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表我2003年在某大学的《原罪》稿
2007．1．3．
我们改革开放是遵循小平说的，不争论。不争论本来对于右派有利，对于暴富阶层有利，他们可以静悄悄地发大财；也对于“改革开放主流派”有利，而对于揭露和批评他们的“非主流”不利。
但极个别思想家特别有天才，总想为暴富阶层做公开代言人。发了大财的人，绝大部分非常“低调”，也有极个别的人不安心，想为自己“正名”。于是他们在2002年十六大前后，2003年两会前后，在法律上想使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理论上借用基督教的概念，说中国暴富阶层有“原罪”，要求国家在最高领导人换届的时候，仿效历史上“大赦天下”，正式予以赦免。 始作俑者是北京房地产大腕冯伦，中央党校教师出身。正式提出者则是但是已经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改革风云人物”的张维迎。经过媒体炒作，很快形成了社会舆论，许多人参与了讨论。我也做了长篇发言，发表在网上。
“原罪论”当时没有取得共识。 不仅左派和群众舆论反对，自由派也不支持。全国工商联开过一次会，北大法律教授说，原罪之说不科学，如果说有原罪，那么只能赎罪，不能赦免。茅予轼先生也发言，说不要再提原罪了，好象民营企业家里面没有好人似的。
2006年底，有记者来采访我，说政府抓了几个人，包括中国首富，于是“原罪论”又盛。影响到中央。重庆市委书记和国家统战部长都出来安抚，说是要最大限度地宽容历史上的不规范问题。 工商联更加积极，光彩事业的论坛有600个民营企业家参加，胡德平主席几次讲话，说民营企业家没有原罪，以前的不规范行为是迫不得已，迫于潜规则。说反对民营企业家就是否定改革开放等。
这样的命题从来不是我们“非主流”提出来的，我们的意思也是不要炒作，依靠中国智慧，通过一个历史时期逐步解决。但如果有人一再提出，我不得不再次回应。先把2003年的稿子修改以后刊出。
中国暴富阶层的“原罪”及其出路 （之一）
杨帆 2003年9月14日
这几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达成共识，发展为中国特色的“极右思潮”，张五常和张维迎是代表人物，2003年初张五常因为在美国偷税漏税被判罪以后身败名裂，张维迎就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旗手”。中国一部分特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组成了“领袖年会”。请张维迎去说，你们下面这些听课的企业家资产都是上亿的了，中国这个民营资本啊，是暴富阶层，有原罪，你们怎么发的财啊？大家忏悔忏悔吧。有人上来说，“那你就审我吧（这纯粹是逗着玩，典型的金融资本风格），张维迎你就是我们的神父，我们向你忏悔。”
然后上来几个人，这个说我走了私，那个说我卖过假货，反正我们或多或少都不太干净，行行行，我们承认了。承认了怎么样？你是神父，我们忏悔不就完了吗？忏悔完了，以后我们就没罪了啊。
后来这事被这些人广泛传播、炒作，比如我去湖南，大家都在传这件事，传到全国企业界和学术教育界。实际就是在我们党开十六大前后，由张维迎为代表，提出一个“原罪论”，就是说，看你共产党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人？ 2002年抓了刘晓庆，有钱人一看，下一个阶段就是要跟有钱人征税啦， 有人这样会影响投资安全。张维迎就说咱们大赦吧，新的领导人上台，学一学古代新皇帝上台大赦天下，咱们也大赦一回。 二十世纪什么贪污的、偷税的、漏税的，忏悔一下就算了，赦他们无罪，以后再也不许贪污了。从二十一世纪以后大家就按章纳税，也不要再行贿、受贿，不要再腐败。
这个问题可不是左派提出来，也不是政府就真想整有钱人，这些暴富阶层的个别代表人物，自己觉得应该在中共十六大前后，在修改宪法前后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见。
法学界则有人提出修宪，宪法十二条说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说那私有财产也应该写上神圣不可侵犯，公私对等。他们利用修改宪法的时机，想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以求和公有财产平等。后来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因为全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宪法里面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条款，“神圣”二字是不能写的，因为写“神圣”二字意味着不许追查来源，他们意思就是你别管我钱怎么来的，反正偷、骗、抢来的钱，修改宪法后就不能再追查。
我认为，“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共产党领导打天下打出来的，以国家的名义没收官僚买办资本，成为最初的国有资本，这是革命合法性，是国家合法性所在。除非你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就不能否定国有和集体财产的来源的正当性及其合法性。
改革25年以来，出现暴富阶层，一部分财产来源不明，或者使用了非法手段，或者利用了法律的空隙。正因为如此，早晚要出现合法性的讨论。结果是私有财产不能“神圣”，同时把公有财产的“神圣”也去掉了。公私对等，我没意见。有没有意见也没用，人家上面开会也不请我们去，请的多是自由派人士，主张公私财产一体化保护。弄了半天，“神圣”二字是都没写，“神圣”二字写了就没办法追查了。
