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新自由主义干扰， 完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体制

——解读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韩德强

2003年10月30日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作出了决定。认真研读该《决定》可以发现，文件所描述的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是以市场为基础，以国家计划干预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即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则通过法律、行政手段保证市场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社会秩序，通过财政、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通过汇率和关税等手段处理国际经济关系。如果说与欧美国家的混合经济有所不同的话，不同在于，中国仍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是希望“股份制”能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国家除了公共管理职能外，还对部分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能。显然，这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二十多年来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确认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这样一个与欧美各国相近又有区别的混合经济体制，这在理论上有着重大意义。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在主张市场可以自动解决一切问题，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而且似乎中国改革的方向也是越来越多地让市场发挥作用，小政府、大社会，小小政府、大大社会，直至政府完全消失。由于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如吴敬琏、厉以宁、樊纲、张维迎、江小涓、林毅夫等在社会上一直非常活跃，似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很大，因而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纯粹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为什么《决定》所确认的改革目标模式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调节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呢？因为市场经济并非像新老自由主义者论证的那样，可以实现交易双方的双赢，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是一种供求平衡的均衡经济。相反，由于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对称，交易结果总是有利于强势方，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直至两极分化；同时，则是一大部分企业被淘汰，少部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规模越来越大，垄断一国乃至全球经济；并且，经济总是处在繁荣和萧条的交替中，或者大量生产资源被配置到过热的产业中，能力闲置，产品过剩；或者产品供不应求，产生暴利和巨富。翻开各国经济史，上述市场经济特征便一目了然。正是因为市场经济内在的不稳定特性和两极分化特性，所以国家力量不得不出来干预、调节，减少两极分化，放慢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程，熨平经济周期，并且在本国经济力量处于弱势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使本国企业获得成长壮大的利润空间。因此，欧美国家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都是混合经济体制。

然而，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混合经济体制是难以忍受的。他们认为，只要有政府存在，就有垄断（政府各部门都提供独此一家的服务或管理）存在，就有计划存在，就有权力存在，就有垄断和计划的弊端存在，就有权力寻租存在。如此，则“看不见的手”就是受限制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就将继续存在，改革就是不彻底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学上的老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把国家作为罪恶的渊薮，其最彻底者甚至把欧美的福利国家也称为“通向奴役之路”。

这样，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就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或者承认改革不彻底，将目标模式定为混合经济，那么，就必须承认国家、计划、垄断、权力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更进一步，则必须承认，“看不见的手”不能自动地通向社会利益最大化，恶不能自动推动历史进步，这样，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就全面瓦解；或者坚持改革彻底化，否认任何国家调控力量的必要，从而抨击混合经济体制。

事实上，任何务实的而不是极端的经济学家，都不仅能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和市场经济的优点，而且能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和计划经济的优点，从而承认有双重缺陷、也有双重优点的混合经济体制的必然性。当然，由于存在双重缺陷，混合经济体制既不像纯粹的市场经济那样能够得到市场神学的支持，也不像纯粹的计划经济那样，能够得到计划神学的支持。市场神学与计划神学都能够得到大多数头脑简单的人的支持。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不是以市场排斥计划，或以计划排斥市场，而是如何尽量减少混合经济体制的缺陷，尽可能发挥混合经济体制的优点。这是心态平和的、不走极端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这样一种混合经济体制，的确意味着“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

二、新自由主义对《决定》的影响

混合经济体制需要以混合经济思想作为指导。然而，由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界已经取得主导地位，排斥了混合经济思想的合法性，因此其理论主张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决定》的若干表述。如果这些主张得以贯彻，则可能加剧市场内在缺陷，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兹罗列若干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1、完善的经济体制是否存在“体制性障碍”？

《决定》指出，在取得了巨大进展、经受了严峻考验的同时，也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其重要原因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许多体制性障碍”。

