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主编落马 《读书》 向右走
2007-08-26
● 韩咏红（北京特稿）
在中国思想界具特殊影响力的《读书》杂志，上月中旬突然撤换两名执行主编。主掌杂志11年的新左派学者汪晖，及另一执行主编黄平在三联书店“更加严格”的管理要求下被免职，接近退休年龄的《读书》资深编辑吴彬接任。此外，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被安排担任原本悬空的主编一职。
《读书》换帅，在中国思想界舆论界引起持续性震荡。《读书》在中国知识界内享有崇高地位，决定《读书》主编人选必然成为话题。然而，这一次人事改组引起很大争议的更重要原因，是它牵出中国思想界一直存在的左右之争，有人将之形容为“20余年右翼在政治上实力成长的一次收割”。尽管汪晖本人并不认同“新左派”的头衔，但他作为新左领军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他的去职就被认为是知识界里左翼遭打压，左退右进的明确标记。
对于汪晖被免，舆论界出现“鼓掌欢呼”和“拍案怒骂”两种声音，对立投射出新左与自由派的尖锐对峙，旧怨新仇再次被挑起。不过，也有学者提醒：政治权力无分左、右翼思想，对民间刊物“一视同仁”体制化、官僚化的收编趋势，才是事件不能忽视的更大背景。
换帅背后有阴谋？
北京的《新京报》最早透露《读书》换将端倪，6月21日该报披露《读书》或将改组的内情，并访问了三联书店副总经理、《读书》前任主编以及一名出版界行内人，不同受访者反映《读书》经营出现困难，订户下滑严重，《读书》现在“太闷了”“不好读”。
这则新闻让一些人惊奇，包括出版界和文化界人士，包括汪晖本人。
因为，刚在5月份，汪晖、黄平刚主编并推出六卷本《读书》十年精选集（1996年～2005年），引起知识界和新闻界的关注，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举办了专门的研讨会。
据汪晖事后受访时的叙述，对于改组他事先并不知情。《新京报》报道发表后，他被三联书店告知，根据三联书店的上属单位中国出版集团整体改制的新形势，旗下刊物主编须由主管单位现职人员担任，加强统一管理。换言之，全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汪晖，和身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黄平不适合继续担任主编职务。三联书店负责人并要求马上实行，不允许过渡期。7月10日，三联书店领导召开《读书》编辑部会议，正式宣布更换主编
汪晖数次受访时均表示“感到很气愤”，他透露自2002年已和三联书店讨论过离任事宜，他并不恋栈主编职务，但不能理解三联书店这次的操作方式。
对于订户量下滑的说法，他澄清说，11年来《读书》印数都在9万册到12万册之间，今年《读书》的邮订数还有所上升，略有下滑的是零售回款方面，而这部分涉及行政问题，不仅出在编务方面。
至于《读书》“不好读”的批评，汪晖驳为“不是真问题”。他在接受《南方人物》专访时说：“只有在高度消费化的时代，大家只愿意轻松地看看图片，你才能把所谓好看不好看变成一个所谓的衡量标准。”
左右暗中角力？
伴随事件发展还出现一个插曲。被《新京报》引述批评《读书》“太闷”的《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事后在网上撰文谴责《新京报》的报道歪曲事实，他并没批评《读书》。
这个插曲，加强了一些左翼同情者从事件中嗅到的“阴谋”气息。在他们看来，这次换帅，就是右翼的《新京报》、三联书店，以及社会主流精英抢夺《读书》阵地的一次合谋。
和自由主义一样，新左派对中国来说也是西洋舶来品，但前者比后者更早传入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知识界新左翼和部分右翼在推动思想解放以及推进改革的问题上，曾是目标一致的战友。
知识界内自由主义、新左派、新保守主义（新儒家）三派鼎立的局面，出现在90年代。1998年以后，中国知识界爆发几轮大论战，在有关“经济学家的作用”和“公正与自由”的尖锐讨论中，自由主义和新左形成对峙的态势。
按汪晖的说法，1998年时“火药味已经很重了。”从自由主义一派学者看来，新左派是发动攻击的一方，自由派是守的一方，而进攻方并没有完整的理论，其立论基点只是对手的直接攻击。
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派的中山大学教授任剑涛，在《解读“新左派”》长文中批评新左派：“资本主义越来越不济，是他们凸显社会主义正当性的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的长程合理性，他们却不愿意予以考虑，以致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式普遍民主的热切期望，对资本主义式的精英控制、民主缺席的深切痛恨，遮蔽了他们在两种体系之间适当权衡的眼光从新左派的角度看，问题的出现首先是因为随着时代的转变，中国出现右翼化的潮流，一系列环境问题、“三农”问题、国企改革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随着中国加入WTO而凸显。汪晖最近在访问中也说，许多知识分子简单地将市场化、全球化、私有化视为普遍的、绝对的价值，由于他们拒绝反思，右翼化发展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分化、环境灾难不但是忽略了，而且是掩饰了。
