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阿尔都塞的文章《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本文是阿尔都塞的遗稿《写给非哲学家的哲学入门》（1977-1978）第十二章。在这一章中，阿尔都塞继1976年12月写的《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一文之后，再一次回应了他的名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1970年发表后所遭受的指责——人们指责他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构想“陷入了功能主义，从而使每个人都服从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系统的绝对决定作用”，最终使任何革命行动都变得不可能。
阿尔都塞在这里通过理论阐释和历史分析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摆脱了一切功能主义和一切结构主义，因为它“是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关于这种斗争的存在条件和形式的理论，要素的位置和功能都服从于这种斗争”。本章内容可以看作阿尔都塞1969年手稿《论再生产》的补充，也应该看作他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写给非哲学家的哲学入门》作为“阿尔都塞著作集”第七种，年内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精神译丛”出版。感谢译者吴子枫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文｜路易·阿尔都塞
译｜吴子枫
我已经说出了一个决定性的字眼：国家。因为一切都确实围绕国家进行。除了意识的唯心主义者——他们坚决捍卫“意识形态就是一些观念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这种观念——之外，我们的确会发现有些理论家准备接纳刚才关于意识形态所说的一切，但条件是不说出国家这个字眼。最保守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也准备作出这种让步：是的，意识形态是别的东西，而不是一些观念；是的，意识形态与“体现它”的那些机构混然一体；是的，必须谈论意识形态机器。并且功能主义（这种哲学认为，是功能彻底地定义了每一个机关，定义了一个整体的每一个要素：是宽恕的宗教功能定义了教会，是教学的功能定义了学校，是教育的功能定义了家庭，是公共服务[2]……的功能定义了国家）已经完全做好了接受这些观点的准备。但这就是分界线所在：一旦涉及国家本身而不是“公共服务”——它只不过是国家的一个方面——就越过了分界线。这当然是指在阶级社会，因为只有在阶级社会才有国家。
为什么如此坚决要求宣布主要的意识形态机器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3]？这是为了突出存在于其阶级意识形态功能同阶级统治机器即国家之间的有机关系。一切的发生就好像夺取国家政权并成为统治者的阶级，除了使用“首要地通过肉体暴力发挥功能”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院）之外，还需要使用另一种类型的机器，这种机器首要地“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也就是说，通过说服或通过灌输统治阶级的观念、通过“同意”发挥功能[4]。而这里关键的不是统治阶级的幻想和奢侈，即它想不仅通过武力来统治，而且还奢侈地通过免费的补充——说服、同意、赞同——来统治。因为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单靠武力来保障自己的延续：它不仅必须获得它所统治和剥削的那个阶级的成员的自由赞同，还必须获得它自己的成员的自由赞同。因为后者并不会这样轻易地接受使自己私人的、个人的利益服从自己阶级的普遍利益，他们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的阶级统治有必要通过别的方式而不能仅仅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来实现：恰好是通过意识形态和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观念的赞同。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不仅只有通过统治阶级及其统治工具即国家才能得到保障，而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被构成为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障，这就需要国家干预[5]意识形态斗争。而如果国家因此保障了意识形态的这种相对统一，使它不是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一，而是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身[6]，那么很明显，国家的作用在涉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及其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实现的一切方面都是决定性的。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我们不引入国家的概念，如果我们不把阶级社会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机器也同时指定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意识形态如何在这种社会中发挥功能，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为了谁的利益而进行，这种意识形态在什么机构中实现，这种斗争又体现在什么机构中。正因为如此，存在一种真正的理论危险，即在一种简单的形式下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弱化为简单的意识形态机器的概念[7]。
让我们来更仔细地看看这一点。
一个统治阶级，当它夺取国家政权时，会发现在它面前有一定数量的意识形态机器，它们在旧的国家机器中发挥功能并为后者服务。这些机器本身是先前统一化过程的结果，旨在使局部的和领域性的意识形态服从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统一。然而，这些局部的和领域性的意识形态最初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其目标并不是为了服务于这种统一化，从而也不是为了服务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们植根于相应的实践中，它们的多样性最终在其物质性上是不可化约的，因此，在资本主义诞生时，在漫长的封建主义没落期，“局部的意识形态”和“领域性的意识形态”共存。前者如仍然是农奴的农民的意识形态，农场农民和佃农的意识形态，家庭雇工的意识形态；后者如各种宗教派系（不仅有新教，还有阿尔比派的清洁派）的意识形态，以及伴随科学实践和各种发现而来的那些意识形态，等等。因此，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是多种多样的，而这种多样性，既无法全部被统一在旧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也无法完全被吸收到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体中。正因为如此，在我看来，从本原上承认这个统一化过程的辩证法，将这种承认铭刻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开放的复数中，这样做是正确的。之所以是开放的，是因为我们无法预判阶级斗争的发展，因为阶级斗争要么可以为旧的意识形态机器（例如，今天一些国家如苏联的教会）重新赋予生命和坚实性，要么会从中创造出完全出乎预料的新机器（传播机器目前正随着现代大众媒体一道经历着引人注目的发展）。
