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精英阶层整体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在网络上和学者群体中间，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争论持续不断，争论的双方最后往往难免意气用事。倒是毛泽东毕生信任的人民群众最具有民主意识，没有陷入这种无谓的争论和相互诋毁的俗套，他们总结说"毛泽东代表穷人，邓小平代表富人，×××代表坏人"。看来不是那些民主贩卖者最具有民主素质，反而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在自己的谚语中间，最能够正视事实和对垒阶层的利益和意愿，并且愿意容忍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评价存在，完全没有表现出自由主义者在网络论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压迫对方承认自己的感受不可的"民主法西斯"劲头，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民主素养。
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进入后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叫做"改革开放时代"。许多人把这个时代定义为是一个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变革时期，同时还说缺乏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配套，换言之，改革是一场经济改革而非政治改革，邓小平的总设计师地位显然就被赋予一个经济政策的设计师位置。然而事实刚刚好相反，中国最近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恰恰不是一个有"预先设计"的单纯经济制度变革过程，而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具有明确方向与目标的政治变革过程，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恰恰是一个政治变革的配套政策手段。
无论是改革过程的依靠力量，舆论动员过程，还是改革的服务目标和方向，在与毛泽东时代对比之后，都是一个主动自觉的政治变革过程，最近25年的经济政策的变换，是为了服务于政治目标。如果简单地加以概括的话，毛泽东时代是要求一切从多数人的利益出发，为了保障多数人利益的实现，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抑制精英阶层走极端；而后毛泽东时代恰恰相反，是一切为了少数人利益的快速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抛弃多数人的基本利益保障制度，寻求一种有利于少数人的财富分配方式和社会制度构架。按照今天已经公开的小秘密，就是邓小平先生的两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走一段资本主义。"
有人形容现实的政治过程是"关于瓜分全部国民收入的一场拔河比赛"，这一场拔河比赛的竞争双方是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很显然平民阶层人数占据绝大多数，如果在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接近的情况下，精英阶层是必然要失败的，国民收入分配将最终有利于多数人。为了保证精英阶层能够最后胜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间取得满意的份额，就必须让平民阶层丧失竞争意志，自动放弃参加比赛不出力拔河，或者让平民阶层无法凝聚自身的意志和力量，协调一致地参加比赛。因此精英阶层需要告诉平民阶层，参加拔河是毫无意义的，只能带来混乱和损失，最理想的状况是不要关心政治和竞争问题，单纯注重日常利益的增进。在政治上让精英阶层充分团结起来，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高度整合，同时尽可能瓦解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和组织能力，这是确保精英阶层在政治拔河比赛中间最后胜出，从而得以分得国民收入大部分的可靠保证。中国三种精英群体的整体化过程，显然就是一个阶级意志的凝聚过程，也是一个组织化程度提高和竞争力量急剧上升的过程；而让平民阶层在组织上完全分散化，并通过舆论引导让他们不注意政治上的"拔河比赛"从而损失竞争意志，就是一个削弱平民阶层意志和力量的过程，中国的国民财富和资源分配政策就是最后根据这个阶层力量对比变化来决定的。换言之，是政治上决定了力量对比，然后在经济上去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厘定，是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了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变革。邓小平让精英阶层关注政治，政治上需要整合才能取得胜利；让平民阶层去关注经济利益，而在利益上是存在竞争关系的无法实现整合，本身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谋略和意识形态战略。
实现中国精英阶层的整合过程，同时转移平民阶层的关注方向并瓦解他们的政治竞争意志，这个过程最后决定了中国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巨大竞争优势，这样一个政治转换过程的完成是邓小平主导实现的，因此可以命名为"邓小平过程"。
