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换帅风波”之外
张天蔚
前两天还和一位朋友聊起《读书》。虽然此公现在已经凭借写字而成名，但他居然说，他是通过读《读书》而启蒙的。其实又何止他，我这个年龄段的“知道分子”，很少不是读着《读书》而成长为今天这般模样的。现在有人说，汪晖、黄平接手之后，《读书》从“人文”转向了“学术”，而现在《读书》的不好读，似乎也大多由学术而致。但原来的《读书》尽管足够人文，却也未必就与学术绝缘，前述我的那位朋友所称之“启蒙”，就有学术启蒙的成分。至于当时《读书》所涉之学术是否足够学术，似乎与对学术及学术规范的理解有关。而我所知道的是，“学术”一被“规范”，就往往变得艰涩干燥、千文一面起来。至少我读汪晖或邓正来的文字时，经常会有他在故意难为我的感觉。或许一个可以和学术扯上边的理由是，学者大概认为80年代的启蒙工作已经完成，现在是给读者一些“硬货”的时候了，而谁能说不好“消化”或许恰恰是“硬货”的重要属性之一呢？不过以我的有限观察，“新左”身上存在的悖论之一，是他们一方面以关注现实、贴近百姓自状，一方面却又以严格符合西方学术规范，甚至直接借用西方学术成果乃至学术术语而自矜，以致形成文风与目标之间的严重错位。坚持这种文风的动因，未必全是学术的考虑，其实也是立场的选择。“新左”总说他们更关注中国现实，自由派却总批评他们自外于中国社会，两者可能都有道理，前者是指研究对象，后者却是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至少就阅读感受而言，中国社会似乎只是“新左”们的研究“客体”而已。 相比较而言，被指为脱离中国现实的自由派的若干代表人物，却反而在文风上更朴实和“中国”得多。如被许多人尊为自由派旗帜和思想导师的秦晖，其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是何等深入，其文风又是何等亲切朴实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新左”阵营里，有一位王小东在文章的说服力方面可以和秦晖相比，但此公更多以边缘身份自居，不太把学术当回事情，再加上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因此更多地被视为粪青而非学者。但除了他之外，我不认为还有哪位“新左”具有深入浅出的能力。
其实我是不太在意谁属哪派，也不喜欢写字的人分门归派。对我而言，只有好的文字和坏的文字、好的文章和坏的文章。好的文章出自哪派之手也是好，坏文章出自哪派也还是个臭。
至于《读书》在汪晖、黄平主持后的“向左转”，我以为是无可争辩的，而且我以为汪晖、黄平也不必争辩。主编是干吗的？就是为刊物定调的。当初三联决策者延请汪、黄，意味着他们已经大致预设了《读书》未来的走向：更学术的，更偏“左”的。至于有人，当然主要是所谓“自由派”，批评汪、黄背弃了《读书》的自由主义传统，我想是有道理的。但指责他们的取向有违公共刊物提供自由论坛的属性，我想就比较牵强。汪、黄之前的《读书》确实是“自由主义”的，却也绝非“公共”的和“自由”的，至少在“读书无禁区”的“自由”理念下，《读书》却也几乎没给“老左”（那时还没有“新左”）提供过发言的空间，否则《读书》也无缘被称为“思想解放的先锋”。由“自由”而“新左”，“阵地”易手，或许才是自由派对《读书》和汪晖、黄平愤愤不平的关键所在。
这几天因为“换帅风波”，在网上搜罗了一下有关《读书》的新闻旧事，才知道围绕《读书》，曾经出现过那么多、那么不堪的非学术、非思想的指责、攻讦、曝光、揭短，仿佛《读书》不再是一本文化刊物，围绕其发生的也不再是文化事件，参与其事的也不复是文化人。无论左、右，谁也没比谁表现得更精彩一些。
撇开这些争论，我对汪晖和黄平在《读书》所作的努力，还是持高度的肯定。不管立场取向或左或右，汪、黄两人作为学者的敏锐，有助于《读书》在他们接手之后，提出了一系列对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新问题。尽管有前述文风和立场的毛病，但“新左”们的独特立场和思想，却使其在自由主义思潮一统天下（自由派从来不承认有过这样的好光景）的舆论背景下，率先提出了许多到今天我们终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时至今日，左、右之争中固然多有丑陋，但这种争论的出现而且趋于激烈，确实证明中国社会已经不复《读书》复刊时的“拨乱反正”和“与世界接轨”那般简单。面对如此情势，无论左右，再次出现谁对谁的大获全胜，对中国的未来都将是灾难。
《读书》终于换帅，围绕《读书》而起的各种风波不知道是否能够稍有平息。从“新帅”的履历来看，《读书》或许有“拨乱反正”、再次“转向”的可能——更人文的、更自由的？而我的希望是，无论左的右的，但愿还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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