来的一种努力，王老师最后说“鲁迅从虚无中的逃离以失败而告终”。
这个在三联版里面，王老师做了很大的修订，他觉得不应该把虚无作为鲁迅思想的终点，或者不把虚无作为与晚清以来的中国仁人志士思考的终点，鲁迅的思考正是接续着他们的，那么这个思考终点在什么地方?不是被虚无所吸引，或者指出鲁迅还不够虚无。而是说“虽然面对虚无的吸引，但是要转化为抗争的力量”，所以最后这一章的题目改掉，本来的题目是“面对命运的启示”，指出鲁迅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没有被虚无吞没，又没有逃离虚无。在三联版，王老师的想法改变了，就像鲁迅讲的“我现在的想法倒有些变了”。现在的想法就是变成了“绝望的抗战”，这个跟毛老师讲的话题有关，王老师站在了更积极的位置来看待“绝望”，如果说之前的“虚无”是消极的，那么现在的“抗战”，当然更加积极了。这个修订可以说是王老师思想上很重要的变化。
雷启立：
很简单，刚才罗岗老师说到思想上的一些讲法，我发现有很多的传记，大人物出生时很多时候天有异象，但是在王老师的笔下，鲁迅出生时很平静，他在别人不注意的材料里面有另外的解读，这些解读有特别重要的特点，不是说他比别人好像高出一头，他是贴着地面在思考、贴着实际、贴着对当时的状况在思考，这次修订里面也是这样，贴着他自己心里面想的在思考，这是一个写作的手法。我们现在自己教书、带学生，有多少学生写出来的文章、写出来的东西里面，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想的，他是借别人的说法在那里写。可是他的传记、他的作品不是这样，贴着作品、贴着现实来写。
我当时写《周作人》传的时候，王老师住在师大一村的小房子里，生眼病不大能看书，我把文稿读给他听，一字一句，他就说这个可以，那个不对，你想想在那个情况下这个人会怎么想，你的分析要这么去。在那个时候，他说“我看到另外一个材料，这个材料和那个材料之间的关系”，就是设身处地的一种状态。他的写法对我后来的写作，以及整个读书和带学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其实他现在的修订也是贴着现时的很多思考进行。
倪文尖：
我记得当年给《鲁迅传》写过一篇很短的书评，《文汇读书周报》当时给的篇幅是一千多字。这哪够啊，我读得那么有感触，而且这事又那么光荣而重大，所以我写得特别卖力，也自以为是充分利用了每个字，也好好地学了王老师的话里有话、意味深长。但其实可以肯定，现在一定不忍卒读。具体写了什么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写完后跟王老师汇报我的想法，整整一个下午，在他当时淮海西路的家里。“王老师，你究竟怎么认为鲁迅应该怎么个活法?鲁迅应该如何写作?”“这传记是一章一章地写，假如是论文的话，可能就还要难写。看完一章，以为有了个结论;可下章一开头，就来了个‘但是’，而且看下去又合情合理，到这章末尾，心悦诚服了正要心安;然而，接下来一章的开头又‘但是’了……”“鲁迅传书名是《无法直面的人生》，你说鲁迅要不断地反抗宿命，那么鲁迅的‘命’到底应该是什么?在你看来，鲁迅是听从于命好呢，还是相反?”王老师怎么回答的啊?我不记得了。反正我觉得，晓明老师和他笔下的鲁迅确实很痛苦，很纠结。
毛尖：
我们请展安说一下，前面他们好像在竞争，竞争谁更有资格解读王老师似的。
周展安：
他们说得很好，我也听得入迷了。但是我说一个稍微扯开一点的话题。
王老师在这个书的序言里面谈到一个意思，他说这个书要注重阐发鲁迅的“思想”，所以对鲁迅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并没有事无巨细地写到。我就接着这个话题谈谈。
就是《鲁迅传》这个书到底提供了鲁迅什么样的“思想”?概括地讲，我认为《鲁迅传》不只是讲出了另外一种“思想”，而是提示了“思想的另外一种形态”。我接下来解释什么叫“思想的另外一种形态”。我们读鲁迅的人都会有一个体会，就是鲁迅在自己的书里很少提供比较概念性的、体系性的、架构性的表述方式。我们常说鲁迅是一个思想家，但是鲁迅作为思想家和我们理解的黑格尔意义上的思想家、哲学家是非常不同的，鲁迅并没有使用概念的方式思考问题。不仅如此，鲁迅甚至故意拒绝以概念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一点也不是我个人的独见，比如早一点的胡风还有日本的研究者竹内好等都指出鲁迅思想的这一特点。我认为王老师的《鲁迅传》也是贴在这个脉络上、这个延长线上写的。就是说他的书抓住了鲁迅思想的这一特点，并且又以鲁迅的方式，即非概念思考的方式呈现了这一特点。
