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 张卫东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12 更新时间：2007-9-26
对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扬弃
——人类社会的文化选择学说
张开 张卫东
内容提要：自然选择是一般，性选择是特殊。在历史与逻辑完美统一的基础上，达尔文在其自然科学研究中，在总体上真正复活了哲学上的方法——归纳法与演绎法。人的所由形成恰恰是意识从本能的生命活动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人的意识则是自觉的意识，也就是文化意识。达尔文的真正的巨大贡献在于，他以其自然选择理论所支撑的进化论思想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理性所由产生的物质条件。但当他试图以自然选择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问题的时候，却遇到了巨大的阻碍。这足以说明自然选择严格的界限，也说明了人类社会有不同于自然界演化的另一套规律。只有在人身上，意识才获得了最终的解放，从此人类开始了有意识选择的文化过程，人类的选择能力从而逐渐强大起来，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与发展。“人类”这一概念本身就已经体现着它的对立面——一般动物，是在人类与一般动物的关系的基础上来规定的。与人类总体利益即人类文明相统一条件下的有意识地选择才是文化选择——文化。反之，则是反文化。
关键词：自然选择 性选择 意识 自觉意识 文化选择
引 言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①]恩格斯这段对给现代自然科学兴起时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19世纪的科学巨匠——查理斯·达尔文。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引起了整个自然科学的巨大震动，相对圆满地解释了物种的起源和人类的由来，其学说在他逝世后百余年中始终是自然科学以及“科学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础。
尽管达尔文学说影响巨大，可是并非所有的后来者都真正理解与把握了达尔文本人所关心的问题，甚至演变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表现为大多数人仅仅关注达尔文的第一部系统著作《物种起源》，往往不够重视第二部重要著作《人类的由来》。当然，后一本书的部分观点被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否定掉，但恰恰是此书充分显露了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考察了人类心理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因此，波普尔于一九七七年在剑桥达尔文学院讲演的题目就是《自然选择和精神突现》，他说道：“与这些哲学家相对照，我把精神突现看作是生命进化中的巨大事件。精神照亮了宇宙，我认为象达尔文这样伟大的科学家的工作之所以重要，正因为他的工作对此作了那样多的贡献。”[②]
所以，我们只有详细地理解达尔文学说的真正贡献，才会发现他的局限；只有理解真正的自然，才会理解人类社会，把握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一、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与进化是人们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对于前者，达尔文的确切定义是：“我把这种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以及那些有害变异的毁灭，叫作‘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无用也无害的变异则不受自然选择的作用，它或者成为彷徨的性状，有如我们在某些多形的物种里所看到的，或者终于成为固定的性状，这是由生物的本性和外界条件来决定的。”[③]进化论思想在早于达尔文50年的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那里已经明确提出，但是拉马克无法合理解释低等生物的继续存在。达尔文用自然选择完善了拉马克的学说，他写道：“根据我们的理论，低等生物的继续存在是不难解释的；因为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对于生物在其复杂生活关系中有利的那些变异。”[④]可见，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既可以解释物种由低到高的演化序列，也可以解释低等物种的继续存在。针对前一种情况，赖欣巴哈的评论是确切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最适者生存的原理是用科学研究的手段发展出来，并且以完密的进化理论形式表述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学说’这个名称被用来表示通过自然选择而实现的进化那种见解。”[⑤]所以，自然选择是进化得以实现的内在动力，内含于物种进化的每一个环节。
