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文化之复兴？时代进步之标志？——三批北大教授郑也夫的“牛逼论”

——三批北大教授郑也夫的“牛逼论”

：润泽东方

　　郑也夫用了三年写了一本自称是惊世骇俗的著作，叫做《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他本人觉得可用“孔雀开屏”、“光宗耀祖”、“执中国学术之牛耳”等等来形容都不为过。于是，频繁召开新闻发布会、频繁发表演讲、频繁地炫耀他虽然57岁却依然自认为是“周期性的雄性十足”之荣光——用以达到人生光辉之境界。

　　什么是物欲？什么是物欲时代？什么是后物欲时代？

　　郑也夫认为：“物欲就是想更多地占有、消费，越多越好。即使一辈子都花不完，但还是不能打消你的欲望，还要占有更多”——他认为这是富人“炫耀”之心理需求。在郑也夫眼里，物质匮乏的年代就是物欲时代，物质的炫耀是身份的象征——物质匮乏的年代，物质炫耀很有效——由是，个体对物欲的追求在郑也夫那里转化成为对牛的生殖器官的虔敬崇拜并作为炫耀物欲的工具。在郑也夫眼中：“炫耀”是一种本能，是物欲最主要的根基——主要来自性炫耀。雄性阳物的勃起最能概括其“炫耀”的真实内涵。由是，郑也夫选择牛的生殖器来替代自己的生殖器。他为什么选择“牛逼”而没有选择“虎逼”来进行人生的炫耀？因为牛逼是很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容易达到炫耀的目的——是大隐隐于市的“炫耀”；而“虎逼”远离人群，藏匿于深山老林之中，不容易被人们看到，也就不容易达到炫耀的目的——是小隐隐于野的“炫耀”。故此，郑也夫选择“牛逼”而非“虎逼”来替代自己的生殖器，用以招摇过市、卖弄于江湖。

　　郑也夫觉得：温饱解决后，物质不再是满足炫耀与刺激的有力手段，游戏才是人类的归宿。也就是温饱思淫欲的阶段——此为后物欲时代。郑也夫认为：当人类跨过温饱的门槛，物质炫耀就失灵了，不可能持续牛逼了。那么，物欲时代就会自动崩溃，自动终结了。而当代中国的富人则应在疯狂攫取大量全民财产之后，学习做一名绅士，然后用深度的游戏，多样化的牛逼与可持续的牛逼拥抱“性福”的新生活——进而成为贫民与平民所顶礼膜拜的精神贵族。因此，他鼓吹未来中国的文化肯定是贵族“炫耀文化”的复兴。郑也夫乐观地认为：在中国乃至人类，温饱即将全面解决，这在生物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于是空虚、无聊必然发生。简单靠物质“炫耀”日益显出它的荒诞——也就是简单靠物质的炫耀或者雄性的生殖器是不能维持其人性与兽性的需要，要在兽性勃发中要通过流氓手段的“迂回”达到炫耀的目的。于是，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一书中，他郑重提出自认为是当代世界最高学术境界的、人类发展之必由之路的、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生三境界：舒适、牛逼、刺激。而他推销此书的广告词就是：“牛逼、再牛逼、可持续牛逼。”

　　为何要写如此炫耀人类性本能的书？究竟写给谁？要达何目的？

　　郑也夫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承认：“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今天的富人多是暴发户，并且是在极不干净的环境中暴发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上层人被权力诱惑，底层人被没有解决温饱所驱使，或者因为卑贱产生反叛。”如上，我们可以看出郑也夫杜撰《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一书的真实历史目的有三个：首先、认定在中国社会长达近30年的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疯狂攫取人民财产的利益集团合法。其次、蔑视地将底层人民归纳为“卑贱的”人群，同时，担心这些“贱民”因卑贱而产生反抗。第三、期盼在中国长达5000年的历史文化形态中，由于《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的“历史创造”而导致封建贵族等级制度的复活与封建贵族文化的复兴。