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先把中国暴富阶层的财产来源和它的性质做一个报告，之后再把新自由主义的背景做一个报告，再之后提出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国暴富阶层是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或者说算不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现在的财产分布情况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反映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已到46%，远远超过发达国家，资产占有情况，如果加上外逃部分（不少于1000亿美圆，可能更多）。小平在改革初期说让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已经完成头一半。但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少数人确实以惊人的速度富起来了，但在手段上，一部分人没有遵循小平说是通过“正当经营和合法劳动”，实际上发展这么快，肯定是一种资本原始积累性质，除了极少数科技发明的人以外，多数肯定离不开“偷骗抢”和权力关系。手段不正当不符合小平意思。
第二，少数人先富也不可能自动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但是许多人看不出来（笑）还想跟着他跑呢，说大款富了，我也跟着他跑，去给他开开汽车，搞搞按摩，是不是我也能跟着富起来？但少数人的奢侈需求拉动不了中国大多数人，也就这么多了。我们来看看大多数人富起来了么？中产阶级形成了么？没多大可能性。国际上早已经认同了，只不过是中国经济学主流派在骗大家。搞这样一个书店确实是有意义的，提出真实世界书目，教大家看一些真实的书，你们现在学的教材，以及许多经济学家讲的东西，都是骗大家的。欺骗之一，就是少数人先富能拉动总需求，然后带动大多数人富起来。两极分化如果不采用我们建议进行调整，还会继续分化下去。没有什么市场经济自动发展，让一部分先富，满足了他的需求，通过给他服务，就会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这是新自由主义编出来的一套骗人的东西。之二，就是说，富人边际投资倾向高，这没有错，问题在于，投资过剩，中国人没有购买力，就是两极分化造成的。
我们先估计一下，这个暴富阶层现在掌握了多少财富。按照社会平等的经济系数，超过0.3这个国家就是不平等的，到0.4那就是极不平等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0.46，如算灰色收入，有的学者估计，可能还要再加十个百分点，即中国现在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至少在0.5以上。反正是现在内需起不来了，农民买不起城里的东西。从学生家庭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情况极其恶劣。不知道你们学校怎么样，我到四川去，四川尤其明显，学校公开给富有家庭的孩子盖招待所，反正学校也穷，学校也顾不得脸面了，说学生平什么等，你们老子不平等，你们也平等不了，学校就公开表现出来。一边是穷学生，住学生宿舍六人一间，十人一间，特挤。到那一边我一看，豪宅，我去了都住不了那么好的房子，这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就住这个。你在大学里边就搞这套，像话吗？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者搞的，一帮混蛋。但它也是事实，学校为了创收，就从有钱人家的孩子住宿上创收。不平等到什么程度！这东西还不让说，说了就是反对改革开放？就从不让说这点也反映中国是极不平等的。只要这么下去，中西部就不可能发展，有钱人往沿海地区在集中，这势头非大调整不可改变，小调整没有用。（鼓掌）
为什么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左派右派都有不同的解释，两派都有片面性。左派说你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范畴，一系列资本的范畴，劳动力成资本，一切是资本主义的罪恶。按照他们最极端的思路，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四清，把国门一封，搞工作组，从二十五年前开始查，谁下海了，追出来，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彻底来一回，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有原罪嘛，生出来就有罪，几乎都跑不了――我估计赵忠祥可能跑的了，可能也就这几个人没罪――赵忠祥也买豪宅了，一查，说你交税了没有，交了就拉倒。其他人我看，怎么也能查点毛病出来。确有原罪，开始第一笔钱不正当，贷款没有财产担保，注册没有资金。 一般是依靠单位和权力部门担保的。所以按照左派的说法，从二十五年前开始揪，基本就揪的差不多了。
按照右派的说法呢，一切都是权力腐败造成的，资本是革命的力量啊，资本就是瓦解权力的。所有坏事都是权力造成的。要继续通过国际化让外资引入进来，通过资本力量瓦解权力，这才是改革开放。