直观地看，我们注意到老师写《鲁迅传》，基本上不太引用既有的理论著作。这个书的注释90%以上都是鲁迅自己的话，然后老师对它进行解读。受过当代所谓学术训练的读者，可能会在这一点上感到不满足。现代学术论文的写作往往着急使用概念工具，进而提出命题。王老师在这个书里不太提出命题，而且就像鲁迅拒绝概念一样，老师也在拒绝概念和定型化的命题。这本书在写作上的特点是将心比心。不是将鲁迅所言视为答案，而是站在鲁迅的角度上思考鲁迅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老师同时在思考自己的问题。关于书中的这种表述方式，很多学者谈到他风格的朴素问题。但是我想“朴素”，——姑且用这个词的话，在此不只是一个写作风格的问题，而实际上提示了思想的另外一种形态，这就是非概念化的思想形态。这是一种人格化、气质化的东西，这种人格化、气质化的思考方式不是说老师没有能力以概念来架构问题，或者鲁迅没有能力以概念的方式来架构问题，而是在鲁迅看来，也是在老师看来，以概念的方式来表述思想这恰好是思想板结化的表现。进一步说，这实际上是包含一种对即有的概念体系的不信任在里面。或者说认为以既定的概念体系来阐释同时代历史变动乃是无效的，——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而出现了这种被认为朴素的表达方式。这要求我们越出风格的范畴。老师朴素的书写风格，和在书中老师好像投入了非常多感情写鲁迅的心理，这些都要予以重新阐释。这里包含了对思想的新的理解，而老师的这一特点也同时是鲁迅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在刚才提到的晚清思想人物如鲁迅自己的老师章太炎那里也存在。
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在上海监狱里两年，1906年出狱以后到日本去，孙中山在日本迎接他，有很多的留学生请章太炎作演讲。他的演讲里有一个意思，说今天的演讲不讲政治、法律、战术等问题，不讲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讲一个关于感情的问题，就是说在现在的革命形势里面，革命人要特别注意锻炼、锤炼自己的感情。接下来它说要锤炼和成就这种感情，第一个要利用宗教，具体说就是佛教，来发起革命的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个要以国粹来增进爱国的热肠。概括说，这个热肠的问题、感情的范畴，对于章太炎来讲，在当时的革命形势当中，这要比体系化、概念化的思想问题来得更要紧、更迫切。
我想，这一点我们读鲁迅时也能够感受到，而现在读王老师的书也同样可以感受到。综合起来讲，从章太炎到鲁迅，到老师写《鲁迅传》，这里有一些相近的思想方式的分享，有一些共通的对另一种思想、或者思想独特的存在形态即非概念化形态的把握，我们读这个书要特别留意。
四、作为“摆渡者”的传记：“保持对广阔和高远的向往”
毛尖：
展安讲得很好，不仅把王老师的风格，以及语言就是他的思想也表述出来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是完全认同。前面展安讲到王老师的朴素，我不觉得王老师是朴素的，包括王老师的《鲁迅传》，很多时候也飞扬，当年那么多感叹号也是旁证。不过即便是平静的表达也不一定是朴素，王老师用副词很考究，经常深意存焉。我们可以很快地看一下新版结尾。王老师在结尾中把自己的初版结尾引用了一下，然后自己评论自己，说当初有点“幼稚和偏颇”，然后说了一句，“鲁迅到底还是堪称伟大的”。这句话看上去朴素，但是这个“到底”实在语义复杂很难说朴素，类似的表达俯拾皆是。王老师在修订时也修订了很多副词，都非常意味深长。倪伟可以接着再讲讲，前面你只讲了第一部分，现在讲讲你的第二部分。
倪伟：