　　文雅地说：郑也夫通篇学术观点可概而括之为“孔雀开屏”，通俗地讲就是：个体发骚、群猪闹圈、民族总体的从肉欲到灵魂的疯狂。因此，友人奇怪：如此喜爱牛的生殖器的教授，何不发起全民募捐？将郑也夫教授的嘴通过现代医学直接搞成牛的生殖器的形状？以此来显示他性欲的狂野、精神的洁癖与人生的豪迈岂不更加快哉？对此，郑也夫毫不在意公众的反对，坚持认为：马斯洛的五个需要层次论——也就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并没有摸到时代的脉搏——马斯诺的需求理论连时代的脉搏都没有摸到，可见水平之低劣。而《后物欲时代的来临》则因为“牛逼”的需要而精准地把握了时代的旋律。郑也夫窃喜，洋洋自得：“如果大家都解决温饱之后，游戏化、艺术化才有趣，才是不糟蹋的生活，不荒唐的生活，有利于身心的生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贵族文化在这个层面上会复兴。”

　　他专门为当代中国疯狂攫取全民财产而暴富的阶级准备了盛大的肉欲晚宴，以便暴富者恒暴富、有恒产者有恒心。若要底层人驯服地接受权贵们对他们的命运安排，则要将原本不干净的爆发户打造成“绅士一族”。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在伟大的平民精神的引领下实现了各自文明的跨越式发展，在美国有三大革命的法案：限嗣继承法法案、反垄断法法案、弹劾法案；其重要的目的就是限制权贵阶级的形成，防止经济的垄断进而政治的垄断，使得美国社会能够始终保有相对独立的平民精神而引领人类文明的潮流——然而，郑也夫认为这些所谓人类的文明成果都无法表述当代中国官僚与资本相勾结所导致的“社会繁荣”，他坚信当代中国，必然要通过贵族精神的复兴而获得“孔雀开屏”式的文明进步。由是，在富人的普遍炫耀与穷人的普遍惊羡中，构建所谓的“特色的文化”与“和谐的文化。”郑也夫企图用特有的中国等级文化、贵族文化之复兴，极力否定人类文明的发展之向度——可谓“历史的新创造。”

　　如此巨大的“研究成果”，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的郑也夫虽自认为获得巨大的“科学突破”，却常遗憾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他的管束与制约，使得他不能随心所欲，不能信步于人生浪漫而又刺激的旅程之中，不能“圆满”因自己时常感悟到“人类的伟大”而进入到“牛逼的境界”所引发的“科学的创造”。他常常苦恼于这种制约而不能在记者招待会上或者个人演说中，直接掏出自己能大能小、能伸能缩、性欲高扬且见不得阳光又常年委屈地憋在裤裆里的生殖器；因此，郑也夫痛苦，甚至痛不欲生。

　　于是，他开始意淫——他意淫于自己孩提时代掏出“老二”向天空宣泄时划出的美丽弧线、他意淫于自己青年时代工作在黑龙江建设兵团躲在被窝里面偷看手抄本《少女的心》时的怦然心动、他意淫于自己不能做革命的接班人而及时反革命的选择所带来的享用终身的无边的物欲快乐；他甚至用“18岁就冲撞时代、就思想上反革命”的谎言来换取生活的必须条件。意淫之余，他又十分庆幸，万分庆幸，十万分的庆幸，他庆幸于自己历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中每每变节时所雪藏的生命原始的野性冲动依然可以剑走边锋——他庆幸于自己深刻领悟《四世同堂》大赤包：“我们家招弟当特务了!” 的名言。他甚至以出卖灵魂胜似招弟为荣：“珍珠港事变之前，招弟的任务是监视西洋人，她干这种事很在行。她，不光能盯住美国人、英国人，还能弄得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一古脑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的肉体已经国际化了”。然而，郑也夫是灵魂的附庸化、生活理念权贵化和精神的牛逼化。

