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人士谈《读书》
阳 敏
来源：《南风窗》，发表时有删节
1979年4月，《读书》创刊。
其后28年，这本小小的杂志不时掀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无论是创刊号上的名文《读书无禁区》，还是十年来率先讨论诸种中国问题乃至重构世界图景。
在它努力为社会发展拓清思想道路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了思想与知识界种种纷争的活化石。
2007年7月，负责《读书》长达11年之久的汪晖、黄平卸任。一月以来，种种不同渠道的声音和消息四处传播。当本不该是“新闻”的正常内部人事调整不期然成为知识界人人关注的“新闻事件”时，《读书》再一次显示出它在当代中国思想版图上的重要位置。
而在本刊记者试图避免纠缠于单位人事纷争与知识界派系纠葛，努力通过多元视角，还原11年以来《读书》与中国思想界流变之关系时，却发现“《读书》事件”之为“新闻”，它的价值可能正在钱理群先生提出的问题：
“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不管我们原来是什么派，现在都共同面临着体制的扩张和官僚化，这是对我们的自由空间的挑战，我们要共同来面对！”
《读书》随着陈原、沈昌文、汪晖三位主编所处的时代变迁而变。无论今后《读书》往何处去，陈原先生“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的办刊宗旨，乃至“切中时弊”的刊文理念，都当是所有曾受益于《读书》的读者最真实的期待。
汪晖：思想的事业不会中止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对于《读书》的质疑大致有两点，一是不好读、读不懂，二是小圈子化、有倾向，你对此有何看法？在你看来，《读书》十年来不断引来争议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汪晖（以下简称汪）：好读与不好读的问题有些似是而非。《读书》的群中有很多文章高手。一些直面尖锐现实问题的文章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讨论、甚至通过舆论促进了公共政策的变化，这些文章也许不那么泛彩流光，但思考的深入，问题的真切，受到广泛关注是基本事实。
当然，有些文章涉及相对专门的领域和问题，比如讨论亚洲问题，讨论一些理论性的问题，要想进入对话的状态，当然需要必要的知识准备。我们希望做到深入浅出，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一目了然。《读书》可以改进之处很多，但要以“读不懂”为由来否定这么多的文章，恐怕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说我们是小圈子，是新左派？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取向，我们当然也有，比如对于社会分化、霸权关系和垄断性权力，以及力图将这些关系和权力合法化的理论和知识，我们都试图推动反思与批判。但是，这个取向不是自说自话，而是通过不同声音、不同取向之间的对话和讨论来加以展开。我们并不预设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取向就是绝对正确的。就以经济学而言，我们的中就有吴敬琏、张维迎、崔之元、林毅夫、盛洪、张曙光、何清涟、秦晖、茅于轼、樊纲、汪丁丁、梁小民、王绍光、胡鞍钢等等，他们都是一派的吗？那些攻击我们是小圈子的知识分子的刊物或媒体中，有这样广泛、不同的声音吗？《读书》杂志的圈和学科范围在过去十年中扩大很多，如果有商榷的文章，只要达到一定的质量，我们是一定会发表的。在今天铺天盖地的媒体和学科体制的刊物中，连《读书》杂志发出的这点极小的声音也不能容忍，这是要做到中国思想的舆论一律吗？
《读书》引发的争议主要来自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尖锐性。在九十年代，围绕俄罗斯改革、全球化问题、亚洲金融风暴、西方中心论、科索沃战争等产生了大量的争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围绕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产权问题、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反恐战争和新帝国主义问题、发展主义与社会分化、生态问题与社会保障体制等问题，知识分子的讨论逐渐扩展到公共领域，对公共政策也开始产生影响。
坦白说，在这类问题上，许多占据主流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而另一些被认为不那么主流的学者的声音却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读书》致力于这些问题的探讨。
《南》：那么，在过去十一年《读书》所坚持的风格中，你认为最珍贵的是什么？
汪：我认为最值得珍视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愿意面对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但从不赞成用攻击、谩骂或者戴帽子的方式进行讨论。面对各种争议，我们没有退缩，也没有被这些争议牵着走。
《南》：你对于未来中国社会思潮走向有何预判？
汪：我只谈忧虑。第一个忧虑是独立的思想空间被媒体和体制所挤压，许多重要的思考不能成为社会的公共话题。如果从一开始就拒绝思考和探索符合自己实际的社会道路，一个没有反思能力的社会在社会危机到来的时候只可能陷入二者择一的选择之中。这种二者择一的选择其实也就是没有任何选择。
