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
对事情，在高潮中，有人会怀疑，这是不足为奇的，怀疑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的人，一部分是敌对分子，像罗隆基、地富反坏。要加以区别。人家怀疑或者讲坏话，不要以为是坏事，要注意加以分析。总会有些缺点，有人怀疑不足为奇，而且有好处。
压缩空气已有两个月，现在二月一日，还要鼓足干劲。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干劲要鼓足，如果鼓得不足，应该鼓足。……干劲还要鼓足，上游还要争，不要中游，不要下游。十一月、十二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
现在搞了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不是暂时现象?今后若干年是否会年年有跃进?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也可以说是个大跃进，一百多年世界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现在不进了。
不论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总之，是可以跃进的。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请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所谓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有个主观能动性，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
形而上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不把世界看成统一的、互相联系的，而看作是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像沙子一样。第二，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从形式看问题，不从内容看问题。第三，静止地看问题。不从发展看问题，不是透过形式看到内容，透过表面看到本质。
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一九五七年报导北京大学问题。说是右派猖狂进攻，闹得很厉害。陈伯达去看了。不是那么了不起。又如林希翎的讲演头一天很神气，第二天驳的人多起来了，第三天驳倒了。
“内部参考”就说不得了。“内部参考”写的是历史。不可不看，不可多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武主伐纣，血流漂杵，孟夫子就不相信。现在我们讲的书就是报纸和刊物，其中有个“内部参考”。不可尽信。
听话要兼听。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的量，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几亿劳动人民，几百万，几千万的干部不会尽做坏事，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座的领导干部每天吃了饭尽做坏事，不可想象。
在武昌讲过，县、公社，队做坏事的，顶多不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级干部，都是想做好事的，想做坏事的总不会多。至于想做好事而做坏事的，要加以区别。
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见效。我们要称赞这个计划。大进一步。宣传这个方法：有重点，又是两条腿走路。比如原材料工业，目前是重点。
要宣传、讨论、发展这个办法，经济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连锁反应。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不钻下去，只能打皮下，不能打血管。索性不怕它，钻进去，揭露它。不充分揭露这个矛盾，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
问题就是矛盾。许多所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问题。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水浒传》“三打祝家庄”，就是探庄，石秀探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另一个问题。打了败仗，瓦解三个庄，孤立祝家庄。第三个问题是祝家庄内部情况不了解。于是派人假投降，内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为什么不唱?
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查情况，每次打胜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是抓农业，没有抓工业。
农业究竟落实不落实?粮食，棉花，麻、油料、大牲口、小家禽，这几个指标是否落实?是不是夸大?能不能完成?不要采取假报过关，其办法是超额。前年搞得早，去年刚好，今年动手晚一些，深耕没有?搞肥料，看报上还不错。
河南肥料怎么样?水、肥、土搞得怎么样?水利争三百亿土方。今年我担心肥料这一关。人患浮肿病，就是没有肉和青菜。庄稼不吃肥料，也是患浮肿病。所以要大搞土化肥、菌肥、沤肥、绿肥、熏肥、人粪尿、牲口粪尿，以这些为主，切实搞一下。
麦子要追肥，追水、多锄。多锄就是暂时割断毛细管，减少水分的蒸发，今年搞7500亿斤粮食。应该是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序列，中心是土，有土就有粮。水有了，应该把改良土壤的“土”字放在前面。其次是肥。
第三是水，但现在暂时不修改。听说搞肥料所需的人工要占一半。工具改革很重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搞一个农具工厂。因地制宜，不要三天风一过，就不行了。要单独搞一个农具研究所(浙江有研究气象、土壤的，就是没有研究农具的)。
收集、研究、设计，试制农具的学校。要挖这么多土方。运这么多肥料，都用人挑。没有机械是不行的。“收割”应为“割收”。割、运、打、收，没有机械。要人去割，那怎么得了!
