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怡言
2005年2月15日
虽然“补课论”的提出者们逐个离开历史舞台，但“补课论”还是被一些同志当成治国安邦的锦囊妙计。无论是主张“用私有制发展经济基础”，还是鼓励“私营企业主入党”，都证明在这些同志的头脑深处，“补课论”是真正的指导思想。“补课论”似乎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得出来的，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认为中国生产力比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要低的多，社会主义搞早了等等。那么“补课论”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我国的国情吗？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几个主要矛盾，对中国的几个基本国情做些深入分析。
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史中有两大技术革命。一是英国瓦特的蒸汽机；二是美国福特公司的生产流水线。蒸汽机以及后来的内燃机、电动机等动力机械，为人类的生产带来了强大生产动力；各种生产流水线则为人类的生产带来了快速生产手段。这使人类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生产效率有了质的飞跃，可以不再单纯依赖增加劳动力和生产时间来提高产量。建立在这种生产力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是以生产 资料私有制为基础，通过市场实现产品交换，按资本进行利润分配的一种经济规则和制度。
初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曾经是先进的。按资分配，极易形成社会贫富悬殊。以动力机械和生产流水线为基础的现代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建造和运转，规模较大的企业市场竞争中比较有利。两极分化使资本家有雄厚财力建造和运转大型企业。
在资本的力量驱使之下，资本家注重市场调查，注重资源的优化配置；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争夺，注重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
应当指出，虽然这些对生产力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但资本家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是为了全社会的利益。
在资本主义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并发展起来，这种生产关系逐渐由先进变落后，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当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两个重要结果。一是只需少部份人即可生产出满足全社会需要的各种产品；二是只需用很短时间即可使全社会生产和消费达到平衡。
这样，全社会就有可能让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多的时间，脱离直接的生产活动去从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工作，从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效率越高，生产所需劳动力和时间越少，资本家赚钱越多，与此同时失业的人会越来越多，有工作的人工资也越难提高，这样社会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如果没有政府或者其它力量的干预，随着这种两极分化的不断发展，社会多数人的收入总数，同购买市场上商品所需总数相比，会越来越不足。也就是说社会多数人的相对购买力会出现长期的严重不足，这必然造成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由于资本主义企业依赖市场，这样大量企业不仅不能扩大生产，反而要限产裁员，甚至倒闭破产，社会生产力不但得不到发展，反而遭到极大破坏。由于社会贫富悬殊，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失业半失业的人无法得到足够教育，不仅难以从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工作，甚至连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可以说，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同社会多数人相对购买力不断下降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第一大矛盾。
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965年，美国汽车产量就达一千一百万辆。但是直到现在，其年产量还在一千几百万辆左右排徊。与此同时，美国每年约有四千五百多万辆旧车卖出，其销量是新车的好几倍。表面看，阻碍美国汽车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穷人大量买旧车。穷人不需要新车吗？美国地广人稀，穷人开车多是为了谋生而不是娱乐，当然需要可靠的新车而不是毛病不断的旧车。所以真正原因
是多数人相对购买力长期的严重不足，人们买不起新车，根子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这就是为何美国汽车企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突飞猛进，比六十年代高很多，但汽车产量还是排徊不前。仔细观察美国社会，相似的例子很多，几乎所有行业的发展都是被市场销售所限制。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即有促进生产发展的一面，也有阻碍生产发展的一面。
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什么条件下发生转折，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是理解“补课论”本质的关键。在我国，“生产效率同相对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是这一转折的主要因素。一方面，由于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由于人口众多和自然资源的贫乏，由于工业化比西方国家晚等等原因，使我国大多数人购买力的非常低。有人估算，即使到了九十年代末，我国人的平均工资也只有美国人的四十七分之一。（注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由于不需要从零开始发明创造现代企业技术和设备；由于可以直接引进现代企业技术和设备，我国社会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可以非常快。这里的一个非常低、一个非常快，是我国第一个基本国情。这个基本国情在客观上形成了这样的要求，尽管我国工业生产力水平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低，若想避免“生产效率同相对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即要快速提高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也要保证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办法，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在“补课论”的指导下，我国人民公社被解散，国企纷纷改制成为所谓“现代企业” 或干脆卖掉。这使我国“生产效率同相对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激化，具体表现在我国商品总供给大大超过总需求，即所谓的内需严重不足。有人统计，近年来，我国超过80％的商品类别都供过于求，库存商品总值已经高达四、五万亿元，已占GDP的40％。（注一）这个矛盾的激化还具体表现在，社会贫富悬殊不断加大和失业加剧。 我国基尼系数在1999年已上升到0.467，超过了美国。（注一）有人还估算，占人口99％的工人农民收入仅占G DP的25%左右，而占人口1％的富人们的收入竟占了GDP 的33% （注二、注三）。在“十五”期间，我国城镇失业率达10％以上，如果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考虑在内，全国失业和潜在失业率更高达19.6％（注一），大大超过
