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著
马城 译、匡红、素侠云雪 校
1989年9月20日
原按：本文最初是作为雅各布·莫奈塔（Jakob Moneta）文集《给无权力的人更多权力》（Mehr Macht für die Ohnmächtigen，法兰克福，1991年）的序言出版的。从1948年起，莫奈塔（1914—2012）便成为第四国际成员，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斗争、德国工会和其它群众运动。
德国革命的三次失败
一
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之际，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人们对这场革命是否“得不偿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争取人权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其中那些耸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和旺代起义造成的伤亡又如何评价呢？
我们不想详细谴责一种历史“清算”的谬误，它一方面将反革命（包括拿破仑战争）的受害者归咎于革命，另一方面没有将革命的受害者人数与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受害者进行比较，例如宗教裁判所、圣巴塞洛缪大屠杀、17世纪和18世纪对农民的迫害、最后四次路易斯的王朝战争，而饥荒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对死亡人数的过分关注引发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难道不应该把革命胜利的代价与革命失败的代价或失败的代价与革命失败的历史后果相提并论吗？无论是在直接受害者的数量上，还是在长期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上，这些后果导致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德国自16世纪以来的历史——可能与印度的历史一样——最能证明这种比较历史分析的重要性。
在近代史上，德国有三次革命：作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德国农民战争；作为晚期资产阶级革命的1848—1849年革命；作为同时需要完成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1918—1919年革命，以及其在1920年反对卡普·吕特维茨政变的总罢工期间和1923年反对库诺的总罢工期间的复兴。三次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德国人民和全人类为这三次失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且其远远超过了一场胜利革命的代价。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王公对农民的胜利，巩固了德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分裂。其带来了三十年战争的恐怖，摧毁了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并导致人口和生产力的灾难性下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抑制了从商业和银行资本通过家庭工业和制造业到现代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一个世纪以来，荷兰和比利时这两个小国的制造业生产比德国还多。
导致了纽伦堡、科隆和汉萨等繁荣的贸易城镇的衰落的不是地理因素，而是统治阶级权力和政治结构的模式。否则，人们无法解释列日和瑞典工业的同时崛起，这些崛起的工业区距离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新贸易路线几乎与纽伦堡、科伦或吕贝克一样远。几个世纪的停滞不前——这就是1520年革命失败的代价。
资本主义在西德、西里西亚以及德国中部部分地区和普鲁士缓慢兴起，为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第二次历史机会。这是一场晚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且注定了这场革命的悲剧结局。
当时已经有新兴的、活跃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在莱茵兰，有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想要效仿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因此，与1789年以后的法国相比，“社会问题”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更为广泛和不可避免。这是有客观原因的，而并不是像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内的一些历史学家所声称的那样，革命的失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激进分子的“错误策略”的结果。
正因如此，资产阶级很快就溜进了反革命的阵营。无产阶级力量弱小，不能取代资产阶级并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因此，在朗格尔领导下的沙皇军队的帮助下，普鲁士—哈布斯堡反革命取得了胜利。
这次革命的代价是德国的分裂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相应地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资本主义不但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甚至落后于比利时。
加上1525年革命失败的后果，1849年革命失败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比其经济影响更具破坏性。半封建的政治权力结构空前加强，特别是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等地区。国家机器的决定性部门，尤其是军事、外交和司法部门，仍然由贵族主导。由俾斯麦创建的霍亨索伦小德意志帝国的特点是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与普鲁士容克贵族的政治统治杂糅在一起。哈布斯堡君主制的情况更是如此，那里的现代资产阶级比威廉帝国更为孱弱，这是由于作为部分民族问题的拥有更强的话语权的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地主贵族。
