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读书》事件
雪 风
最近的《读书》事件引起了一些波澜。作为读者，本来并不太愿意相信《读书》真的会换帅，而且还来得这么快，因为像换帅这样的说法，好像在几年前就已流传了，结果都是不了了之。但这回是真的了，因为此前网上有很多的帖子在，特别是最近看到有汪晖参加的讨论会谈到这事，就更增添了确切的佐证，不相信也不行了。
我看《读书》时间已久，一期不拉地订阅也有十余年，多少也了解一些这份刊物风格的前后变化。汪黄之前比较闲适，有许多优美隽永的小品文，精神风貌“积极向上”，呼应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想想当时的中国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时间不是太久，国家确立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心，多数中国人的感受都是欢欣鼓舞的，以为没多久就可以浅吟低唱，共享荣华了。不料从八十年代后期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以后的势头，经过整个九十年代直至今天，也未有稍减，中国人尝试了各种政策，使尽了浑身解数，以应付种种麻烦。与此同时，在思想界，种种思潮观念雨后春笋般地或者说如同沼泽地中的气泡般地涌现出来。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些新出现的思潮或思想，大多怀揣着某些大抱负，当然也许还夹带着某些私心，想要解决中国以及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大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那份闲适优雅富有文人贵族气息的《读书》，作为很少的几个思想和观念表达的公共平台，已经无力承纳思想和现实的这种崭新的面貌。也许可以这样说，把汪黄带进九十年代《读书》并从而决定着此后十余年办刊方向的，不仅是由于当时三联的负责人，而且是时代使然。谁也不难想像，在那样一个已经发生着巨大变革和发展的激荡的年代，《读书》如果还是以原来那种看上去四平八稳的思想与观念的风格和姿态，它到底还能走出多远。
汪黄主持《读书》这些年来的情况，想必每一个关心它的人都是有目共睹的。只要不带偏见，就得承认它至少在激活人们思考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这十余年来，《读书》从来就不缺少各式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中伤。它对于社会政治现实及其变迁的深重关切，对于精神文化齐常化的努力颠覆，对于支配性思想和体制的敏锐且不乏深度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一再刺痛着人们的神经。这就毫不奇怪，那些一度对某些思想舶来品奉若神明的人们，本来还自恃为精神士大夫但不久就转变为利益和权势的奴隶的人们，还有一些在《读书》面前自惭形秽的人们，必定要从各个方向向《读书》发动进攻。这样一些攻击有些时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许多批评只是出于并非恶意的无知，但是，在一个将自己的过去不断妖魔化的语境中，将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持续合法化以巩固并扩大自身利益，而不问它们是怎样得到的和得到的是什么，乃是一些人的内在的策略。一些批评，比如像对《读书》提出价值中立要求这样一种颇能迷惑人的主张，无非只是一种在实践中无效在逻辑上错乱的主张。而所谓人类几百年来的共同价值这样的空洞和毫无内容的口号，竟然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仍然还有大批的追捧者。任何一个真诚希望汲取并因此而去切实思考并掌握这些“共同价值”的人，都不会仅仅说出这种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的废话——人们不用走得太远，只要去读读康德——这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的人类共同财宝级的人物，而且一定再去读读黑格尔——即使这是一个曾经被当作死狗的家伙，但如果他们愿意把人类这个字眼稍稍扩大到除了康德哈耶克们以外其他的人的话，他们就不会轻易地说出上面的话。当然，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必须是如同上面所说的那样，即他们愿意汲取并能读懂这些价值。另外一些人拾人牙慧地把一些“价值”对立起来，比如把康德与卢梭对立起来，分别作为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思想代表，并把后者与所谓的“新左”对应起来，以策应国内新时期出现的“大批判”的暗潮。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丝毫不愿花点功夫去追问一下，为什么康德会说出下面那样的话：我以前因为自己的知识、以及认为这些知识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而感到骄傲和满足，并蔑视无知的贱民。但是是卢梭纠正了我，使我能够尊重人类。十分清楚，人们从中至少可以看到两者的某些同一性，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对立甚至是政治上的对立。