在右派眼里，中国暴富阶层是改革开放的正面成果，他们自认为共产党有人提出“三个代表”就是要代表他们。关于不光彩的起家史，需要理论家辩护，说谁起家是光彩的？你要往前追，全是不光彩，马克思不是说了吗，原始积累就是靠暴力，天经地义。我就残暴了，就不公平了，怎么着吧，这是历史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也逃脱不了历史规律，最后还不是一小撮人利用权力发财了么。想发展就得认，不认就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右派说的也有一定道理。马克思也承认历史上原始积累的基本作用，但马克思也批判它的不合理不公平。新自由主义歪曲马克思，说理应如此，完全没有批判。贩卖黑奴又怎么样，非洲死一亿人又怎么样呢，说明你是劣等民族，谁让你打不过人家。拉美那边还灭绝了一亿呢，你们知道是用什么办法吗？这次SARS应该知道了吧，就是用传染病。当时欧洲闹传染病闹的很多，流行天花，从小就得天花，也很残酷，死了十分之一的小孩，没死就有免疫力。欧洲那些流氓，活不下去的那些人，就跑到拉美，把得过天花的人的毯子送给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没有免疫力，很快就灭绝了。传染病毒，拿枪打不死那么多人，成本太高，按照我们学的科斯收益成本理论，杀一亿人至少要一亿颗子弹，打一枪还有打不着的时候，那也挺费钱的。（笑）
人家不用这个，就是交朋友，我有天花免疫力，你没有，这个褥子有天花病毒，回去一传染，全死。历史上细菌武器是最厉害的。民族之间确实这么残酷，也不单独是西方人坏，种族之间可不就这样吗？成吉思汗打欧洲，城堡打不下来，把鼠疫人尸体用云梯甩到欧洲城堡里。估计蒙古人从小就生活在草原上，老鼠比较多，他们有免疫力了。（笑）
欧洲这边没免疫力，就因为鼠疫，欧洲死了三分之一人口。原始积累就这么残酷，你要承认这个东西，这么比起来，中国暴富阶层还不算太残酷，不就是贷款不还， 偷税漏税，偷点国家资产吗？反正国家财产也没人管，偷就偷了吧。右派有自己的道理，就这样了，哪有那么公平的事？
中国经济学家大肆宣传的制度学派，被少数新自由主义者歪曲成为弱肉强食理论：他们说，我现在欺负你是因为我有能力欺负你，所以我欺负你就是天经地义的。谁替被欺负者说话就是反对历史进步。
左派、右派都有片面性。我不是左派，因为我对计划经济体制有批判，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权力。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确有欠缺，他们说的是收归国有，收归国有之后呢，所有权是国有，但实际上控制权是谁？前天晚上我还和一个老左派辩论，我说你们别以为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就维我独尊，你们是教条主义，对计划经济原有体制没有反思，在中国工业化中确实起了进步作用，但人民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直接当家作主缺乏操作性。人民太多，总得选出一个代表来，但谁来代表人民呢，就是这个问题。在西方是代议制选举，按照多数票。多数票也有问题，我不认识你怎么选你？谁有钱有名就特别容易选上，因为有钱的人在选举中总占优势，他可以买通记者，赞助报纸、电视台，让大家都知道他。其他人不知道。
西方代议制也有合法性，毕竟大多数人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仗打出来的，为什么能代表人民，因为打仗打赢了，有合法性，也能代表人民。我为什么当头儿，因为我们这伙人打仗，把你们打败了，也有道理。还有一种宗教合法性，比如说西藏，有一套宗教规律，大喇嘛集团说了算，大家也认。你觉得没道理，人家觉得有道理，人家信这个，信就有道理，这也叫合法性。什么叫合法性啊？就是大家认可你当头儿。说皇帝死了，他三岁的儿子当头儿，也能行吗？那当然了，这天下都是他领导打的，他儿子三岁就坐在这儿，你不服气啊？你不服气你们得互相斗，还得打内战，国家就乱了。干脆省了，嫡系儿子孙子继承，叫家天下，传多少代，这个继承成本比较低（笑）。
比如有五个大功臣，当宰相副宰相，辅助三岁孩子当皇帝也有他的道理，反正在当时大家都接受了，能保持稳定和平就行。
现代世界，民主共和是主流，不能搞帝制家天下。没有仗可打，就只能民主选举。我跟左派不一样，他们特别强调国有制第一，国有企业至上，我说是国家利益第一，国家战略产业至上。
国有制有制度欠缺，人民无法直接管理国家，只能把它委托给干部，所以不能太多。在计划经济下，大量国有企业都是通过行政体系来控制的，那是干部集团而不是个体干部。现在干部个人权力很大，成了个人意志。 在计划经济时期，干部权力很小。我在工厂八年，我是厂长助理，厂长真是一点权力没有，没有权力开除工人，没有权力扣奖金，那时也没有奖金。厂长没啥权力，只能带头干活，还要整天巴结工人，特别是那些有技术的。工人不干活他一点办法没有。厂长权力小还体现在没有财权，一个工厂要买个钳子是可以的，但不能超过一百块钱。如果机器上坏了一个螺丝，哪怕这个螺丝钉只有十块钱，厂长都没有资格买，机器就停下来，这属于固定资产大修理，要报计划到主管部门计委批准，过一年计划下来，说你可以修机器了，才能修。你说厂长有啥权力啊？在计划经济下，干部是以集团形式存在的。人民几次委托，把自己名义上的所有权委托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委托给国务院，国务院委托给行政系统，分四级管理，中央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国家通过干部系统不仅控制国有企业，而且控制大部分集体企业，城里边有大集体，小集体，估计老师没讲过这个，都是西方那一套XYZ，你们不知道中国怎么回事。
中国还有农村，国家通过人民公社控制农民，名义上说地是集体的，实际上是国家控制，农民有啥自主权啊？生产队长能管啥啊？就是敲钟让大家上工。农民自己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粮食卖多少钱，农药化肥多少钱，都是国家定的。自留地也受限制，鸡不能太多，鸡蛋可以自己吃，拿出去卖就是“资本主义尾巴”。
管到这种程度，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通过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全部要管。所以不要美化和丑化计划经济，我们说计划经济在当时能够集中资源完成国家原始积累。 有些事管得过严了。比如两种身份制度，农民要饭都不许出来。使得一部分非常聪明的农民子弟，在改革以来上了大学以后，持坚决打破铁饭碗的极右立场，他们说工人是计划经济下的特权阶层。这是中国极右思潮的来源之一。他们从小受到了两种身份制度的歧视，心理受到了伤害，他们就是恨城里人。