自然界从无机到有机，直到最后产生出思维着的精神，在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所支撑的进化论思想的指引下，得到了最完美的解释。因此，恩格斯说：“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是黑格尔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的论述在实践上的证明。”[⑥]比达尔文稍晚的德国进化论学者海克尔这样评价达尔文：“天文学中的万有引力论（牛顿），天体演化学中的宇宙星云说（康德和拉普拉斯）……生物学中的起源论（拉马克和达尔文），都是第一流的伟大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对其领域里的所有个别事实假设一种共同的原因，并证实同一个相互联系的领域里的所有现象都受到由这一个原因所得出的固定规律所支配，从而从重大的自然现象中来解释整个世界。”[⑦]达尔文把半个世纪所积累起来的大批事实材料加以论证，把生物学各个不同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集中到起源原则这一共同的焦点之上，并将它们加以统一的解释，概括和创立了自然选择理论，即达尔文主义。[⑧]
比较《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两部著作，我们会发现达尔文对选择所由实现的两个基本环节——变异和遗传——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物种起源》用三章来研究物种的变异：第一章研究家养状态下的变异，第二章用来研究自然状态下的变异，通过家养动物来窥测自然状况下动物的变异机理，最后第五章用来总结变异的法则。正如海克尔所说：“从自然选择原则中发现了变异的直接原因，而这正是拉马克所缺少的。达尔文作为一个实际的动物驯化者，把人工选择的经验用于处在自由的自然状态的有机体的身上。”[⑨]第二部著作《人类的由来》在完善变异法则的基础上[⑩]，深入探讨了遗传的法则。[11]对于这两个环节，达尔文总结说：“我们还应记住：各种高度发达的生物都已经经过了许多变异，并且每一个变异了的构造都有被遗传下去的倾向，所以每一个变异不会轻易地失去，反而会一次又一次地进一步变化。因此，每一个物种的每一部分的构造，无论它是为着什么目的服务，都是许多遗传变异的综合物，是这个物种从习性和生活条件的改变中连续适应所得到的。”[12]
因此，“变异性和遗传是选择所由进行工作的基础”。[13]变异着力于改变原有状态，产生个体差异；而遗传主要使物种特性确定下来。在此基础上，达尔文科学地解释了物种之间的过渡与转化，论证了物种在地质上的演替。他说：“按照我的观点，变种是在形成过程中的物种，即曾被我称为初期的物种。”[14]同时在《物种起源》第八章论述本能时提出“本能在自然状态下也是轻微地变异着的。”[15]在达尔文看来，一切都是流动着的。
在完成对物种起源基本规律的探讨得出自然选择理论之后，1871年达尔文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探讨人类的由来，并得出了性选择理论。自然选择与性选择的逻辑关系，笔者认为是抽象和具体的关系，达尔文是这样概括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性选择的作用有赖于物种的某些个体，在传代与繁殖方面，在与其它同性别的个体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而自然选择则不然，它的作用有赖于物种中某些个体，不分性别，也不分年龄，在一般生活方面，在对一般生活条件的适应方面，在和其它个体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16]
二、性选择
性选择理论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仅仅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但在《人类的由来》一书里则已经成为庞大的理论体系。性选择是针对第二性征而言的，达尔文对于第一性征与第二性征的定义为：“凡是两性分开而雌雄异体的动物，雄性的一些生殖器官必然是和雌性的有所不同，而这些就是第一性征。但两性之间还有和生殖的动作没有直接关系而被亨特尔所称为第二性征的一些差别。”[17]
首先，要明确性选择是针对雌雄异体的动物界，同一种动物两性之间的关系而言的。性选择着力说明了两性差异的第二性征的产生、发达与衰亡在不同进化级别的各个物种间的作用程度。
性选择的定义是：“雄性的所以取得他们现有的更为发达的结构，目的所在，既然不是为了更适合于在生存竞争之中取得胜利，而是为了在求偶的竞争之中，占些便宜，而比其它的雄性，稍胜一筹，同时，也是为了他们把这种便利传给了和自己属于同一性别的子孙——在这里，而不在别处，我们说，起了作用的一定是性选择了。恰恰就是这么一点不同于通常的自然选择的重要差别导致我把这一形式的选择定名为‘性选择’。”[18]可见，性选择与自然选择的关系类似于求偶竞争与生存竞争的关系。
其次，性选择只有在动物生殖年龄里才会发生作用。同时，第二性征的变异主要集中于雄性一方，雌性握有选择权。为此，达尔文指出：“对任何尚未达到生殖年龄的动物，性选择是绝不可能发生作用的。由于雄性动物的情欲强烈，迫不及待，它所从发生作用的对象，一般总是这一性，而不是雌性。”[19]
在以上几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达尔文展开了对动物界不同进化阶梯上几个典型物种在性选择支撑下第二性征演化的考察。
在动物界最低级的几个纲里没有雌雄分化，第二性征是无从发展的，所以性选择也就没有用武之地。在经历雌雄同体的软体类和蠕形类两个亚界的动物之后，我们在节肢动物亚界中的甲壳类这一纲才发现了第二性征的存在。因此，可以说，性选择的作用起点在于雌雄异体刚刚开始的时候。
