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学者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一书最近红遍网络。这本书精彩地以棉花种植园经济为线索，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血腥统治，堪称全球史研究的杰出著作。
不过需要指出，贝克特的叙述重点是在美洲，美洲的棉花种植园始终跟棉纺织工业的变迁休戚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说，北美奴隶的惨状也关联到亚洲人民的疾苦。遗憾的是，在《棉花帝国》一书中，亚洲只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
这不是贝克特的失误。事实上，没有一本著作可以穷尽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肮脏与丑陋，再详尽的研究也只能揭露西方殖民主义罪恶的冰山一角。
深入学习殖民主义历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一直强烈地认为，高校马院的公共课应该增开西方殖民史。不了解其过程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难以让人体会为什么反帝反封建理应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
本文的目的是谈谈棉纺织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以期对《棉花帝国》稍作补充。
一、逃往印度
1600年，英格兰女王（注意当时只是英格兰女王，而不是整个不列颠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签发了一份“伦敦商人在东印度的监管者兼公司”（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的皇家特许状。这份特许状标志了后来大名鼎鼎的英格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
去年上映过一部从头到尾都在胡说八道的五集纪录片《通往北京的道路》。它把西方殖民入侵说成是为了追求平等商业往来的进步举动，这只能说明主创团队的世界史知识贫乏到了不堪入目的境地。如果这部纪录片的逻辑能成立，那么东印度公司显然也可以是人畜无害的和平天使，毕竟它名义上只是一个商业特许公司。谁都知道，这个结论是极其荒谬的。
成立之初的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瞄准的是东南亚的香料。不幸的是，他们来晚了一步。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已经垄断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香料贸易，又岂能容许其他欧洲人染指？
在1622年，英格兰东印度公司仅仅成立了二十余年，他们就在荷兰人的排挤下步履维艰，不得不考虑从印度尼西亚东北部的香料产地摩鹿加群岛（Moluccas Islands）撤退了。但荷兰人连这个机会都没给他们。就在英格兰商人犹豫不决时，荷兰人的军刀就已经加到了他们的脖子上。这就是1623年初载入欧洲殖民史的“安汶岛屠杀案”（the Amboina massacre）。
限于篇幅，我无法详述这一事件，它只不过是西方殖民者在亚洲尔虞我诈的缩影，并成为后来英荷战争的重要导火索之一。当时的英格兰人还不是海上马车夫的对手。以安汶岛事件为转折点，最终英国仅在东南亚地区勉强守住了位于爪哇岛西端的万丹的地盘。打不过荷兰人，又不甘心退出亚洲，这些倒霉的英格兰“商人”该何去何从？
南亚次大陆！也许印度和孟加拉能成为通向印度尼西亚的后门呢？也许印度和孟加拉能够贡献更好的香料种植园呢？逃往印度成为了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起死回生的转折点，并彻底改变了亚洲历史的走向。
起初，英格兰人仍打算印度等地开展香料种植业，比如查尔德爵士在1681年发表的《关于东印度贸易的考察》中宣称，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在对抗荷兰的垄断经营过程中，通过进口胡椒等香料成功打压了荷兰的垄断价格，从而帮助英格兰王国节省了50万镑。
但查尔德的精神胜利法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事实：无论从品质还是产量上看，印度、孟加拉等地的香料都没有办法跟印度尼西亚相比。毕竟东南亚的自然环境对于肉豆蔻、胡椒等农作物而言得天独厚。英格兰人想要广开财源，就必须选择另一种欧洲奢侈品市场喜欢的亚洲产品。