资本原始积累是客观历史阶段，谁也绕不过去，后进国家要加快社会发展，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都使用国家积累方式。计划经济三十年，积累民间财富，用计划控制消费，把财富用到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有几次失误，大跃进一次，三线一次，文革一次，损失巨大。但成就是主要的，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完全否定计划经济，说赶超战略根本就不该搞。 中国没有原子弹那还行啊？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包括中国三代人付出重大牺牲，牺牲自由，牺牲消费，牺牲个人发展，都为国家积累。积累的钱由于计划经济决策失误造成浪费，但个人贪污比较少。
计划经济留下一个权力架构，1978年大家要改革开放是正常的。那时我26岁，在工厂里面，大家确实感觉这套东西不行了，理想主义太强，你不可能改变人性，想超阶段超不了。这么一个架构没有个人自由，也没有社会，全部融进行政权力体系里边去。 毛主席也看到计划经济难以避免官僚化，所以才想搞文化革命，只可惜失败了。
中国改革的起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国家科技力量相当强，与世界科技实力相差不远，原子弹之后就有氢弹，洲际导弹，运十飞机只比欧洲差三年，接近于美国波音707水平，中国人自己造的。改革开放这二十五年中国重大科技突破少，美国倒是在新经济方面大幅度发展了，那中国的科技水平与国际间的差距比25年前是大大地拉开了。
计划经济属于人民做出牺牲，国家强大了，改革开放25年是国家财富向民间转移。全国老百姓都得到好处，但是太不均衡。1995年以前应该基本肯定，不能否定历史。右派否定计划经济，左派否定改革开放，都不对。
中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在历史上是站的住的。在这个期间首先对外战争我们连续赢了，我从来不认为经济增长是硬任务，发展是硬任务，首先体现在打仗上，打仗才是硬任务、才是硬指标呢（鼓掌）
中国历史上本来是超级大国。介绍你们买书，有一本《白银时代》，《全球化陷阱》，德国人写的，它告诉我们历史上中国是超级大国，后来怎么衰落下来的，不就是打仗打败了么。1840年败了之后就连着败，一仗也没赢过，就张之洞打赢了一小仗，收编黑旗军跟法国打了一仗。李鸿章使坏，打赢了还跟人和谈。后来没打过什么胜仗，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才赢了。问题是，那仗在中国本土上打，让日本人打到这边来了，你打了14年我们是赢了，但让人家破坏的差不多了。以后打仗不能在自己领土上打，得把仗打出去，这才算赢（热烈鼓掌）
否则赢了也不算赢，把人都杀光了，把房子都毁了。要从这角度看，经济学那套东西，利益最大化？“假设”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可以的，实际上没有这种个人，真正的“理性人”是资本。是资本利益最大化。
从强国角度，就是看谁打仗打赢了，打赢了以后经济就能发展，打仗打不赢，你经济怎么发展？从大国角度，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出兵控制西藏。西藏事实独立四十年了，你们知道吗？在历史上是中央派代表，大约有二三十人驻在西藏。有个使节在那儿，也不会说藏话，名义上西藏臣服。到清朝腐败了，官员不去，中央派到西藏去了四十多个人，大部分走到一半就回来了――我估计是吃的，就跟现在似的，吃胖了又减肥――上不去（笑）
那时候也没有飞机，走到一半说我不行了，心脏病、血压高什么的，喘不过气就跑回来了（笑），实际在西藏那儿驻了没有三个半人儿。达赖喇嘛如果和中央有矛盾，就流亡印度，到中央政府衰落，就勾结英国人、俄国人，在印度支持下回来驱逐中央代表。历史上有过几次，都这样。乾隆年间就闹过这么一回，出了两个宗教领袖。那时尼泊尔强大，尼泊尔国王就占领西藏。乾隆出一支军队到缅甸，绕过喜马拉雅山这边，打过去，把尼泊尔灭掉，把西藏控制了。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分裂，达赖驱逐中央政府驻藏代表，从1911年到1951年，中央政府在西藏没有名义代表，那就相当于独立了，实际是英俄势力控制西藏。毛泽东当时干的对，解放军马不停蹄前往西藏，从四川没两三个月就过去了，昌都一战全歼藏军。把西藏人打服了，五十年就没闹事一神论的宗教认打仗。他们一败，就认为毛泽东是神仙，这神仙大，他们认为毛泽东是高层次的神仙，达赖是下一层次的神仙（大笑）
他们就认毛泽东，这是造神。在汉族是不太信这个的，汉族真是比较有理性，信天不信神，知识分子讲天道，道统第一，法统第二，血统第三。 皇帝是天子，但天道比他厉害。汉人实际上信奉某种原则，信抽象理念这么一个民族。皇帝行事必须符合天道，不符合天道就可以造反，换一个血统。汉族是是理性民族，用不着学什么西方经济学，本来就是理性的（笑）
血统王朝只低层次的，王朝不好，老百姓可以推翻你，再搞一个王朝，也符合我们道统，天道就是爱老百姓，所以中华民族能存活这么多年，那不是以“封建”二字以鄙之的。
左倾右倾的历史观都是庸俗唯物主义，以中国文化的封建性否定民族性。其实中国文化为什么近代被自己的先进分子否定，就是打仗打败。打仗是硬任务（鼓掌）
西方文化程度比我们差的多，GDP也比我们低的多（笑），就是因为穷疯了，才侵略我们的，他有钱还侵略我们干吗。人家打赢了，你什么话也别说，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人家的理论，包括教授教材都是人家的路子，历史是人家编的。这也说明打仗是第一硬任务，要说打仗打赢了还真得说毛泽东时期。占了西藏，尼赫鲁在印度也是刚独立，听了之后捶胸顿足，说毛泽东太快了，没想到。你说西藏是谁的呀，谁派兵占了就是谁的，谁进度快就是谁的了。毛泽东从抗美援朝一仗，到越南一仗，到印度一仗，到珍宝岛一仗，哪次打败了呀？哪次是在我们国土里边打的呀？都是打到边境上（鼓掌）