为了取得平民阶层的信任，通常的舆论战略很难奏效，毕竟是"事实胜于雄辩"，为此需要进行事实的教育，需要进行"喂奶"行动，实施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奶头乐"战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首先是动用国家财政给农民的粮食涨价，1979年粮食急速提价22％，接着是大面积给工人发奖金和加工资，胡耀邦曾经给四川的赵紫阳私下打电话，告诉他发放奖金是"政治任务"。虽然财政有限，不可能长期让下层受惠，但是有一个短期效果也就够了。而且也不需要长期给予老百姓以实惠，目的只是需要老百姓在事实面前信服"参加政治上的拔河比赛是一个错误"的光辉论断。我们注意到改革舆论是从清算文革的混乱和黑暗开始的，并且始终是坚持"一个中心"不动摇的原则，实际上并非意味着从此政治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策略。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据以认为改革是一场纯粹的关注经济问题的改革，除了说明他们对今天的政治利益感到还有需要提高的空间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并不明白真实的政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他们并不清楚如何要搞政治，应该从何处着手。相反，邓小平就没有任何幻想和错失，显得十分高明和干练，虽然他进行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换，但是言说方面却始终不谈政治，今天有人把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线索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舆论虽然按照邓小平关注的中心问题展开，并长期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但是改革过程完成的却是政权基础和服务对象的转换，这个舆论与事实的脱节，不是象何清琏诸蠢材所言的那样是一个错误，实际上正相反，它体现的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和谋略――只有在竞争对手不注意的情况下完成竞争过程，才能以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收益。
邓小平尤其高明的地方还在于他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与胡耀邦这样的蠢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龚育之的回忆文章，邓小平非常清楚如果否定毛泽东将会给政权的合法性带来困难，从根本上动摇政权的基础，官僚精英群体将失去自己占据优势地位的依据，所以不能放弃最好是垄断毛泽东旗帜（坚持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一个聪明的继承人总是不会放弃对"债权"的继承，而需要抵赖的只是"债务"。毛泽东旗帜是中华民族解放的象征，也是平民阶层政治经济地位上升的保证，这在老百姓中间是无可替代的，抓住了毛泽东旗帜，精英阶层就能够廉价获取老百姓的信任，减少许多说服与压服工作，而毛泽东时代对老百姓的"解放承诺"与"合作进步路线"对精英阶层而言当然就是一笔债务。邓小平先生非常清楚债权和债务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而胡耀邦却不清楚。1970年代后起，胡耀邦先生家里的一个常客，名叫吴亮平的人，在1978年开务虚会的时候，这个吴亮平根据与胡耀邦先生的"一致意见"在会上大讲毛泽东就是秦始皇，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多数是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上层，许多人在文革中间特权曾经受到过限制，优势地位也一度摇摇欲坠，因此从个人感受出发许多人对毛泽东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在这样一个出席会议的阵容里面，要为全面否定毛泽东造舆论当然是容易的，最后被邓小平出面讲话制止。今天一些没有见识的"高人"如王力雄辈，还在抱怨邓小平没有抓住1980年代的有利时机，在中国全面摧毁毛泽东思想，结果给今天带来困难，看来这个人的见识也不比胡耀邦更高，完全不清楚债权和债务的根本区别。
完全可以认为：除了邓小平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足够清醒的头脑和适当的政治智慧，在中国短期内促使精英阶层整合过程的完成。如果没有"邓小平过程"的完成，就没有中国精英阶层相对平民阶层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没有这个优势作为依托，那么朱鎔基在九十年代进行的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的四大改革，是不可能那么顺利完成的，从而使得今天的精英阶层感到如此心满意足，而老百姓却怨声载道。
二、为什么政治变革要以基本经济制度变换作为操作手段
马克思提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并把这个作为社会矛盾缓和的最后依据，确实，社会矛盾的紧张程度是与物质财富的紧张程度是密切相关的。要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或者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加可供分配的资源是一项切实有效的办法。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要在全部阶层中间达到这一境界就不那么容易了，除非能够有办法从外部大量汲取资源，成为欧美日那样的第一世界国家，通过垄断价格剥削全世界，非常不幸中国没有这一出路。那么运用"经济缓和政治紧张"的手段就只能在国内设法了，唯一可能运用的方式是集中有限资源优先满足精英阶层需要，从而促使精英阶层内部矛盾缓和，实现整合。搞政治当然要动用经济手段，最方便的就是动用财政资金，去实现缓和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减少政治摩擦与纠葛。
邓小平主政的时候，他非常注意这一手段的运用，首先他执行的是"以时间换空间"策略，这一政策的受益人是农民和工人。1979年国家财政预算用于粮食涨价的资金是30多亿元，执行的结果是130多亿，这一年用于对越战争的费用70多亿，结果出现170亿元的财政赤字，用完了历年财政结余80亿元，还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90亿元。这一政策的效果是要工人农民形成一个印象：毛泽东时代远远不如邓小平执政实惠。这只是一个序曲，正剧是如何缓和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与纠葛，把精英阶层整合起来。
