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润泽东方战略时空》
http://blog.sina.com.cn/runzedongfang
从美元体系的理性建设
看人民币和欧元的汇率失效问题
——货币运动与贸易运动的历史观
：大庆油田 胡志越
题 记
真理不可窥视，但可撞进怀中——乃上帝的恩典。
美元体系属工具理性系统——重要性在于多边贸易体系的大宗商品价格与美元体系相“挂钩”的制度设计：美国通过美元指数决定全球货币强弱指标，获得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控制全球期货市场走势，左右全球股市进而操纵经济运行状况。道琼斯指数、CRB指数和美元指数，成为全球经济风向标——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政治结果。
一、全球化的战略目标及其美元的地位
30年来，美国极力推行全球化战略：首先，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承认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一个“经济上的共和国”，美国是这个共和国的“酋长”；其次，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承认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第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接受美元的大宗商品定价权、承认美元在多边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地位。如此，作为该组织成员国享受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战略恩泽”的条件——当然，也要接受美国的“战略束缚”。
二战前后，美元不是国际石油交易的唯一结算货币，英镑区国家在二战时，通过提高英镑结算比例控制美元结算比例。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美元地位得到加强，1970年以前，国际石油交易中美元处于优势地位。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订协议，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惟一的定价货币，欧佩克成员国接受此方案——于是，美元与原油价格相“挂钩”成为世界共识——成为国际石油贸易的定价货币并充当结算货币。从此，国际油价不受供需双方控制，生产大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不能控制油价，需求大国日本、中国也不能控制油价，它被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或者伦敦商品交易所控——此为重大战略成果。投资银行是纽约和伦敦两大商品期货交易市场中的主要力量，如：高盛、花旗、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巴克莱等是石油价格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它们将美元币值变动情况及时转变为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变化，维护和履行美元体系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广而言之，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体现了美元的定价权与结算权。
同时，美元还担当着各国货币的定价职责，美元币值是衡量其他货币币值的基准——而美元币值由美国国会确定。故此，包括人民币、欧元在内的各国货币，经美国全球战略体系的运作，就成了经美国国会确定其价值的货币，其各自国内建设的货币市场、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就成了美元控制下的影子市场。当美元对国际大宗商品定进行价和结算时，人民币币值就失效了，其兑美元的汇率也就失效了。可怕的是：中国的经济危机及其深度与广度由美元币值决定——由是，货币问题变成了主权问题和政治问题。
二、洲际货币运动与洲际贸易运动的历史经验值得关注
洲际货币运动：是指洲际间的货币流动及其方向，包括：结算货币种类、结算货币数量和结算货币的币值变动等；洲际贸易运动：是指洲际间商品的流动及其方向，包括外贸商品的种类、外贸商品的数量和商品运输。洲际间的货币运动因其贸易运动而发生，存在着货币数量的传导；贸易运动的结果又体现着货币运动的战略打击能力及其效果——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欧亚间的货币运动与贸易运动体现于双方的战略制衡及其力量的消长，值得今日中国的借鉴。