说王老师的文章是朴素的，这似乎也不那么准确。王老师经常说他写文章是很苦的，其实我们读他的文章也能够感受到他对文字的推敲是用力很深的。我记得当年他鼓励我要勇敢写作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第一稿你要放手随便写，乱一点没有关系，他说他写东西，前面几稿都是改得一塌糊涂的。可见他写文章是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的，所以他的朴素的风格其实也是锤炼、锻造出来的。我们读他的文字感觉非常精确，很有表达力，那些看似简洁的文字总是能够把深刻的思考和细微的情感都纤毫毕露地表达出来，这就是王老师的文字的独特魅力所在。
当然，这种魅力也不仅仅是文字上的，修辞上的，而是整体性的，我认为也是人格上的、精神上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所有文字都是他的精神人格的化身。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一部传记总是包含两个方面的东西，一方面是真实性，她称之为花岗岩，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品性和人格，她把它比作彩虹，而彩虹总是难以捉摸的。我们看到的传记，很多都是花岗岩式的传记，里面铺陈了大量的关于传主的生平材料，只有很少的传记作品能够精准地把握住传主的思想特质以及个人独具的精神气质和魅力，而王老师的《鲁迅传》可以说是虹彩绚丽的一本书，他的确很准确地抓住了鲁迅精神气质当中某种非常特别的东西。但我认为这虹彩不只是来自于鲁迅，也还来自于王老师本人，他的那种非常吸引人的精神气质和魅力。在这本书里，王老师自身的某些东西始终是鲜明存在着的，正是这点使它与其他的偏向于花岗岩的传记区别开来。这正是任何一本优秀的传记作品所应该有的一种品质。传记充当的是一个“摆渡者”的角色，他总是来回于过去和现在之间，他通过对传主的过往生命经验的把握，把我们带到过去那个时代，但同时又能穿透过去而将我们带回到现在，通过对过往生命经验的把握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当下现实。在这一点上王老师的这本《鲁迅传》非常突出，给人印象极深。事实上，这本书是包含了王老师在90年代初的中国所感受到的一些尖锐的体验，这种体验恐怕也不只属于他个人，而是那个时代很多知识者乃至普通人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本书是比较真实地写出了90年代初中国那种特殊的时代氛围和人们的精神心理状况。我们今天重读这本书，不仅要重返鲁迅生活的时代，也要在某种程度上重返王老师写作这本书的那个时代，这样的重返大概也是能够有助于我们来更好地认识当下的这个时代的。
因为传记作品有着这样的作用，所以那些重要人物的传记实际上是应该隔一些年就来重写的，每个时代的人对这些过去的伟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每个时代都应该写出属于自己的时代的传记作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每代人积极认知和把握过去特别是现在的不可或缺的努力。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还能重写鲁迅传吗?如果重写，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重写呢?这个问题也是很值得思考的。
毛尖：
倪伟谈到的两种传记很有意思，一个是花岗岩，一个是彩虹，文尖，你是我们这里最彩虹的，对王老师，你也有非常多的精神分析，王老师分析了鲁迅，《鲁迅传》也多少是一个阶段的《王晓明传》，你再接着来分析一下王老师。
倪文尖：