其实大国思维都是一样的，大国领袖有本事把仗打到外边去，是侵略吗？我们不是侵略，是保家卫国，唇亡齿寒（笑）真正强国之道，打仗是硬任务，这是我悟出来的。新自由主义胡说，比什么GＤP？ 我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日甲午战争其实是GDP小的穷国打败GDP高的富国，一般都是这个规律。一个少将看见了，说从来没听过这类话。这点历史都不知道，你看看误导到什么程度。甲午战争的时候，谁的国民生产总值高啊？他让我找根据，我说不用找根据，当时日本叫琉球群岛，他有啥东西啊（笑）。我们这边有钱了，盖圆明园颐和园，没钱能盖起来么？只不过有钱不往军事上用，人家把全部财富用来造炮。当然是中国有钱，没钱怎么能赔款呢？赔那么多不也赔了么？还是有钱，但不搞国防，搞什么国家大剧院？（鼓掌）
计划经济完成重要历史任务，但留下官僚社会是事实。这个问题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了，老想人民当家作主，最后通过文革形式打掉官僚阶层，实际上群众分裂了，1966，1967年搞两年，一乱，他就收回来了。后几年就是极左的官僚阶层。但官僚阶层腐败不大，因为每个人权力小，全部权力集中一人手里。有腐败的但管的严，三天两头搞运动。1962年许多单位会计贪污，逼得中央搞四清，刘少奇派工作组扎根串联，用了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办法（笑）。
计划经济只要完成原始积累以后，就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你不能归咎于美国阴谋，资本最坏，好象计划经济自己没有毛病，确实有历史局限性，只能在一个历史时期起积极作用。到历史转换的时候，不知道主动转换，让人家用其他办法彻底否定，实际不应彻底否定。但是由于自己不知道纠错，最后只能被人家彻底否定。
我发现谁上来都带垄断性，都不讲理。（笑）
中国改革起点是一个官僚社会，在法律所有权上不掌握生产资料，实际上控制生产资料。一搞改革开放，放权让利，掌权阶层就会把国有资产利用权力一一步弄到自己手里。也不是不正常，可以理解，不是说谁特坏，是说制度有这种趋势。 加上文化革命太左，得罪了上层知识分子和干部，他们把计划经济和毛泽东彻底否定之后就对市场经济无限度赞扬和美化，对美国一套无批判接受，造成腐败加剧的趋势，中国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暴富阶层。
我认为两方面都有责任，权力有责任，资本也有责任，我在1998年一篇重要文章，叫《权力资本化》。在《中国改革报》五千字，何清涟写了一本《现代化陷阱》，是二十万字，他是描述，我是逻辑。上边马上封杀，说厉害，因为我是逻辑不是描述。你怎么描述怎么骂，他也无所谓，反正你爱怎么骂怎么骂，好官我自为之。我从理论上把他说了，由于改革起点是权力，市场化第一步一定是权力转化，中国改革过程实际上是权力资本化过程。这一句话上边不能容忍，整了我好几年。
美国人炒作何清涟，说他是中国社会的良心，为什么不炒作我？（笑） 因为我是爱国主义者，文章写得再好也没用。人家要看立场。
革命和改革都是利益再分配，革命是彻底再分配，改革是部分再分配，渐进改革是更慢的隐蔽再分配。渐进改革的特点是利益分配的隐蔽性，这是我的理论创造，其他人没说到这地步。他们说什么存量增量、先体制后制外。其实渐进改革最根本就是利益转移隐蔽性，利益转移是共性，隐蔽性是渐进改革的特点，不公开说。有权力的人把国有资产一一步转移到自己手里，有一定必然性。
我没有说他不好，也没说他好，我是揭露和实证（鼓掌）
计划经济下所有资源在官僚手里，改革以来没有制约，当然一步步转移到他手里。他没违法，也不合法，通过灰色经济一点一点地弄手里去了。这二十五年基本是这过程，这是一种利益转移的隐蔽性。
我1998年算了一个数，权力资本化第一步是农业资本，分地过程，邓英陶书里写，全国有十六亿农村集体资产落入生产大队和公社干部手里。在当时社会上没反映，因为基本上分地是公平的，没跟农民要钱吧，等于白给了，农民欠了好多队里的帐也不还了，这是第一次。
第二步大家有意见，城市改革发展了商业资本，回扣提成，特别是外贸，外贸最腐败，干部子弟搞许可证，跑到深圳去办公司。这个许可证应该算是商业资本，把每年商业总额和外贸总额一算乘以10%（假设这些人在里边扣了10%），就可以算出来。
1988年发展成生产资本。仅仅国家物价局重工司管理的主要生产资料，每年正式价差700亿，10%回扣是70亿。还有地方政府双轨价差。是权力资本演变成生产资本。
中国理想化的社会思潮不能够容忍，1989年是什么结果你们也清楚。这是权力资本到生产资本阶段，受到理想主义社会思潮的批判，也有一定合理性，资本发展在中国还没有完成。1949年时我们是农业国，农业占90%，工业占10%，那时工业就是火柴盒，造筷子、造碗的，烧个瓷杯什么的，全算工业，加一块，产值是10%。通过原始积累30年，最后就有原子弹出来了。1978年已不能再积累，工业居然占70%，主要是重工业，积累太过，老百姓穷的不能再穷。只能富民这也是正确的。富民第一步就是把地给农民，第二步就是在城里改革，给老百姓带来好处。
权力资本化这个过程很残酷。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进行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是合理的，加速从农业国向工业国演变，由此成为核大国、军事大国，这是正确的。
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私人原始资本积累，而且直接否定国家原始积累的成果，想把国家资本在私人手里再积累一回， 这是一个新的理论问题，可惜上边不让研究，理论上不承认，法律上不正视，实际上出现法律政策真空，任凭权力资本化盲目发展。