还有两个问题谈一下。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大跃进。富裕中农当中有百分之三十，论调与地、富、反、坏、右接近了。民主人士肚里有意见，口上不讲就是了。对这个问题。武昌会议我也讲过，我们有百分之五的入违法乱纪。
至于有些人，衷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不能算进这百分之一、二、三、四、五之内。对于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要保护。就是百分之五之内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分别情节，进行教育，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夸大化了是不好的。这个经验年年念一下。
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人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夸大起来，就会变成黑暗一片。
列宁说，这种话本来说得对，只要略微说过了。就变了质。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一列几十条。就天昏地暗，一无是处。这一点必须警惕。在整社过程中，要让群众把缺点说出来，首先要自我批评，一定要改正，然后讲清楚缺点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
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涂，但大多数一定要改正缺点。要保护积极性，否则就有“曹营之事不好办”之嫌。
个别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例外。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对民愤很大的要处罚，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枪毙。农村中有些人打人成百，不给以处罚是不好的，会影响群众。
但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要坚决保护过关。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如罗章龙，此人现在在武汉当教授，我很熟。罗当时反对中央很厉害，否定中央，一无是处，就是他正确，自立中央。结果搬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还有立三路线，也讲只有他对，别人都不对，也是否定一切。
王明路线也是一样，都吹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把别人说成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还有张国焘路线，也是自立中央，编了剧本歌谣，打倒毛、周、张、博，自称是列宁主义，国际路线，结果毁坏了自己，跑到香港，把儿子放在中山大学读书，证明不是列宁主义。
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提出六大纲领，声势浩大，根本否定中央的一切，迷惑了许多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他代表好多小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王明告洋状，说毛有三大罪状：反国际路线;整风中强迫百分之八十的人检讨;搞宗派。武昌会议时，王明写来一封信，比过去好些，讲辞职了。
高饶反党集团，他们做绝了，太过分了，反对刘、周，重点在刘，说有两个中心，两个摊摊，有他们的纲领，迷惑了一些人，否定一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一点夸大成全部，结果毁灭了自己。
没有提过的次要事情是很多的，这些事情还不算在内。历史上有陈独Ҽ路线、罗章龙路线、两次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高饶反党集团，……这些大事件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程度不同，性质不同。……不论中国外国，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结果是否定了自己，毁灭了自己。
对蒋介石可以否定一切，但是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最后，美国也可能不要台湾，把它当个毒瘤沾在他们身上，我们将计就计，只要他这个葫芦挂在我们腰上，总是有办法的，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
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做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己。在目前批评缺点的时候，讲到这段历史，就是拿历史教育我们的同志。
在南宁会议，提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把问题形象化，最能说服人，就是教育干部顾大局与不顾大局的问题，就是大局与小局、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
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精神反映了物质，是接近实际的东西。
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普遍与具体是对立的统一。客观规律在每一个国家因历史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照比例，工大农小，重大轻小，大大中小小。我们现在作翻案文章，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创造工业(包括交通运输)、农业两方面的高涨、跃进，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门路。
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以后，人民的热情起来了，开始看到经济发展有希望，反保守，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他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成了主观能动性，不是主观主义。
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践的主观主义。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比如，副食品、日用百货脱节了一部分，如不抓，很危险。……
日本人说我们不是人口论，是人手论，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做事情。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能是基本适合的，至于具体数字多一点少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证明是可以大跃进的，每年都可以大跃进，无非是多于一千万吨钢或少于一千万吨钢。
苏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百万吨钢，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前年只增产了三百万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年二十年中只增产一千四百万吨。战后十三年增产了三千七百万吨，以后每年增加五百万吨。
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搞大中小，几个并举，有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同时地理气候条件好，人口六亿八千万，所以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开展了这样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否能这样说，像养猪一样，前四个月是搭架子，一九五八年是克朗猪。有了架子。没有多少肉，还不肥，以后养猪。现在我们大跃进就是搭架子。
从一九五五年提出“十大关系”起，一九五八年元旦社论搞了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成都会议发展成为总路线。现在看这是对的。要不要干劲?要不要鼓足?要不要争上游?还是中游下游?要不要多快?要不要好省(质量)，前两句是人的精神状态，是主观能动性。后一句是物质。
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
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
还有抓了生产没有抓生活，一定要500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实践中间、斗争中间才认识了客观实际、计划、比例。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一条克朗猪，但无一条肥猪。在实践过程中，找到了门路(大跃进)。
可能武昌会议的四大指示是接近实际的，但只是写在纸上。不是现实的，粮食还没有拿到手。钢铁、煤只拿到一月份(生产不大好)。要经过努力，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经过这次会议，经过努力，可能各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好。有了经验，比一九五八年要好一些，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会好一些，事后诸葛亮变成了事前诸葛亮。
劳动力有浪费，大城市副食品不足，没有注意，一部分轻工业注意不足，还有多种经营、运输问题注意不够。一种是没注意，一种是注意不足，以至引起供应不足和部分失调。这几个问题不作结论，当作一个问题，请省委常委研究一下。……
从总的看，我们的计划、指标、社论适合与否，总是从实践中找经验。即使还没有完成，只是经验不足，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诗，我赞成这个空气。完不成也是乐观的，因为可以从完不成中得到教训……
无经验，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们的经验就多了。不适合，我们就改，让全世界骂一顿。我们总路线也不能改，“降低干劲，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总不行。
永远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从实践中去看。现在我们提出十五年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行，就更多一点时间嘛!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请同志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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