对这种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草图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来自它的理论性质和政治性质。人们指责这种构想陷入了功能主义，从而使每个人都服从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系统的绝对决定作用。人们认为我就这样把经济的决定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阐释将它置于首位——转移到了意识形态中。如果每个人都被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唤问”为主体，如果意识形态机器一律服从占统治地位的、完全被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法则，那么很明显，对立的政党（例如共产党）就只是一个系统的一个部件，要服从这个系统的法则，并完全被它所决定。因此，它将进入这个系统并为它服务——更准确地说，它将成为服务资产阶级的一种工具，用来威胁工人阶级，并向工人阶级灌输一套服从的意识形态，以便它能接受自己所遭受的剥削而不进行反抗。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工会同样如此，学校也一样：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旨在改变整个社会或社会某个部门的现行秩序的政治行动。最终，任何政治行动都被献给改良主义，也就是说，事实上被用于改进资产阶级统治系统——而任何革命行动都是不可能的。
但这就误解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被下层建筑所决定，以及上层建筑——从而意识形态和国家——对下层建筑起“反作用”的理论，并站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一边。因为资产阶级的斗争一直倾向于将其意识形态领导权强加给工人阶级，倾向于征服后者的斗争组织，并倾向于通过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内部渗透到工人阶级当中。无论如何，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解释清楚了这一历史事实，解释清楚了资产阶级如果想保持其统治地位就不能放弃的这种倾向。资产阶级总是倾向于重新夺回它在阶级斗争过程中不得不让步的立场，这是一个铭刻在阶级斗争历史中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它不仅倾向于走回头路，倾向于“复辟”[8]旧秩序，而且，更巧妙、更严重无比的是，它甚至表明自己有能力将它不得不向工人阶级作出的让步纳入它自己的斗争。
例如，每个人都知道伟大的工人征服史：缩短工作日，承认工会的权利，劳资协议，等等。这些战利品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来自资产阶级心甘情愿的恩赐，而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战斗组织进行了长期的、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之后才取得的。然而，每一次，资产阶级都懂得有序撤退，并且直到今天都懂得把这些让步的改革纳入其剥削体系。例如，如果它不得不同意向工人组织承认工会的权利，它就设法巧妙地将这样建立的工会纳入其机构的合法秩序，也就是说，使一定数量的工会扮演“黄色工会”或罢工破坏者的角色。如果资产阶级不得不给予一些“社会福利”（如社会保险或家庭津贴），它就懂得非常巧妙地让劳动者直接（工人缴费）或间接地（雇主缴费或国家补助，后者直接或间接地——即以税收方式——从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提取）支付这些福利。
同样的“法则”显然支配着政党。如果说无产阶级必须经过长期的、血淋淋的斗争才能赢得政治结社的权利，那么资产阶级也十分懂得如何利用这一结果，把在社会民主党中被组织起来的大多数工人战士争取到改良主义的事业中。帝国主义的降临并没有改变这些实践：恰恰相反，它通过在大都市创造新的劳动组织形式（泰勒制和福特制）加速和加剧了它们——这些新形式以允许工人在生产中有安排自己作息时间或工作地点的自由为借口， 使他们更加受制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还打着从政治上“解放”“第三世界”国家的幌子，通过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的剥削形式加速和加剧了它们。
因此，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也有一种“趋势规律”（马克思）[9]在上演，并且它独立于其当事人和受害者的意识而起作用。结果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永远不会解除武装，就算它不得不放弃阵地，那也是为了重新夺回它，而且往往是在优于先前的条件下重新夺回。
这条规律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的矛盾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一种旧资本主义从未见过的危机形式：这场危机不再只是货币或经济危机，而且是政治和军事危机。在这场危机的深处，总是同样的矛盾在起作用，即世界资产阶级同世界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被剥削国家之间的矛盾，只是它的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旧资本主义通过销毁剩余商品（扔进海里）和暂时停止劳动力就业（失业）解决了其“周期性危机”，我说的就是“解决了”，因为这场危机的表现废除了引起危机的原因：一旦生产过剩被消灭，就有可能在更健全的基础上恢复生产；而雇用劳动力减少，就有可能在更有利的基础上重新雇用他们。
随着帝国主义降临，一切都变了：由于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不再是国内的而是国际的，由于不再只有一个世界商品市场，而且还有一个统治全世界所有投资、投资转移和投资联盟的世界资本市场，于是危机变成了世界危机。而且由于渴望征服的国家相互对立，危机就变成了政治和军事危机。这时世界危机就以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式出现，导致财产大规模破坏，人员大量伤亡。这里同样，这场危机也代表了引发危机的那些困难的解决办法：它是它自己的药方。
存在资本的生产过剩吗？摧毁工厂和生产设施的战争，就把这种生产过剩大部分消灭。有多余的劳动力？“总体”战——这种可怕的创新，不再只是攻击战斗人员，而是无差别地攻击一个国家的所有居民——就消灭现有过剩的劳动力。这时资本主义生产，即资本主义剥削，就可以在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更健康的基础上重新开始。肯定有人会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这些基础因俄国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而缩小了，到第二次战争结束，这些基础又因中欧和中国而缩小了。但帝国主义懂得丢卒保车，它在更好的条件下在缩小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因为战争已经摧毁了危机的直接原因。此外，它也没有放弃努力在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上重新夺回它不得不让出的地盘。它甚至还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尽管遭遇了一定数量的蔚为奇观的挫折（越南）——因为这种挫折被世界地图上某处的成功（智利，等等）所抵消。