第二个忧虑是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家本身失去代表普遍社会利益的能力，而普通大众的声音无法上升到政治领域中来，最终沦为少数精英集团操控的工具。在社会危机的条件下，这些精英集团将新一轮的政治变革变成他们合法地瓜分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的途径。
因此，如何创造新的思考空间，如何提高民众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突破少数精英对权力、财富和社会舆论的垄断，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我认为这是探索中国民主道路的关键所在。
《南》：你是否愿意谈谈这次“读书事件”的来龙去脉？
汪晖：我和黄平分别在1996年年初和年底应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女士之邀担任《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2002年年底，董秀玉女士从总编辑、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休，我们也考虑离开《读书》杂志。但后来三联书店新任总编辑汪季贤不但要改组《读书》杂志，而且还背着《读书》编辑部出版《读书》公务员版，我和黄平决定留下来抵制这种荒谬的决定。
汪季贤离开三联书店后，我们立刻与三联有关领导商谈平稳过渡的问题。鉴于当时三联书店内部的混乱局势，这位领导希望我们能够留任。我们同意了，但提出在适当的时候，三联书店应提前跟我们说明离任的时间表，以完成平稳过渡，避免因为我们退出《读书》而产生不必要的震荡或混乱。当时的主管领导表示同意。
但这一次的事件却完全是突然的。六月中旬，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樊希安通过编辑部与我们联系，说要约我们见面谈话。由于黄平于次日出差，20日才能返回，我们约定21日下午在三联书店见面。但21日上午《新京报》发表了有关“《读书》换帅”的报道，我们通过媒体得知了这一消息，觉得十分突然。事后，樊希安向我解释说，他从未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我也相信了他的说法。
7月26日上午，我应三联党委书记张伟民、副总编辑樊希安的邀请，到三联书店与他们见面，讨论《读书》改组问题。除了人事问题外，他们解释说，根据有关的规定和出版集团领导的意见，我们不宜再兼职担任《读书》主编。我表示，退出不是问题，但希望有一个稳定的过渡，以避免因为我们的离开而造成震荡。
7月10日，他们再次表示要见面商谈，主要内容仍然是重申：根据改制的要求，第一，主编不再能兼职；第二，中国出版集团领导看了《新京报》的报道后非常重视，专门找他们谈话，要求从快解决，也即不留过渡期，以避免舆论的蔓延。根据7月12日《中华读书报》头版发表的三联书店负责人有关更换《读书》杂志主编的官方说明，社委会的改组决定在7月3号就确定了。我对他们说：无论对于编辑部内部，还是对于社会舆论，这样的做法都无法让人信服，它所造成的震荡会伤害《读书》杂志。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不可能同意三联书店领导人提出的由我们主动提出辞呈的建议。
7月11日上午，他们到《读书》编辑部宣布改组决定，根据网上的报道，大部分编辑没有到场。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大致过程，至于别的什么内幕，我完全不了解。
从汪季贤试图改组《读书》到这一次改组，基本的方向就是要将所有空间纳入他们的“统一管理”之中，不能容忍任何不同的声音。官僚体制向三联书店这样的文化机构输送的不是对文化事业有责任心的人才，而是纯粹的官僚，他们除了对市场化和官僚体制的旨意有兴趣之外，对于文化领域、学术工作和思想讨论既不了解，也没有尊重。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读书》杂志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立品格的空间，它所发出的声音也在产生日渐重要的影响，正是这样的独立的声音、独特的影响和不在他们的“统一管理”之下的位置，使得这个杂志一再地成为他们的心病，这也才使得有些势力可以借助于“管理”的力量来取消或改变这个思想空间。但是，思想的事业是不会因此而中止的。
王绍光：《读书》是大争论时代的辩论平台
《读书》是思想界的风向标，它的转变的确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迁。
《读书》创办时， 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思想还很禁锢。八、九十年代，尤其八十年代，中国刚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走出来，知识界普遍处在“启蒙”的状态，不管社会思潮还是学术界内部，当时有似乎有一种共识：改革开放的路是正确的。回头看来，这种共识其实很脆弱，人们只是在不要什么上看法大致一致，但对中国应该到哪里去、如何转型并不清楚。
改革早期，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所有人从中受益，这种状况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改变，有人得、有人失，社会科学称这种现象为“零和游戏”──所以，《读书》转变的背后，有一个大的政治、经济转变的背景。
