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微博上曾经流传一段展示智利阅兵仪式的视频，网友们纷纷惊呼：这不是德军吗？从士兵们的头盔、制服和步式来看，他们的确跟前后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兵很像，只是肤色更深一些，骨架更小一些，眼神也更谦卑一些。早已被根除了军国主义的德国所抛弃的军事文化传统，竟然被一个南美洲国家忠实地承继过来并保存到二十一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具有拉美特色的“后殖民”心态的反映——十九世纪独立之后的拉美国家都想快速赶上世界强国的步伐，于是纷纷模仿西方列强的一切，模仿美国的政体、法国的文学、意大利的艺术、普鲁士的军队训练体系……生搬硬套的模仿，结果往往是差强人意的。1891年，古巴作家何塞·马蒂在《我们的美洲》（Nuestra América）一文中写道：“我们是个有着结实的胸膛、细嫩的双手和孩童般的头脑的怪物。身穿英国短裤、巴黎背心、美国外套，戴着西班牙帽子，一副不伦不类的装扮。”一身德军装扮的智利士兵，在我们的眼里成了笑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可曾有真正的德国兵在世界大战期间登陆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国家参加过二战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南大西洋海战中吃了败仗的德国水兵曾经在乌拉圭和阿根廷短暂停留，墨西哥曾经派空军赴太平洋战场和美军并肩作战，巴西更是派出一支两万五千人的陆军部队远征意大利。美国独立记者玛丽·乔·麦克科纳希在《风暴前线：二战中的拉丁美洲》（The Tango War: The Struggle for the Hearts, Minds and Riches of Lat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一书中用引人入胜的笔调讲述了拉丁美洲在各个层面被卷入二战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二战史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一些侧面，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拉丁美洲。
比如书中关于中美洲德国移民在二战中的经历，既是纳粹集中营在美洲的翻版，又让我们了解到“新殖民主义”的另一面。拉丁美洲遭遇新殖民主义的历史，在《百年孤独》里有极具画面感的再现：一列黄色的小火车驶入加勒比海岸的闭塞小镇马孔多，带来了文明世界的新奇发明和精于算计的美国商人，美国商人发现此地的自然条件有利于香蕉的产业化种植，于是黄色火车拉来更多的外乡人和美国佬。“美国佬带来了他们身披麦斯林纱、头戴薄纱大礼帽、神情慵懒的女人，在铁路另一侧建起一座城镇。街道上棕榈树荫掩映，家家户户装有金属纱窗，阳台上摆着白色小桌，天花板上挂着吊扇，宽广的绿草地上有孔雀和鹌鹑漫步。整个城区被一圈金属网环绕，仿佛电网保护下的巨大鸡笼。”在马孔多人好奇的目光的注视下，美国人在这里建起一个与当地人相互隔绝的生活区，复制了北美的生活方式。他们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开发资源、获取利润，不是为了当地人的福祉；要是在这里搞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一旦不能在这里获利，美国人就会撤走，留下一个破败的、幽灵般的城镇。《风暴前线》描述的德国移民则大有不同：危地马拉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接收德国移民，他们来此主要从事咖啡种植和加工，到二战爆发前，危地马拉的德裔居民总数达到一万三千人。德国的咖啡种植户通常亲历亲为，始终在种植园辛勤劳作，和那些舒舒服服住在首都，让管家打理产业的本地地主不同——这不能不让我想到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恪守新教伦理的德国移民通过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获得自我确认，迥异于那些头脑被禁锢在天主教传统价值观里、满足于奢侈生活和稳定等级秩序的拉美大庄园主。德国移民为危地马拉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远超其人口比重的贡献”：德裔咖啡种植者为了让产品抵达港口，修建了可供任何人使用的公共道路；德国公司修建的铁路、输电网络和电话线也同样造福于危地马拉大众；当地美资企业的美国高管绝少走出自家地盘与当地人交流，而德国人则在当地扎下根来，努力融入危地马拉各项事业的发展之中，因为“他们视这个国家的未来有如自己的明天”。