但在这整个无意识的进程中，最不同寻常的，是看清帝国主义通过什么手段成功克服它自己的危机。为了理解这一点，显然必须从它产生的真正规模来考虑这场危机，也就是说，从全球范围，而不是从这个或那个孤立的国家的规模来考虑这场危机。正是以这种方式，我们得以观察这种使人大开眼界的现象。1929年，帝国主义世界遭受了一场危机的沉重打击，这场危机很久以前就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一种开放但又限定的状态存在。然而，与这场危机相对立的政治“解决办法”是什么？它们有两种：法西斯的解决办法和人民民主的解决办法。
最早被击中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意大利，日本和德国，以法西斯主义作为回应，也就是说，以建立一个专制和暴力的国家作为回应，采取治安措施，并采用歧视性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证明其实施是正当的。但是，如果仔细观察这些事情，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政治措施只是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况中的阶级政治的手段：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受到工人阶级的有力反对，它在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措施中找到了反击的力量。但是，这些政治措施只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剥削政策[10]的手段和掩护：垄断的集中，国家和垄断企业的紧密联盟，为垄断企业服务的经济、生产和流通导向，等等。然而，在法西斯国家的经济中以这种方式发生的事情——它被称为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同时发生在人民民主国家，尽管是以相反的政治形式出现。
法西斯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通过它自己的阶级斗争设法强加给人们的东西，就是劳动者的阶级斗争和人民的力量强加给法国、西班牙和美国的东西。因此，人民阵线——尽管有重大差异——正如罗斯福新政一样，不自觉地成了历史上最庞大的垄断集中的工具。罗斯福将自己的声望建立在反对垄断集团的斗争上，这一点并不重要：他必须这样做，以便能够强迫垄断集团接受“国家的扩大”，后者是服务制度（社会保险，对失业者的援助，最终为集中服务的措施，尽管这种集中采取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集中形式）所必需的。而社会服务制度本身对于1929年非常严重的危机的“民主”解决办法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美国经济——在对日战争爆发的刺激下——能够在更“健康”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从长远来看，人民阵线政府在法国和西班牙采取的“社会”措施，在其失败后产生了同样的后果。
一旦资产阶级从必要的撤退中后退一步，它就能够迅速地转向反击，而且它的成功也出乎寻常地迅速。显然，它无法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帝国主义国家为分裂世界而进行的殊死斗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战争也通过摧毁全世界的资本和劳动力，在清除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可能在这场血腥的冒险结束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又失去了一些地盘，但在它所保留的界限内，它矫健地重新站稳脚跟，并再次开始向它暂时失去的世界发起进攻。
我之所以这样来总结这场本质上是经济的和政治的但也是意识形态的危机的主要动力，是为了表明，帝国主义体系及其国家机器能够承诺革命的明天的时刻一旦过去，它们“收回”工人的战利品并使它们服务于自身目的的能力，可以达到何种程度。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赢得的东西（工人阶级的那些新自由，以及后来抵抗运动中人民斗争的那些价值），随后就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整合”到了它自己的队伍中。这里关键在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11]：尽一切可能，不是通过一种外部操作，而是通过一种在敌对的意识形态要素内部起作用的改造，使意识形态的一切现有要素——包括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那些先进形式——服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法则。而这种操作，离开那些机构即那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存在，离开它们的干预，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而正因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它们所承载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斗争功能和手段，所以它们摆脱了功能主义的构想。因为阶级斗争既不会在国家机器的边界上止步，也不会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边界上止步。因为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一方面，它要与一个现实的对手即旧的统治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它要与一个新的被剥削阶级斗争。而且它必须在其战略、战术中考虑到这个对手的存在，考虑到这个对手所占据的位置及其意识形态武器。它可能通过暴力战胜对手，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战胜旧的统治阶级，通过剥削的暴力和国家政权的暴力战胜被剥削阶级。但是，如果它不对它们行使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一种领导），即在总体上获得后者对既定秩序的赞同，它就不能长期行使其权力。因此，它必须夺取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建设新的国家机器，同时要考虑到这种意识形态力量对比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对手的观念，以便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优势。简言之，它必须进行清醒的阶级斗争，才能通过改造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构造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而且这场斗争既不能通过政令来解决，更不会自动就得到解决。资产阶级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赢得这场斗争。尽管这样说显得很悖论，尽管这与葛兰西所珍视的一个观点相矛盾，但我们还是可以说，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如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成功过，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成功。