九十年代，学科发展出现了新局面，社会科学异军突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这些学科发展起来，传统的文、史、哲也在研究议题、方法、语言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在八十年代，社会科学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我记得，1981年，第一个社会学讲习班在南开大学开办，北大等高校把历史、哲学方面的老师抽调到“讲习班”学习。政治学也是如此，当时只有北大和复旦两所大学有政治系，准确的说，这两个学校也没有“政治学”，而是“国际政治关系学”。经济学以及其它各门社会科学也基本如此。八十年代的学科结构，也决定了早期《读书》的某种风格， 当时，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占据了《读书》大量的版面。
在改革逐渐推进的过程中，知识界的共识也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有所谓的“启蒙的共识”，迷迷糊糊地希望用西方的一套东西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常常讲“人”、“人道主义”、“市场”、“自由”这些比较笼统的概念。像甘阳等人主编的那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推出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自由派，他们对于“要摆脱什么”是清楚的，但对于“怎么走”和“走到哪里”又是懵懂的。
但是，这个“启蒙的共识”到了九十年代就崩溃了──什么叫“人道主义”？什么叫“自由”？什么叫“市场”？共识的崩溃跟政治经济的大背景相关，也跟知识分子个人受到的学科训练相关。知识界的分歧从九十年代，尤其八九之后，逐渐加剧。其实，分歧在八十年代后期推行“价格闯关”和“劳动合同制”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物价上涨，“优化组合“（那时候不叫”下岗分流“），引起了民众很大不满，在那种背景下，出现了以张炳久，萧功秦、吴稼祥等人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他们受到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影响，主张以铁腕推进改革──这在一定意义上与八十年代中期的自由主义主张一脉相承，就是要用强制手段推行经济自由主义。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究竟走“俄罗斯道路”还是中国现行道路， 换言之， 也就是先进行政治改革，还是先进行经济改革的问题，引起很大争议。九十年代早期，我在海外写过一篇文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大意是说，不管中国的政治体制往哪里变，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让政府变得有能力，这是必须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争议，当时很多人认为要民主自由，就要尽量消弱政府能力。后来，崔之元就“探索新的可能性”写过一系列文章，《制度创新和第二次思想解放》就在其中，当然也涉及到对五、六十年代历史的重新评价，引起了很大争议。
九十年代中期，争论集中在“市场和政府如何平衡”、所有制等等问题上。自九十年代末始，“三农”、“环境”等各种社会问题越来越突显， 进入新世纪，随着城乡差距、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等矛盾的激化，自由派阵营也发生分化，出现了“经济自由派”和“政治自由派”。以秦晖为代表的政治自由派同样主张私有化，但反对不公平的私有化，这样一来与经济自由派的关系变得若即若离。
现在，各种各样的思潮都出来了， 大家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新儒家”、“新法家”、“新道家”，还有“环保主义”等等潮流，百花齐放，这种变化很自然，也是好事情──各种思潮的争论最后影响了民意，并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这种状态是比较健康的。相反，最近，我跟越南的知识界接触，发现越南思想界只维持在中国八十年代的水平，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维持着一种虚幻的“共识”。
回到《读书》的话题，我前面讲了三个变化，政治经济大形势发生了大转变，使得需要讨论的议题不一样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崛起，使得《读书》的潜在群体不一样了；与此同时，思想界共识崩溃，逐渐分化成不同的社会思潮，这使得辩论变得不可避免。从老派文、史、哲的角度看，也许《读书》不那么容易“看得懂”了，但在三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读书》发生转变几乎不可避免，不管谁当编辑都是如此，除非他们抱残守缺，把让某些人“看得懂”当作编辑刊物的唯一宗旨。在国外，像《纽约书评》、《伦敦书评》这些刊物，也都发表大量有关社会、政治议题的文章。
总的来说，在过去争论不断的十年里，《读书》为各种思潮提供了一个辩论的平台，正因为它是这样一个平台，才持续不断地引起关注，甚至攻击。很多人批评《读书》的倾向性，其实，没有一个杂志可以做到完全的中立，《读书》当然发表了新左翼的文章，但实事求是地讲，在它发表的大量文章都是非左翼的。而有些刊物完全是某派的喉舌。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遭遇。我以前偶尔会给某刊物写文章，但其编辑告诉我，每次发我的文章，都有一些“著名”“自由派”学者给他们打电话，质问为什么发“左派”的文章。我很知趣，以后有稿件只好找其它渠道出版。这个经历使我对某些“自由派”学者秉持的“自由观”有了更深的认识。与这一类倾向性很强的报纸和刊物相比，《读书》的包容性要大得多。随便找个大学生对比《读书》与这些报刊的、议题、文章倾向，这一点很容易证明。