历史上，亚洲与欧洲一直用贵金属进行商品贸易——这由于中国和印度等主要亚洲国家，坚持用贵金属作为贸易结算货币所致，结果形成了两大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历史现象，导致了欧洲的贵金属流向东方，东方的商品流向欧洲——这是欧亚地缘战略理性设计的结果，而非自然天成的。中国与印度主要用白银作为外贸结算货币，对欧亚的货币体系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中世纪，伊斯兰国家根据这一特点而将黄金作为地缘扩张工具——欧洲白银过境土耳其帝国，不作停留而流向远东与南亚，所以，土耳其金币在地中海地区广泛流通——诸如此类，贵金属的贸易结算方式，维系着欧亚地区的战略均衡。
在白银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的历史中，形式上由亚洲国家占据着欧亚地缘战略的制高点：货物流向欧洲，白银流向亚洲，是亚洲盈利的过程、积累财富的过程。同时，其坚持用贵金属作为贸易结算尺度的态度，导致洲际交易成本巨大，意味着欧洲要为此付出艰辛的劳动，甚至需要一个国家、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这是亚洲战略的智慧体现。但是，长期用金银数量的多寡换取商品数量的多寡而流向欧洲——却隐藏着欧洲各国在长久历史形态中的战略优势，非简单的战略被动——因需要亚洲商品，故贵金属贸易之，意味着欧洲始终拥有通过金银数量而对亚洲国家的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的能力，并为国际贸易指引方向——如：欧洲需要丝绸，亚洲就要建立、发展、完善生产丝绸的工艺流程；欧洲需要茶叶，亚洲就要建立种植、管理、收获与加工的工艺过程质量控制体系；欧洲需要瓷器，中国就要发展瓷器产业——明代后期，欧洲畅销中国瓷器，17世纪晚期，达到高峰。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数据：该处每年运往欧洲瓷器达300多万件。荷兰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每年根据需求订货——1700年订单：有鱼缸、腌菜缸、盐瓶、麦糊杯、长颈瓶、大口水壶、茶盘、茶叶罐等；1716年，英国苏丹那号商船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合同。1759年，瑞典公司广州代理人“购买重的和耐久的瓷器”。1769年，美国旅行者William Hickey描述说：在一间长厅里，约200人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有老年工人，有六七岁的童工。而这样的工场，在广州有100多个——诸如此类，胡椒、香料、药物和珍珠等——只要欧洲需要，亚洲国家就要建立、发展与完善相应的组织过程、生产过程和贸易过程及其相对应的工艺标准体系。欧洲的货币流向与外贸流向不仅是针对亚洲，西欧的贵金属还流向东欧等落后国家与地区，使其为西欧提供小麦、木材、黑麦、鱼、皮革、毛皮，促进了这些国家的货币流通——16世纪，波罗的海港口城市纳尔瓦、圣彼得堡和白海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也是西欧的贵金属流入的重要目的地——西欧换得所需的粮食和木材、油脂等造船材料。就是说，传统欧亚格局中，形式上的亚洲地缘战略优势，寓于为欧洲的服务之中，欧洲地缘战略劣势又体现于欧洲人对亚洲产品的享用及其对亚洲经济发展的货币数量的控制上。这是欧洲总体战略智慧的体现。所以，欧洲的战略思想更加具有隐秘性、实用性及其系统性——因此奠定了走向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贵金属流入中国与印度的过程，也是两国相应的商品流入欧洲的过程，满足了欧洲国家的消费——此过程中，中印两个国家犹如长期的卖血者，窃喜于外贸运动带来的白银数量的增加——殊不知，其微观经济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已让欧洲人设定好了。由是，货币数量的优势，竟成两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长期衰弱之源，一个沦落为半殖民地、一个沦为殖民地。然而，欧洲寻找金银以换取更多的亚洲商品的历史冲动，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的进步、矿业的繁盛、工艺的完善和航海业的发展；导致了地理上的发现、交通线的改变、贸易中心的转移、货币数量的增加等全球战略格局的改变。随着新大陆的开发，欧洲人找到了巨大的货币增发器——美洲的黄金白银经欧洲流向了亚洲，传统欧亚战略平衡格局被打破。此举，强化了两个大陆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局面，欧洲掌握了全球战略的主动权。