右派说国家原始积累是错误的，国家不能经营。改革开放还得有一次私人积累，就是得把国家东西弄到私人手里，当然主要是通过权力资本化的途径。他们说，历史上应该有这个阶段，虽然不公平、不合理，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阶段”。
我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它，我只不过说了点实话。 我没说不好啊，但政府不让说，认为我揭露实质问题。我是实证，樊刚说经济学家不能有道德，只能说实证。我才是真正实证的。我只不过说权力变成资本的过程，算算多少钱，结果他们就受不了，就封杀我，不仅官方封杀，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者也封杀，说我的文章是社会学，不是经济学。他们嫌我“不规范”，集体排斥我，许多朋友劝我不要说个人恩怨，这根本就不是个人恩怨，这是新自由主义90年代在中国树立话语霸权的主要手段。我就成为受害者。
他们要仿效“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树立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规范，以此获得评定谁可以进入经济学家圈子的权力。所以要把我这个“不规范”的老牌改革开放派排除。他们的错误在于低估了我的能力和气魄，我可是80年代在天津开发区最早搞外资和民主的。
（笑）80年代我们在为改革开放奋斗的时候，你在那里？在家里学外语那。这样的人包括海龟，会说外国话就想在中国摘桃子，他们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的改革开放？（鼓掌）
谈改革开放，也需要资格的，你不能攫取利益太多。80年代张维迎在北京设计改革，我和张炜在天津开发区设计对外开放美好有蛇口。今天我和张维迎论资本原罪问题。 背后那些封杀我的“90年代小晚辈”，他们的错误不在于观点和我不同，而是他们得志就猖狂，乱了辈分（笑）
第一阶段是农业资本，第二阶段是商业资本，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按照《资本论》描述的过程。八十年代大家反对不成功，说明资本范畴没发展到头。
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中国搞股市房地产，权力演变成金融资本这个阶段，发财就大了，腐败大幅度升级。现在抓周正毅，最黑的就是股票房地产，腐败比80年代大多了，大家也容忍了，因为全民腐败（笑）上面也想开了，爱怎么腐败怎么腐败，咱们大家一块来。
大学生不服气，放开。成功地把北大变成支持腐败的势力，再不闹事。北大学生和80年代不一样了吧，那时候动不动就上街、游行、闹事，90年代怎么不闹了？你看北大的变化你就知道中国是怎么变化的，这叫世俗化，整个社会把信仰、道德弄掉，只有经济学家可以出来说，经济学家出来就是一套大家怎么赚钱。原来扫黄，现在也不扫黄了，都可以赚钱。（笑）
为什么90年代大家可以容忍腐败，而80年代不能容忍，90年代比80年代腐败100倍，现在大家不是还挺容忍的么，说明社会变了，变得好不好我没做价值评价，否则就不是经济学家了。经济学主流派有规矩，我能不听吗，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批判谁啊，我只不过是在说事实，至于好不好大家自有公断。
社会变了，不想是非，有钱就行，用金钱力量把你融消化瓦解，把你消蚀，把民族良心毁掉，大家醉生梦死，就可以容忍腐败。那时候谁发个十万八万的大家都看不顺眼，现在都是上亿的才算数。
金融资本最厉害，大家不要把它看作是个人，这是系统化的原罪。房屋拆迁，法律上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居民有使用权，可到了真正拆迁的时候，法律上便不落实这一条。 有权力的把地皮给开发商承包，再承包给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房虫子”。奖金依靠他们克扣老百姓的补偿取得。居民住房大多数产权属于房管局，但有使用权。还有很多私房是有所有权的。
1982年宪法说，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这是对的，但使用权是谁的？ 许多政法大学学生甚至教授都不知道。----谁住就属于谁，这是“不动产”的性质决定的。法律上写不写都一样。因为，“不动产”的定义就是：“住房所有权与其下面地皮的使用权是不可分离的”。
但是，许多城市和农村在拆迁的时候，竟然不承认居民的住房使用权，这是造成恶劣的系统化剥夺的法律根源。这样的“原罪”是谁造成的，也应该赦免么？（鼓掌）
改革开放，1986年在天津开发区，最早买土地使用权给外商，起草的法规，我研究香港了和台湾土地法。没有想到，台湾法律比香港进步多了。 台湾遵循孙中山“天下为公”，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 香港根据英国宪法，土地所有权属于女皇。只有美国土地所有权属于私人。中国法律在农村，耕地集体所有，不是国有；城市土地和荒山、矿产、森林国家所有。1982年修改宪法明确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后边还有一句话，“使用权可以转让”，没有明确说使用权属于谁。按照惯例，不动产，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不能分开，应该是谁使用就属于谁。
我们法律模糊，地方政府干脆不承认。拆迁时，你走也得走，不仅公共建筑你要走，许多商业性拆迁，你也得走。这是居民的土地使用权，政府凭什么批给开发公司强制老百姓搬家啊？ 真正的违宪，侵犯老百姓“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主义原则，也违反西方人权和产权 的基本原则。 这样的“原罪”才是真正的，虽然造成了中国城市建设的飞速繁荣，但我坚持认为，这样的原罪不能赦免，要认真清查，退赔，惩罚那些手段恶劣，获取暴利的人。（鼓掌）
