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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2013年出版《印度意识形态》，深入揭露印度建国神话，在印度引发很大反响。本文介绍的是该书第二章《分治》(Partition) 。
尼赫鲁并不是印度教的真正信奉者，但他如同甘地一样，经常将宗教与民族相混同，而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大党所论述的印度的“民族性”中，没有穆斯林立足之地。而这就为印巴分治埋下了基础。
在二战结束后，大英帝国已经无力阻止印度的独立了。安德森举了一个数字：在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与土著的比例是1：200， 在越南，法国殖民者与土著的比例是1:475，但在英属印度，这个比例是1:3650。英国人继续持有印度的难度可想而知。与其继续耗费统治成本，还不如体面地退出。然而，安德森要问的是，如果南亚次大陆的独立是必然的话，它的分治也是必然的吗？
一
首先来看19世纪以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关系。1857-1859 年的印度兵变从穆斯林士兵开始，导致英国殖民者将穆斯林视为他们在南亚统治的臣民中最危险的一部分。但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英国殖民者又将穆斯林视为可以牵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力量，为他们设立了一些相对独立的选区。但英国殖民者还是有意维持平衡，并不希望两个群体之间出现仇杀。
二战爆发之后，国大党高层反对英国总督参战，要求其在各省政府中的党员辞职，这就造成了一个权力真空，而全印穆斯林联盟(1906年成立)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后来的巴基斯坦国父)由于支持英国参战，因此取得了一定政治地位。1940年，真纳在拉合尔提出，印度有两个民族，而不只是一个，印度的独立需要给予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以某些保障。真纳根本没有提及“巴基斯坦”这个词。考虑到大量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混居，真纳的主张十分谨慎。而尼赫鲁则长期坚持印度并没有民族冲突，认为国大党已经很好地代表了民意。
1945年6月，尼赫鲁和其他国大党领导人被从监狱里放出来。在当年冬季的选举中，国大党的领导人很惊讶地发现真纳在二战期间已经大大扩张了穆斯林联盟的力量，穆斯林联盟在印度穆斯林中已经取得了国大党在印度教徒中的代表地位。
▲穆斯林领导人真纳
1946年，英国工党政府派出的内阁使团与印度各派政治势力讨论印度的自治事宜，提出的方案与真纳的拉合尔倡议在精神上接近。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一开始都接受了这个方案。但是，尼赫鲁突然撕毁协议，要求重新谈判。这个决定非常个人化，甚至他的党内同志帕特尔都觉得不可思议。作为报复，真纳宣布穆斯林的忍耐已经到头。在加尔各答等地发生了骚乱， 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相互屠杀，但最终有更多的穆斯林被杀。
印度总督韦维尔子爵召集了一个临时政府，以尼赫鲁为总理，帕特尔为内政部长，真纳的代表担任了财政部长。新政府里面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势力继续内斗。最后，伦敦的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宣布将使印度在1948年获得独立，派遣路易斯·蒙巴顿担任印度总督，处理最后的独立事务。
在伦敦的工党政府看来，国大党政府的观念与它自己更近，费边社与尼赫鲁有长期联系。英国将原来碎片化的南亚次大陆统合起来，现在撤退在即，殖民者有这样一种心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希望保留自己的作品的完整性。而且，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如果南亚次大陆分裂，很可能会导致苏联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增长。因此，不仅是英国，而且是整个西方的战略利益都需要一个统一的印度。因此，蒙巴顿当时的倾向，是支持一个统一的、保留为英联邦成员国的印度。
印度总督蒙巴顿和国大党走得近，除了尼赫鲁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之外，还有一则带颜色的插曲——蒙巴顿的夫人埃德温娜成为了尼赫鲁的女朋友，而且虽然蒙巴顿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但毫不介意。安德森在文中对此点到为止。介于这则桃色新闻的刺激程度，我们在此略作展开。
蒙巴顿和他的夫人在感情上早已经有不少问题。他很可能是一个双性恋，在某些圈子里还流传着“蒙巴顿的屁股”的说法;而他的夫人也早就已经红杏出墙。尼赫鲁跟蒙巴顿夫人好上之后，蒙巴顿夫人的脾气变好了，蒙巴顿大概觉得这样也不错，所以三个人心照不宣地维持着这样一种奇怪的关系——这是不是进一步印证腐国之腐呢?近年有部美国电影《总督之屋》( Viceroy's House)拍摄时，印度政府即加以干预，禁止损害尼赫鲁的形象。
▲蒙巴顿夫人与风流倜傥的尼赫鲁 （《总督之屋》剧照）