这意味着，随着经济体制完善化，“体制性障碍”被克服，各种要素的交易得以自由进行，上述问题就能够解决。然而，这种解释可能没有抓住要害，带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痕迹。一个全国范围自由统一的市场经济完全可能导致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农民收入进一步减少。一个全球范围自由统一的市场，完全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只有国家承担起向统一市场自由竞争中的失败地区、失败人群、失败产业进行大规模转移支付的责任，只有国家建立起保护本国产业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用大量资金较长期地支持核心技术的自主开发，才有可能解决上述问题。但是，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国家资金支持的核心技术开发，以及贸易保护措施，这些完善市场经济的措施，都可能被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是“体制性障碍”，即国家计划对市场的干预。

2、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如前所述，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实就是混合经济体制。然而，《决定》没有提出混合经济体制这一概念，从而给新自由主义者留下了可以借市场经济之名抨击政府干预的漏洞，从而威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合法性。意味深长地是，在实际上提到计划的地方，出现的词汇却是“统筹”、“管理”、“协调”、“规划”等。其实，所有这些词汇的本质特点都是计划，都具有使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性质，都是与市场自发调节相对立的自觉调节。将计划从前门赶出去，又悄悄地从后门拉进来，以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从而将计划的功劳归结到市场身上，这是新自由主义者的一贯手法。

名不正，则言不顺。计划、统筹、行政命令的有效运行，有赖于相应的面向全局的集体主义、利他主义价值观的支持，从而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相一致。但是，由于多年来“计划”被妖魔化，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和革命传统都被妖魔化了，相应地，则是利己主义价值观被神圣化。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从后门悄悄进来的计划就会与利己主义价值观结合，权钱勾结，放大混合经济体制的双重缺陷。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是国家权力须臾不可离开，不但推动着改革开放进程，而且在每一个时期都起着关键性的社会经济调节作用，但同时与国家权力行使相应的价值观念却被全面破坏，许多党的干部产生信仰危机，“转变观念，解放思想”，紧紧跟随“一切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潮流。结果，政府权力加剧而不是缓和了市场内在的两极分化倾向，加剧而不是缓和了市场内在的违法犯罪倾向，加剧而不是缓和了市场内在的经济危机周期，加剧而不是减轻了市场内在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倾向，加剧而不是减轻了对外市场开放条件下的人才流失、产业结构和技术的降级倾向。

对于权钱勾结现象，本来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与共产党的价值观和理想相一致的解释，即党的干部发生信仰危机，从而要求反思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重塑信心和信仰，从而从根本上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另一种是威胁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解释，即宣扬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要求多党竞选，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取代了原来党的“理想人”假设，前一种解释就变得苍白无力，后一种解释则日益大行其道。这样，中国共产党会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面临重蹈苏东剧变覆辙的危险。

3、股份制能否增强公有制的活力？

从1984年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增强公有制的活力就一直是改革的中心目标。但是，经过近20年的改革后，公有制的活力事实上是下降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被拍卖、兼并或破产倒闭，剩下少数的大型国有企业也腐败丛生，活力不足，只是依赖垄断地位维持利润和增长，集体企业则纷纷改为私有企业。

为什么公有制的活力会越改越弱呢？从理论和实践上说，这是对公有制企业的内在特点和规律缺乏把握。公有制企业的活力来自何方？首先是来自公有制企业领导人的国家意识，来自全体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积极性，其次才是来源于个人正当利益的获得，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其主次关系也不容颠倒。如果只强调以个人利益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动力，那么任何公有制经济最后就只能走上效率日损、腐败丛生、倒闭破产之路。

从管理学角度看，任何一个企业的正常运作，既需要规章制度，也需要企业文化。单纯凭制度只能管束工人层的行为，管束不了管理层的行为。五、六十年代的国有企业只重视企业文化，如铁人王进喜精神，不太重视企业制度的建设，固然有其弊端；八、九十年代则走到另一个极端，丑化乃至彻底抛弃国企文化——即主人翁意识、爱国主义、奉献精神，只依靠制度，只在所有制上做文章，结果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如果对这一基本逻辑和事实缺乏清醒的反思，那么剩下的国有企业将继续被各种力量鲸吞、蚕食、瓜分。