通过昆虫类、鱼类、两栖类与爬行类作为过渡环节，终于到达了性选择作用程度最为明显的鸟类。性选择作用下的第二性征在鸟类身上表现得最为发达，[20]从而容易进行研究，达尔文也给予了足足四章来论证鸟类中的性选择。
鸟类的变异性主要发生在第二性征方面，“第二性征是特别倾向于发生变异的……我们也有理由可以相信，变异的发生，在雄性个体身上要比雌性个体身上更为容易。所有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是对性选择十分有利的。”[21]第二性征的变异主要集中于雄性一方，达尔文进一步指出：“说实在话，雌鸟在进化中所经历的变化，作为一个通例来说，要比雄鸟为少，是可以无疑的了。”[22]
在此基础上，达尔文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胚胎学”。在鸟类四章中，他非常关注幼鸟，并且说：“由于如此多的鸟种的幼鸟，在颜色上，在其它装饰手段上，没有经历过多少变化，我们就有可能对它们早期祖先辈的羽毛状态加以窥测，而作出一些判断。而根据幼鸟未成熟的羽毛所提供的间接的记录，我们又可以作出推论，认为自从那些祖先辈所存活的年代以来，纵观鸟类这一整个的纲，今昔一路相比，羽毛之美是大大地所有增进了的。”[23]可见，幼鸟的羽毛形态可以看作是一般的、抽象的形态，而成年羽毛（主要是雄鸟）是展开的具体形态。
最后，根据四章中所列举的事实，达尔文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战斗用的武器、发声用的器官、种类繁多的装饰手段、鲜明和显眼的颜色，一般总是通过变异与性选择由雄鸟首先取得，然后依据若干条遗传的法则用种种不同的方式传递给后代——雌鸟和幼鸟是被搁过一边，而比较起来只经历过极为有限的变化的。”[24]
通过哺乳类动物作为中间环节，达尔文考察了人类的性选择的作用效果。对人类的考察，他明确地意识到性选择已经无法解释现代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他说道：“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就人类说，在一个很早的时期里，当人刚刚够上人的身份或人的级位的时候，生活情况对性选择在许多方面要比后来的一些时代更为有利得多。”[25]这是因为在一般动物时代，意识处于本能的控制之下，从而有性选择活动的基础；人类的逐渐形成，同时伴随着意识从本能控制下解放的过程，理性注入了人的选择之中，性选择活动的基础日趋瓦解。
可见，性选择在动物界的作用程度，类似于数学上的“正态分布”，鸟类是其最高值，而两侧起终点分别是动物的两个极端——甲壳类与人类。
总之，自然选择是针对整个自然界各个物种的总体进化。自然选择是一般，性选择是特殊。因为，两性之中的某一性（主要是雄性）作为变异主体，另一性也就成了前者的一个自然条件，从而性选择也就成了自然选择的一个部分。此外，自然选择是性选择的天然尺度。达尔文指出：“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自然选择的制约，使它的影响不至于越出有关物种的总的福利的范围。”[26]
三、达尔文的方法
忽视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一书的重要价值，就必然导致在方法上片面的评价他。恰恰是这本书比《物种起源》更能真实详尽地反映达尔文的方法论。《物种起源》一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自然界物种形成演化的基本规律，另一个目的在于反对“特创论”，破旧立新之中达尔文主要应用了归纳推理的方法，并且以演绎法为补充。为此，海克尔有过一段精彩的评价：“如果我们对生物变化论的这两位伟大的奠基人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拉马克主要倾向于演绎法，他企图设计一幅完整的一元论的自然图式；而达尔文则与此相反，主要用归纳法，它主要关心的是通过观察与实验来尽可能可靠地论证物种起源论的各个部分。”[27]拉马克所处的时代能够提供的现实材料与科学条件远没有达尔文时代充足，前者进行相对抽象的、哲学上的演绎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没有拉马克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上的概括，达尔文的成就恐怕要推迟一段时间。
《物种起源》第一章考察家养状况下的变异，第二章考察自然状况下的变异。达尔文把有限的家养条件总结出来的一般原则进行推广、延伸到无限的自然条件下，进行比较、鉴别，很好的运用了归纳推理的方法。在有限之中理解与把握无限，恩格斯这样谈过：“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是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28]
在归纳推论出自然选择理论所支撑的物种渐进形成以后，达尔文巧妙灵活地运用了演绎推理，论证了地质记录的不完全和生物在地质上的演替。恩格斯指出：“由于进化论的成就，有机界的全部分类都脱离了归纳法而回到了‘演绎法’，回到亲缘关系上来——任何一个种属都确确实实是由于亲缘关系而从另外一个种属演绎出来的，——而单纯用归纳法来证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化论是完全反归纳法的。归纳法所运用的种、属、纲等概念，由于进化论而变成了流动的，因而成为相对的了；而用相对的概念是不能作归纳推理的。”[29]所以，“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30]