蒙巴顿、尼赫鲁甚至伦敦的艾德礼首相都对真纳很不爽，私下里有很多贬斥之词。但当蒙巴顿目睹北方邦的族群仇杀之后，他意识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仇恨已经很难化解，分治或许是不可避免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分。而真纳此时已经开始打出他在1943年不愿意接受的巴基斯坦旗号，他的意图未必是分离，应该还是希望英国人从中协调，保障穆斯林的自治权利，同时又有一个权力比较弱的中央政府。艾德礼政府派遣的内阁使团制定的方案与此精神相近，但尼赫鲁不接受这个方案，认为它损害到了国大党对于中央政权的控制和对印度民族的代表，与其接受这个方案，还不如接受分治，然后在混乱中获取最大利益——所以安德森评论道：当穆斯林联盟说分治的时候，真纳想的是邦联；当国大党说统一的时候，尼赫鲁想的是分离。
让蒙巴顿发愁的是，印巴如果分治，穆斯林联盟能够接受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但是国大党早就从1928年以来就拒绝成为自治领，南亚次大陆最大的独立国家退出英联邦，这让大英帝国面子上不太好看。这时候，他的下属、国大党领导帕特尔的盟友V.P.Menon提出一个方案，建议给分治中给国大党更多的利益，但要求独立的印度保留在英联邦之内。同时，可以扔出国大党很少染指的印度土邦，给真纳某些补偿。蒙巴顿听到这个方案喜出望外。他在与尼赫鲁沟通时，引起了后者的一些不满，同样是V.P.Menon出场，修改方案，满足了尼赫鲁的要求。
而这个方案的实质是什么呢?蒙巴顿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给印度造一座永久性建筑，给巴基斯坦搭一座帐篷。
接下来，印巴分治开始实施。西部的旁遮普地区被分为旁遮普省和旁遮普邦(之后又分为哈里亚纳邦、喜马偕尔邦和昌迪加尔)，孟加拉地区则被分为东巴基斯坦和西孟加拉邦，特别是旁遮普地区，历史上未经过分割，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印度教徒地区的穆斯林逃亡至伊斯兰教区，伊斯兰教区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逃亡至印度教徒区，发生了大量强迫迁移和屠杀事例。
孟加拉地区(Bengal)有强大的内部力量要求保持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不是被分割，蒙巴顿并不排除出现第三个政治实体，真纳也并不反对一个统一的孟加拉国的想法，但现在尼赫鲁坚持，孟加拉只有在属于印度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保持自己的完整，甘地也对此予以支持。
克什米尔(Kashmir)地区穆斯林占据绝对多数，如果按照宗教来划分的话，它更应该归属巴基斯坦。而尼赫鲁祖上来自喀什米尔，对这个地方有着某种情感关联。更重要的是，对国大党来说，喀什米尔具有通往中亚门户的战略地位，获取这块穆斯林占据多数的土地，也可以让国大党在意识形态上标榜自己建立了一个跨宗教的世俗化国家，而不是像巴基斯坦这样的更具宗教色彩的国家。其结果，就是一场以维护国家完整为理由的武力扩张。
至于印巴分治过程中的海得拉巴(Hyderabad)大屠杀更是耸人听闻。处于南印度的海德拉巴以穆斯林为主，拒绝加入印度。尼赫鲁派兵进入海德拉巴，军队很快失控，在海德拉巴展开大屠杀，死亡人数据估计在27000人到40000人。议会调查小组的报告被封存，直到近年才引起历史学家们的讨论。
对于安德森来说，南亚次大陆从英国治下独立是件好事，但是印巴分治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二
现在的问题是，谁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
印度民族主义者指责，是大英帝国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分而治之”的策略，需要对南亚次大陆的分裂负责。安德森指出，这其实是错怪了英国殖民者了。英国殖民者其实更倾向于更低层次单位的“分而治之”。当近代民族主义影响到印度教徒的时，英国人很欣然地接受了穆斯林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反应，给予穆斯林不同的选区。但在此之后，并没有总督刻意地挑动宗教之间的矛盾。对英国人来说，最好的范例是旁遮普(Punjab)，在那里存在能够将不同信仰群体连接起来的强烈的区域认同，但最终效忠于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无论是国大党，还是全印度穆斯林联盟，都很难在旁遮普推进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议程。
如果分裂的动力并不是外来的，那它就是内生的。印度民族主义的说法是，穆斯林领导人真纳煽动穆斯林民族主义，破坏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团结，最终分裂了原本应该统一的国家。但安德森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真纳是印度教徒-穆斯林团结的早期设计师，他在30年代末之前没有多少大众追随。在他获得民望之后，他的想法也更接近某种邦联方案，而不是完全的分离。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分裂是由宗教引起的，但将宗教注入印度独立运动的词汇和想象的人，并不是真纳，而是甘地。是甘地把国大党带成了一个印度教徒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组织。到30年代中期，国大党里只有3%的成员是穆斯林。国大党在印度教徒选区拥有极高声望，但在穆斯林为主的地区获得支持甚少。