这为我所捍卫的论点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因为虽然在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定义和占有方面几乎不存在什么不确定的地方，但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方面，事情可能会不确定得多。诚然，在这里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统一趋势占上风，但这种趋势也会被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用所“阻挠”（马克思）[12]。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摆脱了一切功能主义（以及一切结构主义：因为结构主义规定了行使固定功能——它们不受阶级斗争作用的影响——的机构的位置），因为它无非是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关于这种斗争的存在条件和形式的理论，要素的位置和功能都服从于这种斗争。这非常具体地意味着，不仅阶级斗争的赌注包括国家机器本身，——正如一个阶级被构成为统治阶级和有领导权的阶级的整个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而且阶级斗争也在那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展开（见1968年5月）。根据形势，它可以在其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可以想象，当我们想到比如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使工人党和资产阶级党对立起来的斗争时，这种斗争会变得极端激烈。或许这种斗争只是选举的和议会的斗争，但它的后果远远超出选举投票和单纯的议会辩论。
既然我提到这种形式的斗争，我就必须提供一些细节。因为有人会说，这场斗争是政治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有人会说，政党是政治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这样说不准确。或者，把事情推向极端，有人会说，每一个政党都是一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因此，它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被纳入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系统。这样说也不准确。
要理解这些重要的细微差别，就必须注意（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区别。镇压性国家机器是统一的和明确的[13]，包括国家总统[14]、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即它行使行政权的工具）、武装部队、警察、司法部门及其所有机构（法院、监狱等）。我们要记住这一点，代表统治阶级的统一和意志的共和国总统，以及他所领导的政府和行政部门，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因此是国家机器中领导国家和国家政策[15]的那部分。我们还要记住，尽管行政部门自称“为一般利益[16]服务”并发挥“公共服务”作用，但它仍然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负责详细落实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它还负责监督后者，从而认可后者，从而镇压那些不尊重后者的人。经验表明，哪怕它履行了看起来与同一社会形态中所有人都有利益关系的功能（教育、交通工具、邮电局[17]、桥梁和道路，等等），阶级利益也一般统治着这些看似“中立的”活动，因为，我只举三个例子，基础设施[18]工程往往有利于托拉斯（trusts），教育往往服从于劳动力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要求，大众媒体往往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手中， 等等。所有这些都处于多重矛盾当中。
说完这些，让我们回到政府，尽管它（或多或少）对国民议会和当选的参议院（在我国通过普选产生）“负责”，但它属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它的成员（以及所有依赖于它的公务员）构成我们所说的政治的国家机器，后者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相反，我们把“政治系统”叫做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可以叫做一定社会形态中的“政治构成”：这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系统在同一阶级的统治下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资产阶级先后通过不同的形式实行其阶级专政：先是纳税选举的民主共和制，然后是帝制、宪章君主制、立宪君主制、共和制、恺撒制、议会共和制，在占领期间是法西斯政体，在那以后是当前的总统共和制。
因此，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以用“人民意志”的代表（或非代表）模式来定义，政府应该对其代表“负责”。但我们知道，政府掌握着相当多的手段来逃避这种“责任”，正如资产阶级国家——当它同意自己的制度时——掌握着无穷的办法让普选的游戏走样（纳税选举人制、投票时将妇女和青年排除在外、不同等级的选举、两院制、“分权”、选举中弄虚作假，等等）。最终，是这种虚构，让我们可以说这个“政治系统”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虚构对应着某种现实，即这个系统的部件就像这个系统发挥功能的原理一样，都是基于人民对人民代表的自由选择——而后者所依据的“观念”是：每个人为自己所搞的政治，就是国家一定会遵行的政治。
正是在这一虚构（说虚构是因为国家政治最终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基础上，“政党”才得以组建。人们认为这些政党代表了与某项国家[19]政策有关的主要对立选项，因而，每个个体也就能够通过为他所选择的某个政党投票的方式，“自由地”表达他的意见（如果他的选择不被判定为非法的话）。请注意，在那些政党背后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它们大体上代表了阶级斗争中敌对的社会阶级的利益，或社会各阶层的特殊利益——这些阶层总是试图通过阶级冲突将自己的特殊利益凌驾于其他利益之上。正是透过这一现实，无论有多少选举上的诡计干扰，根本的阶级对抗或多或少最终会浮现出来。
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以任何理由说：每一个党派，从而也包括工人阶级的党派，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被整合进了资产阶级“系统”中，因而也就不能展开它们自己的阶级斗争。而有人为了把我封死在一种否认所有阶级斗争可能性的理论中，就试图让我说这样的话。如果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准确的，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政党的存在决不否认阶级斗争，而是完全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如果资产阶级总是企图对工人阶级的党行使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权，这也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而资产阶级只有在工人党自己落入其陷阱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要么是工人党的领袖被吓倒（参考1914-1918年的神圣联合[20]），要么干脆就是被“收买”，要么就是工人党的基层人员改变革命任务的方向以捞取物质好处（“工人贵族”），或者就是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投降（“修正主义”）。