这些视自己为危地马拉人而非德国人的德裔居民，未曾料到会在历史的特殊时刻背负族裔的“原罪”。尽管很多人未曾表现出任何支持纳粹的倾向，甚至公开表示过对希特勒的反对，在危地马拉政府对轴心国宣战后，他们还是被当成亲纳粹分子，要么遣返回德国，要么遭警察逮捕，之后再送往美国，成了被关在俘虏营里给华盛顿当局用来从轴心国手里换回本国公民的人质。揭露了这种荒诞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一方面，和二战中其他拉美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一样，危地马拉的独裁者懂得适时地掩藏起自己对法西斯主义的热爱，在政治现实主义原则的驱使下选择投靠更有可能获胜的一方，全力配合美国政府投入防止轴心国在美洲渗透的行动中，让进驻本国的美国空军来帮他修机场，此外，还能趁机没收德裔咖啡种植者经营的咖啡园，发一笔财；另一方面，德资企业和德裔居民创办的企业一直是美国公司在拉美市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美国正可借此机会铲除对手。采访的一位曾遭此冤狱的德裔咖啡商人的后代说得非常明白：“美国人不希望看到美洲大陆上的生意与德国人有瓜葛，他们想要掌控整个大陆。”
不仅是德裔居民，拉丁美洲的日裔和意大利裔居民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他们始料未及的迫害。根据的讲述，秘鲁的日本移民因为勤勉工作很快就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引起了当地人的嫉妒，这种嫉妒和对黄种人的厌恶混杂在一起，终于借着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时机演变成一场全民排日运动，街头运动转变成席卷大小市镇的骚乱，日裔小业主的店铺和住宅被砸被抢——这是不是能让人联想到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遭遇？一些日裔居民被送往日本，还有一些也被关进美国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虽然没有毒气室和焚烧炉，但“有关集中营的一切定义在这里都适用”。进去之前，“俘虏及其家属会被要求脱光衣服，服务人员向他们喷洒杀虫剂，成人会按照性别分隔开”。营区划分成德裔区、日裔区和意大利裔区，被关进来的人极少或者根本没有法律申诉的机会。美国历史学家埃弗德尔曾指出，集中营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发明——其现代性在于坚持分解和碎片化，如果由独裁者来使用，它可以变成种族灭绝的工具，而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同样使用它来对付本国的日裔居民。集中营是二十世纪西方文明留下的一个可耻的政治遗产。
种族主义不单单是纳粹德国的专利，在拉丁美洲，以肤色来判定人的贵贱几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十九世纪初的墨西哥观察到，人的社会地位是与肤色紧密挂钩的，肤色越浅，地位越高。十九世纪独立后谋发展的拉美各国政府都极力欢迎白人移民，鄙弃本国的印第安人。在被视为阿根廷民族史诗的《马丁·菲耶罗》（Martín Fierro）里，印第安人被描画成一帮草原猛兽，几乎不配为人。在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公羊的节日》（La fiesta del Chivo）里，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每天要在脸上抹白粉，以掩盖自己的一部分海地黑人血统。在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奇书《美洲纳粹文学》（La literatura nazi en América）里有一个叫古斯塔沃·博尔达的危地马拉作家，“身高1米55，肤色发黑，黑发平直，大牙雪白”，喜欢金发女郎，讨厌犹太人，其科幻作品中的飞船都是德国名字，人物都是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德国人，他虚构的宇宙警察，其举止和打扮都好比纳粹德国党卫军在二十二世纪复活——这种对自身肤色的有意忘却、对日耳曼人外形的崇拜，也算一种种族主义。