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陷入了思想危机——一个右翼眼中的《读书》事件
尚悠
由于《读书》二十余年来都是当代中国文化政治斗争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最近《读书》换帅事件自然是标示形势动向的重要节点。早有退意的执行主编汪晖和黄平退出《读书》，获右翼信任的吴彬接任执行主编。右翼有望实现一个期待已久的愿望，即促使新左翼知识分子退出《读书》。尽管继任执行主编吴彬今年也已届退休年龄，目前还很难预测《读书》以后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但十一年前退休的沈昌文至少可以看到一点《读书》回归右翼的希望。一些右翼青年知识分子近日已经表示，要从今年八月份开始重新开始订阅《读书》。大家已经在心里给《读书》规划新的蓝图。但是要回到从前显然已经很难，世易时移，就是原样复制以前的《读书》放到今天，恐怕也是物非人非了。右翼这次愿望得偿，放在当代中国历史进程里，究竟在什么位置上？关注和同情右翼状况的我们有必要深长思之。
这里我没有用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来指称相应的政治文化阵营，而用“右翼”，是因为到今天，以前一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在政经体系中发展起有目共睹的实力，再简单地以自由主义来称呼这一政经体系中的重要群体，已经不太合适。而且，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内部出现了重要的分化，自由主义中重要的一支非常清楚地与保守的右翼的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这时再用自由主义来指称右翼也容易产生混淆。最主要的是，这与右翼在政经体系中的优势位置是相称的，是一个政经或文化力量的概念，不只是思想层面的概念。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定义，具体到个人很多时候也很模糊，但是只从社会政经范围来说，“右翼”这个词在今天无疑可以有效地指涉现实。最近已经多有人用“右翼”的说法，比如，明确执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姚洋在最近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就用了“右翼”的说法。
右翼的政治红利与成长中的烦恼
无需讳言，这次《读书》换帅的筹划和实现，是二十余年来右翼在政治上实力成长的一次收割，是政治斗争的实力运作使然。十一年前，沈昌文曾郁闷地声称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压制，但是今天，从《新京报》提前披露三联准备《读书》换帅事件的报道可以隐约看出，沈昌文及《读书》其他一些元老与北京三联领导层对《读书》人事安排已有默契的布局，亦毫不介意权力运作的痕迹呈现。从《读书》杂志编辑在网络及媒体的反应来看，他们对行政压力有强烈的反弹。根据网络上透露的信息，组织派人来《读书》编辑部宣布人事变动安排时，编辑部只有继任执行主编的吴彬参加，其他编辑都缺席。这种状况可能意味着右翼对《读书》的整合不会太顺利，但不管怎样，右翼无疑已在《读书》问题上取得十年来的最大进展。
十一年前汪晖接手《读书》，后来黄平加入，形成双执行主编的模式，多少有些出乎右翼文化阵营的意料之外。当时文化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就是借市场改革及加入WTO之东风，自由主义正式浮出水面，成为振臂一呼万人云集的文化政治力量。但就是在右翼风头正健的时候，《读书》这一最重要的平台却为新左翼所掌握。汪晖黄平继任的安排当时究竟如何演变而来，目前还没有当事人有全面的回忆文章发表，当年媒体也还没有《新京报》记者报道内幕的能力。不过从“长江读书奖”事件所引起的争论及其他相关文章来看，沈昌文按期退休离任和汪晖黄平继任并无直接相关关系，当时三联负责人董秀玉选择汪晖和黄平来负责《读书》，主要原因是对两人学术思想水平的欣赏，这有一定的偶然性。
这一变化对右翼而言很长时间都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老左派无论在政治体系还是在文化体系里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已经急剧衰落，已经无法构成市场化和自由主义前进的真正阻力。但是新左翼则和部分右翼在八十年代曾经是战友，大家相互都知根知底。在这个意义上新左翼提出的问题是需要回应的问题，老左派的问题则一直以来都几乎没有人去理会。一般都讲这一时期知识界的分裂正式显现，几乎与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同时，新左翼也已经成形。鬼使神差，在当时矛盾尚未充分显示的混沌期，《读书》的平台竟然没有传承到右翼的手上，而被新左翼所掌握。现在回顾这段历史，有值得右翼总结的地方，一是右翼当时在文化上也许过于轻心，以致后来十余年都为《读书》问题所困扰；二是在文化竞争力上，右翼与新左翼的较量事实上是输了一筹，尽管目前《读书》非常有可能重新回归右翼，但是这一问题没有必要回避，而我后面将会论及，在十年之后，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减轻，而且是更为严重了。
如果汪晖和黄平只是一般的编辑，《读书》并不会对右翼构成什么问题。但在汪晖和黄平的手中，《读书》无疑成了新左翼的重要而且有国际影响力的发言平台。无论从“长江读书奖”引发的争论还是后来对《读书》的批评来看，《读书》都是右翼的一个困扰。
当年文化右翼面对《读书》的变化、解决《读书》问题至少有两种选择，一是再办新的杂志，压过或者取代《读书》的地位。当时有《东方》等杂志的短暂活跃，但它们在压力之下都早早停刊，后来《万象》、《书屋》也有过努力，尤其沈昌文曾大力支持《万象》，但客观而论，就文化影响力而言，它们甚至比《天涯》都要逊色。而且它们的重要性显然都不如《读书》。二是在《读书》问题上重新扳回来。比如人们在网络上自觉发起要求三联换《读书》主编的呼吁。从目前来看，后面这条道路取得了成功。正是因为《读书》的问题重要，所以总结右翼应对《读书》问题的道路和经验，可以为右翼提供一个反思的契机。