德国这种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道路的特殊方式，没有像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美国那样在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标志下实行自由—保守统治的中间阶段，反映在政府的某些政治形式和相应的主流意识形态上。
在19世纪下半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包括极端保守主义，在统治阶级中并存。其中没有“纯粹”的保守主义。部分贵族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它们与殖民主义扩张相对应的因素结合，产生了极端的反人类观点：军国主义、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激进的大国沙文主义、反犹主义。
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杂糅比最初的德国更危险——例如1890年或1900年英国的种族主义，更不用说美国了，肯定比威廉姆帝国更有影响力。与此同时，反犹主义在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奥匈帝国和俄罗斯也比德国更强烈。
但是，自由和保守两派对抗的历史结果——这个公式显然非常简单——在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德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只有日本和俄国经历了类似于德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心态（意识形态，思想形式）的发展，因为它们也没有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意大利和西班牙是两者之间的过渡现象）。
缺乏一场成功的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自由主义传统、公民勇气的缺乏，捍卫“纯粹资产阶级”人权观念在德国社会的广大阶层中相对软弱。在大资产阶级中盛行的是臣民的心态，而不是公民的心态。它也影响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它甚至表现在部分工人阶级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
它与晚期贵族思想和强调服从的自由帝国主义心态相结合，并显著体现在对国家和军国主义的积极态度中。“命令就是命令”：这条诫命是1848年后德国社会的典型特征，但在经历了一场胜利的内战的国家里，这条命令变成了对它的否定，至少在很大一部分民众中变成了：“禁止就是禁止”。
1900到1914年间极端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是中等保守派，因此自由主义者之间也是不一致的）之间的对抗一般随着自由主义者的胜利而告终，在法国（德雷福斯派）、英国、美国、比利时和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瑞士，甚至某种程度上在意大利也是如此。只有德国、奥匈帝国、日本和俄罗斯走了另一条路：这些国家都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或部分成功的经历。
这种主体意识的长期主导将对德国和日本的历史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同样的情况没有在俄罗斯发生归因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尽管缺乏民主的传统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包括巩固了苏联的热月政权，即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
二
随着现代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一个新的政治角色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无产阶级。其的社会地位、日常斗争、历史利益，与晚期封建/帝国主义早期的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我组织和自主活动展现了无产阶级的进步形象：“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实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无产阶级日益壮大给同时代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以前被蔑视、贫穷、浑浑噩噩的工薪阶层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就是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而不是所谓的选举结果。
毫无疑问，也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倾向。特别是在《反社会党人法》（1878—1888）和相应的对自发运动的限制的影响下，一种的“垂直主义”因素——一种自发的、盲目的服从——不止渗透进了社会民主党当中，尤其是在工会当中尤为突出。日益官僚化及其日益增长的权力可见一斑。罗莎·卢森堡正确地谴责了从资本主义工业通过官僚适应普鲁士—威廉国家而强加的纪律发展到宣布纪律为绝对价值的过程。这一趋势似乎印证了这种观点，即德国不可能发生工人革命，因为所谓的革命者会在占领火车站之前购买月台车票。
但如果更仔细地观察1900至1923年间，包括1890至1930年间德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就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这种说法其实过于夸张了。这歪曲了真实的历史，考虑到1945年后的“集体指责”神话，这甚至是一种诽谤。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与德国工人阶级自我活动和自我组织的增长相矛盾的趋势是次要的，工人运动的持续发展仍然是主流。
要想证明此点，只需看看社会民主党（后来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和德国共产党（KPD））地方支部在其作为群众党的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所进行的热烈讨论即可——这些争论所产生的影响及在连续几次党代会上的分化；地方每日新闻的报道和自我活动；1914年之前部分自发的罢工运动，但最主要的是在1917年至1923年期间；大规模示威的活动——所有这些都以反对卡普—吕特维茨政变[1920年]的总罢工为标志，这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成功的总罢工。