我们家原来住的地方在西单，那是黄金地皮，说是清华大学要盖教授公寓，要我们走人。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走，你不是国家行为，你这是单位行为，我可以不走呀。但他们说，我们这是政府批的，政府批了你就得走。 政府有什么权利把居民的私人财产批准给公司？ 这才真正需要“保护私人财产”。可惜，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不是去保护居民，而是去保护那些拆迁的人，和房地产老板的私人财产。 都是私有财产，在抢人和被抢之间， 政府应该保护哪一方？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左派归结为保护国有还是私有的问题，没有抓住本质。（鼓掌）
清华大学教授怎么会住西单呢，借口，这是一个商业写字楼，政府给每户40万补偿没给足，很多人居住权被剥夺。北京市有万人先后集体上访，政府居然给法院下命令不许受理，连诉讼权都不给，游行也不让，不承认私人土地使用权，让你走你就得走，补偿也只是补偿四壁和屋顶，不补偿地皮。（笑）
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主张保护暴富阶层私有财产。我也赞成保护私有财产，我说的是保护中国老百姓，包括城市中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土地使用权是属于他们的，你国家要用，也得给钱；商业性开发更不能强制了。
现在改成公开补偿，按照面积说这个房子给你40万，腐败少了。前几年按人口算，作弊。我的房子拆迁，政府给每人40万，房地产公司给扣了，说政府让你走你就得走，这不是流氓吗？他们雇佣黑社会逼你走人。经理是国家干部，从劳改局聘用劳改释放犯，替他们轰居民。这些劳改犯到了我家，说：我代表国家让你走人。我说这世道真是变了，劳改犯代表政府？（笑）
市政府的头儿我还认识，我就找他，他说杨老师，对不起，我们承包了，没承包他是政府行为，找市长还能解决，承包要尊重企业自主权，市场经济了！大家不可想象，我经过两年拆迁，一般人是撑不下来的。只有经过两年拆迁，才知道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原始积累的血与火。（鼓掌）
他们让我们从西单搬到南城马家堡，那是农村的非法建筑，我不去。拖到最后给断电断水，整天推土机在门前转来转去，对我们劝驾进行威胁，侮辱，折磨。我多少有些害怕，因为我神经衰弱，睡不着觉。 我太太和儿子更不怕。插过队，当过兵的，怕你流氓？（笑）
当时真是告天天不灵，告地地不灵，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权力资本了。所有报纸奉命一律不许登拆迁，写内参都不行，上面不想听这事儿。我找到人大写信上诉，他说没问题，我可以马上把这封信送到领导手里，但你越告越倒霉，你还是别告。我要静坐，他说那你趁早别来，指不定什么人先打你一顿，说万一打死咋办？（笑）
我这一个“著名经济学家”，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程度。老百姓受什么罪？房地产老板找一帮黑社会痛打一顿，送到医院，派出所出来调解，不抓人不判刑，只赔钱，你还得老老实实搬，不然还打你。大不了就是赔礼道歉，派出所也帮着他们，盖好房子之后会送给派出所几套，那是个人腐败吗？是一个系统的权力变资本过程，必然要剥夺到私人财产。我托人慢慢解决，好不容易搬到西北方。
我写一篇揭露拆迁的文章，这就叫权力资本！右派说国有财产反正无主，就让他瓜分吧，国资委MBO，几百亿国有资产准备公开给权力阶层和经营者。这是按规定给的。
为了避免争论，我不说国有资产问题，你总不能瓜分私有财产吧！自由派不是说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吗？ 那么就不能赦免这些拆迁公司的“原罪”。（鼓掌）
拆迁是剥夺城市居民土地使用权。如果银行危机，剥夺的就是人民存款。再就是剥夺农民土地，大资本和乡镇干部结合，郊区拆迁给农民很少的钱。
1998年我算由权变钱3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算到现在，估计有60万亿，房地产和国企我没算，我算的是股票、外贸、农业、商业加上司法腐败这几项。现腐败又向教育界卫生方面发展，到处回扣，你们估计，全国多少个大奖，课题、评比，这笔我还没算呢。大学教授里面右派越来越多，他们有好处了。（笑）
这是灰色经济。还有黑色经济，走私贩毒。黄色经济帐是我算的（笑）。为什么社会说假话，是暴富阶层权力资本造成的。不光彩，不能说！但我不主张彻底剥夺他们，改革开放必定形成权力资本化，我说这些也是警告他们，不要太过分，总得让老百姓活吧。如果国家瓦解了，像俄罗斯那样整个变成黑社会，黑社会控制了俄罗斯经济的70%。二十年下来，俄罗斯的财富还是集中在两种人手里，一个是计划经济的权力官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地痞流氓。要有限度，不能把私有也瓜分了。第一不能瓜分人民的存款，第二不能瓜分农民的土地，第三不能瓜分城市居民的房屋居住权。所以他们说我是左派没有道理，左派是要保护国有资产，我是要保护私有财产。右派说的保护私有财产，是保护那些瓜分人抢来的私有财产。
对资本原罪，不可彻底剥夺，也不可公开赦免。只能逐步化解。每年都会有些曝光，抓极个别。完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鼓励捐赠。再二十年，他们这批人一死，这事就算完了。
我的意思是，富人享有钱属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干脆捐一部分。官员应公开全部财产。假如你有十所房子，你就要证明来源。通常北京人有三套房。贪污者有10套，其他七套是假名字，最好的办法是不登记，作为无主财产让国家收走，这样就赎罪了，国家也不会办你什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笑）