我要批评你一下，你刚刚读的很好，但是为什么不把这一句读完呢，王老师的结尾，我给大家念一下，“因此我就只添一句话，鲁迅到底还是堪称伟大的”，你只读了“到底”怎么行，“到底”后面还有副词“还是”“堪称”，然后是“伟大的”。我前面说王老师受了钱先生的影响，我现在要说，王老师显然更受鲁迅的影响。你看这样的句子显然是鲁迅的，比如大家熟悉的鲁迅《<呐喊>自序》,结尾几段就全是这样副词式的表达，删掉它们就是不是鲁迅了。也正是在这种曲折的表达里，鲁迅的犹疑和深刻毕现无疑。王老师写鲁迅，事实上也学到了鲁迅，而且是从文字这种根底处学的。还有我要再次强调，鲁迅会痛苦，而且这痛苦是非常个人的，但鲁迅又是一个代表一种表征，他的痛苦又不仅仅属于他个人，而还是晓明老师说得好，鲁迅是“现代中国”的最痛苦的灵魂，“民族魂”。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读过这本传记，但王老师的一些看法或者说一些结论其实已经深刻影响到你了。因为鲁迅是经典，而经典总是被经典阐释所包围的，王老师和他同代人对鲁迅的认识，事实上已经沉淀在当今流传的鲁迅形象中了。晓明老师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对鲁迅的一些发现，常常依托的是一些意象，而这些意象恰恰就是鲁迅最深刻的洞见。比如书里有一章名为“待死堂”，比如还有“盐渍的眼睛”，还有“天津的青皮”——我当时听课就没有听明白，怎么天津的青啤啊，哦原来说的是“青皮”，一般人认为是无赖的，但鲁迅却借这类人谈了他所谓“坚韧”，等等。鲁迅的这些思考、这些发现散落在他的著作里。而这本不算厚的《鲁迅传》，就有本事把这些非常鲁迅风的历史洞察和思想洞见给捕捉出来，给彰显出来。也许你没有读过王晓明，也许你也没准备读，但是我要说，晓明老师对鲁迅的认知已经成为今天接受鲁迅、理解鲁迅的精神资源，甚至是一种底色。
毛尖：
启立，在座只有你写过传记，那么，你能不能作为一个传记，向《鲁迅传》的表达一下你的敬意?你觉得你的《周作人传》和《鲁迅传》的差距在哪里?反正，《周作人传》目前也出不来了。
雷启立：
《周作人传》也有很多地方要再版，但是也还没有到修订的时候。文尖老师谈这个的时候我也迫不及待有一个意思要表达。“绝望”的“抗战”，如果讲到鲁迅和周作人的区别，就是鲁迅在绝望中“抗战”的那部分，他内心里面对广阔和高远的向往弥漫在他从头到尾的思考当中，哪怕最困难的时候。周作人是由激越而归于淡泊，“叛徒与隐士”，后来是苟且或者说个人主义的，这是他们重要的区别。
刚才倪文尖和毛尖两个人念了半天还是没有念完，最后一句是怎么说的，“鲁迅到底还是堪称伟大的”，后面一句说，“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他从绝望和抗战两个方面都刻下了极为特别的深沉的印迹，它们令任何一个认真看过、记住了它们的人，都不容易为时俗所惑，甚至因此更稳固地保持对广阔和高远的向往”。我想这个广阔和高远的向往是吸引所有阅读鲁迅者最重要也是最后的追求和指向。
这个书最早出的时候是在台湾业强出的，在台湾的知识界里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2005年一起到台湾开一个学术会议时，台社组织了一个比较大的研讨会，陈光兴先生邀请了当时台湾文学界、社会学界、建筑界、历史学界、经济学界等不少学者，大概当时台湾一流的左翼学者都来了。他们对中国大陆有很深的了解，对中国思想文化都很有研究，每一个人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对这个传记提出挑战。看法虽然不一样，但这样的挑战的背后，大家都有对高远的想象和向往。这对今天有很多过于自我、过于小我的生活是一个的对比。
前面文尖老师也讲到为什么要读鲁迅，我们期待着对于未来一个更好社会的努力、向往，这个是非常正面的。不要老是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这个批评不好里是对好的东西的无穷的向往。
毛尖：
最后，我们让罗岗结尾，然后留一点时间给听众。为什么让罗岗结尾呢，因为我们读书时，我们都称王老师，罗岗私下里却叫晓明，他反正一直特别牛。
罗岗：
我接着启立的话来说。当时为什么台湾左翼进步学者对鲁迅特别感兴趣，这涉及到今天的话题，今天为什么要读鲁迅，刚才讲到很多王老师怎么写鲁迅，不是研究作为一种体系性和概念化的鲁迅思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将鲁迅作为今天的思想资源，2005年到台湾，可以感觉到台湾那时的进步思想界正在出现某种分化，这种分化的一个标志，就是怎么样从“洋左”找资源变成向“土左”找资源，台湾绝大部分学者都在美国留学，他们在学院中学到了西方左翼理论，即使不到美国留学，在台湾的大学读书，也要读很多西方左翼理论，这些理论被称为“洋左”的理论。但他们慢慢发现用“洋左”的理论解释台湾的问题，解释中国大陆的问题不够了，很多人开始有这样一种觉悟，觉得要向本土找资源，当然对本土的理解也有差异，有人说要向中国大陆学习。