《读书》之所以会成为右翼的一个问题，有历史的原因，那就是《读书》在八十年代是思想自由的代言者，所以大家有所寄托，情有独钟，希望《读书》能为支持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的右翼而不是反思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的左翼所掌握。不过，如果要说《读书》是右翼的圣地“耶路撒冷”，不可玷污，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人真当回事。
按理来说，尽管在中国刊号的“壳资源”比较稀缺，《读书》也并不必然构成一个问题。不喜欢它，就让我们淹没它。如果说，办其他的杂志有诸多限制，那么即使《读书》回归，也仍然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也难如愿自由发言。所以“只有《读书》才有思想自由”并非理由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读书》的未来也并不乐观，今天和以前不一样了，根据目前《读书》领导层叠床架屋式的安排，基本上不能指望在胆量上《读书》能比得上现在的《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在这方面，《读书》很难再有以前的长处，甚至会变成短处。
《读书》成为问题，说到底是右翼在成长中的烦恼，是右翼的政治优势确立之后在文化上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右翼不希望有东西绊住自己前进的脚步，希望历史进步的车轮把一切抵抗的东西都粉碎。前一时期的《读书》就是有待搬开的东西。在文化政治斗争中，坚守宽容等等价值很难落实，更多的是作为旗号在打。对这一点加以臧否意义不大，所谓已是局中人，理解万岁。重要的是右翼胜出了，很有希望去掉心中久悬不去的一块石头。如下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右翼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发展迅猛，因此有巩固业已取得的局面的强烈愿望。而这些愿望在政经体系中已经有良好的合法性认同，因此在巩固优势方面已经可以从容发挥政经方面积累的丰厚资源来捍卫这种认同。比如，在前两年的第三次改革论争中，针对那些网络上流行的错误思潮，以及郎咸平式议论，吴敬琏和陈清泰等名宿在耐心向媒体和公众说理的同时，也可以呼吁中央领导和主要媒体在改革论争问题上表态。这是右翼经历二十余年的努力之后取得的政治红利。这次三联领导层做出调整《读书》人事的决定，呼应沈昌文等元老的愿望，任命即将退休的吴彬出任执行主编，也是政治红利的表现。目前左翼很难获得这种政治红利。
二是右翼在文化上还没有取得与其政经实力相匹配的影响力，这也是在文化上右翼尚需向政经体系求援的原因所在。这也影响到右翼在文化上的自信程度。其实，如果从媒体的数量上来看，现在最有影响力的市场媒体基本都是支持或者同情右翼的，这是右翼二十余年来在文化政治上的一大成就，只是一个《读书》在实力对比上处于绝对弱势。但是右翼在文化竞争上并不能直接击倒对手，《读书》作为一个问题在右翼视野里显得影响过大，分量过重。这曲折反映出右翼急于确立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但在复杂的政经体系中信心还有所不足。
路线的危机与右翼的分化
无论十一年前，还是今天，《读书》事件都是时代浪潮中的重要插曲，但不能以为这些事件的结果简单地对应着格局和变动的动向。十一年前，汪晖黄平接任《读书》主编，并不因此意味着左翼就在政治上占有优势，其实那一时期正是右翼羽翼渐丰、开始拥有强大主流影响力的时期。今天，《读书》有回归右翼的可能，也并不因此就意味着右翼已经具备了相对左翼或者其他群体（比如某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的文化竞争优势。这里我深感忧虑的地方恰恰是，右翼在文化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弱势状态。
这倒不是因为《读书》回归得力于行政力量的介入和合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当然会有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跟权力合作使《读书》回归不是值得嘉许的事情，这只说明这些自由主义者在刻意回避政治，因为不讲政治就没有右翼今天的成就。右翼没有理由不利用丰厚的政治资源来扩大文化影响力，这非常正常，无需掩饰。媒体当然有立场，《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等媒体近年来如果没有鲜明的立场，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不可能走得今天这么远。这些正是右翼需要发扬的经验。此前右翼批评《读书》的立场，最实质的内容其实不是说《读书》不应该有立场，而是右翼反对《读书》的立场。否定这一点右翼就会陷入人格分裂的状态。至于右翼批评《读书》不应该倾向太明显，更多的是找到批评突破口和争取读者支持的策略。不过《读书》并没有那么好骗，不容易“请君入瓮”，汪晖在最近一篇长文中谈“去政治化的政治”，说明他非常清楚问题的实质所在。不管怎样，对于右翼而言，有实质意义的是在《读书》问题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读书》有希望回归。左翼还会有其他的平台，但那是以后的事情了。由于左翼目前在政经体系中还无力成军，也不像右翼那样能在体系内亮出旗帜，也没有像“财金系”、“政法系”、“媒体系”这样的资源可依托，右翼要《读书》回归并不是难事。其实右翼多一个《读书》不多，少一个《读书》也不少，但是如果能有笼罩性的控制，削弱左翼的实力，为什么不出手呢？