有了《物种起源》所奠定的基础，《人类的由来》的诞生就成了逻辑上的必然。两书的关系以及两个主题（自然选择与性选择）也均是演绎而来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主要采用了演绎推理的方法，并以归纳法作必要补充。
例如，达尔文在讨论人的一些种族会灭绝时说道：“既然看到生殖系统对改变了的生活条件有其特殊的易感性的这一条法则，又看到它也适用到我们最近的近亲，四手类动物，我也就很难怀疑，它也未尝不能适用到原始状态中的人了。”[31]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达尔文把论证完一般动物以后所获取的结论演绎推理到人类，非常典型的演绎方法。
《人类的由来》的第二篇与第三篇在论证性选择时，我们明显可以看到物种进化阶梯的历史顺序与达尔文的逻辑是内在统一的，历史与逻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本书中达尔文非常详尽地运用和处理了“并行现象”与“胚胎学”。
在鸟类与哺乳类第二性征的演绎推理环节上，达尔文说：“哺乳类与鸟类之间，在它们所有的一切第二性征上面，有如情敌为战斗而使用的武器、如供装饰之用的许多附赘悬疣、如各种色彩，一种并行现象是显著地存在的。在这两个纲里，如果成年的两性之间有所不同，不成年的幼小的两性之间则几乎总是彼此相似的，而在很大的一个多数的例子里，这幼小的两性又和成年的母动物相近似。也在这两个纲里，公的或雄的动物都是在进入生殖年龄不久之前才表现他们所属性别所应有的种种特征，而如果在此以前遭到阉割，这些特征就再也不出现了。”[32]所以，“一经考虑到这种并行现象，我们就会想到，同样的一个原因，初不论这原因是甚么，几乎是毫无疑问地在哺乳类和鸟类身上起过作用。”[33]
在哺乳类与人类第二性征的演绎推理环节上，他指出：“男女孩和成熟的男子或女子相比，则与后者的相象程度要比与前者的相象程度高得多，幼小的公和母的动物也有这种情况。”[34]通过对动物的考察，演绎到人类，“从这些，我们看到人的两性差别与四手类的两性差别之间所存在的并行现象是如何地亦步亦趋了。”[35]
与“并行现象”密切相关的“胚胎学”在达尔文学说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胚胎学一直是分类工作的最为可靠的指南，而如果我们信赖胚胎学的诏示，看来我们就可以这样地对脊椎动物的由来终于取得了一个探本穷源的线索。”[36]类似的情况反映到哲学上，我们就会力求发现矛盾的胚芽，以后的许多复杂而具体的各种形式与环节，无非是它的展开。达尔文进一步指出：“在胚胎学里，动物个体身上各个部门的先后发展，一般地说，正好代表着、并且也符合于这个动物所属的支系中各种动物的先后推演而出的程序。”[37]所以，不同种类的某些动物的胚胎是很相似的，反映了一种抽象形态，在一致性基础上的规律性才容易为人所掌握。差异性是在一般共同性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再现，通过分析现实的普遍和抽象的形态，是可以推论和追溯历史的。为此，达尔文说：“通过对人的胚胎结构的一番考虑，包括他所表现的种种可以和低于它的动物相类比的所谓同原的器官或结构、他所保留的一些遗留而发育不全的器官或结构、以及在他身上可能发生的一些返祖遗传的现象，我们，加上一番想象，就有可能部分地追忆到我们早期的祖先们所原有的状态，和有可能把他们大致不差地安放在动物系列中应有的地位之上。这样我们也就认识到，人是从一只有毛、有尾巴的四足类或兽类动物传下来的，而在习性上可能是树居的，并且是旧大陆上的一个居住者。”[38]
对于“胚胎学”的论述，最后让我们记下海克尔这段话：“每一个科学家，只要他睁大眼睛深入到黑暗而极有趣的人类胚胎史的迷宫，并能把人的胚胎史和其他哺乳动物胚胎史进行批判的比较，那么它就可以在这类迷宫里发现意义重大的能照亮我们人类种系发生的灯塔。因为按照生物发生基本律来讲，胚胎构造的各个不同阶段，是一种重演性发生的遗传现象，它像一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们祖先的各个相应的阶段。”[39]
综上所述，在历史与逻辑完美统一的基础上，达尔文在其自然科学研究中，在总体上真正复活了哲学上的方法——归纳法与演绎法。海克尔所担心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对立、经验成果与思想成果之间这种反常的和破坏性的对立，我们可以发现在达尔文这里是被彻底消除了。[40]
四、达尔文学说的局限和贡献
作为一个主张物种渐进生成的进化论学者，达尔文在论证人类的起源时必不可免地遇到了阻碍，他说：“在我们势不由己地达到这样一个关于人的起源的结论之后，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最大的难题是我们的高标准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性情又是怎样来的这一个问题。”[41]达尔文其实已经抓住了最主要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人类本质的、区别于一般动物的特征。
