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润泽东方战略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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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戴望舒《雨巷》偶感
：润泽东方
偶读《雨巷》：“撑着油脂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这是戴望舒本来的文字形式，其内涵就是江南小镇做白日梦的男子的自言自语，然而，戴望舒老先生“分行篡改”为：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
这就不是东西了——写不出来可以不写嘛。时至今日，某些附庸风雅之人，以为《雨巷》是天上的节奏，竟百读不厌——其实，这不叫中国诗歌，而是中国人“不好好说话”。中国诗歌就是遵循汉语固有频率（我们叫韵律）且追求表现该韵律的最佳匹配状态的艺术形式——离开了这一基本原则的所谓“新诗歌”，就不是诗歌，我们可以把它定性为“说话”，或者“不好好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戴望舒的诗歌根本不能算作诗歌。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
李商隐的这种大意象的诗歌，已成为中华民族爱情诗歌的瑰宝，是汉语固有频率的完美组合——反观戴望舒的“爱情诗歌”，其节奏编排还不如目不识丁的马车老板的节奏。在北方，赶马车的车老板惯用顺口溜——即：说俏皮话讲求押韵，这对东北的二人转产生了极大影响，是其常见的艺术形式。赵本山的小品就常采用。即便如此，二人转还是将其归类为“顺口溜”。
五四以来，打乱汉语固有频率的所谓新诗，如昙花一现——它企图通过打乱中国人的节奏而打乱中国人的思维。时至今日，这种图谋已经破灭了，人们接受的依然是唐诗、宋词和元曲这样的节奏。所谓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不过是一代骂街回城者的病态呻吟而已。
记得2002年，北大五四文学社就叫嚣：“我们写出了震惊古今中外的新诗歌”——当时，润泽东方就说：“新诗在哪里？没有人读嘛，写诗歌也要写震惊古今中外的诗歌？中国人都想当大师想疯了，找个笨蛋真是比登天都难。” 新世纪以来，有一种历史倾向是值得警觉的：打着 “新诗创作”旗号的所谓“新诗”，体现于这个时代的权贵阶级刻意将诗歌堕落为“叫床工具”的历史图谋——被誉为“慷慨激昂的民族喇叭手”的中国诗歌呈现颓废的态势——最近，有一首诗歌，这样写道：
当秋天的尖叫在一张床上溅起浪花
左边流淌的洪水就越涨越高骑在水上的猛兽
一次、二次、三次落进高潮
这时的死亡含有蜂蜜的味道
…………
其实，就是描写“叫床”。感叹：一个权贵时代的刻意阴谋，在解构汉语的固有频率的疯狂中、企望达到改造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之目的。这好比是盖房子，老屋没有了，新屋也无，仅剩下瓦砾。由是：一代天才诗人沦落为精神嬉皮士，在颓废的人生中制造着5000年来罕见之腐朽。
如下观点，或可抛砖引玉：1980年代，极力倡导西方精神分析学的刘再复，主张用治疗精神病的方法将中华民族整体的“无意识”唤醒，来看看“政教合一”的文化黑暗——而他自己分明就是阳刚于天下的精神病医生——当然，他自认为这些是历史所赋予的。《读沧海》、《又读沧海》被1980年代文学界捧为经典中之经典，盐中之碘盐，而曹操的《观沧海》在当下就不算什么东西了。
刘再复的“功绩”在于：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的文学作品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将整个描写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反抗殖主义压迫及其提倡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作品说成是缺乏想象力的、缺乏灵气、缺乏形而上的叩向命运层面的糟糕作品。在 刘 先生亲自领导的文化潮流下，要么是政治迫害的阳痿者，要么是高粱地里怪异的阳刚所生产出的革命的“杂种”......诸如此类，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脉相承的文化被无情解构。
中国的解构主义，其实就是严重缺乏文化修养与根基的一群人，企图霸占相应的文化领域的现实表现，同时，由于他们缺乏起码的理论基础而不能重建文化。
无意为谁说话，但足以作证“解构”的历史。
新文化在哪里？中华民族的心灵归宿又在哪里？
惟通灵者可自救——且必是中华新文化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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