如果我们对革命的工人党，比如共产党进行考察，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因为这些党是工人的阶级斗争组织，所以它们与资产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政治系统完全不相干。它们的意识形态（它们以此为基础召募自己的成员）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相对抗的。它们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与资产阶级的党，甚至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组织形式毫不相干。它们的目标不是要将自己的行动限制在议会，而是要将它扩展到劳动者的全部活动，从经济的阶级斗争直到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它们的最终使命不是“参与政府”[21]，而是推翻并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
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多数西欧共产党今天都说自己是“政府的党”。共产党即使偶尔参与政府（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么做可能是对的），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定义为资产阶级“政府的党”——甚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府也不行。
这一点生死攸关。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为了“管理”资产阶级国家的事务而进入资产阶级国家政府（即使这个政府是统一的“左翼”政府，致力于推行民主改革）。它也不可能以自己的最终使命是“管理”这个国家的事务为由而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相反，它必须为国家的消亡作准备。如果它真的把全部精力都用于那种“管理”，那它就不可能致力于消灭国家。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都不能作为“政府的党”去行事，因为做政府的党就意味着做国家的党，这就等于要么为资产阶级国家服务，要么致力于使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永久化，而共产党的任务是要致力于消灭国家。
归根到底，正是共产党所特有的政治实践类型，让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不相容性。因为共产党有着与资产阶级党完全不同的“政治实践”（巴利巴尔）。资产阶级党掌握着各种资源，并得到现有资产阶级的支持，拥有经济上的统治权、剥削权，掌握着国家机器和种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等。它要存在，不需要预先团结人民群众以赢得他们对自己观念的支持：是这个社会秩序本身承担了这项说服、宣传和拉拢工作。对于资产阶级党来说，在更多的情况下，只需要有效地组织好它的选举大战，就可以从这种被转化为相关信仰的统治中收获全部胜利的果实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党根本不需要科学的学说就能持续存在下去：它只需要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那些基本主题进行耕耘，就足以集合起事先就被说服的“支持者”了。
相反，工人党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给自己的党员：既没有教士似的职位，也没有物质上的好处。工人党如实地表现自己：它是工人的阶级斗争组织，它的一切力量来自科学的学说和因同意党的章程而自愿入党者的自由意志。它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形式把自己的党员组织起来，去领导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它确定自己的路线和实践的基础，不仅仅是被剥削劳动者的造反，还有它的科学理论和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对当前阶级斗争中现有力量关系的具体分析。因此，它能对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各种形式和力量——也就是统治阶级的形式和力量——作出最全面的考虑。只有根据这条“路线”，它才能把在某个特定时期进入左翼政府——它并没有挑战资产阶级国家——以便带着自己的目标在其中进行它自己的阶级斗争判定为有益和“正确”。在任何情况下，它总是使工人组织当前的利益和实践服从于工人阶级的未来利益。它使自身的战术服从于共产主义的战略，也就是说，服从于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战略。
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共产党人才有理由说他们的党是与资产阶级的党完全不同的“新型党”，才有理由说他们自己是与资产阶级政客完全不同的“新型”战士。他们的政治实践，非法的也好，合法的也好，议会外的也好，议会内的也好，都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毫无共同之处。
也许有人会说，共产党自己也像那些资产阶级党一样，以某种意识形态——而且它自己称之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基础而构成。当然如此。在共产党那里，意识形态也起着一个特定社会团体的“粘合剂”[22]（葛兰西）的作用。在共产党那里，这种意识形态也“把个人唤问为主体”，并构成他们主观和客观行动的原动力。但是，人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非是无产阶级完全“自发的”意识形态。因为，要作为一个意识到自己的统一性并积极发挥作用的阶级而存在，无产阶级不仅要有经验（一百多年来它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还得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它提供的客观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照亮了那些经验，正是在这个理论与经验的双重基础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才得以构成。它是能够在其阶级斗争组织中统一并“巩固”[23]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统一性的大众意识形态。因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在其形式上是意识形态，因为它同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在大众层面发挥功能（把个人“唤问”为主体）；但它在其内容上是科学理论（因为它建立在一种关于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