不过越是有控制力的时候，右翼越需要警醒，目前或许已经是繁荣的顶峰。右翼发端于“文革”的结束，崛起于市场化改革时期，抓住了时势转移的契机，但是今天另一波时势转移的端倪已经出现。这一转折端倪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右翼思想的危机和右翼的分化。
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时势转移大致已经有三个小浪潮。一是非典事件，公共医疗危机出现。二是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住房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和三农问题的突出使得公共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分歧，右翼经济学家群体遭遇二十年来最严重的思想挑战。三是目前正在呈现的各种环境问题，如蓝藻危机、洞庭鼠患，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遭遇颠覆性的质疑。如何解释和回应这些问题，对右翼而言是重大的挑战。
此前右翼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社会公正、腐败问题等等也是一些右翼知识分子经常讨论的话题。在九十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翼论战的时候，右翼最核心的论述是，中国所处的阶段仍然是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进化过程中，新左翼所提出的问题基本都是现代社会确立之后出现的问题，中国还没有到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即使要处理这些问题，也得在继续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解决。
新的时势转移在思想上对右翼形成了挑战。首先是右翼论述的前提部分出现了一些问题。新的时势转移说明，中国已经到了处理环境危机、社会不公等等问题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些问题密集暴露之后，已经很难再说中国目前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从前现代到现代的问题，很难再否认现代社会的问题已经呈现，并且现代性质的问题已经是最重要的问题。其次是右翼以往的方案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要处理新的时势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单靠市场化和全球化是否能解决？从山西“黑砖窑”案的奴工现象可以看出，甚至前现代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这种时势转移激发起了社会政治层面的变化。在第三次改革论争中，网络上掀起了批判右翼思想的浪潮。当局从2003年也开始大讲民生问题，把社会公正问题放在和经济增长同样重要的位置，而且试图以所谓“五个统筹”的新发展观取代以前的增长模式。
也就是说，新的时势转移事实上让人感觉到，不管是否赞同新左翼的方案，他们在90年代提出的问题有相当的预见性。从后见之明来看，右翼在理论论战中事实上已经输掉。而且，在郎咸平2003年连番演讲之后，学会用新左翼的视角看问题的网络大众大大增多，形成了很强的社会压力，当局也在政策上积极回应。《纽约时报》和《远东经济评论》等国外媒体都有新左翼影响政策走向的判断。近日任剑涛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在从右翼的立场批判新左翼的同时，亦承认“妇人之仁”的新左翼影响了政策走向。
这一宏观大局的背景下出现了自由主义的再次分化，不少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划清与右翼或新自由主义的界线，批判右翼已经呈现的问题。比如旅英学者郑永年和北大教授姚洋。
郑永年最近一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有关中国改革的专栏中接连发表《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呈现“病态”》、《新自由主义不是中国经改唯一选择》、《改革与中国自由主义的未来》等文章，认为近两年中国自由主义遭遇了严重危机，在2006年3月两会期间，当政策争论与较量公开化的时候，自由主义不堪一击。尽管胡锦涛和温家宝当时分别表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但可以确定地说，现存的经济自由主义色彩的议程，必须得到修正和纠正。而经济自由主义的退缩和萎缩，表明自由主义既不能回答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更无能解决这些问题。
郑永年批评到，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发展到极端，最终变成了为既得利益说话和论证既得利益合理合法性的工具。这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现状，也是其最大的不幸。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抓住几个概念不放，如“私有产权”、“市场”和“效率”等，在各个领域全面推动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等等一系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发展进程，其中涵盖了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领域。因为政府的推动和权力的介入，部分地方出现了强制性民营化和恶性改制现象，资本很快就积累在有能力和有机会参与这些过程的少数一些人手中。