假如你有一个亿，你干脆把九千万捐出去，留着当富人就好过吗？黑社会都等着你呢！（笑）捐了吧！学美国鼓励捐赠，你就别投资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马上过剩，你又搞不了新经济，你倒不如捐了。上帝对你已经够恩惠了！别信什么经济学家，说什么买股票、买地、买房，投资，最后失败，连碑都没有人立。
中国也可以这样，捐了就不追究来源，捐了无罪。
贪官把钱都吐出来，也可以不判罪。到时候中国一下多出了好多房子、股票，银行呆帐也没有了。杀人干嘛呢？这是历史时期产生的。毛泽东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只是要你把偷骗抢的钱吐出来。这就是对原罪的赎罪，！（笑，鼓掌）
低成本反腐败多好啊！中国要是有希望就得从上层开始一层一层反腐败。大家公布财产。在“著名”经济学家里，我属于最穷，比如我公布自己100万，你们觉得怎么样？公道在人心，大家估计，也不用详查。有人有1000万就需要自己举证。有一亿干脆别登记，大家不知道是谁的，你仍旧“好官自为之”。
自由派借十六大机会，给暴富阶层做代言人，是他们主动提出的“原罪”问题。是他们打破了邓小平“不争论”的规矩，逼共产党，国家和社会，人民，承认他们偷骗抢来的财产为合法，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后果只能是对富人不利。因为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偷骗抢的行列，这对富人到底好不好？被绑架了。
想改宪法是不可能的。说到不安全，其实中国现在的富人最安全，洗完钱回来装个外商，财产安全的不得了！以色列抓希特勒的手下，几十年了还在抓，在巴西抓住一个老头，当年就是他杀了数万个犹太人，如今已经80多岁了,仍没放过他。实际上大部分抓不到，但是绝不能公开赦免。
新自由主义张五常，主张以权力瓜分国有财产，所以我们写了《批评张五常》这本书，我说张五常误导改革开放！国家政策从来不想剥夺暴富阶层财产，是右派制造假想敌，说共产党宣言说了，要消灭私有制，我们不放心。他们否定计划经济，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连孙中山都要否定。《走向共和》本意是给李鸿章翻案。中国新自由主义者想整垮共产党这是错误的，他们说杨帆和左大培是神经病，说全中国人民100年有“病灶”，为什么要革命？要反抗帝国主义？这是反对改革开放、反对西方文明，人家是来救你的，你反抗人家干什么，劣等民族就应该被优等民族淘汰！
中国打的是共产主义旗，其实是民族主义，我问老一辈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啊？他们说就是因为蒋介石不抗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不是禁止我讲座吗？我到学生社团去“痛说革命家史”。我的父母就是北大学生，1946年美国兵强奸北大学生，他们去天安门游行，痛骂美国兵，我母亲脾气大，她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看不惯政府对美国人那个奴才相，她在东单广场上讲演，后来政府列黑名单，把我妈也列入，说是共产党煽动的！这是逼我父母上梁山。
谁有病灶啊？是政府。真正起作用的是民族主义。中国这一段历史是被杀光烧光的屈辱历史，民族都被人家灭掉了，你还有什么呢！如果当时中国没有那些有血性的人，就亡国了！我批评张五常，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理解中国这几百年是怎么过的！不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胜。
拉丁美洲一直依靠外资来发展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外资来控制，他也无所谓，民族产业全垮台，他的人可以去美国打工，就像中国的一亿农民到北京来打工一样，拉丁美洲那些棕色皮肤的人没工作可以去美国打工。宾馆服务生都是拉丁美洲人，素质比中国农村小姑娘差远了，不会说英文，说的是拉美土话，中国小姑娘去三月肯定就行，但就是美国不让过去，拉丁美洲的人就可以过去，自由贸易区嘛，劳动力来回是很自由的，即使不自由，他也可以偷渡嘛，边境都在一块儿。中国比得了拉美吗？拉美的人破产，可以去美国打工赚外汇汇回本国，支持本国进口，汇率高估。拉丁美洲这么做，按说也挺合理的。实在不行就金融崩溃，美国还得救他，借美国钱就绑在美国身上了。最后美元化，货币也不要了，经济主权可以交出来嘛，政治主权亦可以交出来嘛，政府管不了加入美国完了，他们巴不得加入美国呢。到最后拉丁美洲干脆就让美国托管了（笑）
中国有些人是有病，他们想加入人家大家庭，先要看人家要你吗！？用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太难看了。（鼓掌）
大国都要有霸气，美国怎么发展起来的，就是设假想敌，毛泽东也设。现在就没这个种，经济学家算国民生产总值，三陪小姐竟然和原子弹划等号！（笑）按市场经济原则来看，造玩具飞机是赚钱的，军事飞机反而是亏本，所以不能干。
新自由主义，1985年英美联手搞垮日本经济。1990年又通过戈尔巴乔夫搞垮了苏联，后来导致拉丁美洲金融危机，1995年又由全球精英开了个会说：全球化就是“二八开”！这些事，那两个德国记者的书里都写了，中国人为什么只看美国书，不看德国书，不都是海龟吗？
中国政府要限制权力限制资本，如果不调整整个经济就都压到沿海了。高科技应该用于国防。要搞水循环，只要有水沙漠自然就变绿洲！能用人就不要用机器。外国超市项目也是这样，WTO本来规定的是只能在一个城市开一家店，各地政府都开，已突破WTO规定！你说那些外国超市有必要吗？要买就买核潜艇，这个好，但是美国不卖，人家清楚。建一个外国超市，就要倒中国好几十个开小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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