在此背景下，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发现了棉布。印度的手工棉纺织业具有千年传统，这是印度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那里生产的棉布质地柔软，做工精美，不仅品质远远胜过欧洲人日常穿着的亚麻织物，成本也仅为亚麻织物的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其他地方也可以种植香料，但印度的棉纺织品却是无法替代的。
印度的棉布一进入欧洲宫廷，就受到了各路贵妇的大家追捧。用日本学者浅田实的话说，“那些过去满足于坚硬厚重而又单调的毛织物的妇人们，如今一个个都化身为用色彩斑斓的印度棉织物装扮自己的优雅淑女。”
棉布贸易的繁荣改变了欧洲从亚洲进口商品的结构，根据学者的估算，“1620年前后，胡椒和香料在进口商品中所占的比例为75%，但在1670年时则降至41%，1700年时则仅占23%。”与香料进口比例下降同步，纺织品进口比例迅速上升，“从占进口商品的比例来看，纺织品在1670年占36%，1700年占55%。”
二、棉布禁令
苦恼的事情发生了。欧洲本土没有香料产业，从东南亚大规模进口香料不会损害欧洲同行的利益，但欧洲本土却有纺织业，从印度大规模进口棉布每一天都会给英格兰本土的毛纺织业和麻纺织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一方面是东印度公司的棉布生意日趋红火，另一方面是英格兰国内的毛纺织和麻制品产业对印度棉布的批判日趋激烈。后者的理由不外乎两条：第一，大量进口棉纺织品会导致英格兰的金银流入印度；第二，这些印度棉纺织品大部分都在英格兰国内消费掉，而不是转口欧洲大陆，这使得英格兰没有办法从欧洲大陆套取金银，以弥补金银流向印度的损失。
总之，棉纺织贸易肥了东印度公司，却瘦了英格兰。
至17世纪末18世纪初，对棉布的批判达到了一个高潮。为此，1700年，下议院通过了《威廉三世第十一年及第十二年（1699—1700）奖励王国各制造业以提高贫民雇佣率的法律》，简称《禁止进口棉织物法》，其大纲如下：
自1701年9月29日起，严禁在英格兰王国、威尔士以及特威德河河口的贝里克市内穿着或使用波斯、中国、东印度出产的任何绢制品、孟加拉织布和含有生丝、草本原料的纺织物，以及在这些地区经过彩染、单染、印染、着色，目前已输入或即将输入本王国的所有棉制品。
为了保障《禁止进口棉织物法》的执行，1720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禁止使用棉织物法》，对棉织物的进口和使用范围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后来，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这样评价此事：
这个禁令是绝对的，毫无伸缩余地的。印度制造的哪怕是一根线，英国人也不许动用。这些制造品物美价廉，但英国自己弃而不顾，它宁可使用质量较差、代价较昂的它自己的东西。但是它却十分乐意把这些印度产的精美得多的织物在较低价格下供应欧洲大陆各国，情愿把这个廉价的利益让给它们，而自己却一无沾染。
为了持续盈利，开拓收入渠道，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将目光瞄向了另外一件国际贸易大宗奢侈商品——茶叶！
浅田实指出，“茶叶在17世纪时还是微不足道的商品种类，进口额仅占整体的1%，但在1720年前后突然增长到10%，1747年达到20%，1760年更增长到40%以上。”毫不夸张地说，西方殖民者每一次改变自己转运的主要商品，都意味着他们要改变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向。
香料的主要原产地是印度尼西亚，棉纺织品的主要原产地是印度和孟加拉，而茶叶的主要原产地则是中国，从东印度公司瞄上茶叶的那一刻起，中国就成为了他们下一个扩张的方向。
一方面禁止进口和消费印度棉织物，另一方面英国（18世纪初，英格兰和苏格兰已经完成了合并）本土的棉纺织业迅速崛起了。
1765，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珍妮纺纱机。三年以后，1768年，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水力纺织机。1779年，克隆普顿（Samuel Crompton）又结合了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织机的优点，发明了骡机（缪尔精纺机）。1782年，瓦特改良了联动式蒸汽机，并于1784年对其进行改进，次年，联动式蒸汽机就首先在纺织部门投入使用，受到广泛欢迎。1785年，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又发明了动力织布机，并于1791年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动力织布机工厂。……