　　现在，披着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外衣的郑也夫，特别习惯于用治疗精神病的办法，将中华民族整体的无意识唤醒——进入到此种角色，他分明就是阳刚于天下的精神病医生。故此，他移情于牛的生殖器，以此作为自己学术的标志与人生情怀的象征——由是，多少填补了自己精神空虚所引发的季节性阳痿之后果。他坚信这就是突破——突破就需要勇气，勇气的倍增可以治疗他自己更年期的综合症，而达到人生永远的肉欲与肉欲带来的和谐。

　　因此，郑也夫提出：“要富人身心变得和谐一些，需要制度来制约，更需要他们自身慢慢地提升，这需要并不短暂的时间，很多人一生都无力完成。宏观地看，如果中国社会能在下一代人中完成这一转换，就是福音。”也就是说，作为御用文人的郑也夫所提出的社会和谐之构想：容忍官僚与资本相勾结而引发的巨大历史不公，容忍所谓“富人”疯狂攫取全民财产而暴富的行为合法；同时容忍他们“贪婪、摆阔、铺张、缺少修养，不会过艺术化的生活。”并且通过制度建设企望他们的“下一代自身慢慢地提升社会责任感”。进而“成为社会财富的看守者，成为一个特殊游戏的参与者。”

　　——郑也夫的逻辑十分清楚，首先认定攫取全民财产合法，然后容忍不法分子更加疯狂的敛财，最终殷切希望这些不法分子的下一代能够守好这些不义之财。

　　我们要问：暴富者是在如何不干净的环境下暴发的？这种不干净导致了怎样的结果？全民的道德反叛？还是全民的道德认同？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郑也夫及其一代知识精英所鼎礼膜拜的人物及其他们的子女疯狂地攫取来了几代中国人民节衣缩食而积累下的财富——现在，郑也夫立志要为暴富者创造崭新的贵族文化并自信《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紧紧扣住了时代的脉搏；他自认为已经执中国学术之牛耳。

　　我们认为：官僚与资本相勾结是和谐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将巨大国家和人民财产攫为己有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有人类正义、公理的国家所不允许的，当代中国依然要对此问题进行严厉的历史清算！不清算就没有正义和公理可言！当代中国巨大的社会财富是几代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创造的，应当归于人民。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中国社会最广泛的民主。

　　我们要说：财产权是所有人权中最为神圣的，它比自由还要重要。没有财产权还奢谈什么话语权?没有财产权还奢谈什么人身自由权？没有财产权的话语权是人权？还是狗权?君不见狗圈之中的话语权是最为豪迈的吗？黑格尔认为：“财产权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认为：“财产权不仅是经济自由之源，它们也是政治自由之根。”人权的核心是财产权，放弃对财产权的正义追求的人群，是没有人生希望的人群。企图剥夺他人对财产权不懈追求的权力的人——是真正的邪恶之人。郑也夫作为北大社会学教授，极力鼓吹中国人民放弃财产权、放弃历史清算的权利——究其本质：郑也夫是一个道德泯灭的人，他希望中国人民过猪狗不如的生活来赢得贵族文化的复兴。