列宁在1920年正确地写道，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多数人就已经出现了机会主义——顺便说一句，他对这一点的认知不如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那么清楚——但1914年之后的德国工人阶级比世界上除俄国外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更加激进并保持着自己的影响。但是到了1920至1921年形势发生了变化。
因此，德国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弱小的）自由资产阶级，将社会民主主义视为对抗威权国家危险的唯一手段，这绝不是巧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社会民主党的成功，特别是它在1912年和1919年的巨大选举胜利。现代工人阶级既是解放劳工、解决社会问题的斗士，又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悬而未决的任务的力量；正如《国际歌》的德语歌词所说，它为实现人权而战。
鉴于这一历史趋势及其蕴藏的巨大潜力，1914年8月4日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是当代德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从1914年8月4日到1919年冬春德国革命的失败，再到1920年和1923年革命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到希特勒夺取政权。
1914年8月4日，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向德意志帝国主义投降，开启了背叛工人阶级的先例，系统地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牺牲了失业者的利益，这使工人阶级内部严重分裂，使工人阶级陷入瘫痪。它不仅意味着限制工人阶级独立自主与追求解放，让工人阶级融入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社会；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肯定国家和军国主义，以及在军官面前“立正”的顺从心态，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屡屡受挫，这对德国公民社会造成了如沉重的影响。
从1914年到1933年的纳粹独裁政权，这部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本身并没有成为弥补公民勇气缺失的力量，而是成为问题的部分。这不仅表现在批准战争贷款，与最高陆军司令部的密切合作以及诺斯克1920年的暴行上。它还反映在正式的法律文件当中，其在希特勒被社会民主党选举的帝国总统冯·兴登堡陆军元帅任命为帝国总理后达到了荒谬的地步。这种形式主义意味着顽固地拒绝反对纳粹的总罢工。在1933年2月和3月，这样的罢工仍然是可能的，数百万德国工人要求举行罢工，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议会腐儒主义的可悲胜利只不过是顺从臣民心态之路的终点。
但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并没有自愿走上这条道路。他们持续不断的、甚至有时是猛烈的反抗它。这种群众性的反抗，最明显地表现在1918到1919年的革命和1920年革命前的形势中。
德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1918年11月、12月和1920年3月那样，如此接近于解决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死结，实现图霍尔斯基关于“军队必须下台”的要求。一个代表会德国（译按：即苏维埃德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与其说是对俄国的模仿，不如说是为了缓和德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矛盾和提振德国工人阶级胜利的决心。
多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不能用阶级合作，抑或是“社会市场经济”的说法来消除1918—1919年的革命。他们虚伪地表示：社会化无论如何都会发生。以“有序”的方式进行不是比混乱更好吗？拉罗什富科认为，虚伪是邪恶对美德的致敬。这个虚伪的社会民主党口号在某种程度上是反革命对可能革命的致敬。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军队和民间“精英”之间的合作，以及革命领导层中软弱的和尚未完全形成的特点，导致了1918—1919年和1920年革命开端的失败。德国人民、工人阶级，然后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为革命的失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尽管曾有过相反的尝试，但魏玛共和国仍然由威廉帝国的传统“精英”统治，特别是军队、司法和外交部门。只有在州和地方政府，特别是在普鲁士和德国南部，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力量才取得突破，但在1930年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因自我限制而陷入瘫痪。甚至在国会大厦纵火案之前，他们就在没有任何反对的情况下突然被帕彭政变（Papen Putsch）和“国民政府”消灭了。
工业和银行业的大企业不是在1933年，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几乎没有例外地加入了这个邪恶的联盟，剩下的只是机会主义的问题，即在消除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时间上存在分歧。只要社会民主主义仍然能够遏制迫在眉睫的革命，它就会被容忍甚至于得到支持。一旦权力天平发生了的变化，他们就开始考虑消除这种平衡。摩尔（Moor）已经尽了他的责任。1933年5月1日，那些背叛1918—1919年革命的人受到了背叛的惩罚。
反革命和统治阶级不懂得感恩。德国社会民主党通往威权国家的道路是一条死路。但是，纳粹统治及其野蛮后果让德国工人阶级、德国人民和全人类为第三次错失革命胜利的机会付出了惨重代价，而这也是三次革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
1919年的镇压革命的结果导致了1933年的极权主义——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二者逻辑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
由于资本主义的国际性，三次失败的德国革命在随后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德国农民革命的失败使法国在欧洲大陆获得了军事优势，这将专制主义的统治延长了至少一个世纪。经济上较贫穷、欠发达的英国比富裕的法国早一百年进行了国内革命。与此同时，巨大的资源被王朝战争、宫廷贵族奢侈消费所浪费，剥夺了他们积累产业资本的机会。与三十年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在德意志造成的饥荒一样，周期饥荒也是专制主义在法国生存的部分原因。
