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新政治—北京《读书》杂志遭撤换小记
文／台湾 汪竞榆
在北京玩乐潜伏几十天，烤鸭和涮肉，长城和胡同已不再新鲜，懒洋洋地以为这就是皇城脚下的全部。不意间听闻报摊媒体宣布将撤换《读书》汪晖和黄平两位执行主编的消息，想起不久前的《冰点》事件，还引起全球关注和知识界自由派的反扑，是中国媒体改革史上的重要战役，龙应台还写了信向胡锦涛问候两句，要总书记用文明来说服人。原以为这一场媒体出版争斗的历史交会，也将轰轰烈烈，然而，一个多月以来，北京的车照堵，天空依旧灰蒙，这场风波在全世界的媒体眼中，平静地像是甚么事儿都没发生，除了两场座谈会的集结之外，仅存于中国少数网站上的暗潮汹涌和个人邮件往来。
《读书》(DuShu)无疑是当代中国知识界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批评刊物。创刊于1979年， 陈原、范用（1979-1986)为首任主编，当时正是文革从高潮跌入低谷，社会面临寻找出路的转型时刻，《读书》杂志提出「读书无禁区」，从文学和艺术上去探索，发出文革后压抑已久的吶喊，随后，沈昌文(1986-1996) 主编时期，处于改革开放后的高峰，以西方为师的主流思路，社会一片乐观光明，却也逐渐出现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分化与质疑。汪晖、黄平（1996- 2007）接手后，关注的焦点改变了，问题意识也有不同，不再谈国际接轨，而是把世界的问题拿到中国来讨论。这个时期的《读书》集结了一批新的队伍，试图应用知识分子的观察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发言，带有主题性的组织讨论 总是会触及中国社会在全球影响之下最敏感的议题。在全球化，三农、亚洲、医疗改革、性别等社会公平和正义议题，总是提前介入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处境，在改革开放的一片欢呼声中，独自持续地发出噪音。《读书》得以发展至此，主编汪晖和黄平的学者身份和体制外角色无疑是重要关键。
中国的媒体和出版社尚未有完全的自由的空间，一般均隶属于中宣部辖下的不同出版集团，由国家统一控制管理，例如三联书店是企业化事业单位，人事由上级派任，但叙薪福利则以企业方式规范。在特殊的历史时势之下，三联前总经理董秀玉的创见和能力，发明了聘请外部主编的构想，汪晖和黄平因此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读书》杂志编辑部兼职；也造就了一本北大教授钱理群所形容的「体制内民间刊物」，一个不易于控制而相对自由的空间。三联书店在今年七月十三日正式发布的解职讯息中，正是以「新闻总署对于期刊主编需由主办单位现职人员担任的规定」「优化管理」藉由体制的合理化为由，撤换两位主编。
对于上级要换人的决定，汪晖和《读书》编辑们均表示早有预警，《读书》杂志对社会的影响声势浩大，但内部空虚，又没有后台，迟早要出事的。只是「一件简单不过的事情，没想到手段竟然如此笨拙。」今年六月八日，利用《读书》出版六大本的十年精选集的机会，《新京报》和《中国青年报》便以众议的方式，针对汪晖和黄平时期的《读书》风格和内容，组织了一系列的专题报导批评，其中的报导如清华大学何兆武指出「前些年读书的性质是趣味的，大众性的…太专业的文章，普通读者是看不懂的」。社科院徐友渔则提到「读书队伍太单一…文章学院味道太浓，并举其它刊物为例，不能用时代改变为由来解释文风取向…」。随后，三联的党委书记邀约汪黄二人于六月二十一日开会，但是会议尚未召开，当天新京报就发出消息，以杂志发行量下滑为由，片面宣布三联书店准备撤换主编，引起《读书》编辑们的抗议，认为《新京报》制造假新闻。汪黄见到报纸消息因此没参加会议。此时，三联副总编樊希安约见部份《读书》编辑谈话，表示因体制改革之故，必须撤换汪黄，同时将指定原《读书》编辑吴彬接任执行主编。另一方面，汪黄感受到局势转变，在七月八日（周日）发信约定七月十日召开编辑部内部会议商谈；同时，三联书店的党委书记也突然通知《读书》编辑部人员在在七月十一日上午九点开会，准备在会上宣布他们已经制定好的改组方案。然而在《读书》编辑坚持拒绝出席的情况下，会议始终无法召开。一直推迟到当天下午还是宣布了改组方案：原来即将届龄退休的党委书记张伟民接任三联书店总编辑，吴彬如预期地接任执行主编。两周后，人事部门才发出正式派令，将这段时间的传闻和强渡关山的结果最后拍板落定。
事实上，以体制改革为由撤换三联书店编制外的汪黄二人，在今天中国的社会剧烈转型的情境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读书》编辑说：「撤主编就撤主编，为何闹媒体呢？那些「不好读」、「新左派阵营」以及「小众」、「发行量下降」等论点一再地出现，表示这次不只是要换人，而是要毁人，是帮派化的知识分子准备给领导们吹风。」整个事件背后的动力，隐约地指向是自由派结合政治权力所发动的。对此，汪晖认为，事件的发生很难找到源头，敌人是总体性的体制，不是单一化，可以被清晰界定的某一对象，例如去反三联书店的领导们，甚至于去反出版集团的意义都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讨论事件发生的意义，同时拿冰点的事件做比较，可以发现这次事件是一种新政治的浮现。
例如过去中宣部要做一件事，首先是发起意识形态的攻击，然后再出手。但是今天随着市场化和官僚化相匹配的过程，它的政治越来具有非政治的特点，它的叙述不再使用政治的语言。今后，社会空间的问题与新政治越来越多的冲突，都不需使用意识形态的语言，只要用体制化和市场化的言说方式就可以「合理」解决。新政治的特点使得不同的社会势力跟市场跟利益纠合在一起，转化到权力的体制里，去扼杀这个空间。只要这个空间超出掌控范围的，都要被扼杀。
北京今年准备召开十七大（指定接班人），明年还要办奥运，社会发展的形势将越来越紧缩，但是社会矛盾不因社会控制的强化或过热经济而消融。面对新政治的浮现，势必产生新的行动策略。钱理群说得好：「这一连串的清场行为，知识分子们不能因为个别立场或短期利益而选择沉默，而把主要应该批判的体制轻轻带过。新左派和自由派必须超越分歧，共同抵制的扩张和官僚化，捍卫自由思想和独立言说的权利。尽管我们无力阻挡，但至少要发出抗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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