更进一步，由于国有企业的政企事实上一直没有分开，而且也不可能完全分开，那么，国有企业全部瓦解之时，也将是政府官员完全腐败之日，国家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率先主张股份制的厉以宁先生，在逻辑上不承认国有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在实践上不承认股份制改造对国有经济的毁灭性打击，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必须停职反省，闭门思过。

重倡国有企业文化，用文化和制度两手来重整国有企业活力，搞好国有经济，这是混合经济思想在国有企业管理上的运用。当然，搞好国有企业，并不等于要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政策上、从资金上、从价值评判上，混合经济都应该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同一规则下相互竞争。同理，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是混合经济所应提倡和允许的事情。

4、“产权明晰”能够解释现代企业的发展吗？

与新自由主义的解释相反，现代企业的特点恰恰是产权模糊化。市场竞争不断淘汰弱者，发展强者，企业规模不断增大，企业的产权也就日益分散、变动、模糊。上市股份公司的产权看似最明晰，实则最模糊。其产权被分割成数千万份，每时每刻在被交易之中，绝大部分持股者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和分红，而是想从股价的波动中获取收益，因此产权最模糊。最典型者如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最大股东只占有2%的股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的西方发生了一场重大的企业制度革命，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管理革命。对于大企业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产权明晰”，而是建立一套委托代理的治理结构，尽可能确保层层代理人能够对委托人负责。而这套委托代理机制，其实就是管理制度，更进一步，就是企业内部计划经济运作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朱鎔基总理早期力主抓管理，是正确的。

除股权分散、变动不居外，还有一层重要因素使股份制企业产权不明晰，即经营者在企业权益增殖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广东爱多公司，股权本来很清楚，胡志标、陈天南、益隆村三方各拥有若干股权。但在实际经营中，胡志标倾其全力，而后两者则坐享其成。当爱多从几万元起家，发展至十几亿元资产的大企业时，只拥有45%股权的胡志标就感到吃了大亏，然后一场产权纠纷上演，爱多公司垮台。

因此，严格地说，产权最明晰的企业是一个人拥有和经营的企业。但这样的企业就很难是大企业。西方现代大企业经营的真正奥秘不是产权明晰，而是利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益获得产业垄断地位，委托人和代理人分享垄断利润。

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看，这样产权模糊、变化的企业似乎是一天也不能生存的。那么，为什么虽然有的西方大企业的确倒闭了，还有的却在生存和发展呢？事实上，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凡是发展迅速、健康的西方大企业，在其企业的高层都有很强烈的公司认同感，即有很强烈的公司文化，以弥补其制度的不足。

同样，真正能够促使集体企业发展壮大的，并不是该企业产权多么明晰，而是该集体是否具有凝聚力，是否拥有为大家所信任的领头人。有之，则这样的集体企业就能蓬勃发展，如河南临颖县的南街村；无之，则无论产权再明晰，也要倒闭破产。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集体企业产权明晰化的过程，常常是企业争权夺利，从而企业凝聚力下降的过程。集体企业，乃至任何大企业经营的奥秘都在于，产权都只是有限度明晰，不明晰所产生的问题靠企业文化、团队精神来解决。

因此，过分强调产权明晰，等于让企业无法生产运营，员工无法合作，等于让企业破产倒闭。事实上，正是在强调产权明晰的过程中，苏南模式瓦解了，苏南的集体企业消失了，全国的乡镇企业大部分私有化了，农民工被大批解雇了。现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寥寥无几，再强调产权明晰有可能全部死亡。

5、企业办社会，究竟是“包袱”还是优势？

在新自由主义的思路下，企业就应该只考虑利润，不考虑住房、医疗、教育等所谓社会事务。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小企业本来就无力办社会。因此，这一条主要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来的。在这种舆论下，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纷纷甩包袱，让职工直接面对市场化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体制。