普鲁士容克统治至少间接地产生于1525年王公们的胜利，反过来又巩固了沙皇俄国的容克统治——这种巩固在拿破仑战败后的“神圣同盟”中得到了最强烈的表达，它减缓了东欧和中欧的历史发展至少半个世纪，1848年革命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两次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使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德国工业和德国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充满了风暴。不平等叠合发展规律在世界市场上以一种爆炸性的方式显现出来。
由于发展得太晚，德国帝国主义发现世界市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了。虽然德意志帝国主义比其主要竞争对手英国和法国发展得晚，但是在19世纪末，它在生产力和工业发展方面迅速领先于这些竞争对手。它获得了甚至1918年的军事失败也无法消除的优势。由于缺乏一场胜利的国内革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陈旧的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加剧，这阻碍了商业性的全球扩张战略。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替代战略才取得突破（暂时还不确定这种战略会持续多久）。
因此，对德国大企业来说，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固有的在世界市场上扩张的动力，从一开始就带有军国主义侵略的特征。以实现统治世界为目标，旨在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首先是在东欧（俄罗斯），然后是海外。他们对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负有共同责任，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主要责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缺席及1918—1919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都是德国帝国主义畸形发展的历史结果。
1918—1919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以及1920年和1923年被扼杀的革命可能性（法国、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对此负有不可忽视的责任）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德国和奥地利革命的胜利统一起来，会使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中欧和东欧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即使没有扩展到法国或英国，这个社会主义联邦也会改变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
苏联的苏维埃热月本可以得到决定性的平息，欧洲大部分地区将免受大萧条的摧残，斯大林和希特勒都不会存在，奥斯维辛和古拉格也都不会存在，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也不会发生。
帝国主义的危机将提前二十年爆发。1918年至1945年间在世界各地至少一亿人将得以幸存。这就是继前两次失败的革命之后，第三次德国革命失败导致的悲惨结局。当然，其中一些只是推测。人们不能用基于“如果……会怎样”公式的想象来取代真实的历史进程。但在有足够的经验材料的情况下，承认一个因果链是完全合理的。
任何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在威廉帝国崩溃后的最初几个月和几年里，德国和俄罗斯革命的可能性被当时的人自己认为是现实的，也许国际反革命派比共产国际更这样认为。人们只需要看看温斯顿·丘吉尔和福煦元帅的声明，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国际资本，尤其是美国的资本，试图同时巩固和驯服德国的资本主义——巨额银行贷款加上赔款政策——直接导致了1929至1931年的经济和金融灾难，直接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如果没有这一连串的原因，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就不会有机会从1929年起恶魔般地发展。如果没有从1914年起军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膨胀，以及革命失败后其因革命失败而几乎无限制的泛滥，希特勒是不可能出现的。
从1920年起苏联工人运动日益瘫痪，客观上可以归因于饥饿和经济的混乱，主观上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有利于革命因素的减少。如果将苏维埃德国与苏维埃俄国合并，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以官僚专政的斯大林主义为形式的苏维埃热月取得胜利的这两个决定性时刻。德国工业和俄罗斯市场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联合起来，本可以迅速摆脱最严重的危机。这不是推测，这是经验可以证明的。
因此那些对德国革命失败负有责任的人，是人类历史上的罪人。他们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可以把世界从希特勒、斯大林、原子弹和第三世界的饥饿的恐怖中拯救出来。
革命和反革命是由人创造的。当然，阶级、政党、领导人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阶级和政党本身是由人组成的，每个个体都有其主观性，就像“杰出人物”一样。如果说后者在革命的兴起和失败中都占据着主要地位，那是因为主观因素——洞察力、决断力、最清楚地表达阶级利益的能力、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并带领他们行动的能力等等——在历史进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上起着关键作用。