如果你们看赵刚写陈映真就知道了，他最初并不认为陈映真很重要，觉得他“土”，只有在反思西方左翼理论之后，才能转向“土左”找资源。正是在这个转的过程中，他们发现鲁迅是很重要的资源，在台湾也发现了陈映真的重要性。王老师的《鲁迅传》进到他们的视野，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了鲁迅，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了陈映真，这里确实有某种分歧，2005年我们去台湾看到的进步思想界，当时已经出现某种分歧，现在则分化得非常厉害了，在这里不展开讲。
不过，这也证明鲁迅可以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而且这种思想资源不完全以概念和理论的形态出现，而有可能是以鲁迅的人格形态出现。王老师的传记写的不是很长，但是抓住好几个点，鲁迅在变动的中国社会中是一个积极的投入者，相比之下，周作人最后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隔岸观火自然可以说很多高明的话，这些话拿出来看都是很高明的，因为自己没有投身到里面去，没有在河边走，鞋子都不是湿的。鲁迅是置身在里面，置身在变动的社会中当然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由此也延伸出来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涉及到刚才展安讲的问题，这本书好像是“不讲学术规范”的，但是实际上依然是鲁迅研究的重要收获，而且在隔了这么长时间，2001年重版到现在20年过去，如果从1992年第一版算起，30年过去了，它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倪伟老师也提了一个问题，今天会不会有人再写一本《鲁迅传》，怎么来写一本新的《鲁迅传》。这个问题提的很尖锐，我想说，今天也许再也写不出王老师这样的《鲁迅传》了，当然可以写一本事无巨细的《鲁迅传》，可以写一本把很多材料都放进去的《鲁迅传》，但不会有一本像王老师这一代人还有钱理群老师或者更年轻的汪晖老师当时他们写的鲁迅课，他们的鲁迅包含了很大的思想能量，今天的鲁迅研究也许需要要更多的引文、更多的研究综述，面临的是一个如何学科化的问题，而不是具有多大的思想能量的问题。王老师的书出来以后，我在朋友圈里看到高远东老师——他也是很重要的鲁迅研究者——说，王老师的《鲁迅传》，包含着80年代的想法，如果可以把90年代的东西放进去，这会是一本更好的《鲁迅传》。我的意见有点不同，9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越来越学科化、规范化，今天做鲁迅研究多是在研究很小的问题，不能说这些很小的问题没有意义，譬如研究鲁迅与博物学、与美术的关系等等，很具体很琐碎，不能在学术意义上讲他们做得不好，可是这些具体的研究确实不能像上一代学者那样提出重大问题。所以，王老师的书出来不仅仅作为一个经受了时间考验的经典，同时还是对鲁迅研究界甚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提出了重要的警醒，今天的鲁迅研究做的那么具体、琐碎、完备、深入，怎么回应今天的重大问题，你读的鲁迅是活的鲁迅还是死的鲁迅，是仅仅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还是作为回应当代问题的思想资源，这恐怕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王老师的鲁迅传其实和李欧梵老师的《铁屋中的呐喊》还挺像的。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张历君给李欧梵老师做口述史，才知道写《铁屋中的呐喊》也是有很长的酝酿过程，最早他在哈佛念书时听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课，他最早提出“自我认同危机”，也用心理学的方法给甘地写“心理传记”，他是受到这个影响选择鲁迅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心理的角度进入鲁迅的世界。