首先，在考察人的心理能力时，他写道：“如果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才备有任何心理能力，或者，如果人的心理能力在性质上完全和低等动物不一样的话，我们将永远不能理解、或无法说服自己，我们的这些高度的能力是逐步逐步发展出来的。但我们可以指出，人和其它动物的心理，在性质上没有甚么根本的差别，更不必说只是我们有心理能力，而其它动物完全没有了。”[42]他进一步指出：“人和高等动物在心理上的差别虽大，这种差别肯定是个程度上、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43]的确，人的心理能力或者干脆称作思维或意识能力是逐渐形成的，这是符合进化论原则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人和动物的分水岭是什么？人的类本质是什么？达尔文这样回答；“原始人，当他还只具有很少几种生活与生产艺术、而这些又是十分粗糙的时候，和当他的语言能力也极不完善的时候，是不是配称为人，那得看我们对‘人’这个名词所用的定义是甚么了。在长长的一系列生物类型里，下自某种猿一般的动物起，上至今天所存在的那样的人，而在逐级上升之际，又没有太多的迹象可寻，要在这其间认定具体的一个点，而说从这一点而上我们应该用‘人’这个名词来称呼，那将是不可能的。但这终究是一个很不重要的问题。”[44]抹煞掉自然界物种的渐进生成是荒谬的，而抹煞掉自然界的飞跃同样是荒谬的。到此，达尔文暴露了他学说的一个重要问题，他甚至认为道德行为是可以遗传的。他说：“依我看来，一些德行的倾向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都可以遗传这一点，在事理上是完全没有甚么不可能的。”[45]我们可以看到，在触及到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作用下所展开的具体环节时，就暴露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严格范围所产生的局限。所以，笔者认为达尔文学说的最致命的缺陷在于考察人类起源时，把人类拽入到一般动物系列之中，以自然的一般性演化来分析人类的特殊，抹煞了人类的类本质。这样，人类与一般动物的分水岭被去掉了。
在相类似的问题上，海克尔是何等地对达尔文亦步亦趋。他在论证国家秩序时认为：“我们只有掌握了关于人和细胞的结构和生命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才能正确了解‘社会机体的结构和生命’，也就是国家的结构和生命。因为国家是由人来组成的，而人是由细胞组成的。”[46]他进一步论证世界秩序时说：“人类后裔作为种族和民族几千年来为其生存和发展进行了斗争，它的命运也完全受同一‘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所制约，就像千百万年以来布满地球的整个有机界的命运一样。”[47] 相比之下，海克尔更为明显地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拽入到自然界来考察，以自然规律为视角来观察人类社会，抹煞了两者的根本区别。
达尔文学说的缺陷被一些人所利用，演变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割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联系是错误的，而取消二者的区别同样是错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就是取消了这种本质区别。为此，卢卡奇有详细的五点批判。[48]人类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在改变自然界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身，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这种美其名曰自然科学的方法就把历史根本取消了。在历史的进程中人没有改变自己。”[49]卢卡奇进一步指出：“达尔文的发现曾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然和社会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巨大的历史过程，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把进步的资产阶级科学所取得的关于统一的人类世界历史的概念摧毁了。”[50]可见，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理解为同质的这种观点是非常荒谬的。
其次，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有一个经常被达尔文提到的概念——人工选择，并且是与自然选择相对照时常常出现。在他看来，“自然选择”具有“人工选择”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利用选择，确能产生伟大的结果，并且通过累积‘自然’所给予的微小而有用的变异，他们就能使生物适合于自己的用途。但是‘自然选择’，我们以后将看到，是一种不断活动的力量，它无比地优越于微弱的人力，其差别正如‘自然’的工作和‘人工’相比一样。”[51]在达尔文看来，自然选择的活动是经久而持续的；人工选择只能利用大自然的恩赐，而不能根据人类自己的利益要求去创造。倘若人类前进的步伐停止于此，那么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巨大的贡献。很明显，“人工选择”并非无意识地选择，而是有日渐强大的人类理性内含于其中的有意识地选择。
写到这里，我们就会明白上面所引用的波普尔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解了达尔文的，而赖欣巴哈仅看到了半个达尔文。[52]达尔文的真正的巨大贡献在于，他以其自然选择理论所支撑的进化论思想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理性所由产生的物质条件。换句话说，是自然选择的力量把一种哺乳动物从大自然当中推到了人类的起点上，是自然选择促动了“人”的意识从本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意识从而成为人类主导世界的内在条件。