意识形态：当然。但不是随便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每个阶级都在一种独特的、绝非任意的意识形态中认出自己[24]，这种意识形态能够对该阶级进行统一，并为其阶级斗争指明方向。我们知道，封建阶级就是这样在宗教意识形态或基督教中认出自己；资产阶级也以相似的方式，至少是在其统治无可争议的那段时期，在法律意识形态中认出自己。而工人阶级，虽然它对宗教和道德意识形态的各要素都很敏感，但它超越那一切，并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认出自己。这是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目的是为了消灭阶级，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开始具有自发的形式（乌托邦社会主义），随后，自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构成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融合以来，变得更成熟了。
可以料想得到，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并非一些“知识分子”个人（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工人运动以教育的结果。工人运动之所以会采纳这种意识形态，是出于我们不知道的理由。它也并非如考茨基所希望的那样，是被“从外部引入到工人运动当中”的。因为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先把自己的理论建基于理论的阶级立场之上，就不可能构想他们的理论——他们理论的阶级立场是他们实际上从属于自己时代的工人运动的后果。这种意识形态是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融合的结果，实际上，它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非常漫长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在因帝国主义阶级斗争的操纵而经历了一系列悲剧性分裂之后，它依然在继续。
这一现实再一次提出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实践的问题。不再是关于它的机制的问题——它差不多已经得到澄清——而是关于它的“幻象”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例，一种意识形态可以只在其形式上是意识形态的，同时在其内容上又是科学的。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只是一种简单而纯粹的错误，甚至是一种幻象，这怎么可能呢？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哪怕是宗教意识形态，是纯粹任意的。它总是指示着一些现实的问题或难题，尽管披着误认[25]的外衣，因而必然是虚幻的。当我说意识形态是误认形式下的承认，是在幻象的形式下对某种现实的暗示时[26]，我想传达的正是意识形态的这种双重特性。
我再说一遍：是一种幻象，而不仅是一种错误。因为犯错的人只是犯了错，仅此而已：一旦某天他发现自己的错误，他就会承认错误，并放弃错误，接受真理。但正如人们所说的，任何幻象在本性上都是顽固的：它会持续下去，并以某种方式嘲笑真理。这是因为它里面的某种东西对持续或使它持续有“兴趣”[27]。有一个原因在它里面起作用，使它无法认识（使它必然误认），并且它在这种错误的持续性中有利益。这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可能在“对象”中，由于它在主体中——但同时又超越主体，因为它是社会的，因为它所服务的那些持久的“利益”是某些社会“事业”[28]或“价值”的“利益”。我们恰恰必须在后者的层面上去寻找意识形态双重特性的理由。
因此，假设在现行社会秩序中，社会的所有成员，无论他们是统治这个社会，还是被统治和被剥削，都必须自由地接受某些“显而易见的东西”[29]，例如上帝的存在、超验的道德、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存在，等等，或任何其他神话，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那么我们将看到一个确切地说没有人是其的表述体系的建立，这个体系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真实的”是因为它考虑到了人们所经历的现实，“虚假的”是因为它将“它的”真理强加于这些真理，以将它们“真正的”意义赋予它们，并将它们限制在这个意义上，禁止它们从中走出去仔细看看，是否这整个美好的故事是真的。这就是意识形态，认识-误认，暗示-幻象，一个没有任何可能的外部可以用来与之相对照的体系，一个只是“外部”的体系，因为它包含世界上存在的一切，并在没有任何经验之前就陈述了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
必须说，意识形态并不是唯一符合这个奇怪定义的东西。唯心主义哲学也属于这种类型：它们不承认外部，即使它们在大多数时候承认外部世界的存在，它们也会整个地把它吸纳进去，并预先拥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事物的真理。
因此，它们只是纯粹的“外部”。而且不仅唯心主义哲学以这种方式发挥功能。一些科学——尽管有一种“断裂”把它们同意识形态区别开来——自己也可能落入意识形态。在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自己就以这种方式发挥功能，与外界隔绝，没有外部，也就是说，毫无例外地统治[30]着外部，同时成为无法逃避的纯粹的“外部”。
如果意识形态就这样以一种双重的形式表现为认知但却是误认，那么可以理解的是，它不会预先彻底与认知的全部可能性相断绝从而与科学认知相断绝。而且，事实上，历史也在不断为我们提供科学的例子，这些科学通过“断裂”从作为它们基础的意识形态中诞生。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草率地声称的那样通过简单的“颠倒”，而是通过非常复杂的汇合的作用。在这些汇合中，一些物质实践在那些“理论的生产关系”——它们是意识形态的和哲学的一些要素——的制约下进行干预。
因此，意识形态在全部的实践及其抽象中占据一个关键位置。（1）只有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才有实践。（2）有一些局部的和领域性的意识形态。（3）意识形态倾向于统一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统治阶级为把自己构成为领导阶级和有领导权的阶级而斗争的后果。（4）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倾向于把被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要素整合到自己的体系中，后者就这样被它所吸纳。（5）意识形态通过把个人唤问为主体而起作用。（6）意识形态是双重的：认识-误认，暗示-幻象。（7）意识形态没有外部，同时又只是外部。（8）意识形态通过自己的各种斗争形式从外部支配[31]哲学。（9）意识形态是构成一切科学的“理论的生产关系”的一部分。（10）科学可以被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来“实践”，并被降低到意识形态的水平上。（11）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自发的意识形态与关于阶级斗争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融合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只有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才有阶级斗争，也就是说，才有政治实践。但由此我们就要讨论政治实践的问题。
注释：