　　真实事例之罗列

　　咱们现在不谴责你郑也夫还有没有一点点中国文化人的道德廉耻，也不谴责你这样的研究是如何的反动；更不谴责你是不法分子的丧家之犬。咱们现在举两个真实的例子：

　　中国石油方面：1999年，300个分支机构经理得到允诺，可获认股权证作为报酬以交出经营权。2003年，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为官员举办企业管理层收购与多层级股权激励操作实务培训班。当石油官员忙于学习“一夜暴富”的基本知识时，石油安全链条在最薄弱环节发生惨烈崩溃：2003年12月，四川开县特大井喷事故243人因硫化氢中毒死亡、2142人住院治疗、65000人紧急疏散。后吉林石化爆炸案也是发生在持续私有化的关键历史时刻——私有化导致当代中国工业安全链条最薄弱环节发生崩溃并引发工业灾难：2005年11月，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 5 个小时内，共发生爆炸15起，其中较大爆炸6起。造成5人死亡、1人下落不明、2人重伤、70多人受伤、紧急疏散1.2万名大学生和3万名居民；主要污染物苯、苯胺和硝基苯等排入松花，水质最高超标108倍，污染带长八十公里。哈尔滨以下江段汇入呼兰河、汤旺河、牡丹江等较大支流；约400万人口的哈尔滨饮用水源被迫中断供水，恐慌情绪蔓延到俄远东地区… 今天，垄断中国大江南北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控制着全国成品油的炼制与销售——国际油价上涨，其所属炼油厂家愿把成品油销往售价更高的市场。其差价远高于美国炼油厂同等交易情况下的赢利水平——因为中国的石油工人、炼油工人的薪酬福利极其低廉——我们对比埃克森·美孚的裁员可得到相关佐证：埃克森兼并美孚公司，取消重叠的业务和裁员，裁减掉9000多名员工，占员工总数的约7％。每年节约28亿美元成本。中石油为降成本，将150万人减持到约40万人，每年度节约成本39亿元人民币，增效幅度仅为埃克森的17～19%左右——说明中国石油工人的薪酬福利不足以影响油气生产成本——38亿增效款项反映出是低薪酬福利生活窘境下的石油工人的历史辛酸。

　　山西黑砖窑方面：2007年网络爆光《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至少有1000名孩子被骗至山西黑窑厂做苦工，最小只有8岁，最大13岁。400多位父亲在网上联名发求救信，40余名落难孩子被解救，但当地警方只允许解救当事人的孩子。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涉嫌倒卖童工，一名劳动监察队员甚至把被解救童工补发的300元装进自己腰包。

　　截止2007年8月，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山西省共检查乡镇各类用人单位86395户，涉及用工人数192人，其中砖瓦窑4860余户，检查中共查出无照经营的用工单位36286户，占排查总数的42%，涉及农民工占17.7%，查出无证照3786户，占砖瓦窑总数的65.5%，涉及用工8.1万人，占排查砖瓦窑用工人数的63.3%。

　　被解救的黑窑厂黑奴中，一名14岁孩子叫陈成功，他工作的窑场有好几十个人，有监工、打手，几条恶狗……陈成功做的活儿是切坯，凌晨4时开工，直至晚上8时，常加班到深夜。每天吃发霉长毛的馒头，喝水煮烂菜帮子汤，睡潮湿的窑洞。窑老板曾带他到另一黑窑受“职业培训”：窑场里有一种长两米多的搅拌机，机器转速很快，不管什么东西，扔到搅拌机里，瞬间就会打成碎末。一次，他被领到该窑场，凶恶的打手把一个窑工几棒打晕，随后扔到飞速旋转的搅拌机里……黑窑老板事后让他把目睹的过程讲给其他窑工听。

　　这真实的故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黑恶势力横行于山西大地的问题，也并非简单地以“地方政府官员参与腐败”而可以得到圆满诠释的问题，更不可以用所谓的“黑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也许这种代价并不合理，也不合法，但是毕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据说是张维迎语）等等虚假的理论与美丽的言辞所能够搪塞过去的事情。这是令人警觉的社会基本制度产生蜕化的标志性事件——是久已绝迹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是在山西横空出世、兴旺发达的具体表征。郑也夫说的不干净的富人是这样发家的吗?让他们的子女成为文明人?然后守住自己的家产?