这一系列发明创造不仅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也提升了英国棉织物的品质。英国人终于可以生产出足以抗衡印度产品的高级布料——平纹细布了。
不过仅凭这点，仍然远不足以使英国棉纺织工业战胜印度手工纺织机，毕竟印度的劳动力规模太庞大了。
三、格子状社会
1853年，马克思曾在名文《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的开篇便反问道：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上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摧毁，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摧毁，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摧毁；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这是一个不仅存在着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之间普遍的相互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势上面的社会。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征服者的战利品吗？就算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那么，甚至现在英国还在用印度出钱供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吗？
对照当前印度精英对于英美的态度和当年西方殖民者对于印度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总会让人感到印度真是个奇葩得不能再奇葩的国度。不，也许马克思的说法更准确些——印度只是个伪装成国家的部族种姓集合体。
美国学者理查兹（John F. Richards）便对比了印度和中国、日本对于外来殖民者的截然相反态度。中国和日本都想尽可能地把殖民者挡在国门之外，与之相反，“莫卧儿印度对外国造访者完全开放”。“欧洲人能够在莫卧儿印度畅行无阻，是因为国家和社会明显地对此漠不关心。……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社会对闯入印度格子状社会的人设置了障碍。”
东亚民族具有统一稳定的政治结构，尤其是中国，任何外来侵入都可能破坏其中精妙复杂的平衡关系。南亚地区却是一堆政治碎片，其间充斥着各种缝隙，留给了欧洲殖民者施展权谋的充分空间，使他们可以游刃有余地分而治之，拉一派，打一派。对于冒险家来说，这真是一片乐园。
与非洲殖民的经历类似，西方殖民者最初也是印度土著王公贵族的雇员，替这些王公贵族打仗，从这些王公贵族手里获得特权。1757年，英国流氓克莱武（Robert Clive）就利用为孟加拉王公打仗的机会，为东印度公司骗取了24个县的封地，东印度公司有权在这片土地上征税和征兵。一个商业垄断公司开始转型充当封建统治政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地盘越来越大，特权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这些英国佬在名义上是印度王公的雇员或臣仆。雇着雇着，雇员就成为了主人，而雇主则沦为了奴隶。
四、越饥荒越征收
1760—1770年代，孟加拉发生了罕见的大饥荒，仅1770年一年就夺去了约三分之一人的生命。此时距离东印度公司建立其殖民统治仅仅十余年。
毫不令人意外，这些英国殖民者非但对此不闻不问，反而借机发了一笔横财。美国学者沃尔波特（Stanley Albert Wolpert）说道：“公司贮存了足够的粮食用以供给它的职员和士兵，投机商则利用人民的饥饿和恐慌大发横财，他们用金银财宝购买成把的稻米，最后只能（使当地人）同类相食。”
孟加拉大饥荒没有引起东印度公司的关注，倒是引起了远在欧洲西北角的英国议会的关注。只不过英国议会关心的不是孟加拉劳动者的死活（他们连英国劳动者的死活都不关心），“而是公司在1767年竟然不能向国库支付承诺的每年40万英镑的税收。”
为了解决征税难的问题，英国政府于1772年任命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又译为黑斯廷斯、哈斯汀斯或哈斯廷斯）为孟加拉威廉要塞长官，行使省督的权力。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位由英国官方正式任命的总督，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的印度总督。
对于此公的人品，云南大学的吕昭义教授有一段恰如其分的评价：