近年美国4%到7%的失业率。十分荒唐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同志还在主张大力发展私营企业，其理由是国企不如私企效益好。如果深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理 由更加荒唐，因为绝大多数国企效益低下，正是人为在国企内部搞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在国企之间搞资本主义恶性竞争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第二大矛盾，是“企业生产同社会生产”的矛盾。
现代社会的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资源如何配置在客观上有一定的比例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的力量驱使资本家什么产品赚钱就拼命生产什么，这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的比例失调，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使生产力遭到直接破坏。我国主流经济学家极力主张“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让资本家来掌握资源、配置资源。资本家只会按自己的利益来配置资源，按自己的 利益来决定生产，而不会按整个社会生产的比例要求来配置资源和计划生产，这是其阶级本能所决定的。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比例是我国最重要的生产比例之一，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地资源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粮食生产同工业生产有很大的不同。目前的科学技术虽然可以做到在大幅减少农民数量的同时提高或保持粮食产量，但很难大幅减短粮食作物的生长期，很难大幅减少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地面积，特别是很难改变粮食生产受气候、病虫害等自然因素的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我国十三亿人粮食消耗量是巨大的，不可能靠进口解决粮食问题，粮食供应一天也不能中断。换句话讲，我国粮食安全非同小可。这些是我国的第二个基本国情。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依靠“市场配置资源”来分配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地和其它资源。从长远看，也不能依靠农民一家一户或者私有企业来发展农业。
这是因为，第一，工业产品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突击生产，粮食生产如果错过了季节或遇到天灾，就会几个月、一年、甚至几年无法收获。为了保证我国十三亿人的粮食供应，粮食生产需要保持基本稳定。当风调雨顺，农民丰收了，不能因为市场上粮食多了就压低粮价，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减少农业用地和其它资源，滥搞开发区，滥搞退耕还林退耕还湖。当出现水灾、旱灾、病虫害，农民歉收了，不能因为农民拿不出粮食卖了，就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把农民推向破产。
第二，通过推广农业机械、良种等农业科技，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用更少的人力生产更多的粮食，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如果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农村可以产生几亿剩余劳动力。通过何种方法将大量耕地集中给少数人耕种，通过何种方法转移农村几亿剩余劳动力，是农业以至整个国家发展的关键。依靠“市场配置资源”搞土地自由买卖，只会造就极少数的暴富地主阶级，只会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变为赤贫的无产者，只会引发新一轮的社会风暴。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几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拿不出大量农产品在市场上交换，很难得到足够的资金，受到基本的教育和培训，这样几亿农民和他们的后代很难有足够的新技能转移到工业或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领域去。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两极分化、内需不足、大量失业难以避免，建立大量工业企业和科教文化机构等以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十分艰难，农村城市化十分艰难，城市容纳外来劳动力十分艰难，这些从根本上阻碍这种规模巨大的历史性转移，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因此尽管我国农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其长远出路只能是全面发展亦工亦农的集体企业，学习并完善“华西村”“南街村”那样的典型，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不仅农业不能搞“市场配置资源”，工业滥搞“市场配置资源”也是行不通的。我国自然资源贫乏，经济规模巨大，完全依赖进口解决资源问题是不现实的。当资本家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对各种资源需求越来越多时，“市场配置资源”同整个社会的矛盾就会日益严重起来。江苏铁本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资本家明知本企业扩大企业规模会破坏中央的宏观调控，会破坏社会生产的比例。可是为了赚钱资本家不惜搞非法集资圈地，还是拼命要扩大企业，根本不考虑整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从根本上讲，“市场配置资源”只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近年来“市场配置资源”频繁出现在党内的各种文件中，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普及还任重道远。