在动物身上，意识是从属于本能的。的确，在自然界中产生意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正如波普尔所言：“在更高一级层次上，这一大步是意识状态的突现。随着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之间的区别，又有些全新的、最重要的东西进入宇宙。它是一个新世界：意识经验的世界。”[53]
在人身上，人的所由形成恰恰是意识从本能的生命活动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实现的，自此意识逐渐控制和改造本能，而人的意识则是自觉的意识，也就是文化意识。正如黑格尔所言：“本能的行动与理智的和自由的行动的区别，一般说来，就是由于后者是随自觉而出现的。”[54]正是在人类自觉意识主导下，实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并且这种自觉意识是日趋觉醒、逐渐强大的。
五、文化的起源与规定
尽管达尔文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但当他试图以自然选择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问题的时候，就遇到了巨大的阻碍。从一定程度上讲，这足以说明自然选择严格的界限，也说明了人类社会有不同于自然界演化的另一套规律。理清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理解人类自身。
论证人类意识的形成与解放是许多思想家曾经关注过的，或多或少的区别了人类意识与一般动物意识，这样也就为我们从总体上进行规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柏格森在论证生命的意义时指出：“从我们的观点看，生命完全表现为一个巨大的波浪，它从一个中心向四周延伸，当它差不多到达圆圈时，就停下来，转变为在原地振荡：只有在一个点上障碍被突破，冲动才能自由通过。人类的力量记录下来的就是这种自由。此外，除了人类，其他动物的意识都陷入绝境。因此，人类不断地继续生命的运动，尽管人类并没有带着生命所具有的一切。”[55]这与波普尔对意识突现的各种可能阶段的猜想是比较接近的，波普尔推测了意识的起源及进化。[56]
对生命活动的性质，马克思是这样明确规定的：“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57]同时，人的类特性是相对于人所扬弃掉的，与之相对立的一般动物的生命活动而言的，是区别于一般动物的特性。所以，只有在人与一般动物性的关系中才能明确规定人的类特性。人的生命活动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文化选择，展开后的一个具体形式就是劳动。[58]换句话讲，人的类特性恰恰在于“自由的意识性”，这种“自由的意识性”是内在于人的生命活动的每一个环节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59]意识受本能控制的是动物，本能被意识改造和驾驭的则是人。在自觉意识主导下的生命活动才具有了对象性，自然界从而有了生命活动的痕迹。
“因此，动物的意识，甚至最聪明的动物的意识，与人的意识的差异是根本上的。因为意识就是生物具有的选择能力；意识与围绕实际行动的可能行动的范围是同外延的：意识是发明和自由的同义词。但是，在动物身上，发明永远只不过是日常的主题上的变化。动物局限在物种的习惯中，能通过个体的主动性扩展这些习惯，但只能暂时摆脱自动性，以便创造新的自动性：禁锢动物的大门刚刚打开，就马上关闭了；动物拖着自己的锁链，只是把它拉长了。而在人身上，意识砸碎了锁链。在人身上，也只有在人身上，意识才获得了解放。迄今为止的生命史，就是意识为提高物质所做的努力的历史，就是重新落在意识之上的物质在不同程度上粉碎意识的历史。”[60]柏格森这段精彩的论述，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只有在人身上，意识才获得了最终的解放，从此人类开始了有意识选择的文化过程，人类的选择能力即文化能力（文化力）从而逐渐强大起来，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与发展。
对于选择能力和自由主动者资格，卢梭是这样评说的：“因此，在一切动物之中，区别人的主要特点的，与其说是人的悟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因为，物理学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解释感官的机械作用和观念的形成，但是在人的意志力或者勿宁说选择力方面以及对于这种力的意识方面，我们只能发现一些纯精神性的活动，这些活动都不能用力学的规律来解释。”[61]笔者认为，这只能用文化规律来解释。