　　逻辑假设之成立

　　现在，咱们假设一个例子：假设，郑也夫父亲的家是非常有钱的、经过几代人积累、经营起来的豪门大家。忽然有一天，一个恶棍霸占了你的家，将你的父亲和你以及你的兄弟姐妹一起赶出你们的家们，然后，这个恶棍天天搞你的母亲、月月搞你母亲，不到两年，你的母亲就为这个恶棍生下两双儿女（说明：两胎都是双胞胎）。这导致你父亲与你们兄弟姐妹不满，提出由你郑也夫代表父亲及其兄弟姐妹上告；结果，法院裁决：“顾念恶霸有两双儿女，考虑这四个孩子的名分及其前途，承认恶棍与郑也夫之母的事实婚姻，责令恶棍改邪归正，学习文化，做一名绅士；同时，郑也夫之母负责调教四个孩子，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让他们长大以后，都能象郑也夫那样成为北大社会学的大学者——为以后更多的恶棍服务。”这个结果宣布以后，郑也夫代表全家欢表示：“这简直是天才的创造，那四个孩子是多么无辜，只有承认我母亲与恶霸的事实婚姻，才能实现那四个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目标，只有我们有崇高的人生境界，我们才能实现和谐，我代表我们全家庄重向社会表态：冤冤相报何时了？从此，我们郑家要做立志追求和谐的人家，要与恶霸一家搞好关系，为这四个孩子将来能够守住他们的家产而贡献我们郑家的全部力量。”

　　不仅如此，郑也夫还做出更加和谐的表示：“我郑也夫的个人条件是北大社会学的教授，我有精神的洁癖，懂得四书五经、三纲五常，自幼阅读《论语》、《中庸》；我诠释的《论语》比于丹那个老娘们诠释的要更加下贱，我就是立志要为有钱人服务——鉴于此，我愿意做这四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保证他们将来都是大企业家——不仅守住家产，而且发扬光大。我作为郑家的长子，奉劝母亲，既然已经和人家生米煮成熟饭，你要做一个淑女，要容忍他又三妻四妾——只有这样，在你百年之后，我将给你立一块硕大无比的贞节牌坊。”当郑也夫做如此表述以后，其父亲一口鲜血喷出，一口气没有上来，被郑也夫气死了！对此，郑也夫的邻居评价道：“这样的最终裁决，是否可以实现郑也夫一家与恶棍的和谐？为郑也夫一家奉献毕生的郑老爷子不能‘修身齐家’有何颜面苟且偷生于世？生养了郑也夫这个样的儿子——郑老爷子当然主动消失在这个吃人的世界里。”

　　当然，这个故事是假设的，但是很能够说明道理。拿郑也夫本人说事情,他心里一定不好受；可是，中国工农的生活辛酸，谁又体谅？

　　深度地思考：台湾经验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说明？

　　我们都知道台湾国民党——中国的百年老党。1930年代，蒋家王朝极力倡导新生活运动，企望构建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的所谓新道德体系。但是，蒋家王朝不仅没有得到全民的道德认同，相反，却在人民革命的硝烟中，黯然败退台湾岛。蒋经国、李登辉够为了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放弃国民党“一党私利”,不惜暂时放弃政权，也要实现国民党的新生，也要赢得民众的信赖；最终，这个百年老党在民主化的大潮中获得了重生：2005年，暂时失去政权的国民党党主席连战率领中国国民党访问团拜谒南京中山陵。发表题为：《追随革命先行者脚步共同努力共同图强》的演讲，说：“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追求民主、自由、均富的理念，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很遗憾中山先生没有办法亲眼看到他离开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总理弥留时耳提面命，要为这个民族雪耻图强。今天来到中山陵，回想到中山先生壮阔的思想，全心全力为民服务奉献的精神。希望大家无论在哪里，都能够本着和平、奋斗的心情，抓住这个时代，让台湾经济持续不断发展，让大陆快速成长”。一句孙中山先生“全心全力为民服务奉献的精神”勾起中国大陆民众在私有化汹涌浪潮冲击之下对早已淡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荣往事的追忆，“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这个阔别久远的历史名词竟然出现在早已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硝烟中黯然败退台湾的现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之口，的确是历史的一个严重玩笑。

