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选》第三卷《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我们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全国人民感到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就清楚地说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广大科学技术工和工农兵群众，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青少年中，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
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新湘评论》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
（改开前）叶企荪先生的工资，是360元。......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委员每个月要补100元钱的。所以叶先生的固定收入是460元。
毛泽东呢，则是404.8元。
叶先生还不是最有钱的，当时工资最高的，既不是国家领袖，也不是科学家，而是梅兰芳----梅先生的工资一个月2000元。比他少一点的是马连良，马先生一个月1800元。
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7月6日，国务院(56)国议习字第54号下达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表》中规定，行政一级至三级(国家主席、副主席、委员长、副委员长、总理、副总理)工资为644元、581元、517元；部长、副部长、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行政四级至八级，工资为460元、414元、368元、322元、287.5元。
1956年7月教育部(56)计劳(2)字第287号《全国高等学校教学人员、教学辅助人员工资标准表》则规定：教授和副教授的工资是从1级到6级，即345元、287.5元、241.5元、207元、177元、149元，相当于行政6级至17级，一级教授相当于副部长的工资。
如把高等学校行政人员工资与国家机关行政级别相对应，则大学、独立学院正副校(院)长相当于行政级别的6至13级，即368元、322元、287.5元、253元、218.5元、195.5元、172.5元、155.5元。
而从1956年12月18日以后，国家机关十级以上干部又经过了三次下降，到了1960年，国家机关行政一级(即国家主席、委员长、总理)已降至404元，而大学教授却没有降低，如按此时的工资对应，一级教授的工资就已超过政府的部长和省长了。
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李四光、钱学森、朱光亚作为科技界代表同时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自然科学家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国科技事业开始全面复苏，那次会议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科学的春天”。
《人民日报》1988年4月1 日
众“议”所归——人大陕西代表联组会纪实
第1版(要闻)
“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蛋的”
长期在陕北体验生活的西安美院副院长刘文西，以“半个延安代表”的身份发言。在谈到教育、知识分子待遇时，刘文西形象地说：
现在，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知识分子问题我只讲一句话，提倡有偿服务我不反对，但不能用‘业余创收’来代替提高知识分子应有的待遇。
当日第三版
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董幼娴说：
物价和工资的确是应该考虑的大问题。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点不假。老太婆摆茶叶蛋摊每个月能赚三、五百元，而教授工资却降低到200多元。贡献大的赚小钱，贡献小的赚大钱。这样的问题长期不解决，后患无穷。
福州师大教授刘文湖说：
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工资改革已经搞过一次了，但只做到职务和工资挂钩，谈不上理顺和合理，要进一步改革。1956年，老教授工资比现在高，新提的副教授月工资122元、教授160元，还不如一个理发的或补鞋的收入多。因此，有“教授贬值”之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工资倒挂的现象，影响深远。现在，新的“知识无用论”不但在流行，而且在泛滥。很多孩子不上学，去挣钱。大学生学习积极性也不高，因为毕业后挣得工资就那么一点。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方掬芬说：
目前国家财政困难，应当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资也应该增加。我参加过北京实验一小的活动。实验一小与孟加拉国的学校有联系。在那里，我了解到我们国家的教育经费占经济预算的比例还不如孟加拉国的多。
《人民日报》1988年5月12日
教师摆摊论是非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编余短论
现在允许知识分子搞第二职业，据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贵阳市一些中小学教师课余在校园摆摊卖茶叶蛋，虽然未便深责，不过在课堂上向学生兜揽生意，就完全有违师道了。
教师兼职卖茶叶蛋，不管是否合法或能否“脱贫”，都是不值得提倡的。
《人民日报》1988年7月10日
社会公平的辩论（上）
第1版(要闻)
专栏：改革话题
改革，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赞成。钱学森每月拿300张“大团结”，我没意见。可我们门口那个修鞋的，每月挣的比大学教授工资还多，你说正常吗？
《人民日报》1988年8月4日
江苏对研究所课题组长问卷调查表明 科技人员企望加快改革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有32.1％的课题组长把“知识的价值还不能得到显著体现”作为“当前最令人不满的问题”一栏的首选。许多答卷感叹“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学微机不如烤烧鸡”
《人民日报》1989年3月4日
厌学风之我见 厌学的出现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它折射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我看“新读书无用论”
在现阶段的中国，越向钱看，就越贬低知识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是为了做官，单一的教育内容，固定的教育方法，这股遗风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种历史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心理的因素搅和在一起，只会使知识贬值，使厌学风愈演愈烈。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怎么体现出来呢？难怪会出现“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奇特现象。
《人民日报》1989年3月19日
迎接商品经济的洗礼——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困惑、思考与选择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一股厌学风在悄悄蔓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她讲课时，学生从最后一排坐起，问原因，答曰：“溜起来方便。”有的班级学生轮流来听课，来的人指定一人记笔记，其余人搞“副业”，问为何还有一人记笔记，答曰：“应付考试。”
有人对上海市３万名大学生作调查，认真学习的只有１／４。
比少数学生厌学更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教师厌教。据首都教育界人士估算，高校约有１／３的教师没有集中精力上课。青年教师的流失也正在成为问题。北京大学一位博士毕业生坚决不愿留校，到一个饭店当了经理。
在首都高校流传着一句新的调侃语：“看你穷得像个教授，傻得像个博士。”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教育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十几年时间里，教育为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输送了几百万专门人才，成为构筑共和国大厦的重要智力基石。新中国培养的这批知识分子，至今是我们民族大业的支柱之一，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中国教育事业不可抹杀的成绩。
记者从北到南采访了许多大学生，问他们为什么觉得“读书无用”，得到的回答几乎异口同声：“学得再好也不如一个个体户！”
《人民日报》1993年5月14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充满希望的事业
——中科院综合配套改革中的人才分流面面观
再加上“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理发刀的”等社会分配上的不公，比全国城镇人口平均住房面积还要少的居住环境，以及科研仪器、设备得不到必要的更新、订购国内外文献书刊资金紧缺……这一系列急待改善而又一时难以妥善解决的生活待遇和科研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这支科研国家队，造成年轻科技队伍不稳。
《人民日报》1998年7月23日
科学家的“行情”
第11版(科技)
专栏：科技杂谈
当然“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历史早已过去，但“造导弹的”收入水平，与包工头、歌星、影星相比，仍然难以望其项背，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本博注：
1、人民日报中知识分子的描述的是当时科学工的真实情况。
2、知识分子的发言明显有歧视体力劳动的思维——传统的又是最丑恶的“劳心者高贵，劳力者低贱”剥削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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