[1] 1970年，阿尔都塞将一个文本即《生产关系的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见第43页，注释1）中的一些片段归总到一起，组成了《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研究笔记）》（«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 (Notes pour une recherche)»）一文，于该年6月发表在《思想》杂志（La Pensée）上。接下来的几页，阿尔都塞回应了那些指责这篇文章是“功能主义”，但也对推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可能性感到悲观的批评者。他的这个回应沿用了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130-172页）一章（当时未发表）两个版本中已经采用的策略。这个策略旨在借助历史实例指出，法国的资产阶级只有“以一场非常漫长、非常艰苦的阶级斗争为代价”——这场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封建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要反对工人阶级——才能在革命时期之后维持自己的专政。此外，下文第238-240页、第247-259页非常接近于另一篇对他的批评进行回应的文章，该文阿尔都塞曾于1977年授权以德文发表，次年授权以西班牙文发表，但直到1995年，它才以法文发表（《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收《论再生产》 ，前引， 第249-262页）。——原编者注
参见阿尔都塞《论再生产》（第七章、第八章），前引，第207-279页。另参见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研究笔记）》和《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收入《论再生产》，前引，第411-501页。——译者注
[2] 1976-1977年间，阿尔都塞领导了一场公开的运动，以反对法共即将作出的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决定。“公共服务”一词——阿尔都塞这一时期的论战性文本和讲演经常提到它——出现于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安克尔（F. Hincker）197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安克尔在其中断言“民主化”国家可以扮演这一角色。这一观念在安克尔、法布尔（J. Fabre）和塞夫（L. Sève） 的一本书（《共产党人与国家》[Les Communistes et l’État]，巴黎，社会出版社，1977年，第180页）中得到重复，该书为放弃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提供了辩护，并因此显示了法共领导层在选举胜利后参与“左翼政府”的野心。在阿尔都塞看来，国家可以化约为“公共服务”的仁慈提供者这种角色的想法——根据他在1976年专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份200页未刊手稿（《黑母牛：自我访谈》）中的措辞——概括了“非常可疑的、甚至是公开右翼的和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他从法共内部对这种立场提出了异议。——原编者注
“自我访谈”是法文版编者最初给《黑母牛》定的副标题，实际出版时被改为“想象的访谈（二十二大的缺憾）。同志们，这行不通！”参见阿尔都塞《黑母牛》，吴子枫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译者注
[3]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原文为“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直译即“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为了照顾“国家机器”这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固定用法，我们仍将其译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关于该词译法的讨论，也参见《论再生产·译后记》，《论再生产》，前引，第547-549页。——译者注
[4] 关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不同的方式“发挥功能”，参见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前引，第191页。需要指出的是，在《论再生产》中，“首要地”原文是“de façon prévalante”，在这里，“首要地”原文是“avant tout”。另，“发挥功能”原文为“fonctionner”，也译为“运行”。——译者注
[5] “干预”原文为“intervention... dans”，也译为“出现在……中”，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译为“而这需要国家出现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译者注
[6] “本身”原文为定冠词“le”，这里表示强调。——译者注
[7] 被划去的段落：“相反，关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对自己说：但是，既然国家是单一的，为什么还要谈论复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什么不谈论单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像我们谈论镇压性国家机器一样？揭示这种多样性有什么好处？特别是，为什么是这种多样性，既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清单’显然未完成，既然我们可以给它补充上医学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建筑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许还可以补充别的，甚至可能补充上经济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因为企业也是明显的意识形态灌输场所？有可能在一开始我提出复数作为一种开放的探究形式，同时又感到需要统一这种多样性。恩格斯本人不是说过——尽管是顺便提到的——‘国家是第一个意识形态力量’吗？它让我们有理由强调意识形态机器的国家特性，但它同时又暗示，国家强加给它们的这种统一性可以用一种统一的表达方式比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里用的是单数形式。——译者注）来表达，以把我们能够识别的全部多样性纳入进来。我承认，经过反思，我无法根据生产方式或根据历史时期，在洞悉根底的情况下断然作出决定。但我也承认，在我看来，考虑到阶级斗争——统治阶级想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它自己的成员和被剥削阶级的成员的赞同之上，就少不了阶级斗争——的整个历史，最好要让人们认识到，这种多样性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任何统一的先决的物质条件。”——原编者注
阿尔都塞在谈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除少数例外，用的是单数的“国家”与复数的“意识形态机器”（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 État），而在谈到“镇压性国家机器”时，用的都是单数（appareil répressif d’État）。关于这两类“国家机器”的单复数问题，可参见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前引，第273-279页。原编者注中所引恩格斯的话“国家是第一个意识形态力量”根据法文直接译出，另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7-308页：“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译者注