人类意识的形成与解放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人类自觉活动的效果却日趋显著，人类做出了日益准确的文化选择。正如恩格斯所言：“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预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知道和希望的。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62]所以，“自从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生物学进化逐渐为社会进化，为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所补充。宇宙活动的这一最新阶段——当前它的存在可能已受到威胁——也必须得到说明，必须找到适当的解释。有关这个新问题，正产生着许多问题，这是些新的、令人吃惊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可能先于对整个文化和文化历史的考察和批判性评价。”[63]
如果说自然界物种渐进形成的基本规律是自然选择，那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则是文化选择。文化起源于意识与本能之间的矛盾。因为，“人类”这一概念本身就已经体现着它的对立面——一般动物，是在人类与一般动物的关系的基础上来规定的，也就是文化活动与一般生命活动的关系。
当然，不是所有的有意识地选择过程都是文化选择，只有在与人类总体利益即人类文明相统一的条件下才是文化选择——文化。反之，违背了人类总体利益的有意识地选择就是反文化，反文化是一般动物性在人类社会中的“返祖现象”。文化选择首先是由个体发生，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是它的两个基础环节，经由文化的社会化，汇聚成人类总体的历史文化选择，推动着人类社会向更高的文明前进。正如纪树立所说：“历史本身没有思维器官，是人、被赋予理性思维能力的人在思考着。这种崇高的反省精神，永远推动人们超越自我、超越人类自身，使他们愈来愈远离动物的本能，愈来愈走向更高的文明。这是历史的理性的体现。”[64]
--------------------------------------------------------------------------------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7页。
[②] 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年，第445页。
[③] 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5页。
[④] 同上， 第140页。
[⑤] 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2页。
[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82页。
[⑦] 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郑开琪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259页。
[⑧] 同上，第67页。
[⑨] 同上，第67页。
[⑩] 达尔文一共总结了九条变异法则，参见：《人类的由来》，潘光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3页。
[11] 参见达尔文：《人类的由来》“遗传的一些法则”第353——359页；“准则六条”第715——744页。
[12] 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3页。
[13]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45页。
[14] 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5页。
[15] 同上，第310页。
[16]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32页。
[17] 同上，第325页。
[18]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29页；还可参见第510页的定义。
[19] 同上，第371页。
[20] “在鸟类一纲中间，种种第二性征要比其它各个动物的纲更为繁变、更为显著……”，同上，第555页。
[21] 同上，第648页。
[22] 同上，第720页。
[23]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58——759页。
[24] 同上，第759页。
[25] 同上，第914页。
[26] 同上，第370页。此外，还可参见第530、610页。
[27] 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郑开琪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28]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12页。
[29] 同上，第205页。
[30]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06页。
[31]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94页。
[32] 同上，第823页。
[33] 同上，第823页。
[34] 同上，第846页。
[35] 同上，第848页。
[36]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48页。
[37] 同上，第251页。
[38] 同上，第923页。