从很多方面看，即使在里根时代的美国和撒切尔时代的英国都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尽管经济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当经济自由主义成为某些利益的工具时，就失去了其应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郑永年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理论上有所欠缺，他们都是理论上的或者教科书自由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践和其历史性的理解并不很深刻，尤其是无视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从西方当代历史来看，民主制度恰恰是私有化的最大对手，在英国尤其如此。没有政治家能够承受因为公共部门私有化而失去民意支持的政治代价。在撒切尔时代的英国，新自由主义一味强调私有化和政府的不干预，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例如，撒切尔并没有能够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部门进行私有化。从经济实践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内在一部分。自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福利资本主义之后，所有资本主义市场国家都有了社会主义的成分，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公共经济部门的比例甚至要比中国还要高。但是在很多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去社会主义化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这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今天服务于权贵资本而失信于多数人民的根本原因。
郑永年呼吁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重生。他认为目前的现状并不表明中国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变质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缺失。如果说经济自由追求的是经济效率，那么政治自由主义所关心的，则是经济利益在全社会分配的公正性。因此政治自由主义强调国家的政治建设，强调通过人民的政治参与来达到社会公正，以纠正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先天缺陷。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要想重生，就必须在中国的实践中重新建构自身，要把握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
姚洋在《南风窗》题为《追求“平等自由主义”》的访谈中严厉批评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认为他们只要有经济增长就行了，而不管不同个体的平等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抛弃了自由主义的理念，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关注个体，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出发点。他认为，我们要是接受了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就会出现皮诺切特式的政权。大型发展中国家很容易走上少数人很富有、大部分人很贫穷的断裂发展，中国有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危险。他提出平等的自由主义的理念，主张要关注平等，国家有义务培养每个人平等参与竞争的能力，中国本来就有强烈的平等观念，又有计划经济时代平等的实践，平等不但有价值上的意义，也有激励的作用。
郑永年和姚洋站在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对右翼的批判，与“自由左派”(即自由主义左翼)在知识谱系上已经有相当多的重叠。自由主义者对右翼的批判，最深刻地反映了右翼的思想危机。这里不得不指出，右翼的思想危机其实是与新左翼的预见性相对应的。拿《读书》近十年来最引人争议的议题来看，比如对俄罗斯自发私有化的批判，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分析，对全球化的霸权结构和战争政策的批判，对三农危机、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贫富分化、税制改革、私产入宪和产权问题、劳动产权等问题的讨论，现在在批判右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有很多回响。例如，姚洋无疑吸收了他与黄平、韩毓海等新左翼长期碰撞的一些火花。
这种情势之下，右翼如何巩固既有成果，同时消化新的时势转移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重大课题。一是如何面对已经社会化的对右翼的批判（这些批判往往带有强烈的左翼色彩），二是如何面对来自自由主义立场的批判。从目前来看，右翼的回应重点放在对前一问题上。部分原因是右翼在意识形态上的谱系和依托仍然要定位在自由主义，不如此就不能对社会主义传统保持优越的身位，因此一般回避自由主义思想内部的问题。面对社会化批判浪潮，右翼最有力的回应仍然要在全球一体的自由主义中寻找资源。但是，自由主义内部涌现对右翼的批判，将右翼与自由主义价值相区隔，毕竟显示出右翼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危机。