无疑哈斯丁斯属于那些到印度实现黄金梦的人物，他从一般职员爬到英属印度最高统治者的经历，使他熟悉公司职员的滥用职权、敲诈勒索、行贿受贿、贪污走私的惯用伎俩。他办事心狠手辣，果断坚决，善于审时度势，计谋多端，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手段达到目的。在印度，在英国，哈斯丁斯都以贪婪残忍而恶名昭著，英国的舆论揭露他为了掩盖其受贿罪行，竟然制造冤案，对举告人进行“司法谋杀”；为了掠取财物，不惜背信弃义，对寡妇弱女施行强暴。英国政治家比特弹劾哈斯丁斯是“残忍的、不公到的和横暴的”。
撒谎行骗、敲诈勒索、贪污走私、强暴妇女，杀人越货，可谓无恶不作、无所不能。哈斯丁斯的统治为后来历任印度总督树立了杰出的榜样。顺带提一句，此公的到任标志着近代英国人觊觎中国西藏的开始。
孟加拉大饥荒给了哈斯丁斯展现自己能力的大好机会，他可以凭借自己的铁石心肠做好两件大事：保住公司利润、为英国本土缴税。
1772年11月3日，他在给公司董事会的信中十分得意地写道：“虽然本省居民至少减少了1/3，可是1771年的净税收甚至超过了1768年。……大灾之后，赋税由于种种影响，相应地减少，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可是赋税并没有减少。其所以如此，是由于用暴力强行保持以前水平的结果。”
对于这种土匪行径，就连老牌殖民主义权棍温斯顿·丘吉尔也不得不承认，“嫉妒、愚昧、感情用事汇成一股热潮，强烈要求改革。怨言并非空穴来风。九年来，公司职员从孟加拉民众手中搜刮了近300万英镑，统统落入了个人的腰包。”
必须强调，丘吉尔这人一贯认为印度人（包括孟加拉人）就像兔子一样善于繁殖，死掉几千万根本无足轻重。他这么说显然不是因为可怜孟加拉民众，而是要解释为何随后英国政府会强化对于东印度公司的管理。
讲到此人，我总忍不住要多说几句。1917年7月，他出任军需大臣，任内最大的政绩是推动英国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1920年，库尔德人起义，英军便大量喷射芥子气。次年即1921年，丘吉尔刚刚调任殖民地事务大臣不久，就公开向媒体表示：“我不理解使用毒气为何如此令人厌恶。我强烈支持使用毒气来抵制不文明的部落，要不然，他们会迅速扩展为一场恐怖活动。”然后呢？今天美国人、英国人还在各路媒体上宣扬库尔德人如此一贯地亲善西方。
提醒大家一句，1770年代正好处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一边是英国本土棉纺织工业获得巨大突破，另一边是英国殖民者在孟加拉厉行惨无人道的灭绝政策。一边大力发展本土棉纺织品，另一边竭力摧毁南亚的手工纺织业。英国近代的工业地位不仅取决于技术革命，更取决于它在亚洲的血腥统治。
对于这场变革，马克思说道：
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不列颠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然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
印度棉纺织手工业的破产是西方殖民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自此以后，亚洲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开始从出口奢侈品的产地，变成了进口廉价工业品的市场；欧洲则从消费奢侈品的市场，变成了倾销廉价工业品的产地。
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梦寐以求的事情是垄断从亚洲进口奢侈品的渠道，以便在欧洲转销这些产品时，尽可能地赚取中间差价；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则想要尽量打开庞大的亚洲市场，以便倾销欧洲的过剩商品。一言以蔽之，英国的纺织工业革命和孟加拉手工纺织作坊的破产，根本颠倒了英印之间的国际贸易地位。
在这场转变下，一种新的学说兴起了。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他打磨多年的专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二三十年后，这种鼓吹“放任市场”的学说，开始影响英国决策层。根据此学说，英国政府收回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
到1813年，英国出台《印度贸易垄断废止法》，它规定：“除‘中国皇帝的疆域’以外，包括印度在内，东印度公司所有贸易区域、港口的贸易权、交易权、投资权都必须向所有国民开放。”也就是说，“东印度公司可享有贸易垄断权的区域便仅剩中国了。”因为自欧洲引入香料作物和孟加拉棉纺织业破产以后，亚洲仍然保持向欧洲出口巨额奢侈品（茶叶、大黄）的地方大概就只剩下中国及其朝贡国了。