在精英阶层内部，特别是在官僚精英群体内部，为了缓和矛盾与分歧，除了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平反之外，还伴随大量的经济补偿政策。除了补发工资、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之外，还给退出政治权力中心的人给予高额补偿，例如建设高规格的干休所和疗养院，分配给第一线退出的老同志，既然没有权力的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待遇，那显然在职的干部也要体现相应的优势，结果带来一股全国性的大建"楼堂馆所"和政府高消费的风潮，最后财政不堪重负，不得不在各地都成立一个"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办公室"，希望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特定的政治目标，当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小平的意愿，这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效果是明显的，那些反对邓小平政策的人，至少是相对平稳的退出了政治舞台，当然这是"软"的比较好捏。还有比较"硬"的人，难以彻底边缘化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去。这样大概还没有解决问题，在投票上获得小平同志推进改革所需要的多数，因此就采取非常手段，在"知识化、年轻化、正规化"的名义下大批提拔知识精英进政府部门，这样就带来了1980年代政府机构的急剧膨胀，党政官员数量在十年内翻了一番。在这个过程中间，知识精英群体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与官僚精英群体的合作程度在上升。
利用财政资金的政策操作，其后果是十分明显的，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原来在毛泽东时代，企业是要上缴高额税收，所得税比例是55％，盈利企业要上交利润，而国家财政也把扶持企业发展作为一个支出重点，每年财政支出中间一半以上是返还给企业，帮助进行技术挖潜改造，流动资金拨付等等。那个时候，财政实际上相当于全国企业的总会计，银行相当于是总出纳，国家体制设计上是为了集中财力办大事，经济上是出于统筹安排需要。由于邓小平接掌权力之后财政出现连年赤字，官僚精英群体在邓小平的带来下对财政资金的需要急剧上升，结果在有限的财力中间无法继续扶持企业了，这样官僚精英群体吃完了财政，就转而要企业去找银行，这其实才是1983年对企业实行"拨改贷"政策的真实背景。1984年出台中共中央给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企业的定性是要求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实际上等于说"你们企业上交的钱，小平和他的同志们为了政治需要必须用，你们企业不要再来找财政了，都回头找银行去吧。"这个决定实际上不过是肯定了邓小平上台之后，财政资金从此与企业无关的事实而已。至于企业是否能够再银行以合适的条件获取足够的资金，或者银行是否能够再一夜之间具备西方银行那样的贷款监管条件，那已经是没有办法考虑了，反正财政是已经没有钱了。这样的重大变化过程，实际上没有给相应的金融主体任何试验和改进管理与制度的时间，更不要奢谈什么事先的经济改革设计了。
然而从前的高税率和把国有企业的绝大部分可自由支配的资源，通过财政集中的方式并没有同时改变，这样中央财政实际上把国有企业继续当做提款机使用。换言之，是邓小平时代因为政治需要，挪用了财政中间用于帮助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财力（在原来的财税制度里面，这一部分财力是国家统筹安排，并集中在财政里面），结果是不恰当和过分地提取了企业财力，使得国有企业失去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当时的企业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捆住老虎放开猴"，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眼睁睁地看着毫无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积累的所谓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蓬勃发展起来，逐步蚕食掉自己的市场份额，实际上就意味着国有企业从市场上能够得到的资源份额逐步在减少之中，最后一些国有企业或者行业，就慢慢地失去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份额了，普遍地陷入困顿。国企陷入困境的原因，还因为国家在高积累时代普遍对国企实行的高税收政策，同时把从前高积累条件下累积下来老工人养老负担，在不做补偿和返还的情况下强制地转嫁给国企。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在1995年，如果考虑到税负方面的差别(全部工业企业按照产值的平均盈利指数为100)，国企按产值的盈利指数是175.27，乡镇企业是85.06，三资企业是64.61，此外国有企业还支付了604亿元的退休工资，结果造成国企在"净产值率"大大高于私企的情况下，却无法保留足以维持扩大再生产的资源份额，陷入普遍困境。
所谓国企衰退是管理体制不行，监督机制无效，都无法在经济现实中间得到确证。根据笔者自己的工作经历刚刚好是与实际情况相反，直到今天为止，中国最有管理经验的人员绝大部分都还是在国企之中，而且受过良好培训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大部分富集在国企里。根据笔者的经验，在所谓的新兴产业里如光缆制造行业里，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废品率往往要高出国企数倍，在老行业里面的差距就更大了。1980年代兴起非常猖獗的走私行为，以及大量的引进技术和产品进入市场，使得1980年代产品的生命周期空前缩短，例如电视机和手表的市场主流产品在1980年代就迅速完成了换代，国有企业原来的产品迅速过时，这也进一步缩小了国企的市场份额，减少了通过市场获取足够生存资源的可能，在企业先失去扩大再生产财力的情况下，企业市场份额的丧失使得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日益困难，国有企业衰败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原来在毛泽东时代是具有非常严密的财经纪律的，企业领导人对企业财产的支配和处理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即使要制造国有资产流失，其成效也必定非常有限。现在在企业已经明显失去明天的前提下，改革过程是以强化所谓的分权模式进行，甚至实施的是"以包代管"的改革措施（所谓的"包公进城，一包就灵"），结果在企业领导人的行为普遍陷入短期化的情况下，又通过改革进程疏通营私自肥的渠道，管理阶层就有能力和空间通过损害企业的利益来实现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企业领导人的自肥行为，当然要导致国企内部人心涣散，结果对工人的管理措施也往往在实际上陷入无效。国有企业没有明天的态势极为明显，也因为在这样的改革政策环境，结果引发了国企领导阶层普遍的行为短期化狂潮，结果反过来又加速了国企的衰败过程。