《风暴前线》也揭示了拉丁美洲种族主义的存在，这种存在有时候会非常戏剧性地体现出来：在拉丁美洲，美国与纳粹德国在意识形态宣传领域展开了一场暗战，美国人力图通过好莱坞缩短与拉丁美洲的距离，以文化交流促成政治上更为紧密的合作。名导奥森·威尔斯接到任务远赴巴西，计划拍摄一部能够引起南北美洲人民共鸣的电影，一部“泛美主义的史诗”。他被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所吸引，多次前往贫民窟进行拍摄，打算讲述一个巴西音乐如何起源于贫民窟黑人社区的故事。在威尔斯看来，狂欢节的节庆精神将不同肤色、不同阶级的人聚集到一起，这正是泛美精神的体现。然而，他的作品最终流产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开始热烈欢迎奥森·威尔斯到访的巴西政府和上流社会希望展示在世界面前的国家形象，绝不能由黑面孔来代表。
拉丁美洲的独裁者和保守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是与“第三帝国”有颇多共鸣之处的。不仅仅是种族主义，该书指出，“法西斯政权对秩序有强烈偏好，承诺树立一种既进步又稳定的榜样，而这些恰恰是拉丁美洲许多地方所匮乏的”，因此，巴西、阿根廷等国的独裁者都喜欢创制自己的民粹主义加法西斯主义的版本，以图更有效率地统治各自的国家。假使二战当中胜利的天平以不可阻挡之势向轴心国一方倾斜，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还真有投靠“第三帝国”的可能。美国政府在拉丁美洲展开的或明或暗的反纳粹行动，一方面为盟军的最终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也为将来冷战时代对拉丁美洲政局的干预打下伏笔——出于反共的需要，美国政府对拉丁美洲争取民主的公民运动保持监视，联邦调查局探员和外交官与当地警方和调查机构建立起长期的、稳固的联系，一旦在拉丁美洲出现不受美国欢迎的政府，他们就会有所行动，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也藉此机会在拉丁美洲广设情报机关。二十世纪下半叶在拉丁美洲频频发生的军事政变，其背后多有中央情报局、美国大使馆的影子。197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通过血腥军事政变上台的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用纳粹德国的手段迫害本国公民，异见者遭到严刑拷打、集中关押，或是“被失踪”，大批知识分子流亡海外，那些穿着德国军服的智利军官耀武扬威地庆祝在对付同胞的战争中获得的胜利，这一切不都是纳粹德国的幽灵在南美洲的重现吗？
《风暴前线》还以非常翔实的细节讲述了巴西远征军在亚平宁半岛的英勇表现。这些从来没见过雪的士兵在欧洲的雪山面对最为强悍的德军军团，一边作战一边积累经验，从最初的屡尝败绩到后来的捷报频传，逐渐赢得了来自盟友甚至是对手的尊重。当他们凯旋回国后，这支部队的士兵和高级军官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老兵们被巴西独裁政权刻意遗忘，因为他们是“曾为民主而战的士兵”，在反法西斯战争前线出生入死的光辉履历并不能有助于他们就业。而高级军官们则因为军事行动的胜利获取了政治资本，为军人干政铺平了道路。曾在巴西远征军中担任作战指挥官的卡斯特罗·布朗库在1964的军事政变中成为国家元首，建立了一个亲美反共的独裁政权。就这样，反法西斯主义的英雄到头来也成了法西斯主义者。
我们所熟知的拉丁美洲如何受二战影响的历史是，因为战火没有烧到本土，拉美国家通过向北美和欧洲出口战争所需的大量矿产资源和农产品而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为进一步的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风暴前线》则向我们揭示了更广阔的历史和更复杂的势力关系，尤其是美国如何通过反轴心国的斗争加紧对拉丁美洲的控制，以及二十世纪下半叶拉丁美洲普遍出现的军人独裁政权是如何在世界大战的年代悄然酝酿的。法西斯主义的病毒并未死绝，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它就可以在拉丁美洲流行、变异、伤害众多无辜生命。反法西斯的斗争，才真正是文明反抗野蛮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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