[8] “复辟”原文为“restaurer”，也有“修补”“恢复”的意思。——译者注
[9]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前引，第258页：“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因此，我们也就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叫作趋向下降。”另外，“规律”原文为“loi”，也译为“法则”。——译者注
[10] “政策”原文为“politique”，也译为“政治”。——译者注
[11] “趋势”原文为“tendance”，也译为“倾向”“倾向性”。——译者注
[12] 参见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以上所说的这几点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这种制度下的实际情况的趋势既然如此，那么，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时机使生活暂时改善的尝试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过：他们为工资水平而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为提高工资所做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劳动价值；他们必须就劳动价格与资本家讨价还价，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做商品出卖了。他们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如果畏缩让步，他们就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注意，在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这段文字里的“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被译为“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译者注
[13] 被划去的文字：“不像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样是复数的”。——原编者注
[14] “国家总统”原文为“la présidence de État”，也可译为“国家主席”，鉴于称西方国家首脑为“总统”已成惯例，故采用此译法。——译者注
[15] “政策”原文为“politique”，一般也译为“政治”。——译者注
[16] “一般利益”（或“总利益”）原文为“intérêt général”，通常也译为“普遍利益”。但鉴于阿尔都塞在本书中严格区分了“général（一般的）”和“universel（普遍的）”（参见第135页正文），这里改译为“一般利益”。——译者注
[17] 原文“PTT”，系“des postes et télécommunications et de la télédiffusion（邮电局）”的首字母缩写。——译者注
[18] “基础设施”原文为“infrastructure”，在涉及社会形态地形学时，通常译为“下层建筑”。——译者注
[19] 这里的“国家”原文为“nation”，有时也译为“民族”。——译者注
[20]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法国的工会组织和左翼政党（主要包括法国劳工总联盟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自愿与法国政府结盟。而1914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参战后，在其他交战国如英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译者注
[21] “政府”原文为“gouvernement”，是“gouverner”（控制、统治、管理）的名词形式，在福柯著作的中译本中，这个词往往被译为“治理”。——译者注
[22] “粘合剂”原文为“ciment”，也译为“水泥”。关于意识形态像“水泥”的比喻，还可参见阿尔都塞的另一篇文章《论文化大革命》（Sur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载《马列主义手册》（Cahiers marxistes-léninistes），1966年11月-12月号：“如果用建筑学的比喻（即房子的比喻：下层建筑/上层建筑），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代表了上层建筑的一个层面。用这个比喻，是为了既指出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上层建筑而非下层建筑）和它对于政治、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又指出它对于政治和经济的依赖关系。
“相反，如果我们要给出意识形态的具体存在形式，更好的办法是把它比作‘水泥’，而不是比作大楼的某一层。事实上，意识形态渗透到了大厦每一个房间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了每个个人与他们的全部实践、与他们的所有对象的关系中，渗透到了他们与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关系中，渗透到了他们与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关系中，渗透到了各种‘个人的’关系中，等等。意识形态就是那种在社会中起区分和粘合作用的东西，无论所涉及的是技术区分还是阶级区分。意识形态是对整个社会的存在来说不可或缺的一种客观现实。”——译者注
[23] “巩固”原文为“cimenter”，本意为“用水泥粘合”，其名词形式“ciment”前文译为“粘合剂”。——译者注
[24] “认出自己”原文为“se reconnaît”，其中“reconnaître”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关键词，也译为“承认”“辨认”。——译者注
[25] “误认”原文为“méconnaissance”，通常也译为“不了解”。阿尔都塞曾提出意识形态两种功能分别是“承认”和“误认”。参见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前引，第367页。——译者注
[26] 参见《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再生产》，前引，第289页。——原编者注
参见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前引，第475页：“然而，一旦承认这些世界观不符合现实，从而承认它们构成了一种幻象，我们也就承认了它们在暗示着现实，并且承认了只要对它们进行‘阐释’，就可以在它们对世界的想象性表述背后，再次发现这个世界的现实本身（意识形态=幻象/暗示）。”——译者注
[27] “兴趣”原文为“intérêt”，也译为“利益”“好处”。——译者注
[28] “事业”原文为“causes”，即前文中“原因（cause）”的复数形式。——译者注
[29] “显而易见的东西”原文为“évidences”，也译为“显而易见性”。——译者注
[30] 这里“统治”原文为“régnant”，原型为“régner”。——译者注
[31] “支配”原文为“commande”，原型为“commander”，也有“命令”“订购货物”等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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