作为市场产品更新换代总是要进行的，但是如何合理地进行以及后果谁来承担的问题，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改革舆论中间完全没有反映，这个中国知识精英控制的改革舆论，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消费意愿绝对化――我只管要尽可能廉价的先进的产品，完全拒绝考虑生产者的处境和权力的结果。这个改革舆论和主流经济学家群体，在政治上是邓小平政治变换的受益者与自觉的合谋，在市场上是完全自利和短视的消费者，自己把自己的消费意愿绝对化之后，就自动遮蔽了自己的观察视野，所以恐怕无法指望他们对中国的经济过程进行合乎实际的分析。所以他们在关于企业和产权制度上的一系列推演，不可能不陷入"盲人骑瞎马"的状态，根本无法解释国企为什么会整体陷入困境，从邓小平的政治操作层面着眼，结合体现精英阶层消费意愿的产品战略看就非常清楚，国企垮台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也许有必要回顾一下农村的改革。
在农村改革问题上，是否实现分田到户，联系到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的几场严肃的争执。毛泽东认为只有集体农业才能实现共同进步，使得农民也能够利用农业机械，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让农业与工业保持正常的物质循环联系，同时毛泽东还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合作进步，是巩固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基础的唯一路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面单独有两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后来的人在这个方面不加回应，采取不争论态度，而是千方百计去论证"只有小农经济才能实现粮食增产"。
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党纲没有问题，路线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执行上，是共产党员的问题，要共产党内的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的当权派负责；另外的人（主要是在1980年代之后），认为官僚精英群体没有问题，共产党员没有问题，是路线和党纲要负责，这是1981年决议的调子。如果毛泽东的观点和判断正确，显然邓小平时代的官僚精英群体的多数，难以摆脱干系，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反过来如果是毛泽东错了，这些就是一贯正确了，即使犯了错误，也是路线使然，这一集体发展路线是毛泽东一力主张的，当然要由毛泽东承担主要责任，这样自己就可以洗干净了。
大概在理论上与毛泽东理论有困难，因此采取不争论策略，诉诸实践检验。在1980年代初期，不仅全国搞了包产到户，而且连续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注农业问题的。杜润生领导一批人专门论证生产队由于存在劳动监督上的困难，因此只能导致低效率，一些高人如林毅夫还认定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至于中国农业投入中间，到底是不是因为劳动投入不足带来产出不足，还是有另外的重要原因，中国改革舆论一律采取回避策略。对于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粮食开始稳步升，是什么原因，研究也多不关注。1978年到1984年化肥使用量急剧上升96％，对粮食增产到底是否起作用？主流经济学家和胡乔木主持的主流舆论也保持高度一致，从来不予置评。
到今天为止，就笔者所知，改革理论家和主流舆论都30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声称农村改革是多么成功。不管这些人是否自觉，都在实际上参与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争论，邓小平说官僚精英群体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是毛泽东要走集体主义农村发展道路错了，从而在反面就论证了邓小平和他的同道们一贯正确。
行文至此，可以做一个小结，邓小平支持的改革是从农村和行业开始，实际上是在继续与毛泽东的争论，毛泽东说是官僚精英群体犯了大错误，邓小平在理论上采取"不争论"策略，主流舆论和知识精英参与论证说经过"农村改革实践证明"没有这回事，是走集体道路不对（当然对于集体道路是不是必然导致干部大搞"五风"，这是小问题就无足挂齿了），要在政治上把这个具有重大争论的问题说清楚。在工业和城市改革中间，其实是小平同志为了推进改革，在政治不得不通过财政资金支出方向的转变来解决政治支持问题，这个财政资金运用方向上的转变，以及精英阶层为了消费意愿快速实现，注定了国企必然要垮台的命运。这样的改革，当然没有经济上的设计，但是政治上的设计确实是十分周密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改革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政治改革的设计师与掌舵人邓小平有着自己的不得已。
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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