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月刊尝试超越西方中心和中国本位
刘 宏
自从1979年创刊以来，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月刊无疑是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文化杂志之一。它不仅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也通过对当代社会的直接介入而影响了这一进程。
最近一个月来，围绕着该杂志主编更替一事（由吴彬取代1996年之后出任执行主编的汪晖和黄平），中国的报刊和网络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南方人物周刊》还以《<读书>变局——一本杂志和三代文人所倡导的思想》作为封面专题，并提出了“谁的《读书》？”的问题。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读书》成为近年来大陆思想文化界变化的一个颇具意义的指针。
对《读书》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近年来的它所刊载的文章“不好读”以及销量的减少（据说每期维持在十万份左右）；二是《读书》成为所谓的“新左派”的同仁刊物。对于前者，已有论者指出，《读书》不是《读者》，它应该有理论深度和现实关怀。对于后者，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和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现为美国所所长）表示，该杂志“从未成为单一立场和取向的传声筒”；汪晖本人更直言，“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去触及，这叫什么人文精神？那不是把《读书》变成消费品吗？”
作为《读书》的读者和身处边缘的，笔者对该杂志不甚全面的了解，主要是近十年的事情，这正好是一些论者所提出的《读书》的“汪晖时代”。过去几年来，我也有缘同汪晖教授就革命、近现代亚洲的想像与建构、以及海外华人等问题有过数次较深入的讨论。从自己粗浅的观察和感受来看，我以为，批评者似乎都忽视了《读书》为建构超越中华文化圈的人文世界所作的努力。这种尝试不仅使《读书》成为亚洲知识分子沟通和对话的一个平台，还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解西方之外的世界有益的参照系，虽然这种新的努力也有可能成为《读书》“不好读”的原因之一。
西方之外的世界
毫无疑问，《读书》的对象是大陆读者，近十年来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如大众民主和宪政问题、民族主义、国企改革与产权问题、全球化、医疗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困境、三农危机等等，都是同转型期的中国及其未来发展道路息息相关。但是，过去十年也是中国和世界大变局的时代：亚洲金融危机、九一一及其所带来的深远冲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成为“世界工厂”、生态和环境恶化、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所伴生的观念和文化的互相撞击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问题的阐述无法离开世界的语境，而全球的变迁也同中国的发展密不可分。
以“思想文化评论”为主旨的《读书》，肯定无法绕开这些问题而仅仅关注纯粹的文化思潮或局限于中国大陆之内；它透过中国知识分子看世界和海外（包括定居于境外的华裔）学者看中国/世界这两条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途径，阐释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及其在全球变迁中的作用。
《读书》今年出版的六本精选集（1996—2005）中就有两本是围绕以上的主题：《重构我们的世界》和《亚洲的病理》；《<读书>现场》也有不少相关的论述。
《读书》的尝试不仅在于对西方理论思潮和人物的评介——此前和同时期有许多刊物与大型丛书（如《走向未来》）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在我看来，《读书》的贡献在于给读者带来一个更为多元和全面的世界，让我们听到来自非西方、尤其是亚洲的声音，并由此建构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
身心俱在亚洲的中国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在文化、观念和制度上疏离亚洲邻国并极力成为“西方文明”的一员；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它是身在亚洲、心在欧美（In but not of Asia）。
与此同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则在被船坚炮利的西方打开门户后，反思自己的世界观。出版于19世纪中期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对亚洲邻国有大量的和充满同情的描述；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和孙中山）对东南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寄予深切的关怀，一些人还主张向泰国和菲律宾学习。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同许多亚非拉国家保持密切的关系，这无疑有外交和战略的考量。但是，理念上和情感上的接近使第三世界的概念和实践具备某种现实的基础。
到了198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开始反思自己的历史。以沟口雄三和滨下武志等人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提出了“在亚洲思考”的新思维，把日本放在亚洲语境下分析，并正面挑战西方冲击—亚洲反应模式，从亚洲历史的连续性和自律性的脉络出发，重构近现代亚洲与欧洲关系之历史和现实。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代的中国思想界却似乎在重复一百多年前日本的道路：全球化逐渐被等同于西方化，欧美的经验和学术话语通常成为衡量中国发展的准绳；东西方差异被简化为中西之别。除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外，思想和文化界对亚洲（尤其是日本之外）具有深度的评析可谓凤毛麟角。
韩国学者白永瑞甚至指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亚洲意识和对亚洲的“横向思考”；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亚洲、亚洲就是中国。这个评论或许有些偏激，但与事实也相去不太远。在许多普通民众观念中，东南亚就是那个通过“新马泰七日游”所形成的“很像福建、广东的地方”（这是几年前国内一个重点大学代表团团长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对我说的话）。作家冯骥才在访问新加坡时写道，“站在讲台上演讲，面对台下的面孔，就如同在天津、北京、成都演讲完全一样。”
过去十年间，《读书》发表了一百多篇有关亚洲的文章，其内容涉及南南合作、东亚历史、韩国工人、伊朗与冷战、朝核问题、日本对东亚发展的反思、底层社会。其既有中国学者，也有不少亚洲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使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也包含了亚洲的经验和视野。
除了努力重建亚洲的主体性之外，《读书》也有若干讨论海外华人的文章。它们的有的来自海外（如王赓武），也有大陆（如南京大学的范可）和港台学者（如香港大学的王苍柏）。与那些居高临下俯瞰式的官样文章或将海外华人视为“花果飘零”的中原心态不同，这些文章大都将华侨华人置于当地的和中国的脉络下加以审视，所采用的是陈寅恪所主张的“了解之同情”的方法。
走出标签化的误区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同亚洲邻国的外交和经济互动日益密切。东盟（即亚细安）与中日韩的合作日益机制化，中国与东南亚自由贸易圈也将逐渐成形。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运作加强了中国同中亚国家的关系。随着印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印之间的联系更为深入和广泛。
一方面，知识界对亚洲以及中国在亚洲社会和文化发展所能扮演角色的讨论，却明显滞后，也落后于对欧美的了解和关注。《读书》近十年来所作的尝试或许不完美（如对日本的重视远远超过亚洲其他国家），但是，它所尝试建构的是一个较为全面和均衡的世界，一个超越了西方中心和中国本位的世界。因为它发表过一些“新左派”学者的文章而将之定型化或标签化，对编者、和读者都有欠公允。
《读书》1979年创刊号刊载了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一文，在社会上曾引起轩然大波。第一代的《读书》主编、著名文化人陈原也说过：“《读书》的性格，应当是容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但不容许打棍子。”28年过去了，同样的主张是否还应该被重申？
·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暨孔子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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