国大党本来应该采取的方案应该是争取穆斯林的支持。但是，它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1928年，蒙蒂拉尔·尼赫鲁(老尼赫鲁，即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老爸，国大党元老之一)原本已经说服国大党在国会中给予穆斯林三分之一的议席，他写了份报告，把这个数字缩减到四分之一，并压制了真纳的声音。在1937年，北方邦组建联合政府失败，国大党要求穆斯林联盟解散，加入国大党。1942年3月，英国政府曾派掌玺大臣、下院领袖克里普斯前往印度 提出了英国对印提案，也就是“克里普斯提案”，主张建立新印度联邦，使之成为与英国本国及其他自治领各国地位相等的自治领，英属印度的土邦有权选择加入或不加入新建立的印度联邦，遭到了国大党的拒绝。在1947年，尼赫鲁又否决了具有邦联色彩的《内阁使团方案》，认为它给予穆斯林主导的地区太多自主权。在安德森看来，国大党的所有这些反应中都充满着盲目性。
尼赫鲁为什么屡屡犯错?在安德森看来，尼赫鲁对于穆斯林联盟的认识本身就有很大问题。尼赫鲁将穆斯林联盟看做是少数大地主的小圈子，在群众基础上跟国大党根本没法比，但没有看到穆斯林联盟的群众基础是在不断扩展之中。这种幻觉使得尼赫鲁对穆斯林联盟不屑一顾。1937年，尼赫鲁担任了国大党党魁，而国大党97%的议员是印度教徒。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寻求两党合作，在北方邦(UP)勒克瑙(Lucknow)建立联合政府。而尼赫鲁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说：“我个人相信我们与全印度穆斯林联盟之间的任何盟约或联盟都是非常有害的。”
同时，殖民者引入的“简单多数票当选”( first-past-the-post )选举制度确实也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这种选举制度有利于巩固大党在选举中的地位，让小党很难生存。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制度有这样的弊端，英国人为穆斯林划分出了一些小选举，让他们多少有些代表。但即便如此，国大党的代表性还是被这种选举制度放大了。
最后是国大党的意识形态和自我欺骗，他们宣称印度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族，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有连续的身份认同和族群间的和谐。既然民族统一性早就已经存在，国大党无非就是这种民族统一性的工具，真理在握，而一小撮穆斯林政客是这种统一性的破坏者。这种历史认识是很成问题的。在英国人入侵之前，印度教徒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穆斯林王朝。英国殖民者的进入改变了这种族群关系，让印度教徒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国大党自己制造的民族神话麻醉了它自己，它认为自己已经代表印度整体，所以无需对穆斯林联盟作出让步。
但是，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南亚次大陆的分裂很难避免，很难让国大党为印度的分裂负责。这种观点认为，早在甘地发挥政治影响力之前，西方民族主义的传入，在印度已经引起了宗教的复兴与教派的对立，尤其是在孟加拉，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相当是说，国大党只不过是为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做了背锅侠。
但安德森认为这样一种解释并不令人满意。他尖锐指出，印度知识分子面对着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如果分裂是本来可以避免的，那么导致分裂的政党(国大党)就需要遭到谴责;但是如果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导致宗教冲突不可调和的印度文化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笔令人羞愧的遗产?无论做哪个选择，结果都是让人很不舒服的。所以印度知识界很少讨论这个问题。
安德森指出，不管分裂是否必然会到来，铁的事实是，国大党的高层领导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避免它，他们的很多动作甚至加速了它的到来。当分治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尽可能和平地分家，而是让它变成了一场大惨剧。国大党的政治贪欲，不仅在当时带来了无数悲剧，而且也造成了持续至今的印巴两国之间的长期对立。
安德森指出，对于这场灾难，不仅尼赫鲁等人是有责任的，甘地恐怕也难逃其责。甘地很早就看到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看到英国人退却之后，印度有可能会发生内战。在1947年，他对印度总督蒙巴顿说，唯一可能的选项就是，要么延续英国统治以维持法律和秩序，要么就是血流成河。必须面对和接受血流成河。他甚至对一位印度记者说，他宁可接受在英国人退出之后在一个统一的印度里血流成河，而不是族群分治。1947年大屠杀爆发的时候，甘地的干预缓和了加尔各答的局势。但是，受制于他自己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他仍然对印度夺取克什米尔感到欢欣鼓舞。
最后，安德森回到马克斯·韦伯对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辛辣地讽刺道，很少人像甘地一样如此纯粹地体现“信念伦理”，因为他的这些信念超越了尘世的理性，所以别人很难指责他(潜台词就是：神棍)。但是，尼赫鲁并不是旁观者，而是印巴分治结果的设计师，他的历史记录就不能免于“责任伦理”的拷问。
▲佩里·安德森
然而灾难还在继续。下面，就让我们追随安德森，进入《印度意识形态》的第三章《共和国》(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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