至于未来的趋势，我想，形势比人强，时代潮流总是会向更进步的力量倾斜的。在更年轻一代的身上，我已经看到某些变化。（王绍光口述，记者整理）
韩少功：如果没有《读书》……
中国知识界对官僚极权政治比较有经验，对市场社会和资本专制却非常缺乏经验，一头扎进九十年代，大多是标签多于思想，想象多于体验和调查，缺乏对现实的有效反应。以为市场一放就灵，"文革"多骂就灵，大多数意见领袖和主流媒体当时都把脑袋留在了八十年代，甚至对精英利益诉求之外的一切打不起精神。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是可贵的另类，继承了公共利益关切，继承了批判和创新的敏锐。
我并不满意《读书》上的所有文章，有些"掉书袋"、"掉洋书袋"的文风也不合我个人胃口。但问题也许可以这样问：如果这十多年没有《读书》事情会怎么样？贫富撕裂和乡村凋弊现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但外国人可能发现，中国知识界曾对此奇怪地沉默和暖昧，甚至一再把"平等""公正"当作矫情、保守、反人性的口号严加痛斥。生态环境恶化现已成为当头国难和临头大祸，但后来人可能发现，中国的知识界曾对此奇怪地麻木和无知，总认为环保不过是"后现代"和"后工业"的时髦期货，穷国不必照搬富国的话题，否则就搅了经济繁荣和政治改革的好局。还有国际反霸和反战的斗争，当全球主流民意为此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欧美那些曾经主战的议会和政府也纷纷改弦易辙，难道中国知识界留给外人和后人的形象，只是一个布什政府的职业喝彩者和铁杆粉丝？或是一个非利不为的袖手看客？……如果没有《读书》的所谓倾向性，如果没有《读书》以及它所支持的批评声音，如果没有《读书》所代表的某些思想类媒体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知识界就是上述这个模样。这很光荣吗？很人性、很启蒙、很前卫吗？这种偏执化和简单化以及对舆论一律的要求，是否刚好延续了极权政治的某种思维特征？
说实话，我从来论人不论派，近四、五年也没在《读书》上发表过文章，唯一一篇我看重的文章也因复杂原因被编辑部退稿。但我不会掩盖自己对《读书》的敬意，如果它的良知与活力得以保持，我愿意继续为它写稿。(韩少功文)
钱理群：知识分子的共同困境
我是《读书》的老了，从八几年一直写到现在，但实际上我跟《读书》关系比较微妙，从来不是它的骨干。换句话说，我是他们的团结对象而不是依靠对象。在《读书》各时期都是如此，不仅是汪晖时期。
《读书》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范用时期，《读书》的主要是我们的老师辈，当时我还是研究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我真正成为他们的是在八五年以后。到了沈昌文时代，《读书》有了很明显的文人趣味和笔墨趣味，而我恰好是毫无文人趣味的一个人，对笔墨也不怎么讲究，我自己对当时的《读书》就有点发怵，觉得自己文笔不好，不适宜在上面发表文章，趣味也不太符合刊物的要求。到了汪晖时代，开始一段时间，我发表文章比较多，特别是发在北大百年校庆前后一批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影响。因此，我跟《读书》发生了关系，卷入“长江读书奖”风波当中，也成为被批评对象之一。
后来，逐渐逐渐我很难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了。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读书》方向变了，它的视野更加开阔，也提出很多问题，而且它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专业性的。我自己的知识结构不能适应要求，逐渐边缘化了。但是我对这个变化还是持肯定态度。我在1994年写过一篇文章给自己定位，定位就是“站在边缘位置上自说自话”。有些人对自己边缘化不舒服，我觉得不正常，没有必要。
为什么我自己在《读书》边缘化以后我还非常欣赏《读书》的方针，而且始终是它最忠实读者之一？这是我要着重谈的问题。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社会有着非常巨大的变化，而学术界、思想文化界却越来越和社会、和现实生活脱节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方面，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急剧分化，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问题非常多，而且问题非常尖锐复杂，有时候可以用血淋淋形容；另一方面，我们学术和思想文化界却出现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消费主义、实利主义的倾向，另一倾向就是什么呢，就是体制化、专业化、学院化的倾向──这两个倾向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回避，如此复杂、尖锐、血淋淋的问题，但是我们回避了。思想淡出，批判性削弱，问题意识单薄，用我的话来说，“我们的学术越来越脱离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这使我感到非常困惑，也很痛苦。
所以，我从内心发出呼唤，要向鲁迅那样冲出这宁静的院墙，要面对中国真实的问题。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我能做什么？我想，一方面做实践的工作，行动需要实践；另一方面，我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该对现实的问题作出学理的回应──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遇到了困惑，因为我的知识结构已经成型，年龄也在这儿，不可能重学一遍，面对很多现实问题我没办法做学理的回应。比如说，我很关注“三农”问题，但我谈不了，我有知识结构的局限。