在货币运动与贸易运动的历史中，欧洲人通过货币数量的控制，且经劳动产品的传导及其亚洲国家对相关外销产品的标准化质量控制体系的建设，而将中国与印度这两个重要的亚洲国家牢牢地钉在了国际分工大格局之中的农业、服装业、手工陶瓷业的历史地位上——亚洲在白银数量增长之中衰落，失去了工业革命的可能性；欧洲在白银输出的逆差之中，盛开工业革命之花。从这个意义上讲：亚洲的衰落是欧洲人基于货币运动特性而理性设计的结果、亚洲的衰落必先于欧洲的崛起、亚洲的衰落更加具有总体战略的必然性。
欧亚货币运动与贸易运动的奇特历史现象，使许多欧洲学者甚为不解：贵金属为何流入中国与印度，就再也不出来了？这一奇怪因素决定了欧洲的贵金属向东方流失——费尔南·罗布代尔甚至发问：“金银究竟体现力量还是软弱？”他对印度莫卧尔帝国在奥朗则布死后50年，迅速走向解体的历史命运提出质疑：“苦难深重的半个世纪里，印度是否已经进入经济衰退期？衰退又是对谁而言？十八世纪，印度全境对欧洲贸易大为增长，这一增长又有什么意义？”那么，欧亚货币运动与贸易运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亚当·斯密的诠释：“中国和印度斯坦的高官巨豪，比欧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隶役。而且，这些大官富豪，持有过剩食物——于是，能够支付较大数量的粮食来交换那些产额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竞求的金银宝石。所以，供给印度市场的银矿和供给欧洲市场的银矿相比，即使是同样富饶，其产物在印度所能换取的粮食，亦必较多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97页) 。”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和印度斯坦，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量不如欧洲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工资只能购到较少量食物，食物在印度又比欧洲低廉。所以，与欧洲比较，印度劳动的货币价格，就加倍低廉——因它只能购到少量粮食，且粮食价格又便宜。在技术相同、勤劳相同的条件下，各国制造品，必有大部分的货币价格与其劳动的货币价格成比例。中国和印度斯坦制造业上的技术和勤劳，虽不及欧洲各地，但似乎相差不远。劳动的货币价格如此低廉，其制造品的货币价格，自然要比欧洲任何地方低。加之中国与印度河港纵横，运费较欧洲少，其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就更加降低。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以前极有利，现今仍极有利——在印度能够获得好价的物品，没有能与贵金属相比拟的。”亚当·斯密的“隶役”，指劳动阶级。实际上，他告诉人们：亚洲存在着使商品流向欧洲、贵金属流向亚洲的基本社会制度的条件——为欧洲获得巨大商业利益提供了保障。
确实如此，1684年，东印度公司84万英镑买进印度产品，以400万镑在欧洲脱手，净差价3.76倍——就是说：中国与印度长期存在着封建权贵阶级的剥削压迫与极端廉价贫困的劳动阶级，是贵金属流向亚洲的两个主要的制度成因。确切地说：亚洲的封建权贵阶级控制着社会资源，并与欧洲跨国垄断资本集团合谋，在牟取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共同残酷地剥削亚洲劳动阶级，导致商品长期流向欧洲和贵金属流向亚洲——欧洲廉价获得亚洲商品，在本国市场回笼货币。从这个角度讲：亚洲劳动阶级的廉价劳动是欧亚长期贸易运动的货币基础。由是，中国与印度在日益激烈的阶级冲突之中，走向现代化。
三、大宗商品结算货币作为基准货币的战略打击能力
基准货币是在所有货币当中作为计算、核算和折算其他货币的标准货币，根源于大宗商品的结算权。其它货币居于从属地位，且以大宗商品结算货币的币值作为本币变动的基准。如：19世纪，白银是洲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其币值在欧洲充当黄金的价值基准，决定着黄金的币值，即：白银数量决定其经济运行状况。
历史上，欧洲存在着黄金、白银、铜等三种铸币，货币间需要兑换，人们习惯用黄金与白银的兑换比率去对照商品价格，并据此判断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其实是观念误区——因为，黄金数量与白银数量并不简单指向对方——拥有商品定价权与结算权的货币数量才能决定经济状况。例如：白银是洲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其数量决定一国的贸易能力与经济状况。白银绝对数量的减少可导致通货紧缩，黄金数量的多寡就失效了。13～16世纪，欧洲白银价值上升，黄金显得相对过剩。1550年～1680年，美洲白银采取现代技术，白银激增，造成持久的通货膨胀压力。1847年，英国金融危机；1856年，欧洲经济危机——白银同黄金相比的价格突然上涨是两次危机爆发的根源。马克思说：除了一切个别因素外，“还有一个造成白银外流的比较重大的因素，这就是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相当有趣的是，这个因素也就是1847年大危机的主要特点。”
