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换帅风波看媒体分化
从2001年开始，就有人呼吁《读书》撤换主编，一直没能实现，现在终于变成现实了。
6月下旬，北京的媒体率先爆出《读书》杂志即将换帅的消息。7月初，这一消息得到证实，《读书》杂志的主管部门三联书店对《读书》编辑部进行了改组，原任执行主编汪晖、黄平被解聘，由原《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接任。《读书》杂志的汪晖时代就此划上句号。
自从汪晖、黄平于1996年执掌《读书》帅印以来，围绕着《读书》杂志所进行的争论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原因无他，在1997年进行的中国知识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汪晖成了千夫所指的“新左派”。此后的《读书》奖事件、哈贝马斯来华等事件中，所有争议的主要对象都是汪晖，以至于可以说，凡是有汪晖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这个话题，也就一定会很热闹。
这次关于《读书》换帅的争议也是如此，所有的批评表面上针对《读书》，好像是对事不对人的，很“公正”。其中，南方某著名报业集团更是动员了几乎旗下所有媒体对《读书》进行批评，理由不外乎三点：喜欢搞新理论，不好读；喜欢发被认为是“新左派”的的文章，有新左派倾向；受众越来越少，发行量下滑。
批评者由此推导出来的结论是《读书》必须换帅，甚至有人喊出了“汪晖不下课，就不看《读书》”的口号。
针对这些理由，汪晖与《读书》的编辑已经做了不少答辩。关于所谓的发行量下滑，2000年前后，曾经有传闻声称，《读书》由于汪晖主编的缘故，发行量急剧萎缩，已经下滑到40000册左右了。而汪晖宣称，这十年来，《读书》的发行量一直在9万份上下浮动（应为9-12万），其实是《读书》创刊以来最高的。而与此同时，1980年代发行量动辄上百万的那些文学刊物如今的发行量却都不超过1万册了。所谓的“不好读”，《读书》杂志的一位编辑也说，“不好读”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早在1987年，当时的主编就曾在“编辑手记”里提到读者写信给编辑部，抱怨杂志喜欢发表新理论、新名词，不好读。
这样，对《读书》的批评理由就只剩了一条，也就是“有新左派倾向”。但批评者们说并没有直接这样说，而是批评道，媒体只是公共平台，一个刊物不应该只发表一面倒的言论，在“编辑手记”里发表个人观点是不应该也不能允许的。
不过，有趣的是，在1997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正吵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这次“《读书》换帅”风波中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的南方某报业集团就已经公开宣布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倾向，毫不隐讳。在这次读书换帅风波中，该报业集团旗下的几家媒体虽然没有公开说明这是自由主义对新左派的批评，但是他们的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在采访对象上就能看得出来。几家媒体所采访的对象几乎全部是中国知识界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而他们在批评《读书》“不好读”这一点上也保持了高度一致，而大量存在的反方观点在这些媒体报道中却一点也看不到。为了给人一种所有人都认为读书不好读的印象，记者甚至不惜歪曲采访对象的观点。最早出现的批评《读书》的报道中，引用了《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的话，就在这则新闻见报的当天，李少君就公开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他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评论，也没有批评过《读书》，李少君还要求发表该新闻的报纸就此特别声明。但是他的要求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新左派方面虽然也批评过某些自由主义者的言论，但是从来没有人批评过该报所持的立场，也从来没有人要求撤换主编，更没有人说过“不撤换某人，就不看某报”之类的话。难道《读书》是公共平台，不应该有立场，而南方某报业集团就不是公共平台，就可以有立场吗？这是不是双重标准呢？
说这些，并不是要为汪晖或者新左派辩护，而是要说明一个现象，媒体分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媒体已经在自己的道路上选择了自己的读者，有了自己的倾向。这种多种声音共存是一种进步，不同的观点之间应该尽可能地寻求对话和理解，人们应该学着去包容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而不是相互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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