在这个背景下，《读书》出现了。换句话说，《读书》在这点上做得比较好。它一方面保持了思想批判的锋芒，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能针对现实作出呼应、回应，另一方面，它的回应是学理的回应，而不是一般的政治文化批判刊物式的回应。面对国内的现实，《读书》从学术的角度提出了三农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妇女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我从中获益良多。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们还遇到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随着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也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和世界问题密切相关，知识分子必须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来考虑中国问题──这对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我记得，八十年代有一个日本学者非常惊讶地对我说，“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们对国际问题发表过意见”？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国际问题很隔膜，国际视野只停留在欧美国家，理解也很狭窄。我从不讳言，《读书》在回应世界的问题上有非常大的突破──它持续地关注亚洲问题，韩国的、日本的、印度的问题，重构了新的世界图景。我还记得，《读书》提出亚洲问题的时候，我看了感到兴奋。
在过去十年中，《读书》自觉地完成了自身知识结构的转型，以便从学理的角度来回应中国自己的问题以及世界的问题──这必然要求它从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拓展，在这个背景下，它的队伍也必然会发生很大变化，于是《读书》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此外它还引入外国学者，也有港台。此外，在人文知识内部《读书》也有扩展，它广泛地关注了艺术、音乐、建筑、考古、中医等领域。
我认为，《读书》这十一年来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在《读书》边缘化却还非常欣赏它的原因。但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读书》的变化会在持续不断的争论和置疑中进行？我说过，学术生态平衡很重要，只有一种学术或者一种声音，那是不行的──《读书》代表的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另一种倾向，它与占主导地位的消费文化和学院派文化之间构成了张力，造就了相对健全的学术生态环境。
有些人批评《读书》小圈子化。用鲁迅的话来说，任何刊物都有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同时可以团结其他的圈子之外的，我觉得这个刊物就不错了。我显然不在《读书》的圈子范围内，但是也可以成为它团结的对象，也可以用我的一些文章，我觉得就不错了。所以鲁迅曾经很尖锐的说过：批评圈子的人实际自己是有圈子的。每个刊物都有它的倾向，有它的意图，也有相应的读者。你作为一个，可能不符合它的意图、要求，那么你自然就不会成为它主要的，我觉得这很正常。
最后，我要谈谈“《读书》事件”。主编人选更换，本来很正常，但整个过程的不公开、不透明使它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读书》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舆论空间的体制化和官僚化的问题。我从前把《读书》定义为“体制内的民间刊物”，但经过这次改组，它变成一个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实的体制内刊物──我认为这就是“《读书》事件”的实质所在。它不是孤立的现象。这几年，大学急剧地官僚化，中国的学院完全由教育官僚、文化官僚掌控。在这种新的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官僚化了。
我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有有思考力、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不管我们原来是什么派，现在都共同面临着体制的扩张和官僚化，这是对我们的自由空间的挑战，我们要共同来面对。
面对“《读书》事件”，知识分子可以选择沉默，但沉默就是默认。如果把类似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从中捞得好处，那就更糟了。面对共同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不能糊涂，不能麻木，不能顺从，相反我们应该挣扎，我们应该寻找、应该努力。（钱理群口述，记者整理）
李泽厚：希望保持批判锋芒