图1——英国对华输出及对印输出的总值（1842～1855） 作图；胡志越
马克思的观点值得商榷，有三问题需要关切：①欧洲白银数量的突然减少，是否因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运动所导致的结果？②币值快速变动的历史动因是什么？③白银数量突然减少，是否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制度体系本身相关联？
首先，中国与印度不是引发欧洲经济危机的重大因素
1827年起, 中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 白银开始外流。1830年后，随白银流出国外，国内白银升值，引发通货紧缩。范文澜《中国通史》数据显示：“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白银外流估计将近达到一千万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用鸦片贸易的方式，弥补了它的入超——中国总体对外贸易仍然存在巨大逆差。同时，英国加大对中印两国的商品输出。《英国对华输出及对印输出总值（1842～1855年）》曲线显示，英国在东方两个最大贸易伙伴是印度和中国，输印商品总值增长较快，1852年，输印商品总值在上年的下降后，出个向上的拐点，持续至1854年；输华商品总值在上升期后出现向下的拐点，1854年，又出现向上的拐点。同理得出：1847和1856年——两个时期都在正常的波动过程中，总体趋势：英国对中国与印度的输出总值处在上升过程的波动之中，是其吸纳白银的过程，应体现白银与黄金的比价下降的过程。说明：1840年，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额为52.4万英镑，1842年，96.9万英镑，1843年，145.6万英镑，1844年,230万英镑，1845年，239万英镑。由于商品销售不出去，棉布等机器工业品打不开销路，1846 年以后，英国对中国商品输出量开始下降——依然属于总体上升状态时的波动。此时，英国对印度贸易弥补了对华贸易的不足——1856年的欧洲经济危机，与英国对中印两国的进出口无关。至于中印两国向英国的出口则在于进口国的绝对需要——哪个国家的进口会建立在本国货币体系崩溃的基础之上呢？这不是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马克思的观点至少证明当时欧洲面对经济危机所关切的重大问题：白银哪里去了？此时，白银同黄金相比价格突然上涨只是外现的结果，本质问题在于：白银数量的绝对减少，黄金数量的多寡不能决定经济危机是否出现及其危机的幅度。用今天的话讲：主要货币增发量决定全球经济危机的幅度。
其次，战争引爆欧洲经济危机并传导至大西洋彼岸
1856年，欧洲发生怎样重大事件？以至于需要币值变动才能够解决问题？是战略设计的结果还是前因？1853年，俄土战争爆发；1854年3月～8月，英法联军同时在黑海、波罗的波罗的海、白海和勘察加半岛东岸对俄国展开进攻，被阻挡。1854年9月～1855年8月，战事集中在克里米亚半岛。英法联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俄军困守一年，终败。1855年9月～1856年2月，俄军在高加索战场击败土耳其军，但无法挽回整个战局。1856年3月，《巴黎和约》剥夺俄国在黑海保有舰队的权力，须拆除黑海沿岸的要塞，比萨拉比亚南部领土割让摩尔达维亚和土耳其。战后，英国控制土耳其，取得自由出入黑海的权力。白银数量突然减少的本质在于：英法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因战争而增发货币——此战，英国获得重大地缘战略成果，遏制了俄国战略西进地中海的企图。战争结束，货币体系需要技术上的货币数量的变动，才能使得币值回到正常水平，故引发欧洲经济危机——这是欧洲币值的快速变动的历史动因。同理，可成为1847年的英国金融危机的历史动因：1840年，鸦片战争；1843～1849年，英国兼并信德、克什米尔和旁遮普，征服印度，并向印度外围扩张——因战争增发货币，数量增加，惟币值变动，才能保持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1857年，以白银数量锐减为特征的通货紧缩传导至美国，近5000家企业破产，由英国提供资金的美国银行、铁路、商业公司纷纷破产，纽约63家银行中有62家停止支付。相当有趣的历史现象是：1851～1860年，美国黄金产量占全球41%，黄金数量是充裕的，危机本质是白银数量短时间内锐减。