事实上，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思路。如果企业向职工支付工资，让职工到市场上去购房、看病、上学，不但支付实际的建筑成本、医疗成本、教育成本，还要支付建筑利润、医疗利润、教育利润，工资势必很高，而职工的生活水平却不一定高。更有甚者，如果职工所购的住房远离厂区，还必须要有高昂的交通成本。小企业无力办学校、建住房，这些事务必须交给市场来完成。但大企业则可以发挥人员聚集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用较低的工资和较高的福利使员工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企业，同时还可以节约企业的总支出，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斯坦福大学正在大规模兴建教师住宅，与中国大学的货币化分房趋势形成颇具讽刺意义的对照。

更重要的是，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大企业办社会还能够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职工爱厂如家，其实际作用远远超过职工持股。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看上去是很虚的东西，实际上却可以减少企业各环节的跑冒滴漏，弥补制度的缺陷，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远离城市的大企业里，如湖北二汽、上海金山石化等，如果企业不办社会，那么结果必然是企业的后勤部门摇身一变，权钱勾结，掠夺职工并不丰厚的工资收入，使职工怨声载道，离心离德，最终促使企业倒闭。

6、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哪种效率高？

本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各有利弊。总的来说，银行间接融资是各国融资的主渠道，美、日、欧皆然。相对而言，美国的直接融资比例较高，而欧洲和日本的直接融资比例较低。从融资性质来说，银行的融资带有较强的计划性，靠分布全国各地的、统一管理的储蓄所，以低利率吸纳小额储蓄，然后由银行而不是储户决定是否贷款给某个企业或项目。股票或公司债券融资则市场性较强，资金拥有者直接决定投资哪家企业或项目。哪种融资体系的效率更高呢？一般来说，是银行间接融资的成本低、效率高。即使银行有一个可观的存贷差收入，对于借款者来说，其向广大的小投资者所付的利率和筹资成本之和将高于银行利率。对于小投资者来说，即使借款人所付利率高于银行，但由于其风险较大，也不如以低利率存在银行。这正是近年来银行存款利率虽然不断下降，但存款总额却不断上升的原因。因此，除非银行管理混乱、腐败盛行，银行间接融资体系能够实现储户、借款人和银行的三赢，正如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可以大幅度降低单位产品的采购、制造、销售等各项成本一样。

但是，近十年来，扩大直接融资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直接融资符合自由市场的经济理念，可以消除银行这个金融垄断角色，实现资金供需双方的直接交易。直接融资的主张者似乎一点也不知道企业计划日益取代市场交易网络的经济发展史。

当然，直接融资的主张者现在经常强调银行的低效率：投资屡屡失误，呆坏账率上升，储户存款利率低等等。但是直接融资就没有问题吗？事实上，在银行坏帐上升的同时，作为直接融资的主渠道的股市，其融资能力近来也大大下降了。股市的红利远远低于银行利率，股份公司包装上市，误导股民，圈走股民大量金钱，股市作为不负责任的提款机的臭名远扬。至于公司债券市场，根据美国的经验，比股市的风险更大。

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抛弃坏帐累累的银行，寻找风险和失误更大的直接融资体系，不如下决心整顿银行，建立一个以健全的银行作为主渠道的融资体系。如果政府对解决银行呆帐坏问题，本质上是腐败问题，没有信心，从原则上说，就是对自身的执政能力没有信心。我担心，这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者把自己对政府的天然不信任强加给了政府。

