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后，孙歌答问（2）
问：孙歌先生，请你评价一下最近十年中国知识界“突破新自由主义包围”的努力。
孙歌： 中国知识界突破新自由主义的包围，这个命题其实非常含糊，但是，我们大概都约略地知道这不是个没有内容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改革之后迅速地出现的思想分歧，主要围绕着市场化道路和国体改制问题，围绕着城镇化与贫困人口的问题，中国知识界一直在努力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有非常激烈的论战，特别是经济学界。另一个是中国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中之后，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差序格局，中国并没有进入所谓“后工业时代”，不得不承担着重污染行业的生产以及自然资源的流失这样一些严重的后果；这些都使得知识分子感觉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威胁。但是我觉得有些基本的状况是不能够省略的。一个是，如果把知识界限定在大学和科研单位这些地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空间里并没有产生贫困阶层，在改革中，中国知识界基本上是获益的，而不是受损的。获益当然不是坏事情，但是今天的学术腐败现象与知识界获益的方式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另一个是，九十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争常常被有意无意地置换为批判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这就使得本来非常严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可能变成意气之争，从而失掉讨论的契机。在这样两个基本情况之下，恐怕不是突破新自由主义包围的问题，而是连新自由主义是什么都很难搞清楚。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非从一开始就构成基本的对立，特别是在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意义上，它们甚至还构成过一个时期的同盟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这样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社会里，当二战后期西欧的自由主义阵营开始在政治上对抗共产主义从而倒向法西斯的时候，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倒开始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开始讨论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是否比资本主义更有利于实现自由主义理念的问题。我们今天可以继承的这一部分思想传统，恰恰是不能够以“主义”来简单地划线站队的。所以，重新回顾这个时期的思想资源，有助于我们打破九十年代以来形成的简化问题、把“立场”理解成“姿态”的不良习惯。
举个例子，今年第四期《读书》上发表了许宝强的一篇谈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文章，虽然不是谈二战前后的自由主义，但是宗旨是相通的。这篇文章就是以经济学界简化和歪曲斯密为例，讨论如何不要用“主义”来望文生义，从而掉进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圈套。许宝强指出了斯密自由主义理念中强调公正原则和反对垄断特权的基本点，指出他对于自由经济的设想与后来被曲解为排除任何政府干预的所谓“自由放任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读书》上这几年发表了一些这样的好文章，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界非常重要的积累。
如果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思考的话，恐怕可以看到的基本问题是，对抗新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它同样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任务。因为新自由主义恰恰背叛的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使得当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对于中国的知识状况而言，这构成了一个如何积累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传统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那就是真正参与同时代史的知识分子并不能简单地用“主义”来定位。比如我们关注一下几年来被市民评选出来的“感动中国”人物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就可以看到九十年代以来的同时代史并不能够塞进“新左派与自由派论战”这样一个框架中去。有一些一时间成为知识界热门话题，但是并没有能够被思想化的社会实践，可能真正代表了中国知识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抵抗。可以设想，多年以后的思想史研究在研究今天的这段历史的时候，它一定会寻找令我们颇感意外的线索作为论述的主线。因为，历史很快就会证明，像所有历史时期一样，在我们经验的这个阶段里，历史也不是按照知识分子的“话语”来“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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