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成立较晚，1863年以前，美国尚无联邦的银行立法，各州有银行立法，可发行钞票。此前，美国曾两度建立中央银行，1791年，美国联邦政府批准成立第一国民银行，国会授权该行代理国库券、发行银行券、对其他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该行注册时间为20年，期间执行了部分中央银行职能。1816年美国第二银行成立，是私人机构。该行发行银行券，进行严格金融管理，遭州银行、农场主及其资本家反对——两次中央银行建设计划不能持久——至1863年，美国制定《国民银行法》。美国因缺乏货币体系建设，要承受源自欧洲的白银数量突然改变所形成的综合战略打击——币值变动的传导效应。
第三、殖民扩张与垄断资本的双重政治需要，构筑了具有危机特质的社会基本制度
就英国而言，银行垄断资本集团的政治力量与英国政府的执政需要，是白银数量锐减的政治原因，它与垄断制度的构建相关联——1689年，不流血政变成功，英王詹姆士二世流亡海外，国会和新王威廉三世通过《权利法案》，国王不得控制军队或审判官，不得废除法律或停止法律的执行，财产管理永久归于议会。政变巩固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王权的胜利——通过国会对国家实行统治。辉格党得益于光荣革命，1689～1710和1714～1761年间，政权在辉格党手中，支配着英国政治、经济生活。期间，经历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9～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03）。西班牙衰落，造成力量真空，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法国力图填补之；若法国攻占西班牙，欧洲将战略失衡，危及英国利益，且将摧毁168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颠覆辉格党的执政基础——导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并用军事政体代替资产阶级贵族统治——战争对于英国金融资本家和承办商有巨大利益，他们财富愈增加，辉格党的政治权力就日臻巩固。1694年，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英国政府为筹措120万镑，特许放债者组合为英格兰银行，拥有发行钞票的独占权——此为现代金融资本主义之发端。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用款1800万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5000万镑——近半数加在国债上。1717年，英国国债为5400万镑，1782年，增至23000万镑——不足百年历史的英格兰银行，从最初的辉格党党阀工具，发展为英国最大的债主，其发行的国债成为18世纪诸次战争的主要财政手段，不仅控制全国金融，还以巨款贷给盟国，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这一过程中，财富不断从国民及其殖民地向金融垄断资本集团与工业垄断资本集团转移，两者相融合，造成大规模资本集中，成为所谓的产业革命的资本来源——这是币值快速变动的制度成因——其战略冲击力，远优越于封建时期的中国与印度的货币制度的腐朽性，进而为殖民主义的扩张保驾护航。
传统经济学认为：若供不应求，则价格上涨，若供过于求，则价格下跌，决定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供求关系。然供给与需求可变，《三体系统战略研究》理论认为：稳定的货币体系，必在波动性、周期性之中实现其稳定性——主要货币增发量α1值可改变供给与需求，商品价格由币值决定，是币值在商品流通中的数量体现。α1值的快速切换，可打击微观经济。就是说：大宗商品价格随白银数量的减少而价格快速下跌，微观实体从预期价格上涨转而价格下跌，企业受损，被迫限产，造成不同程度的生产停滞——甚至产业萎缩，工人阶级穷困；若继续恶化，企业倒闭，失业加剧，后者比前者更具破坏性。银行垄断资本集团对白银数量实施垄断控制，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状态，微观经济领域将受到沉重打击。结算货币数量的突变，意味着币值改变，是可控指标，也是货币体系稳定的重要手段，非经济发展所能自然形成——这是1856年白银异常波动的技术基础。
四、大宗商品结算货币的数量变动对晚清及其民国的重要影响
清王朝时，中国实行银铜双重货币制度，国内可在铜钱和银两之间进行兑换。清廷规定：①征税起点在一两以上者必须收纳银两，一两以下者听民自便，乾隆年间，还把起征点减低到一钱。②银两制钱的比价，法定制钱一千文换银一两。完纳钱粮时，凡小户零星、大户尾欠，纳银时每银一分收钱十文。③政府规定纹银为标准成色。④政府会计都用银两核算。这些规定，意味着政府收税、大额支付只能用银两，不可用制钱，通商贸易多以银两作为计算、核算和折算其他货币的标准。即：清朝时期的主要货币是银两——大宗商品及外贸的结算货币是银两——故白银数量决定其经济的运行状态。