7、关于放宽对跨境资本限制

新自由主义者所要求的资本流动自由化，在《决定》中也得到了体现：“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这种表述意味着，资本项目可兑换或资本流动自由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目标之一。但是，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资本流动自由化，意味着政府丧失使用货币政策作为调节本国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手段，听任本国经济任由世界经济风浪支配，特别是一小撮金融投机家的支配。90年代，日本希望降低利率来扩大内需时，本国资金反而流出国境，追逐国际利率的最高值，从而使本国经济复苏无力，陷入长期萧条。事实上，非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学表明，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A、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B、汇率的稳定性；C、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把资本自由流动作为不可变更的目标，则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导致汇率不稳定；如果要保持汇率稳定，则货币政策就不能独立。中国究竟是要把资本自由流动作为优先目标呢？还是要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作为优先目标？答案是显然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改革开放产生了一批不法暴富者，如果加快开放资本自由流动的步伐，则客观上将给这批暴富者的资金外逃畅开大门，从而使中国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群暴富者正在不惜牺牲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用新自由主义理论作包装，把他们的不法利益合法化的企图写进党的文件。

8、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

最鲜明地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特色的表达是：“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

我赞成统一国内市场，但是，其前提是国家财政必须而且能够对市场经济中的失败地区、失败人群提供社会保障网。这样，既可以享受市场竞争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的好处，又能够避免贫富两极的过度分化，避免地区差距的不断拉大，还可以通过将新兴产业配置到落后地区逐步增强落后地区的造血能力，从而实现地区经济的相对平衡。但是，如果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中国完全可能成为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失败地区，美国或欧洲的财政部会向中国提供转移支付吗？如果不能，中国就必须保护自己的市场，保护自己的企业和就业，就不能撤销贸易保护措施，就不能一切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要求办事。

扩大引进外资的规模必须在能够保护本国企业成长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外资引进得越多，本国企业倒闭得越多，失业人口就会大量增长，中国经济命脉就将越来越多地操纵在外资手中，中国的经济主权、金融主权进而政治主权就有丢失的危险，中国经济就将成为依附型经济。更进一步，随着失业人口和地区的扩展，中国国内政治就将产生重大动荡，就有可能进入美国宣称的所谓“失败国家”行列。

新自由主义者根本看不到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特性，缺乏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的长远关注，从本质上讲，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代言人。

9、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自由市场经济效率至上、不顾公平，按照市场规则分配财富会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正因为如此，政府才被呼唤出来，起到纠正市场片面性、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公平是政府的首要责任。这两者共同起作用，可能会形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局面，也可能会形成“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局面，这取决于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对比。

也就是说，在混合经济体制中，政府是负责公平的，而市场是负责效率的。懂得这一点，就不会在政府工作方针中写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了：这意味着政府越权，将市场的职能写进了政府的报告。

事实上，正是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正是由于政府和市场同时追求效率，结果中国社会的公平就得不到兼顾，经济落入了两极分化、通货紧缩的境地，反过来损害了效率。一方面是大量的穷人买不起东西，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库存规模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缩小贫富差距，才能够扩大内需，才能够实现企业利润，即只有公平，才有效率。但是，新自由主义者根本不懂得公平和效率的辩证关系，仍然坚持将他们“效率优先”的私货写进以主张公平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有意思的是，为了回避两极分化的现实，文件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表述：“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哪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是富人吗？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确也够大的，穷的富人只有百万资产，富的富人有百亿资产。还是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城里穷人年收入近万，乡下穷人年收入不满一千。显然，人们真正关心的是贫富两极的收入差距过大，这正是政府和市场一起抓效率的结果。

10、关于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

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体制改革既没有能够追踪世界科技前沿，也没有能够服务于产业结构升级，科研项目分散化、小型化、重复化，科研资金不但严重短缺，而且没有用好。赶超型的科研需要的是集中力量攻关，而新自由主义的科研改革思路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一原则，结果，就是20多年来没有象样的科研成果产生，各主要产业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外方手中。承认这一基本事实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前提。

然而，新自由主义不承认集中力量攻关的必要，要求“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事实上，由于中国企业都挤在低附加值低技术的市场上，利润微薄，力量分散，单独一家企业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如此改革的结果，必然是在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漂亮口号下，进一步丧失掌握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