就这点而言，王老师的传记和李欧梵老师类似之处在于，是希望从心灵史、思想史和心理学的角度进入到鲁迅思想脉络。但是，后来写出来，根本看不出什么心理学的影响，李欧梵老师的书早就打破了心理传记的条条框框，完全融入到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中，被它所吸引，所同化。王老师同样把自己融入到鲁迅中，通过鲁迅将自己呈现出来，同时也呈现出个性化了的鲁迅，这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倪伟老师讲好的传记就是“摆渡者”，王老师的书就是很好的“摆渡者”，能够把今天的我们摆渡到鲁迅的世界，而且鲁迅的世界是一个大的、高的、远的世界。正因为有这个世界存在，才会有所谓“反抗绝望”，所谓“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但必须往前走”的“过客”、所谓“知道自己是奴才，同时敢于直视自己是奴才的命运”的“奴才”……这是王老师特别强调的“绝望的抗战”，你知道了绝望，但还要与绝望抗战，这样一种坚持，是王老师最终通过传记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既是鲁迅的形象，也是20世纪中国的形象。这也是引起我深深同感的地方。
毛尖：
谢谢罗岗。几位要不要每人一分钟临别总结一下。
倪文尖：
我以为老罗要讲一个东西的，今天为什么要读鲁迅?其实，这已经体现在晓明老师的修订里面了。话虽然不多，但是话很重，简单说就是“中国得有自己的‘现代’，得有属于自己而不完全同于欧美的对世界和未来的愿景。”而王老师认知到的鲁迅这非常紧要的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获得的共鸣程度可能是大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
第二点，晓明老师的《鲁迅传》，作为鲁迅研究的地标性成果，已经融入在鲁迅的形象里。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你现在要读鲁迅，某种意义上你就必须穿透王晓明才行。二是，我好像还有点信心，就像王老师他们在三、四十年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读出他们的鲁迅一样，我相信，今天的读者也可以读到自己的鲁迅。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鲁迅形象。当然，王老师们在这意义上说也是“历史的中间物”，也就是一个桥梁，把你引进鲁迅著作的大门了，年轻人就可以也应该直接去读鲁迅了。也许90后、00后，也不一定想著书立说，甚至觉得这个很LOW，还不如是在网络哪里表达自己。
周展安：
鲁迅曾说：“我希望我攻击时弊的文字，和时弊同时灭亡。”这个话提示我们，鲁迅看待自己的思考、鲁迅看待自己写作的时候，不是把自己的写作看作完成于自身的东西，而是完成于和时弊即现实的交锋，看作跟时弊、跟现实、跟自己的同时代紧密互动的一个东西。这就可以看出鲁迅写作强烈的及物性这一特点。我认为，鲁迅之重要，不在于说鲁迅每个地方、看每个问题都比别人高明，而是他的思想有非常强的及物性。要让自己的思想及物，我个人体会这是很困难的事情，这同步地要求着思考的自我否定和思想的动态化，即行动性的特点。这种强烈的及物性也必然带来对思考的忠诚和思考的艰苦。因为脱开现实，自足构造一套体系是相对容易的，而让自己的思考时刻保持独立的介入性，这是非常难的，是艰苦的。鲁迅正以其思考的艰苦而呈现了上面说的“思想的另外一种形态”。老师在《鲁迅传》里面呈现了鲁迅思考的这一特点，并且我认为老师自己的思考也是具有这种强烈的及物性，具有对于现实的强烈的关怀。这种及物性使他已经没有办法安稳停留在既定的概念当中，这种要及物的急迫性促使所谓“思想”时刻保持了一个突破“思想”的边界而蜕变为“行动”的趋势，这一点正见之于老师这些年在学术上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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