18世纪，随欧洲输入白银的增多，中国粮食价格持续百年上涨，约增长300%——该数据与西方国家对中国贸易增加额度相吻合：1760～1830年代，西方国家对清王朝贸易额由550万两，升至2260万两，增加约三倍。同期，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财产日益集中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腐败盛行，地方政府开征附加税，乾隆中期赋税较原额增加4倍以上，部分中农因赋税勒索而破产。以漕运为例：1732年，漕运价格——每条船船费130～200两；1800年，船费300两；1810年，船费500两；1821年，船费涨至700或800两。1796年，白莲教起义规模达几百万之众，历时9年，清政府消耗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全国四年财政收入。人口由1786年的39110万人，降至起义后的27566万人——百年通货膨胀引发人民革命，清王朝由盛而衰。1827年后，中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 白银外流，国内白银升值，引发通货紧缩，小土地者陷于绝境。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白银外流估计将近达到一千万两。至1848年，累计田赋拖欠约相当于整个国库的储备数量——通货紧缩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反应又引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1895年，《马关条约》，晚清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1901年，《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中华民族背负战争赔款的枷锁，走进20世纪。
1933年，美国实施白银购买计划，高能货币增长，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扩大，一般物价水平上涨14%，批发价上涨32%，农业产品价上涨79%——满足了“白银院外活动集团”与“农业院外活动集团”的通涨诉求。同时，国际收支盈余大幅增加，加速资本流向美国。1934～1936年，经海关及走私渠道，中国外流白银共计64531万盎司，多流向美国——中国发生通货紧缩，国内物价惨跌。1934年7～10月，物价下降21.7%，大批工商业者破产，农村地区大衰败——美国以通货紧缩的传导方式将大萧条强加于中国。1935年，中国因失去储备货币，被迫放弃银本位，改成不兑现纸币本位——至此，白银收购计划转而成为加速中国通货膨胀动力之源，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促成1948～1949年恶性通货膨胀。政治后果：严重通货膨胀导致蒋家王朝覆亡。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美国白银购买计划促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美国史家韦慕庭指出：“中国在抗战期间和战后的通货膨胀是导致国民政府垮台和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的主要原因。”
就通货原理及其社会基本制度而言：晚清王朝与蒋家王朝的历史命运何其相似，但其所经历的货币运动的方向却截然不同——晚清王朝在长期通货噢膨胀与快速通货紧缩的过程中衰落，后固守于地主阶级所有制，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工业化妥协方案——洋务运动，导致更加严重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历史局面，终引发全民道德反叛，覆亡；蒋家王朝极力推崇官僚资本主义，历经快速通货紧缩与长期通货膨胀，不仅没有通过新生活运动而构建全民认同的道德体系，相反，却在人民革命的硝烟中，黯然败退台湾岛。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五、次要货币增发量不能决定经济状态
美元与人民币、欧元，犹如历史上的黄金与白银。美元币值的突然改变——即：主要货币增发量α1的快速改变，决定着欧洲与亚洲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状态,欧元数量的多寡及其人民币数量的多寡就是失效的。
以下内容略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