反革命的胜利以“败者为寇”（Vae victis）为特征。反革命清楚地知道，当“煽动者”的言论与广大群众的起义相吻合时，对统治者是多么危险（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相信是“煽动者”引起了这次起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犬儒主义者不能用这个“论点”来为暴力镇压辩护）。在反革命胜利的战场上，被谋杀的革命领袖比比皆是。1525年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被谋杀，1849年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lum）被谋杀，1919年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雷奥·乔吉彻斯（Leo Jogiches）、胡戈·哈斯（Hugo Haase）、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尤金·莱文（Eugen Leviné）被谋杀——主要是在前一场革命的两个主要地点，柏林和慕尼黑——代表着在失败的革命中被谋杀的成千上万的人（1848年，如果把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加在一起，被谋杀的人数是一样的）。
历史似乎站在胜利者一边。这不仅是因为胜利者书写了历史，而且还因为人们常常把这说成是司空见惯的事。近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点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主要是因为胜利本身似乎决定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决定着千百万人的命运。
但短期决策和长期影响必须分开。革命爆发是因为某些社会经济和（或）政治因素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不再为最广大的群众所容忍。反革命胜利之后可以暂时镇压人民群众。但他们不能真正改变现实的滞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最成功的反革命势力也会继续潜伏在表层土壤下的原因。这就导致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他后来对1848—1849年失败的革命的历史评价中指出的悖论：胜利的反革命，至少在德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失败的革命的良好执行者。
胜利了的反革命，只能开历史的倒车。但是，随着生产力继续发展，历史进步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基础继续扩大，反革命迟早是要灭亡的。先前被击败的人崛起为新的、更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德国农民战争失败与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间的巨大差异。农民战争的失败为未来三百年的德国带来了灾难，而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后果仅维持了在15年，之后德国的工人运动再次兴起。
这种更深层次的历史辩证法并没有改变受害者眼前的人类悲剧。逝去的人不能复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只有他们的后代会缅怀他们。杰出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人物的消失对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活着的罗莎·卢森堡本可以改变德共未来的历史；如果她还活着至少会希特勒夺取政权变得更加困难。
死者并不能复生，但革命思想会薪火相传。历史是严厉但公正的法官。它无情地把对人类进步和解放有价值的东西从刽子手、施虐者及其辩护者的诡辩中分离出来。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上的政治学中，历史会恢复其名誉。
没有人记得巴特弗兰肯豪森（Bad Frankenhausen）中某位胜利王子的名字。但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untzer）的纪念碑和维尔纳·图布克（Werner Tübke）的巨幅油画至今矗立在巴特弗兰肯豪森。杀害我们罗莎的凶手将在德国被唾弃，而不久之后，罗莎·卢森堡的纪念碑就会矗立在柏林的兰德维尔运河上。它已经存在于成千上万人的心中。“你们胜利了”这句话从未像现在这样适合革命失败的牺牲者。正如俄国和波兰革命者在1905年革命中唱道：“不朽的牺牲者……。”正如俄国和波兰革命者在1905年革命中所唱的那样：“不朽的牺牲者……”
这是一个近两千年历史的教训。罗马统治者把成千上万的奴隶钉在阿皮亚大道的十字架上，以惩罚他们敢于反抗奴隶制，而他们的名字已经被遗忘了。另一方面，斯巴达克斯这个名字，只要还有人在思考和战斗，就会一直存在下去。斯大林和拉科西（Rakosi）的名字只会被苏联和匈牙利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怀恨在心。被他们杀害的布哈林同志和伊姆雷·纳吉（Imre Nagy）同志已正式恢复名誉。而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
司法部门和法院通常描绘成盲目的。“法律就是法律”，并不总是与正义有多大关系。盲目的法院无情地打击左派，然后打击右派。但是，如果说世界历史是世界的审判，那么尽管表面上看是暂时的盲目，长期的客观正义却占了上风。从长远来看，历史对1525年、1848年和1918—1919年被打败的革命群众及其敌人的亏欠是不可否认的。
这在1918—1919年失败的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今天谁能否认希特勒是20世纪最大的恶魔？今天谁能否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场胜利的社会革命本可以将把德国和世界从这种野蛮行径中拯救出来？
一个特点是，在所谓的历史学家的争论中，“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他们自己先前的观点，他们否认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和掠夺性计划在一战前、一战期间和一战后与第三帝国的连续性，以解释希特勒是“布尔什维克恐怖”的结果，甚至为其辩护。这相当于为1918年至1919年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的帮助下镇压德国革命辩护——这导致了冲锋队/党卫军的出现，并融入纳粹的抢劫和谋杀政策。
为恢复1918—1919年的代表会（council）运动和革命的名誉而斗争意味着为历史真相而斗争，即在面对德国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时，它是唯一可实现的替代法西斯主义的方案。其他的一切都最终导致希特勒或类似的人的诞生。在西方，特别是在联邦德国（西德），我们迫切需要这种公开的历史。我们必须为之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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