右翼对新的时势转移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这导致了右翼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开始出现新右翼和老右翼的区分。
老右翼的思路是将新的时势转移进程中提出的问题视为错误思想，以不变应万变。他们基本上坚持认为那些对改革的批评都是错误的，问题不在改革而在旧体制，只有坚持原有方向才能解决批评者们提出的问题。比如任志强、张维迎、皇甫平等。
新右翼在思路上有些接近那些与右翼划清界线的自由主义者，清楚第三次改革论争中的社会化批判浪潮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意识到如果不做出调整，右翼很快就会流失民意基础，陷入政治孤立和无力的境地，因此积极调整论述，在右翼立场上吸纳新的问题。但他们并不象郑永年和姚洋这些自由主义者那样严厉批判右翼，更多的是恨老右翼掉进钱眼太不争气，缺乏政治远见，因此既试图与老右翼相协调，又试图展开新的论述，以实现改造政经体系的既定理想。
老右翼和新右翼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有关民意的政治意识。老右翼拒绝与民意妥协，不惜站在民意的对立面，而宁愿争取权力的支持。新右翼有明确的政治抱负，因此权力奥援亦很重要，但是他们敏感地意识到新的时势转移对右翼的挑战，老右翼在政经体系内已经取得的优势位置并不牢靠，特别是如果不能争取到民意的支持，而当局又将自己的合法性放在民意之上的话，老右翼未必有一天不会在体系内边缘化。因此新右翼致力于建构一套新的论述，以保持对民意的影响力。目前主流市场媒体最有活力的右翼论述基本是由新右翼提供的。
不过新右翼论述与老右翼论述的主体部分是同构的，没有对抗性的分歧。新右翼有时会对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有劝诫式的批评，这是比较次要的部分，也不会象前述自由主义者那样与右翼做截然的划分。相应地，在论述策略上，新右翼有意识地将矛盾转换为批评政府，即，将以往市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主要解释为政府没有尽到公共职责，以及国企的垄断，而为民营资本做开脱，回避右翼路线的危机问题。这种转换有很强的经验基础，因为几乎所有问题都有权力与资本联手的因素，指出权力的责任有足够充足的根据。这一论述策略与老右翼的论述有同工之妙，老右翼也基本将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归因于政府权力不当和国企垄断。
不过这一论述策略也很有可能成为双刃剑。它可以使右翼从反思改革的氛围中暂时回避或解脱自身的责任，同时回避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批评，但是，这一策略也会在某个节点威胁到右翼与权力之间已经建立的关系，让权力感到右翼既得便宜又卖乖，不是坚定的盟友。比如，最近国家环保局长周生贤抱怨，不少地方企业违法排污，结果却是“老板赚钱、群众受害、政府埋单”，这不能允许，必须让污染企业付出代价。
这种与权力合作和争取民意之间的两难，可以说是右翼将面临的重大困境。如何在权力和民意之间取得合适的身位，将是今后右翼特别是新右翼需要认真思量的大问题。最近，围绕小产权房问题，老右翼与新右翼之间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老右翼为了维护现有体系内房地产商的垄断性利润，指责搞小产权房是“抢钱”，要求按现有法律办事；新右翼则认为应该坚持市场化原则，尽可能促进要素的自由流通，鼓励小产权房的发展，并认为这有利于民众的利益。也许，这类争论越多，新右翼对老右翼会越失望，于是会越来越接近那些激烈批判右翼的自由主义者。
就目前而言，新右翼与老右翼之间若即若离的关联，以及在论述策略上的耦合，留下了一个重要缺欠，即还没有充分回应自由主义者对右翼的批判。如郑永年所指出的，这种状况其实提示了自由主义在今天中国的理论研究还不能适应时势转变。这必然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在思想领域，右翼思想对年轻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越来越弱。任剑涛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饱含忧虑地指出，刘小枫和甘阳“要履行的公共责任被他们成功的学术策略所掩盖。这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危机”，“你的影响力那么大，做一个什么研究都可能影响一大帮年轻人，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就是犬儒主义”。由于任剑涛把整个中国学术界都当成是右翼的，因此他所说的危机，事实上指的是右翼遭遇了最大的危机。这也隐约地提示，当右翼在政经实力上达到一个高点的时候，却陷入了思想危机，这种危机状况必然使得右翼丧失文化领导权。
《读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回归右翼。人们说《读书》在中国知识界有重要地位，说到底意味着《读书》一直分担着知识界的文化领导权。在右翼面临思想困局的今天，《读书》能否为右翼在意识形态上重振旗鼓做些什么，能否促使右翼在意识形态上重振旗鼓，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而尴尬之处还在于，如果新右翼越来越接近激烈批判右翼的自由主义左翼，在右翼分化的格局中，《读书》究竟是更靠近老右翼，还是更靠近自由主义左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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