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后，陈映芳答问
问：陈映芳先生，您作为《读书》的之一和读者，如何评价《读书》自1990年代末开始发起的关于“城市化”、“农民工”等问题的讨论的？
陈映芳：《读书》杂志这些年来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我认为，是将现实中国纳入到了“思想”的领域，或者说是将真实的中国问题收到了“文化”的视野中。中国一直不缺少炫耀思想、高谈文化的各种知识人，就是少见有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对真问题的洞见。90年代后期以来的这十多年，是诸多中国问题在社会层面集中爆发的时期，一家真正以思想、文化为主题的刊物，不可能避开这些问题来谈所谓的人文价值或人类命运。
《读书》这些年来组织的诸如对“三农问题”“城市化问题”等的讨论，一方面让一批研究者将他们的问题及其研究提到了学科之外的公共知识界，以此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同时也将严峻的中国现实问题放到了世界体系的层面、以及社会变迁的轨迹中加以审视。当然，这样的讨论，对学者和杂志都可能构成挑战。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激情的或功利的、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主义阐述是无益于问题的讨论的。事实上，在今天这样的学科专业化时代，研究者无论是要建构还是解构现实的中国命题，如果没有相应的学科训练和深入研究，都是很难想象的。同样，在眼下的中国，一家刊物要将“问题”讨论引入到“文化”、“思想”的阅读中来，不仅要面对能说什么的体制问题，还要解决如何言说的方式问题。此外，作为难得的知识界公共平台之一，它似乎还存在一个如何处理共同性与公共性的关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读书》杂志这些年取得的难得的成就、以及它反复被提及的问题，都与这样一些挑战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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