人们宁愿把思想上的混乱看成是仅仅的浅陋和无知。但是当知识分子们在坚持不懈地复制混乱的时候，这种看上去是仅仅的无知就很值得怀疑。汪晖们不断强调思想和学理上的理性的即正常的探讨与交锋，但当他们这样强调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是错的，因为没有人会傻到与这样几个思想与学术上的高手在思想与学术上进行正面交锋。他们只要用一些独家秘制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政治暗器，就足以使对手中箭落马。汪晖们过于天真幼稚，以为自己只要像小说故事中的好汉们那样喝道：放马过来咱们大战三百回合，对方就会认真考虑应战似的。然而他们面对的是无物，没有谁会按照规矩来出牌。中国流行的是潜规则，它们已经被无比精美地包装起来并达到了如此撼人心魄程度，以至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急急忙忙地向它表示敬意。
《读书》事件将会是一件小到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文化事件。生活在一个善于制造遗忘的时代的人很快就会忘却此事。无须花费时间认真思考，就会知道关于换人所给出的理由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脚。当人们用体制的借口把汪晖和黄平赶出《读书》的时候，却对买卖书号和版面这种至少相当于是让外人承包书号与版面的事情，以及更多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或明或暗地承包或卖给私人这样的事情视若无睹。另一个借口是汪黄主持的《读书》不好读或读不懂。这种情况大概有两个可能的原因，要么是《读书》过深，要么是读者过浅。不要教导我们这两个原因仅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可以是基于不同的立场或视角并会导向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评价的两个问题，而事实上，人们已经在按照其中的某个立场进行现实操作了。指责《读书》没有贴近社会，仿佛社会只是由那些声称看不懂《读书》的人所组成似的。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有些一再指责《读书》晦涩的人，恰恰是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不遗余力批评《读书》的人。对于目前确实还不能读懂的文字，我们唯一所能做的事只是先免开尊口，然后在切实阅读和辨识的基础上真正发现其中的正确或错误。但令人困惑的是，现实中很少有人这么做，相反的情形倒是，人们可以十分轻佻地辱骂自己还未弄懂的对象，却在不会受到任何合理指责的情况下赢得阵阵喝采。对于《读书》难读的一个略显有力的批评是，作为一个公共平台，它没有理由由于晦涩而自我封闭。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晦涩”了业已十年的刊物，以及知道它已经确实“晦涩”了十年的读者，人们完全弄不明白，这种封闭到底是刊物自身的封闭还是某些自称是读者们的封闭，假如这里所谓的读者还配得上是一位认真或诚实的读者。此外，套用汪晖所说过的话，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里，已经不会再有什么建立在私人创作基础上的完全私人意义的媒体平台了。假如我们撇开《读书》是否真的隔绝了自身与大众这一伪问题不论，它的十万左右的发行量恐怕在中国思想类刊物中少有比肩者，何况还有这十万数量以外的更多的读者。当然，如果仅仅谈论数量的确是毫无意义的。量除了代表它自身以外不能说明任何东西，要么只是把《读书》唯一地当作牟利的工具。但如此一来，中国还能有引发了各种主张注意力的《读书》吗？更何况这份杂志经过汪黄的努力已经开始被带向世界？
之所以会有今天的《读书》事件，想必对于主事者来说是慎重的而不会是轻率的。但也可以说是轻率的，而且我们或许还可以更确切一些说，是轻易的。尽管有合谋一类的说法，但恐怕谁也不会找到这方面的确切证据。想要去寻找这种证据，或者哪怕仅仅提起合谋这一些肯定是不着边际的话，就已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中国的知识界幼稚到可爱了。中国的事情经常只是谜，它并不那么需要证据，除非是觉得也许可以稍稍垂青于他人的话。一些人正在善意地预测《读书》的未来。但《读书》还有未来吗？当它的灵魂人物黯然离开的时候，期望它也许还能保持原本的锐利和深刻，这无异于一个美丽的幻象。也已有人在思索后《读书》时期我们该怎么办。那些所谓各自练摊的打算，不禁令人想起布罗代尔曾经描述过的几个世纪以前的欧洲市场及其以后的情形。但那是个早就逝去并已成为历史陈迹的斑驳故事，它的大幕久已关闭。现在，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时代，另一扇大幕已在我们面前徐徐拉开，呈现出来的是智力测试题。问：苏格拉底对于那条有关自己的著名的德尔菲神谕是怎么说的？答：他是这样说的——好像是条绕口令：因为我对自己是有知的还是无知的一无所知，所以我是全希腊最有知的人。然后主持人将会作惊讶到兴奋状冲你喊道：完全正确，加十分。
然后你就会有热烈的掌声，然后你只要像这样坚持下去，你就还会得到一份不算过于菲薄的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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