　　2006年12月，“台开案”一审判决，陈水扁女婿赵建铭被判6年刑期。检察官在起诉书内表明，赵建铭这次是“权贵犯罪”。判决书说:权贵阶级有两种,一种是掌有公权力者,另一种是有钱人.权贵犯罪及阶级犯罪的主题,就是“以权生钱,以钱求权”.“统治阶级犯罪”,亦是最不义的“政治权贵犯罪”。

　　中华文明几千年，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导致了严重的“权贵文化”，维系地主阶级所有制并因此构建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与之想配套的仁学体系。这套文化体系发展至近代，影响到中国的工业化——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企图维护地主阶级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的工业化。然而，甲午海战的轰鸣炮声，终结了晚清大地主阶级的黄梁美梦，在中国人民普遍的道德反叛中，腐朽没落的晚清王朝覆灭了。权贵阶级如何得到根本的遏制?这个问题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最后形成改朝换代的局面;破解的方法是什么?从台湾法院的判决结果，我们有理由认为：台湾已经成功实现了社会战略转型并将其案锁定在权贵犯罪上——这就是文明的基本条件：遏制权贵阶级的形成，剥夺他们的特权。台湾经验比之郑也夫的贵族文化之复兴如何？

　　现在请问郑也夫：你认为作为国民党的老对手——中共能够为疯狂攫取全民财产之人“买单”吗？甚至愿意陪伴这些“不干净”的暴富之人群去殉葬吗？百年老党国民党尚且能够主动实现全党的战略转型，在失去政权的日子里尚且能够坚决高举“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旗帜——中共，这个曾经率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并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光荣的党，难道不能在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勇于承认错误、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最终高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而再次赢得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结语——对郑也夫的总体评价

　　有个叫梁小民认为：“现在跳出来反对物欲主义的人分三种：一种是已经非常富了，不必在意物质，于是转而关心别的，比如做自己喜欢的事、做社会捐助和慈善等；第二种是没钱，但思想境界比较高，更关注精神层面的追求，比如西方的传教士、信佛教的人；第三种人是少数文人，由于穷，物欲不起来，只好转过来批判物欲，说别人庸俗。郑也夫是第二种人，以他很强的能力，如果想挣钱，应该是没问题的，但他更看重自己的思想。”

　　对此，我大不以为然，因为郑也夫并非是第二种人，并非是精神境界高的人！相反，他是一个变节者：革命的年代，他可以接受安排去黑龙江建设兵团，然后也许爬在被窝里面偷看了《约翰·克里斯朵夫》、也许偷看了手抄本《梅花党》、也许偷看了手抄本《少女的心》——与其说冲撞时代，莫若说青春期发骚；告别革命的年代，他高喊自己１８岁开始就冲撞时代了、他高喊自己反革命了、他高喊上山下乡不人道了等等；当中国社会出现社会新贵，他高喊：爆发户的钱不干净，要提高文化，经过至少一代人，让这些富人的下一代或者下几代能够成为绅士，能够守住这份财产。诸多表现，说明他是政治上的变色龙。人们不仅要问：让郑也夫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当一名战士，难道不是天道使然——难道黑龙江人天然该生活在哪里吗？难道黑龙江人就不应该举家搬迁至北京？占了便宜，何必骂街？

　　郑也夫研究后物欲时代时候，为了暴发的富人而进行设计的时候，竟然不能提出体现社会正义公理的方案，而是设身处地地为爆发户的后代设计如何守住财产＿＿你如何不分析废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程中，公有财产是如何守不住的？为什么会有不干净的爆发户？所以，郑也夫本身就不是什么思想境界高尚的人，更加不是具有宗教情感的人——是不可以与“西方的传教士、信佛教的人”相提并论的。

　　当代中国存在后物欲时代吗？2007年猪肉最高达30多元／公斤．社会总体的消费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郑也夫知道吗？御用文人，也是爆发户！脱离生活，导致郑也夫的思想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