[39] 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郑开琪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59页。他同时认为：“两种动物在其整个形体构造及其自然系统中越是接近，其胚胎相似的过程就越长；在有关种类的系谱关系上就越密切，‘亲缘关系’也就越近。”第57页。
[40] 海克尔认为他那个时代：“纯粹的经验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形而上学家则‘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自然哲学’中两条探求真理的途径，即经验方法和思辨方法，自然是并行不悖的，可是直到今天，这两派在许多方面却还是背道而驰。”参见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郑开琪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页；他认为唯一的解决途径是：“对经验的片面的过高估价，如同对思辨的片面估价一样，都是很危险的谬误，两条认识途径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第17页。相比之下，赖欣巴哈掉入了“纯粹的经验家”的泥淖。参看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此书中对思辨哲学（以黑格尔为代表）展开了强烈的批判。
[41]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24页。
[42] 同上，第98页。
[43] 同上，第189页。
[44]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80页。
[45] 同上，第186页。同时，他也认为“教育”或多或少可以遗传，详见第856页。
[46] 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郑开琪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8页。
[47] 同上，第231页。
[48]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20——621页。
[49] 同上，第623页。
[50]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25页。
[51] 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6页。
[52] 赖欣巴哈认为：“达尔文的最伟大贡献就在这里：达尔文看到，进化的进步能够单用因果性来解释，而不需任何目的论的见解。”参看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4页。反对“目的论”或“特创论”仅是达尔文贡献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破旧与立新两个方面的结合才是完整的达尔文。
[53] 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年，第433页。
[54]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页。
[55] 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20页。
[56] 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年，第446页。
[5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58] 马克思说：“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劳动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同上，第63页。如果说，劳动是文化展开的一个具体形式，那么权力或权利则是另一个具体形式。权力或权利是文化社会化的内在条件。马克思分析了私有财产（私有制）的产生原因是异化劳动，可是为什么会产生异化劳动呢？劳动为什么会被异化？我们的逻辑必须继续向前推进，向历史的初期推进。从物（私有财产）到人（异化劳动）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到了人以后，问题就清晰了。是人自己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所以，在历史的初期，是文化的异化（反文化），是权力（权利）的异化导致了劳动的异化，最后导致了私有财产的出现。
[5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60] 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8——219页。
[61]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3页。
[6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9页。
[63] W．H．沃克迈斯特：《科学的哲学》，李德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89页。
[64] 纪树立：《编译前言》，《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年，第10页。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