亚当·斯密的发迹和《印度贸易垄断废止法》的出台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什么“大宪章、自由贸易印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骨髓，淌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血液”，纯属胡扯淡！所谓“自由贸易”只不过是英国殖民者维护其工业大国特权的手段。在他们不能染指的领域，比如曾经的棉纺织业与后来的茶叶生产，就从来没有什么自由贸易！
以下的事实大家都知道：英国殖民者既想垄断中国的茶叶出口，又不愿意白银流入中国，于是就在茶叶之外又发明了一款大宗贸易品——鸦片！鸦片贸易不仅掏空了中国的国库，毒害了中国人的健康，更改变了印度地区的产业结构。英国人废去了印度人的手工业，又把他们赶进了鸦片种植园，从而扭曲了亚洲社会的产业结构。
五、目标：中亚
1853年，沙皇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战败给俄国的刺激不仅仅是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更是俄国向中亚的大规模扩张。
还在1854年，沙皇与英法联军激战正酣，俄国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就控制了中亚希瓦汗国的外交权，并制定了首先消灭浩罕汗国，控制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大片领土的战略方针。1858年，俄国战败后不久，就派遣外交官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奉命出使浩罕、布哈拉两个中亚汗国，并于当年10月11日完成了签约任务，取得了阿姆河上的航行权。
伊格纳季耶夫甫一签完条约便马不停蹄地赶赴中国“调停”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位后来以“撒谎之父”美名享誉欧洲的俄国外交官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从清政府那里刮走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使俄国获得了大量贸易特权。恩格斯形容此事件，“俄国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遭到军事失败而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报复，现在刚刚实现。”
如果说此时俄国在亚洲的扩张还主要出于国际政治的考虑，那么随后到来的事件就使其具有了经济动力。这个动力还是棉花！
1861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其南部棉花出口中断。这给后来的世界经济格局造成了不小影响。比如上海的棉花股票价格一时之间高出天际，几年以后，中国人将迎来历史上第一次股灾。
更重要的是，欧洲列强都在迫切地寻找新的棉花产地，以恢复供给。霍普柯克说道：“俄国人比大多数人要幸运，他们早已得知中亚的浩罕地区适宜生长棉花，特别是肥沃的费尔干纳谷地更具备大规模种植的潜力。”亚历山大二世下定决心要抢在英国人之前“夺取中亚的产棉区，或者至少是那里的棉花”。
正当俄国人磨刀霍霍，准备杀向中亚长绒棉产地时，他们的老对手英国人又在干嘛？
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让英国人轻松多少，1856年，刚刚获胜的英国人便发动了入侵波斯的战争。1857年，英波战争刚结束，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平定印度反英大起义。
这场起义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主子，也就是莫卧儿帝国的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Bahadur Shah II），居然跟当地群众联合起来造英国雇员或臣仆的反了！
于是乎英国人选择撕掉所有法律和商业的外衣，视法律原则如粪土：臣仆破天荒地开始审判君主，雇员破天荒地开始审判雇主。真是狠狠打了今天中国一帮“法学家”的脸！
1858年，英国人把巴哈杜尔·沙二世流放到了缅甸，随后又撤销了东印度公司，大摇大摆地扯掉雇员和臣仆的外衣，摇身一变成为印度的主人。
用西方学者的话说：“虽然英国人不能合法地审讯国王的叛国罪，因为他是国王而英国人是臣属，然而，这次审讯以及后来巴哈杜尔·沙向缅甸的流放使得英国人最终能以无可争议的印度统治者身份来代表自己。新的秩序开始了。”其实我们倒应该借此好好看看什么才是所谓“西方契约精神”。