《南》：李先生算是《读书》的老了，虽文章不多，但影响很大。你是否愿意谈谈，你与《读书》杂志之间的关系？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不是“不多”，而是“极少”。从创刊到现在，一共发了四、五篇文章，根本谈不上什么影响。最近《读书》结集六册，便没收我的任何文章，可作证明，如同沈昌文时代枪毙过我的文章（并非政治原因）一样，这没什么关系，编辑都有它的标准和权力。我始终对《读书》没有恶感，并且一直关注和阅读它（当然不是篇篇都读），我多次说过由于从小就“不合群”，不大与人交往，《读书》的活动日就从未参加过，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关系。但董秀玉、沈昌文、汪晖请我吃饭或作陪客，倒有过不少次。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尤其是董秀玉，忠诚待人，办事周到，自己不出任何风头，很了不起。
《南》：过去十年，中国社会变化巨大，社会思潮发生了大的变迁，知识界也发生分化。对于个中的变迁、分化，你怎么看？
李：我没有资格回答这问题，因虽每年都回来一次，但毕竟时间短，而且已离开大陆整整十五年，对情况很不了解。关于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分歧，我已发表了不少看法，这里不必重复。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和集团利益冲突日益复杂和尖锐，自然也应该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或思潮，当然也会表达在学术、文化上。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倒是与其他行业一样，学术、文化也在日益专业化细密化，各人最关心的是自己那个小小专业领域，其它的可以一律不闻不问不谈不管。因此，有一个介绍、讨论各个学术（其实也应包括自然科学）领域中重大问题和最新进展而又通俗好看、易懂，能吸引人的刊物，是非常有好处的。多年前我曾说《读书》应该是“高级的通俗学术刊物”，被编辑删掉了，但我仍然坚持这看法。
《南》：《读书》在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你认为《读书》风格转变与时代变迁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你对它未来的方向有什么样的期许？
李：我以为，八十年代的《读书》起了思想启蒙作用，所以影响很大，它突破了很多禁忌，包括那些风花雪月、“言不及义”的消闲文章，在当时也正是一种突破。九十年代后期汪晖主持的《读书》严肃地关注、讨论国内外现实问题，适应了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我以为这方向是正确的。例如，三农问题便是《读书》提出引起广泛关注，在《读书》历史上是有示范意义的空前创举，非常难得。我希望《读书》继续于此：从学术上去关注现实，提出问题，介绍新知，开展评论，保持批判锋芒，不作花瓶、摆设的消闲读物。
因为与八十年代不同，现在各种风花雪月、忆往怀旧的文章和报刊都不少了，不必再加一个《读书》。当然，文风得改进，我在《论语今读》等多处便尖锐反对过那种弯弯曲曲似通非通的“团团转”文风，它把人转到人仰马翻，天昏地暗，却仍不知道它到底说些或想说些甚么，这不仅是《读书》的问题，但作为有影响的刊物，《读书》有责任尽量避免，带个好头，是所望焉。
《南》：自从汪晖和黄平担任主编之后，《读书》杂志风波不断。你怎么看这个现象？比如“长江读书奖”事件，还有这次的“《读书》事件”。
李：长江读书奖问题，我在2001年的《浮生论学》一书中已说过了。似乎总有股势力要推汪晖下台，当时我对汪说，不能走，要坚持住，现在我觉得汪可以愉快地走了，毕竟干了十年，也够长了。
姚洋：如果让我来选择
八十年代，《读书》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杂志。1997年回国之后，我想自己可以从一个读者尝试变成一个读者＋，因此就试着给《读书》写了一篇关于凌志军人民公社的书评。但这篇东西不是我发在《读书》上的第一篇文章，第一篇是一篇对阿玛蒂亚•森的学术贡献的文章，是应汪晖的邀请写的。
《读书》是有倾向性的，别人说她左倾——或用汪晖的话来说，带有批判性——是没有错的。我自认为属于中左，但观点仍然不时和《读书》上的重头文章相左。然而，我给《读书》的文章都发了，说明《读书》还是能够做到兼容并包的。尽管《读书》基本能够做到兼容并包，但倾向是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篇重头文章上。同时，登载其他文章时似乎也有挑选性。比如，一些经济学文章主要是批评全球化和市场的，尽管它们的质量未必高。
为什么《读书》风波不断？《读书》在八十年代是一个文人杂志，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九十年代之后，知识分子分化了，有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所有的人都仍然把《读书》看作精神家园。此时，如果《读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那么，那些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学者就会感觉自己被边缘化了，从而要群起而攻之。
《读书》在汪晖和黄平的领导下实现了从一个纯文学刊物向一个综合刊物的成功转变。如果没有这个转变，《读书》的影响绝对不会保持今天这个样子。因此，我们首先要感谢汪晖和黄平二位的卓越贡献。
我感觉，汪晖和黄平也在做抉择：一方面，要保持《读书》的代表性，就要把她办成一个各色人等发表见解的平台；另一方面，他们两人又要对现实采取一种批判的姿态。这两方面往往是矛盾的。如果让我来选择，我会选择前者，而忍痛割爱放弃后者，因为《读书》毕竟不是一个象《天涯》这样倾向非常明确的同人刊物。（姚洋口述，记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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