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后，吕新雨答问
问：吕新雨先生，《读书》在最近十年对亚洲问题、第三世界问题和全球化问题异常关注，这些问题在1980年代知识氛围里不太容易激起学者们讨论的兴趣。你能不能以此为例谈谈1990年代中期以来产生的新的知识图景与1980年代的知识图景不一样的地方？
吕新雨： 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是转向西方，背对亚洲的开始。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来看，这样的姿态有它自己的原因和理由。那就是我们对西方的乌托邦想象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反抗或者说思想解放的对象也因此相对明确。八十年代的《读书》杂志依托的是改革共识，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然而，这样的想象在八十年代之后很快就面临严重挑战。九十年作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结果，随着社会的激变和重组，导致改革共识破裂，思想界严重分裂，也因此对思考的需要越来越代替了反抗的姿态。分裂的关键其实是一个对世界图景的理解问题，亚洲问题包含其中。在世界图景的理解背后是知识图景或知识体系问题，是知识图景和知识体系与中国社会大转折的关系，学院知识生产的体制化与美国化，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社会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九十年代的《读书》回应的是这样的变革，是努力从知识生产本身来反思和批判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来，作为“彼岸”的西方想象是如何内在于我们的知识生产中的。这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以来的《读书》杂志无法再以共识为前提，而是相反，它总是挑战我们作为“共识”的常识。
八十年代之后的思想界，一部分继续面向西方，追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理念，导致对美国霸权无批判的认同，甚至为美国攻打伊拉克辩护，也因此使得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被认为是主流文明。最近在网络上对《读书》杂志的一个代表性攻击就是：偏离世界主流文明，和亚非拉打得火热。这是因为主编“汪晖受鲁迅的影响巨大。而鲁迅的知识结构有很大的片面性，鲁迅在接受西方文明的时候，更多选择的是一些支流和偏激文化。”八十年代以来，对鲁迅的否定就在知识界不绝于耳，鲁迅研究的分化是知识界分化的重要标志，它背后的思想脉络是值得清理的。鲁迅的立场是永远站在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们这一边，站在第三世界这一边。这样的立场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一个后果，是美国及其价值观成为我们的内部存在，成为我们的“常识”。对强势文明的内部复制本来是被殖民者的一个普遍心理模式，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中，我们自认为已经完成了反帝和反殖民的历史任务。因此，在当代中国，随着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成为惟一构筑自我意识的“他者”时，我们对这样的自我意识的构建过程缺乏反省的动力和能力。在这样情况下，我们惟一的诉求就是作为大国崛起。但是什么是大国崛起的代价？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大国？当我们自认为是大国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全球加剧的危机和不平等？这些都是思想界必须回答的问题。而亚洲问题，以及非洲和美洲的问题意识及其立场，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撬动“美国—自我”这样的二元关系，为中国的自我认同寻找和建立新的道义和伦理的资源，而这样的资源包括对全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再发掘，这就需要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新的有反思性的解释，需要亚洲视野和多重的世界视野。而这样的任务，正是九十年代以来《读书》的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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