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第三大矛盾，是其生产同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会对自然资源造成严重浪费，对自然环境进行极大破坏。这是因为，资本的力量驱使资本家拼命获取利润，这就需要降低生产成本，需要对矿产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需要尽量减少甚至取消各种环保设备和措施，需要采用一系列措施来蒙骗和收买政府工作人员，以对抗国家的各种环保法律法规。换句话讲，这同样是他们的阶级本能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现代企业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才能建造和运转；企业生产者要保持身心健康，需要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因此这种生产对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终究会阻碍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当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时，资本家获取利润、降低生产成本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其生产同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矛盾会越来越严重。
西方发达国家或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或可以大量从别国进口自然资源，如美国和日本，“市场配置资源”同整个社会生产比例要求的矛盾有可能得到根本缓解。而我国处在自然资源严重缺乏的区域，例如，我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人均水资源仅是世界平均的四分之一。我国生产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在迅猛增加。从1990年到2001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钢增长143％，铜增长189％。由于我国各类产品出口占了GDP的20%（注二），高消耗造出的产品相当大部份流向了国外。这些都在高速耗尽我国的各种自然资源（注四）。
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可以将大量污染企业转移到其它国家，1969年美国在印度的博帕尔农药厂的毒气泄露事故就是一例。我国不但无法转移污染企业，反而引进大量污染企业，这就造成了生产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近年来，我国每年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十八个省近四亿人口的土地正受到荒漠化威胁；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允许容量的82％；农村尚有3.6亿人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注四）。自然资源严重缺乏和企业生产严重污染环境是我国的第三个基本国情。这一重要国情决定了，若想使我国自然资源长期支持生产力的发展，若想使我国自然环境不再恶化，以保证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健康，就必须限制资本的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唯利是图的本性，这就要求我国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走环保型的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可见，“补课论”即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应当指出，“补课论”的提出者们的主观愿望是良好的，由于受历史的局限，他们没有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没有认真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更没有努力找出这些矛盾同国情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误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个别观点当教条，其思想水平远没达到毛泽东提倡和实践过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那样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2004年GDP增长高达9%，国家税收达25500亿元（注五）。应当清醒看到，这些数字中即有成绩，也有相当大部份是靠杀鸡取卵的办法取得的，更有相当大部份最终落入国内外资本家的腰包。这些数字同当年“亩产万斤”有某些类似，可以给人们造成一种盛世的印象，可能用来缓解一些矛盾，但无法掩盖和根本解决我国目前贫富悬殊不断加大，工人农民生产安全和生活条件恶化，失业严重，内需严重不足，三农问题加剧，腐败规模越来越大，民族工业衰落，资源严重浪费并大量流向国外，环境污染加重等严峻社会问题。
我国这些社会问题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三大矛盾和我国的三个基本国情决定了，尽管我国生产力水平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低，尽管我国没有经历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保证以农民为主体的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才能在国际风浪中生存和壮大，才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讲，我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所以，谁有决心、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谁就应当掌握政权。这是中国需要坚持共产党领导、需要共产党确保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需要共产党纯洁自身阶级队伍的根本理论依据，也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英勇斗争所得到的历史结论。
注释：
（注一）丁 冰《谈谈当前我国经济中的困难和出路问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0年
第6期
（注二）李志宁《中国的经济真相》中国报道周刊网www.mlcool.com 2003年3月1日
（注三）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
（注四）潘岳《直面中国资源环境危机》环球时报2004年02月06日 第十五版
（注五）新华网北京2004年12月28日电《十大数据折射中国经济运行轨迹──新华
社记者点评2004年宏观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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