新自由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只讲机制，不讲实力。然而真实的市场竞争首先要求的是实力，而不是机制。因此，一旦落到现实竞争层面，新自由主义者便束手无策。

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标题下，我们看不到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原因恐怕是，经过前些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后，各层次教育都走向了市场化、产业化，已经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讲了。教育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则是最受社会诟病的。在实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欧美国家，大部分教育经费都是由国家出的，公民不但可以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公民甚至可以享受免费高等教育。教育市场化中断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造成了社会的深刻分裂，降低了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可能会成为孕育恐怖主义的温床。因此，必须认真反思前一段时期的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教育改革思路。

三、排除新自由主义干扰，学会驾驭市场经济

所谓新自由主义，新在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上。老自由主义，即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前十分流行，是西方经济学的正统。该学说认为市场是自动均衡的，供给本身产生需求，供需总是平衡的，不可能产生经济危机。因此，除了保障社会秩序安定，充当守夜人，政府对经济活动越少介入越好。但是，随着大萧条的持续，这种经济信仰被动摇了。凯恩斯认为，市场不是自动均衡和稳定的，必须要有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来进行宏观上的反周期调节，才能够使微观的市场机制顺利发挥作用，而调节的主要手法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将“看不见的手”置于“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之下，根本上动摇了市场神话，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经济自主权，因而遭到象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这样的亲大资本的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被称为新自由主义。

但是，从二战结束后至70年代初，各国民主政治蓬勃发展，工人运动壮大，大资本对舆论的影响力下降，因此新自由主义处于冬眠期，蛰伏在为数寥寥的几个研究所里，一出来活动就遭到经济学界主流派的批驳和嘲弄。但是，从70年代初期起，随着资本得以追逐最低成本，跨境自由流动，大资本成功地击败了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力量，新自由主义逐渐又兴盛起来。到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得到里根和撒切尔的支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掌握了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发动了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和反政府管制的浪潮。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甚至挟其权势，取得了经济学界的主导权。

当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将大批留学生派往西方之际，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如日中天之时。因此，80年代留学西方的经济学者大部分都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教导。回国后，他们参与改革开放进程，逐渐主导了中国经济学界，进而影响了公共舆论。其中一些人还登堂入室，以经济学家之名向中央宣讲新自由主义观点，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改革的进程甚至方向，将为西方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越来越多地塞进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文件。

认识市场经济的双重特性，才能驾驭市场经济。然而，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完美化、极端化了，只见市场经济的好处，不见市场经济的弊端。结果，执政党对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失去理论和实践上的防范，不是驾驭了市场经济，而是被市场经济所驾驭，渐渐地偏离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部分党的干部从共产主义信仰转换成新自由主义信仰，傍外资、傍大款，权钱勾结，掠夺国家财富，使执政党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反而受新自由主义误导，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过一段进步后，又走了一段弯路，走向了市场万能论的极端，使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乃至军事安全都受到威胁。

怎么办？理论上的误区还要从理论上解开。过去，我们神化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固然需要反思。今天，神化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同样也需要反思。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混合经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政府计划、法律和行政则起主导性作用。与此相应，在价值观念上，既承认利己主义的现实性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又强调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的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先进性，至少在政府官员、公共知识分子和国有企业中重建与混合经济相应的理论和价值体系，使制度约束能够得到道德文化约束的支撑，法治能够得到德治的支撑，从而从根本上建立起与革命精神和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培养驾驭市场经济的信心和能力。

这样，大部分政府官员就能够抵御住物质诱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混合市场经济的双重缺陷就可以得到较大程度的避免，而其双重优点则能够得到较充分地发挥。这样，前些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能够为混合经济体制所继承，其所走过的弯路就能够成为我们调整方向继续前进的教训和营养。这样，中国经济的大船才有可能避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险滩恶浪，到达民富国强的彼岸。

最近一个时期，拉美国家纷纷出现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其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受此国际思潮影响，中国领导人开始对新自由主义有所警惕、有所绸缪。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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