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勤德老师的三篇系列文章立意很好,抓住了左翼队伍思想建设这个关键问题,希图对此有所推进。这种眼光令人钦佩!文中具体的观点,有的我表示赞同,有的则尚需探讨。张老师说得坦荡:希望看到大家的具体意见——“应增加什么、删掉什么、改正什么”。如此一来我们每一名战士都有责任表态,像张老师那样对左翼思想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实在的贡献。如能换来一个“众人拾柴”的局面,我想肯定是张老师和我们每一位同志最希望见到的。
启发。张文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文中提及的两件事。1、张全景在谈到如何认识前30年的失误时说:“这30年虽然有失误、有挫折,但那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并且得到了认真纠正;2、由毛泽民夫人朱旦华口述,马社香整理的《对毛泽东和文革的不断认识》一文说:“‘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包括‘新疆叛徒集团’冤案(朱旦华也因此受到过严重冲击)。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是深层次的。如果只计较个人所受到的委屈、磨难,就很难从战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不能出于公心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张文的这个观点涉及到了“文革”的失误,实不多见。失误能不能提?我感到确是失误的地方,需要我们大度地正视它。我们的大旗上一直都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样做才能团结民众的最大多数。空喊口号消除不了具体的疑虑,也就不能服众。但是这种大度会不会引发我们不愿见到的反弹呢?我想不会。首先,这些年严重的腐败已经从反面证实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现实必要性和历史意义,热度不减的唱红,持续升温的纪念,都是明证。在这个层面上毛主席路线已经深入人心,无可动摇。在这种条件下正视失误掩盖不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动摇不了毛主席的历史地位。“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那期间发生的失误(比如所谓“打击一大片”)只在针对某些群体(比如政治高层和文化高层)时具有普遍性,时间也相对较短。而近三十年带给国家民族的问题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同身受,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领导人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我是坚定支持张老师的观点。我从不主张过早地给任何人(自然也包括领导人)下定论。任何人都是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在斗争中展现自己的。按照我党的一般规则高层领导人在位要干10年两届——新任中央刚刚接手两年,他们可谓任重而道远。过早定论,一是不利于我们自己队伍的团结,容易分裂(目前的结果大家都看得见),二是不利于领导人对全盘的掌控,弱化了他对某些群体的号召力(在中间势力相当强大的时候这一点很重要)。我当然能理解另一派同志们的用心,那就是在纷繁复杂的斗争局面中对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起码要“盖”过反对的声音。问题是,在中间势力相当强大的情况下这种良好用心只能帮倒忙。如果我们将力挺二字放在他的某些具体做法上(比如反腐、强军备战等)就会扬其利而避其害。从气势上“盖”过谁不难,难的是帮助他扭转思想认识。
目前条件下的正确做法是:多谈群众斗争,少讲个人,把大家的关注点转移到自身的斗争上来。我们今天政治环境的改善与我们几年来的斗争(比如气势高昂的保钓游行、遍及全国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之间显然是紧密联系的因果关系。希望看到理论家能够从英雄史观还是群众史观这个哲学高度对此加以论述。
新三大法宝。这类思考很有必要,张老师具有这样的自觉和思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在这些年的斗争中感到我们队伍目前最需要思考和反省的还是“包容”二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暴露的问题很突出!一些人对不同意见的包容度几乎等于零,稍有不同认识,立刻报之以鄙视、敌视和冷嘲热讽,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一些战友渐渐走上“极左”的道路根子即在于此。总结经验找问题,这一点需要给予重视。张老师行文的笔触,可以感受到他对不同意见的那种恳切、耐心和循循善诱,这与他对敌人的那种大无畏战斗精神形成强烈对照!
邓评价。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整个社会粗粗地看来也要分为若干派。我们的策略怎样确定?我主张组织专家给以论证为好。一个必要前提是,这件事的处理要有大局观,要理性为上,而不应让感情占据主导(对此我党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例证,1936年处理西安事变和1947年撤离延安,后来的事实都证明了决策的高瞻远瞩)。与此相关,我认为对于“改开”三十多年取得的正面成就也要大胆肯定。成绩和问题都摆出来,这才符合马列主义辩证法。在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展示我们实事求是精神,这是一个历史的机会。实事求是能够显示我们的自信和正气,有利于全民族逐渐统一意志,减少内耗,结成促进民族复兴的强大统一战线。我以为,任何群众运动最初阶段很需要那种“打打杀杀”、慷慨激昂的气氛,但随着运动深入,总是要向理性回归,向理论的思辨靠拢的。停留在慷慨激昂阶段,原地踏步不思进取,革命事业就不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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