印度反英起义还没有平定，英国人忙不迭地扩大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团乱麻的境况让英国政客和文痞们感到，之所以会出现波斯（巴布教起义）、印度、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一系列事件，根本是因为亚洲民族野蛮好战。把野蛮的中亚交给俄国人管理，兴许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1870年代俄国基本控制中亚三汗国，此时的英国人倏然发现俄国军队竟然逼近印度的北大门了。
六、土耳其苏丹的册封
1874年英国议会选举，保守党拿中亚问题大做文章，严厉谴责自由党政府无所作为，放任俄国威胁印度。前者最终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由老牌政客迪斯累利出任首相。1876年，保守党鹰派政客罗伯特·李顿（Robert Lytton）出任印度总督。
此人一到印度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1932年曾率团调查过九一八事变。除此之外，李顿更改之前的对俄政策，提出了强硬的前进政策，并悍然发动了第二次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不过所有这些举动都丝毫没能遏制俄国人进一步控制中亚，倒是给阿富汗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堆麻烦。
此时的新疆沦陷于阿古柏的铁蹄之下。英国人倏然感到，要是俄国人控制了阿古柏，借到他的地盘从南疆翻越喀喇昆仑山脉南下印度怎么办？赶紧把阿古柏拉过来！
因此，在英国人的牵线搭桥下，正苦恼于合法性缺失的阿古柏傍上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874年，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Abdül-Aziz Ⅰ）给阿古柏下了一道诏令，正式册封他为“阿古柏可汗”，这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渗入新疆的开始。
可见许多人把“泛突厥主义”的起源溯及至沙俄末期的民族独立运动，是不正确的。“泛突厥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没有任何促进民族解放的进步意义。
英俄两国在中亚大博弈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一条起于波斯南部的势力范围线，这条势力范围线经由阿富汗北部边界一直延伸到天山山脉。中国新疆就被英俄两个最恶劣帝国主义国家划分成了两半。时至20世纪，英国和苏联分别在新疆的天山南北两路扶持过打着“东突厥斯坦”旗号的极端主义分裂政权。
比如1933年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就在英印政府的扶持下，成立于喀什噶尔。其中有个骨干成员穆罕默德·伊敏在该分裂政权覆亡后，曾一度流亡海外。1940年，他居然被国民党政权“邀请”回国，并于1946年出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
此人留下了一本题为《东突厥斯坦历史》的书，宣称突厥是人类历史的开端，距今1.1万年，在9000年前就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又编造“东突厥斯坦自古即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名、文化最早发展的一个国家”，“中国原是东突厥斯坦民族三千年的敌国”等谬论。1987年，该书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重新增补出版，又秘密流回新疆，至今遗毒未清。
七、其余的思考
在1860年代俄国向大规模扩张之际，美国驻俄大使馆秘书斯凯勒曾给俄国当局献过一条妙计，让他们“采用英国的方式”对待浩罕等中亚民族，这种方式“不声不响而又体面”。他妙计如下：
向浩罕派遣俄国驻扎官，并有哥萨克负责警卫，其经费由俄国政府或者浩罕政府承担。这样，俄国商人便会自然而然地聚集在驻扎官的周围，浩罕人熟悉了俄国人，就再也不敢欺负和排挤他们了。浩罕政府本身也会通过总督代表慢慢地养成服从总督意志的习惯。这样的政策执行若干年以后，当汗王去世（或者更早一些），一旦情况需要，便能顺利地使浩罕并入帝国。
还是美国人了解他们的撒克逊表亲！
纵观英国殖民史，可以发现他们真的很善于派驻代表或充当亚非国家的雇员、臣仆、顾问。对待孟加拉王公是如此，对待莫卧儿帝国是如此，对待锡克王国是如此，对待西亚阿拉伯民族是如此，对待埃及是如此，他们难道就不会这样对待中国人吗？
但凡了解一点大英帝国扩张的历程，我们还会像某些不学无术的“近代史专家”那样，为赫德、威妥玛之流大唱赞歌吗？
又，今天的美国人岂不把这套学得像模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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