在争论的过程中，两派彼此批评对方套用外国的学理分析中国的问题。
茶杯里的风波？
《读书》换帅这原本属于出版界和思想界的事件，由于是在中共十七大前夕仓促进行，让外界因而产生中共高层正“抑左扬右”的推测和联想。
去年底至今年初，自由主义言论多次高调见诸公开媒体。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高调介绍民主；党内人士主持的《炎黄春秋》甚至发表文章挑战中共传统意识形态，亦安然无恙。此时发生《读书》换帅和前不久《中国发展简报》被封，让人看到左翼思想被抑制的趋势。
正因为主流社会、多数公开报章和高层政策都倾向更明确支持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一些论者认为，保留《读书》和新左派对主流政策质疑声音，有其价值和必要，何况当前中国表达新左派观点的刊物大约只有两三家。
《读书》同情者者将“换帅”事件视为某种政治阴谋，在举国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发展的道路上，政治和知识界主流不能再容忍这样一个唱反调的刊物。而中国出版业改制，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众多刊物都归入到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实行企业化管理，正是中国加入WTO的结果。中国出版集团由中共中宣部直接领导，实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和规则下的新的“专制管理”。
事实上，谁也难以确切清楚真相究竟是什么。
网上一种舆论认为，三联书店提出要“加强管理”其实就是最真实的理由，上级收编舆论平台并不在乎你是左是右的。一些内部人士透露，当局最终是准备将《读书》的“艰涩”与“尖锐”一并去除，使之变成大众化读物。
收编趋势不可挡？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受访时表示，以行政理由把汪晖和黄平从《读书》杂志里撤走，目的是排除《读书》原有的民间性，将其变成一个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实的体制内刊物。
他认为，当前大学教育日益体制化和官僚化，资本的力量日益成为大学教育的支配力量。“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形成了新的科举制度，在其诱迫下，中国的教育体制内几乎很难发出独立的声音。”《读书》事件，以及今年初的“禁书事件”所发出的信号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原本已经十分有限的言论空间、活动空间在进一步萎缩。面对体制的收编趋势，知识界无法超越分歧，就“真的要被分而之了。”
公正和自由何者为先？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哪个更关键？左右翼的争辩没有产生胜利者，只有思想界裂缝的扩大。而事实是，在中国，不论公正、自由、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都十分匮乏。
知识界分裂的另一后果，是中国难以产生思想“大家”。
政治观察者冼岩最近在评论文章中写道，知识界各小圈子内获得认同的“大家”不少，由于左右对立严重，彼此互不买账，中国难以产生全社会公认的“大家”。他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几十年的独特经验，本来足够使中国人成就自己的思想理论，然而学人缺少交流以及越来越紧窄的外在言论空间，也在断送铸造思想精品的希望。
但他认为，在中国，思想在政治权力面前轻如鸿毛，政治权力可以有效控制思想的传播渠道。因此思想界的左右互搏，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茶杯里的风波”的意义或许不限于茶杯。
一个有力量的思想界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对社会启迪往往是无声的，作用却可能是革命性的。近十年《读书》启动或参与讨论的课题如环保、三农问题，现在均被执政者重视，执政者回应了民意，同时又以行政逻辑来对民间舆论平台“加强管理”，从某种角度说，这是表现了执政者行政力和舆论主导能力提高。
然而，不管是以任何理由来进行，当一个社会的思想力渐渐都依附体制内，甚至包办了社会精英的思想，这未必是人民的幸福，也不是国家能持续前进的保障。几乎都从《读书》走出来
《读书》创刊于1979年，在当年全国政治运动硝烟平息之初，4月诞生的《读书》发出“读书无禁区”的呐喊，这一开篇文章的李洪林批评了文革对文化的摧残，提出人民有读书的自由，表现这份新生刊物承载该时代精神气息的奋进姿态。
多年来，《读书》一直扮演中国思想文化评论前沿刊物的角色，经过陈原、范用；沈昌文；汪晖、黄平三代主编的更替，内容也从早期的重视文学，到后来偏向学术性。
一些人回忆80年代最盛时期的《读书》时形容，当年的中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几乎无人不是《读书》的，甚至无人不是薄薄一本《读书》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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